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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风明月入芸窗》施中心读书笔记之八

施中心

曾忆否 夜拍窗棂疑是他

值此崇民伯父诞辰130周年之际。我又一次怀着十分的敬仰,读完了《高崇民全传》。这本书虽然详实的记载了崇民伯父的革命历史功绩,我还是感到不满足。因为,在我的心里存有另一本书,那应该是一本别人写不出来的书。

五十年的岁月倏忽而去,半城明媚半城雨。历经生活磨砺的我,对丁香花强烈思念的那一道门扉,从来没有被尘封。我清晰地记得,文革时期,已经被剥夺了工作权利的崇民伯父,在浓密的丁香树下,用花剪小心翼翼的,剪去枯萎的枝叶,尽量保持树形整齐的每一个情景。在他晚年的那些日子里,他与被称之为平民之花的丁香树朝夕相伴。丁香花怒放的时候,他或是端坐在门廊的藤椅上,默默地欣赏着花蕊的烂漫,或是倒背着双手,在花丛中漫步徜徉,或是喜悦的招呼家人一起品味芬芳。这一桩桩,一件件,真的是,“思往事,惜流芳,易成伤。拟歌先敛,欲笑还颦,最断人肠。”

有人说过,“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团火,路过的人只看到烟。”崇民伯父心中那团燃烧不息的火焰,我一直可以看到,我,不是路人。

在后来的土默川插队生活中,在腾格里沙漠品尝孤独的时候,崇民伯父熟络的东北乡音,犹如阳光的面容,碧水溪流一般的亲切,一直陪伴着我。他对我的每一次教诲都是一团永不熄灭的火焰。把我的内心照的暖暖的。我坚强地顶住了塞外的苦寒,繁重的劳动,艰辛的生活。崇民伯父“一个人最难做的事情,是如何做好一个人。”的提醒,始终萦绕在耳边。使我能够客观的正视自己,做到谦虚谨慎,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更不做任何龌龊的事情。

待到我两鬓如霜,似乎到了对万般世事已经顿悟的时刻,崇民伯父对家乡黑黝黝的土地,对大豆、高粱丰硕果实的挚爱,对人民群众深厚的感情,还是一团在荒原上呼啸燃烧的旺火。一直照耀着我,使我从没有发出夕阳童话一般的感喟,落花流水春去也的叹息。我还在努力的读书,写作,从不疲惫。因为,崇民伯父对我们这一代人的殷殷期望,镌刻入了我的魂魄。使我的一生,都氤氲着淡淡的水雾,长满各种颜色的小花,使我的一生,都弥漫着清新的,爽爽的青草气息。这美好的一切,都浓浓的洇画在我内心的宣纸上,真的不可以轻易的抹去了。就像母亲给与的筋骨血液,父亲给与的性格气质,已经造成了一个无法改变的我。

我是崇民伯父第三子高大会少年时代的玩伴。崇民伯父居家院落很大,居室也很多,恰是我们这帮十来岁淘气的“顽劣之徒”恣意玩耍的乐园。于是乎,我们经常以学习小组的名义,在这里横行无忌。在桌子底下藏身,玩抓特务游戏;在地毯上摔来打去, 显示身手;在老伯父的秘书办公室里,肆意的高谈阔论,争执不休。崇民伯父和伯母对我们的种种劣行,却往往视而不见, 百般宽容。后来,从崇民伯伯的言谈中,我无意中发觉,他赞同小孩子们无拘无束,喜欢小小子们的虎头虎脑,他不喜欢小孩子们呆头呆脑,少言寡语,老成持重,满腹韬略的模样。这大概是他从来没有对我们的淘气行径而反感的原因。

崇民伯父的书房里大量的书籍,使我首先“改邪归正”。酷爱读书的我,一下子沉陷进去,无法拔出身来。我和高大会淘气的内容也由无端的打闹走向正轨。当时,崇民伯父根据周总理的指示,正在主持整理有关西安事变的历史资料。(在崇民伯父的主持下,收集,整理了有关西安事变的二百多万字的历史资料,为中国近代史的真实记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工作虽然繁忙,但是,当他看到我们开始热爱读书,很是欣慰,经常在空暇的时候,到书房里查看。有一次,我在阅读前苏联小说《旅顺口》时,被作者描写的,栩栩如生的日俄战争的战斗场面所深深吸引,甚至紧张的有点喘不过气来。崇民伯父背着手走过来,沉吟了一会,严肃的说:“日本,沙皇俄国两个帝国主义国家为了彼此的利益,争夺我们的领土,在我们中国的土地上,烧杀抢掠,残害我们中国人民。而作者却在歌颂这场罪恶的战争。这是一本坏书!”崇民伯父的提醒启发了我,虽然我很自信,不会受到坏书的蛊惑,但是,我却懂得了,书籍,同人世间所有的事物一样,也是进步与反动,粗鄙与优雅,高尚与平庸,光明与昏暗并存,崇民伯父提醒我们,人世间的好书浩如烟海,人生如此短暂,不能在坏书和闲书上盘桓,消磨大好时光。有一次,他发现孩子们沉湎于小人书难以自拔,耽误了正常学习,耽误了阅读好书的时候,崇民伯父干脆将所有的小人书投进火炉,烧个一干二净。崇民伯父多次说:“读书则生,不则入棺”。我们懂得了,他所说的,养成读书的好习惯,可以影响人的一生的道理具有非常沉重的分量。由于不断的阅读,我们始终觉得自己是一群嗷嗷待哺的青年。到了晚年时光,读书时间弥足珍贵的时候,更加体会到,阅读坏书,闲书,是在消耗生命,残害思想。如果没有崇民伯父当年的教诲,我们不会养成把坏书,抛到一边去的好习惯。

崇民伯父担任的国务工作很是繁忙,还是把青年人的成长,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他经常在餐桌上以及和子女们的随意聊天中,有意无意的,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述很多重大历史史实的发生过程和自己的见解。有一次,他看到我在翻阅《旧唐书》,若有所思的问我:“你觉得《旧唐书》精华是什么?”我那时候胆气壮,高声朗诵:“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然后,得意的说:“此言出自《旧唐书》卷七十一。”崇民伯父严肃的说:“年轻人读书要克服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毛病。阅读历史,绝不能一得自矜,浅尝辄止。否则,就会像《阿房宫赋》里说的那样,‘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见我的表情有些茫然,崇民伯父继续说:“学习历史一定要鉴别其真实性,懂得汲取教训,约束自己的人生走向。不为我们的后人留下谬误。否则,我们一定会被历史所教训。历史必须是真实的,清白的!”我懂得了,历史一定是客观的,凫胫虽短,续之则忧;鹤胫虽长,断之则悲。既不能断章取义,也不能随意涂抹,保持历史的清白,是我们对后世的责任。

崇民伯父对子女的舐犊之爱,可说是爱之深,情之切。他在外出考察工作时,闻听到孩子们的每一点进步,都要写一张条子回来予以鼓励,他的关爱也体现在对子女的严格要求上。男孩子很小,就要参加家务劳动,和公务人员一起抬土箱子倒垃圾,女孩子们在全家吃毕饭后,一定要承揽所有餐具的刷洗。久而久之,孩子们从事家务的好习惯蔚然成风。崇民伯父对老师非常尊重。他的孩子因为生病,需要请假,崇民伯父会亲笔写请假条子转给老师。他不能容忍孩子们背弃同学之间的友谊和同学之情。在我的记忆里,他就曾经为我们有的同学以洁身自好为名,抛弃同学、朋友的行为而震怒过。

无心插柳,树已成荫。他的言传身教,虽如霡霂细雨,照样绿了芭蕉,红了樱桃。在我和他家子女们相处的几十年里,他们的嘴里,从来没有吐出过一句粗鄙言辞,甚至一个脏字。崇民伯父给四个男孩子的名字里,都用了一个“大”字。他的四个儿子长大成人之后,也做到了行为大气,举止大方。他的四个女儿名字里,都有个“春”字。我在和她们几十年的交往中,也感觉到了春风拂面,平和怡然。崇民伯父的子女,都能做到淳朴、勤俭、平和,敦厚。我和他们每一个人从来都是融洽相处,他们也从来没有把我当做外人。用老伯母的话说,我这个人是个白活蛋,他的好几个子女就是聆听我瞎白活的忠实听众。我们和谐的在一起,面向翠花湾(崇民伯父的住居)一起而歌,一起而笑,一起而戏,一起而泣。他们在文革中,大部分人被打落到农村落户,但没有一个人,对艰苦的农家生活发出过怨言。他们脸上的笑容永远像崇民伯父那样灿烂;他们在陆续成家的时候,也从没有把对方的门第出身当做条件。我的玩伴高大会和平民子弟同学一辈子厮混在一起,须臾不能分离。他来到任何同学家里,赶上饭点,不管是一碗面条,还是窝头咸菜,棒子面粥,上桌就津津有味的开吃,在我们的同学、朋友圈里,大家都亲切的叫他大会哥。

忆当年,细微琐迹不等闲。崇民伯父身体力行,在子女的房间里见到一些碎纸屑,他也要躬身捡起。看到书房、小客厅、饭厅里的凌乱,他会摆放整齐。孩子们在放学的路上,碰到他的专车经过,他也绝不会让司机停车,径自而去。他的司机是个退伍兵,在老家已经有了对象,可是,在给首长开车以后,喜欢和一些女孩子纠缠。每接到这些女孩子打来的电话,只要在场,崇民伯父总是高声喝道“他在老家有爱人了!”崇民伯父经常在工作闲暇之时,带上围裙,到厨房帮厨。一切就绪后,他会亲切的招呼大家:“别玩啦,开饭喽!”他身上具有东北人特有的幽默和风趣。我们那时候,经常在电视里看阿尔巴尼亚电影。偶尔的,他也会坐在最前一排和孩子们一起观看。有时候,他会来上一句冷幽默:“这外国人怎么长得都是一个模样呢?”还没等我们反应过来,他自己倒先笑了起来。我长大成人之后,方才明白。崇民伯父是在告诉我们:“人,要诗意的栖居在大地上。”正派的,在大地上诗意的栖居,就是崇民伯父的家风。

崇民伯父不仅对子女,对任何年轻人都予以关怀。我们有一位同学给他写的信中,引用了几句李密《陈情表》的话,情绪有些阴暗、晦涩。他阅读之后,深为忧虑,再三嘱咐我转告这位同学,大小伙子火气应该壮实,一定不能丢失朝气,过早衰朽,无病呻吟。同时,他也向我们耐心的讲解了,《陈情表》的历史背景以及作者李密和晋武帝的其人其事。文革中,我曾经是一份红卫兵小报的主笔,写过很多不着调的文章,崇民伯父坐在门廊下的藤椅上,让女儿一篇篇的读给他听,然后,郑重的告诉我:“革命热情可嘉,讲出的道理却幼稚,还是要多读书!。”有一天晚上,闲来无事,我用小提琴拉了一首外国乐曲。第二天,崇民伯父和我说:“过去,我一直以为西方音乐是粗野的,看来不是,西方人也像任何民族一样,把欣赏美,创造美当作人生的功课。懂得美,创造美才能懂得如何做好一个人。”在崇民伯父的启发下,我才知道,我在小报上写的文章,由于没有把道理讲透,所以缺乏道理之美。崇民伯父批评我文章道理的幼稚,是我还缺乏发现人生之美的能力。我和玩伴高大会开始收敛了青少年的躁动,不知多少次,去电影院观看前苏联电影《青年时代》。我们都被电影插曲《我亲爱的母亲》所感动,我们确实体会到了母爱中,深沉而含蓄的美。我们也知道了,只有母爱,才使一个人永远也走不出自己的童年,走不出真挚的幻梦。我们俩也不止一次的观看前苏联电影《白夜》。这部电影表现出的幸福的到来和失去,是那样突兀倏忽,使我们两人遗憾的相对无言。其实,我们的心灵既然被打动了,就是在美的溪流里的一次徜徉。在后来的成长过程中,我和玩伴高大会从来都没有放弃对文学、舞蹈、音乐、美术、摄影艺术的欣赏。有一次,高大会在阅读完法国作家小仲马的小说《茶花女》之后,被女主人公玛格丽特所表现出的爱情之美,人格之高尚深深感动,甚至难以自制,他和我说:“我怎么感觉玛格丽特临终之前,高喊着的名字不是阿尔芒、阿尔芒!而是在喊着高大会,高大会?”从此,我和高大会各自站在自己的角度和高度上,领会着人性之美,我们知道了,具有追求美的愿望和能力,才能敲开道理的大门。

崇民伯父经常饱含深情地回忆家乡农家院里的高粱米水饭,黄米粘豆包,冻豆腐炖大白菜。他认为那才是真正的美味。我们也多次被老人家的回忆所感染,因为他的话语里,有一股泥土的芬芳,一份真挚的情愫,一份对人民的热爱。崇民伯父从来不掩饰自己身上的平民性。他到当年的战友和朋友家里做客,兴致来了,会盘腿坐在人家的钢丝床上爽朗的大笑,谈古论今。虽然盘腿坐在钢丝床上不够惬意,他还是稳如泰山,照坐不误。我和玩伴高大会都在崇文区一家平民子弟学校读高中。高大会经常把很多同学领到家里玩耍。崇民伯父从来都是亲切对待,该攀谈的时候就推心置腹,到了饭点,就招待大家一起吃饭。尤其是在文革时期,高大会经常领着我们这些“战友”们,在家里议论文革“大事”,探索问题,油印传单,甚至昼伏夜出,到街上去刷大标语。崇民伯父这时候正被迫赋闲在家,但是,他从来不对我们的行为发表异议,只是默默地注视着我们的作为。直到有一次,我们几位文艺宣传队的同学被社会流氓殴伤之后,崇民伯父对文革乱象的反感终于爆发了。他把所有的受伤同学接到家里疗伤。有一位手掌骨被打断的同学,崇民伯父就派自己的专车接送,到医院治疗。有一位脚踝骨受伤的同学,崇民伯父拿出自己珍藏的跌打丸,用白酒化开,亲自给这位同学敷药。看到这些,我们的心里都是暖暖的。感觉到崇民伯父,形象是那样高大、亲切。他就是一位亲切的长辈,是一位甘心情愿的,为年轻人铺路,搀扶年轻人在正确的人生道路上,前行的引路人。

从1960年到1968年,我在崇民伯父的身边,不自觉的,逐渐的从一个懵懂的少年成长为一个青年人。和崇民伯父也愈发熟稔。崇民伯父也如是,见到我的进步就鼓励,见到我的谬误就批评指出。1968年春节的大年初一,我去给老人家拜年。崇民伯父正在饭厅吃饺子。我想和崇民伯父耍点调皮。开玩笑的说:“大过年的,按规矩,应该给您磕俩头。”崇民伯父放下筷子,和老伯母一起朗声笑了起来,老伯父指着我说:“大过年的,也不正经,进了这个门,就上桌吃饺子!”当我夹起第一个饺子的时候,心里掠过了一阵不安和难过,因为,我们这一茬子年轻人,马上就要离开学校,走上社会了。我的玩伴高大会正在积极的酝酿着去部队当兵,我也在考虑离开北京,或是去东北兵团,或是去农村插队。也就是说,我很快就要离开可爱、可亲、可敬的崇民老伯父和老伯母远行了。

1968年9月21日,我离开北京去内蒙古插队的前一天中午,崇民伯父顾不上休息,要我过去谈话。我匆匆的赶了过去,老人已经坐在小客厅等候一些时间了。和我进行单独谈话。崇民伯父先是沉默了一会,才缓缓的说:“人过20多岁才离开家,走的有点晚,但是,毫不犹豫的走上社会就应该表扬。你去的那个土默川是北朝民歌里唱的那个敕勒川吗?”我说:“接知青的当地干部们说:土默川就是历史上的敕勒川。说我们那里的土地一马平川,黄河大鲤鱼比猪长得还大。”崇民老伯父哈哈大笑起来:“这话说的不真实,恐怕那里的猪长得还没有黄河鲤鱼大吧?”我也笑了起来,我知道,作为国家领导人的崇民伯父对当时农村、牧区的现状一定是了然在心的。崇民伯父沉吟了一会,眼睛微阖,轻声叨念着:“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他好像是想考考我,向我提问:“最后一句应该是哪一句?”我信口就说:“‘风吹草地见牛羊!’对吧?”崇民伯父郑重的说:“风吹草地见牛羊就是你们将来的前途,青年人走出这一步以后,必须要时时考虑,如何做好一个人。”崇民伯父虽然没有继续这个话题,但是,在我后来的成长过程中,崇民伯父强调的“如何做好一个人”这句话,始终在我的思索中,这句话的分量,始终让我感到那样沉重。

崇民伯父和我的谈话开始轻松起来,他饶有兴趣的谈及了他和蒙族乡亲们接触,交往的趣事逸闻,谈了他所知道的蒙族的风俗习惯,偶尔的,还笑呵呵的来上几句蒙族之间相互寒暄、问候的蒙古语。我听了,也不由自主的发笑,因为,老人说的几句蒙古语带有浓重的东北话的味道。崇民伯父特别感慨地说:“少数民族,一般的都特别朴实,善良,宽厚,都爱喝上几口,你顶得住吗?”我说:“那我可要认怂,我是喝上几口就上头!”崇民伯父呵呵的笑了起来:“喝酒盖脸的人好交往!告诉你一个绝招,按照少数民族的习惯,悄悄的把酒杯扣过来就妥了,人家不会强灌你。”逐渐的,我们的话题从如何与少数民族相亲相融,转移到1965年,74岁高龄的崇民伯父到西藏参加自治区成立大会这件事上。崇民伯父说:“本来,周总理要亲自率领中央代表团前往祝贺,但是,一方面由于国事繁忙,分身困难,另一方面,也有些人认为西藏有强烈的高原反应,担心总理的身体接受不了,坚决反对总理亲往。我们代表团归来以后,总理不止一次遗憾的说:‘高崇民同志比我还大七岁,不也是平平安安的回来了吗?’”说到这里,我看到崇民伯父的脸颊上,流露出了很满足、惬意,甚至有些自豪的表情。这个鲜活的表情,永远印刻在我的心中,永远不会忘怀。因为,我发现了老人的童心未泯,清晰地看到了他的眼神里流露出的,幼童那般天真可爱的模样。一阵阵热浪,不时地涌上我的心头。

在整个谈话中,77岁的崇民伯父没有一丝倦意,他用最通俗的语言,滔滔不绝的讲述着我们国家,我们民族的历史,讲述着他矢志不渝的革命理想,讲述他一生中所经历的很多事情。我完全听得出来,崇民伯父的每一句话都饱含着对土地的眷恋,对人民的挚爱,对年轻人的期望。就像艾青的诗句,“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我体会到,世界上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甘愿在困难的砥砺之下,永不屈服,永远热爱生活,永远为之奋斗!我终于明白了,崇民伯父的谆谆教诲,实际上,就是彰显着这种英雄主义精神。不知不觉中,我们的谈话竟然进行了四个多小时,还意犹未尽。这时候,老伯母进门提醒我们,晚饭已经准备好了。

当我走进饭厅,万万没有想到,崇民伯父想得那么周到,把我和高大会在京的所有好友,同学都请了过来,一起为我送行。当然,他所有的家人也都赶回来参加。崇民伯父如此的关爱令我更是感动。老伯母亲自下厨,忙乱了不知多少时间,准备了两大桌十分丰盛的菜肴。崇民伯父亲手开启了他珍藏的茅台酒,笑呵呵的对大家说:“这顿酒就是祝贺你们这些孩子们的成年酒!”送行宴中,崇民伯父三次走到我这里和我碰杯,老人豪爽的说:“东北人讲究实在,碰杯就要一口见底!”说罢,老人将杯中酒一口喝尽,还特地亮出滴酒不剩的杯底,我也是扬起头,一饮而尽。最后一次碰杯的时候,崇民伯父意味深长的说了一句:“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道远!”崇民伯父引用的《论语》上的这一句话,竟然是崇民伯父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如果我没有记错,崇民伯父这天下午和我长达四个多小时的促膝谈心,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他三次高举酒杯为我送行,大概也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在几十年的岁月里,我几次想拿起笔,给天堂里的崇民伯父写一封信,想告诉他:“您的这三个最后一次,把我的一生折磨的好苦,流下的泪水好多。”

1968年10月8日,我和崇民伯父离别后的第16天,四人帮及康生之流终于伸出了罪恶的黑手,将崇民伯父逮捕。。在秦城监狱的三年黑暗中,崇民伯父始终坚贞不渝,不说一句假话,不诬告任何人,宁做寸寸折,不做绕指柔。他大义凛然的说:“无论什么时候,有理就不要怕,不要被恶势力吓倒。”崇民伯父为忠于他维持历史清白的坚定信念,伏案疾书,写下了大量的文字材料,详尽的介绍了很多历史事件的真实情况,为很多他昔日的战友和同志们后来获得平反,提供了有力的证据。真的是“捧出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

1971年7月29日,崇民伯父在秦城监狱遇害。

1971年9月4日,我请假从内蒙古赶到崇民伯父家。老伯母和我的挚友高大会拉住我的手,强作平静的讲述了所发生的一切。高大会的书桌上,摆放着一副带有棒子面粥残渣的碗筷和两块钱钞票。这是监狱方面送回来的崇民伯父遗物之一。高大会凄切的说:“这两块钱是我爸爸被带走时,我妈悄悄放到他兜里的,没想到,三年里,他一分钱都没有用过!”听到这里,我实在控制不住,跑到厕所里嚎啕大哭。我平生第一次,体会到了流泪挟血的痛心彻骨之感,那种痛楚,根本无法用文字叙说。

9月4日这天深夜,我和高大会默默的坐在一起,谁也不想多说什么。只觉得眼前是一片茫然。我们的四周,也是死一般寂静,无处诉说的的痛苦,始终在折磨着我们。直到长安街上,电报大楼的钟声响起,我们才意识到,已是午夜时分。我不由自主的想到,崇民伯父要是看到我们俩,这么晚还在读书,做功课,聊大天,他一定会过来敲打房间的窗户,提醒咱们‘太晚啦,该休息了!’”我默默地拿出纸笔,写了四句诗“夕阳送我归故家,闲院簌簌飘落花。昔人未语千滴泪,夜拍窗棂疑是他。”

我以为,崇高而美丽的人生永远不是刻意的黄昏;匆匆路过的,甚至不曾目睹落花簌簌飘落的,也不见得是一种落寞。至于,折磨我们的,莫名的,并且抑制不住的泪水,仅是小精灵的跳跃。夜拍窗棂,时时关爱我们的崇民伯父,才是我心里永远的辉煌。

2021年11月16日,崇民伯父离去50周年之际,写于望都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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