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情报加速了一场战争的终结

刘加


刘开政1952年冬在朝鲜战场
刘开政1952年冬在朝鲜战场

路内在《关于告别的一切》一书谈到:“普通人掌握了大量的片面真相,最终信仰了片面,放弃了真相。”碎片即片面。问题是每个紧握碎片的人都认为自己掌握了全面,而真正掌握全面真相的人,又出于各种动机,层层加密,有些是一时之需,有些并非,仅仅是程序和习惯。由此,许多真相就像一块块石子扔进河流,被岁月的流沙所掩埋。其实,这世上曾经有过许多“精彩”,被“保密”掩埋了,仿佛一切从来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我父亲刘开政在朝鲜板门店谈判期间,经历的一件直接影响了朝鲜整个战局进程的经典情报战,就差点成为这样一块“石子”被“保密”的流沙所掩埋。

如果不是天意召唤当年板门店的同事李墨老人突然发声,而且恰恰是在我父亲即将走完86岁生命历程的最后一个多月,那么,我们和这个世界,都不会知道六十多年前,在朝鲜半岛,板门店谈判期间发生了一件“小事”,从而促使志愿军彻底放弃了准备已久的,同美军硬碰硬的第六次战役,迅速改为一场专门针对南朝鲜军队短平快狠仅仅14天的金城战役,并成功以此战役为朝鲜战争画上了句号。这件“小事”引发的历史进程骤变,其起承转合的真相和细节在哪里呢?

2015年11月17日《人民日报》所属《环球时报》在口述历史栏目,用一个整版刊发了军方情报界离休老干部李墨题为“板门店谈判,美军曾向我方‘送情报’”一文,文中首次披露了军方解密的一段历史事件:板门店谈判期间,刘开政从美军截获了一条重要情报,该文着重指出:“这件事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朝鲜战争的走向。”这条情报破解了板门店谈判拖延已久迟迟未能签字的真实原因,找到了化解之策,加速了这场旷日已久的战争的终结,拯救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该文还说到“这是近现代世界军事史上极为罕见的事。”这一篇文章为深藏已久的针对美军的第六次战役,为什么最后改为针对韩军的金城战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真相撕开了一个小角。

非常感谢李墨老人这样一位有情怀、有良知、有历史责任感的情报界前辈,他在文中说到:“朝鲜战争已过去60多年,我今年88岁,一体多病,艰难地把这件事讲出来,希望当时参战的各方能够以史为鉴。”虽然他不是当事人,也不是我父亲的直接上级,只是同一个部门的同事,所以他知道发生了这件事,而且影响巨大,但他并不知道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和具体细节,他在文中有些表述和推理,参进了自己的主观推测,与事实有一定出入,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这件事我父亲在《环球时报》公开刊发前,从未向任何人透露过一个字。包括他的妹夫,我的二姑父,他是军队高级干部,曾经在聊天中询问我父亲,你在朝鲜为何能荣获多枚高级别勋章?我父亲的回答是:“工作努力”。作为军队某政治部副主任的二姑父,深谙军中立功受奖的各项规定,知道事出有因,考虑到父亲所在部门的性质,也不便深究。《环球时报》刊发李墨的文章后,多家媒体希望采访我父亲,他都以身体不适推辞了。除身体原因外,我知道还有一个因素让他心有余悸。那是多年前他和朱当奎(原成都军区情报部部长)合作在某出版社出版了《中国曾参加一次最秘密战争》一书,引来了不小的麻烦。该书出版前曾报军方审核通过,但是在出版的某个环节,有人为提升吸引力增加销量,在未征得我父亲和朱部长同意的情况下,擅自添加了一些不够属实的内容,以致出版后引起高层注意,并批示彻查。当调查人员与该书中第一主人公,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当年中缅勘界作战前指总指挥秦基伟办公室核实时,秦的秘书转述了秦对此的看法:秦表示对刘、朱二同志是了解的,他们是他当年在昆明军区担任司令员时军区情报部门的优秀干部,(该书所写的那场秘战,当年刘开政为前指中方联络官,朱当奎为副联络官,负责与缅甸军方的沟通。)他们的原稿内容准确无误,后面添加有误这些东西,不可能是他们这种做事极严谨极专业的干部所为。因为老领导秦基伟上将态度鲜明地表态,组织停止了对我父亲和朱部长的调查,顺着其它线索,找到了事故原因和责任人,并给予了严肃的处理。“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这件事虽然没有我父亲的直接过错,但还是给他心里留下了阴影。几年后在出版《中国曾参加一次最秘密战争》的姊妹篇《悬剑》时,虽然有多位将军为这本书写了序言,但他还是执意只申请军内书号,限于军内发行。


与战友们合影,前排右二为李墨,后排右三为刘开政
与战友们合影,前排右二为李墨,后排右三为刘开政

李墨的文章发表后,那段时间,我父亲反复要求我读给他听,有一天,他听着听着突然说到:“有些事我再不说,也不会有人说了。当年在板门店参与这件事情的我的直接上级,我的直接上级的上级都已去逝,他们脑海中装满的真相也灰飞烟灭了。”隔了几天我父亲身体稍微好一点,他又对我说:“我来说你尽量记录下来,等有机会写出来,也是对历史的负责。”

因为我父亲身体每况愈下,讲述吃力,断断续续,有时语言模糊,有时思维紊乱,有时反复重复,讲记皆难,持续几天后,只好作罢。当年冬至,我敬爱的父亲走出了时间,生命定格在86岁,离李墨文章发表仅38天。苍天有眼,李墨一文是给我父亲最好的告慰,让他的大善举大功德得以见天,让他走的欣慰、安详、问心无愧。

回忆整理父亲口述内容,花了不少时间。把我父亲口述的内容与李墨的文章结合起来看,当年板门店谈判期间上演的那一出情报战的轮廓就渐渐清晰起来。当年中方代表团参与谈判的涉外工作人员主要由两部分人马组成,一方是以乔冠华负责的由外交部和国内其他外事机构抽调的翻译,另一方是以李克农负责的由志愿军各部队抽调的军队情报人员,李和乔对外基本不露面,即使偶尔露面也以外交部领导的身份示人,对内也很低调。李和乔负责的双方工作人员对外也统一以代表团翻译的身份工作,实际上李墨和我父亲均属代表团军方情报部门的工作人员。谈判工作持久而艰难,有时双方争吵一两个钟头就休会,有时甚至就只说了一句话,还没有坐下就各自转身离场了。大大小小前后谈了几百场,也没有谈出结果。

1953年2月的某一天,“队长”办公室通知我父亲立即去一趟,(“队长”是代表团内对李克农的称呼)。进门坐下后一位中年干部与我父亲谈话,我父亲说估计这个人是“李队长”的秘书或者是参谋,他没有任何客套和寒暄,第一句就问我父亲,“参军前你在华西协和大学读书吗?”我父亲当时脑袋蒙了一下,顿时紧张起来,因为当时军队内部政治清查工作抓得很紧,尤其对关键要害部门。华西协和大学又是美国和加拿大教会在中国办的综合性大学,包括医学院、药学院、文学院、理学院、神学院、音乐学院等等,在西南的影响举足轻重。他第二句话问我父亲:“你就读的医学院有一位美国的S教授吗?”并把S教授的照片递给我父亲看,我父亲看完照片肯定的回答:“他是我们医学院的教授”。这位中年干部板着的面孔开始柔和起来,他接着说到:“据我们掌握的情报,S教授的儿子正是美军谈判代表团里的S上尉。”他接着简要地给我父亲布置任务,要求我父亲创造条件自然而然地与S上尉“走近些”,发现情况向他单独报告……”走出办公室我父亲松了一口气,还好不是政治审查,那就干活去吧。

当时板门店谈判的氛围压抑,政治高压下双方的工作人员平时互相之间态度冷淡、对立。如何去接近S上尉,颇费思量。热情主动不但会引起对方感觉“反常”,也会引起中方其他人员尤其是朝方人员的警惕和误会,只好等待捕捉“自然而然”的接触机会。先熟悉了S上尉的基本资料,然后冷静的观察每次谈判结束之后,退场时S上尉在美方人员中的经常性站位。板门店谈判多数时间的印象:中方比较淡定而从容,主要领导邓华和解方脸上常带微笑,显得大气而得体。美方有时显得率性而自由一点,谈判完以后有时也会谈笑风生。朝韩双方像斗不完架的公鸡,横眉冷对,牙关紧咬,随时像要跳起来啄对方一口,尤其是朝方代表的面部表情钢毅而僵硬。


代表团中朝工作人员在一起,前排右一为刘开政
代表团中朝工作人员在一起,前排右一为刘开政

功夫不负有心人,通过一段时间“自然而然”的偶尔点头或者在上厕所“碰见”时主动打个招呼,尤其是在谈判桌上“狠下功夫”的精心翻译,让S上尉留意到这位“眼镜”的存在。一次马拉松似的谈判中,双方都精疲力尽,S上尉起身外出,我父亲估计他是去厕所,也果断跟上,小便后在洗手间,S上尉主动问:“你英语很好,出国留学过吗?”我父亲说:“没有,上学时学的。”他接着问:“什么学校?”知道久候的机会来了,我父亲马上回答:“华西协和大学”,“嗯,华西?”他听到华西医协和大学时不由自主的追问了一句,我父亲肯定的点点头。他马上又问读什么学院?“医学院”,我父亲答到。“你们的老师怎么样?”我父亲一口气说出五位著名教授的名字,把S教授放在第二位,他说他们都是非常棒的教授。听到这里S上尉虽然没有点破S教授就是他父亲,但面露喜色。我父亲知道已达到谈话效果,这时正好一位美军走进来,他果断结束谈话,向M上尉点点头回到了会场。

这之后虽然S上尉并不知道我父亲已经知道他是S教授的儿子,所以相处如常。大院里碰上大多还是点头而过,可能多一丝微笑。1953年3月底,有一次在洗手间相遇时,S上尉非常兴奋地向我父亲说:“战争就要结束了,我马上就要回美国结婚去了,”快乐之情溢于言表。我父亲表示祝贺,并问:“真的可以结束吗?”S上尉说:“总统在美国已经说战争即将结束。”说完匆匆离开。我父亲快速地在脑海里破译S上尉刚才这番话的真实含义,觉得与当时板门店掌握的美方情况基本吻合。

正如李墨先生在文中说到的,“从1952年下半年起,美国国内要求朝鲜战争停战的呼声越来越高。1952年是美国的大选年,美国前陆军五星上将、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艾森豪威尔在竞选中以承诺‘早日结束朝鲜战争’为竞选口号,在大选中获胜。1953年1月,艾森豪威尔上台后,美方代表在谈判桌上表现出很大诚意,并提出一些承诺和保证,谈判进展很快,但每每在敲定谈判签字日期的关键时刻,美方总是借故推脱,这令中朝高层领导都不知道美方葫芦里装的什么药。”

我父亲迅速把与S上尉的谈话和自己对此所做的分析,向“队长”办公室中年干部做了汇报,领导表示:“没签字前继续观察,不可松懈。”我父亲当时认为,只要S上尉一回国,他的任务就结束了,也没有收集到什么有价值的情报。他还是按上级的指示,继续观察S上尉的动向。此期间两次谈判成果都突然搁浅,谈判并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继续处于胶着状态。

半个月以后,李墨文章中所描述的那一段出现了:“1953年4上旬一天,刘开政午饭后到厕所里小解,美方谈判代表团的一名工作人员随后跟进来,低声对刘开政说:‘总统(指艾森豪威尔)很愿意早日签字,就是李总统。’他口中的‘李总统’指的是韩国首任总统李承晚。美方人员同时用手指了指韩国首都汉城(今称首尔)的方向,然后摇摇头,匆匆离去,时间不到一分钟。”李墨文章这一段所述时间、地点、人物都是正确的,但是因为他不是当事人,也不知道这件事的来龙去脉,所以细节和真相有偏差。实际现场是:4月14日午饭后,上厕所时与S上尉碰到,我父亲关切地问他:“怎么你还没有回国结婚去呢?”听完此话,S上尉突然怒火中烧:“回不成国了,结不成婚了,继续打吧。”并用手指着汉城方向骂道(英语):“那个王八蛋老李,不同意谈判签字。”话音刚落,S上尉发现自己失态说漏嘴了,立即改口说:“我刚才是酒醉胡说,不算数,不算数,喝醉了。”说完匆匆离去。

我父亲了解美国人的表达方式,加上谈判中“签字”这“临门一脚”总是戛然止步,怪异现象背后一定有股强大的神秘力量在博弈,美国总统在国内公开多次表态,希望尽快结束战争,所以这个阻力来自美方的可能性极小,结合刚才S上尉讲话中透露的信息。我父亲认定这是一条非常非常重要的情报,立即把这条情报和自己的判断分析向上级做了汇报。这条情报引起领导高度重视,那几天代表团的会议室深夜灯火通明,高层在不断地开会研究,我父亲被多次叫去询问每一个细节,甚至每一个表情,高层中也有人担心会不会是美方使诈故意误导,所以非常谨慎。几天后,意见一旦统一,决策和部署非常迅速。邓华当时已经是志愿军代司令员兼代政委,也是谈判代表团的一把手,所以,在获得中央首肯后,专门针对南朝鲜军队的金城战役方案开始紧锣密鼓地筹备。

李墨一文讲到:“得到美军情报的时间是4月中旬,而金城战役计划的提出也是在4月中下旬,基本上同步,这种一致很可能存在着因果联系,美军的情报即使不是唯一的根据,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李墨接着写倒:“1953年4月,我部接到上级紧急命令,要求向金城一线的指定地区集结,军首长在作动员报告时说:由于李承晚顽固地反对停战,我军要在金城一线给韩军一次沉重的打击。”

李墨是从60军抽调到板门店谈判代表团的,金城战役开始前返回部队,全程参与了金城战役。他在文章中写到:“我在战役开始后,曾亲口问询韩军俘虏此事,他们都说,对于我军这次大规模的战役,他们事先并不知道,长官也没有告诉他们做应战准备。当时我感到困惑,因为我下部队时看到,我六十军的步兵和装甲兵就算是在阴雨天都可以公开地向前挺进,韩军怎么会一点也没有发现?”

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那条情报使志司高层坚定了不把韩军打疼,李承晚不会同意在停战协定上签字的判断,并迅速调整战略方向,借正在进行的夏季攻势继续麻痹韩军,以气势如虹的金城战役打韩军一个措手不及。志愿军第六次战役的方案虽然在邓华的据理力争下,经中央高层批准,暂缓执行。改为边谈边打,“零敲牛皮糖”,一般战斗不超过营以上规模。但志愿军准备动员13个军,十个航空团参加的第六次战役方案,毕竟是一把一直掛在美韩军队头上的“悬剑”,也是美韩军队的战略防御方向,而且在韩军心目里,美军是挑大梁的。


与战友们在一起,最后一排右一为刘开政
与战友们在一起,最后一排右一为刘开政

许多历史的演变,都蕴含在时间里。仔细品味时间,往往有助于判明真相。朝鲜停战谈判于1951年7月10日开始,到1953年7月27结束,历时二年零十七天。大大小小谈判近七百场,成了折磨人的马拉松式谈判。我父亲获取的这一条情报是在1953年4月14日,志愿军开始制定金城战役方案是1953年4月中下旬,最高层批准金城战役是1953年6月上旬,金城战役实施是1953年7月13至1953年7月27日。1953年7月27日是金城战役胜利日,是朝鲜停战协定签字日,也是朝鲜战争终结日。这么多大事,发生在同一天,真的仅仅是巧合吗?显然不是。历史的“巨轮”如果没有巨大的力量推动,是不可能自发的到达目的地的。我父亲获取的这条情报,也许只是一场“飓风”的一个原点,一场“大爆炸”的导火线,但其价值与由此引发的共振效应是应该载入史册的:1、找到了“蛇头”,迅速判明了纠缠两年多谈判无成果的隐形巨大阻力是李承晚(蛇头)。2、无形中推动“打七寸”的金城战役方案迅速出台。3、取得了“一剑封喉”的成效,成功阻止了“战车”在朝鲜半岛的继续疯狂碾压,拯救了参战各方和朝鲜老百姓成千上万人的生命。

小记金城战役:由邓华担任战役总指挥,20兵团为主力(前期郑维山,后期杨勇亲自指挥),志愿军集中五个军的优势兵力于1953年7月13日向南朝鲜军第5、第7、第9、第11师发起全面进攻。当美军第3师和南朝鲜军第3、第6、第8师余部赶来救驾深陷重围的南朝鲜军时,作为战役预备队的志愿军第九兵团所属第24军,在代军长张震率领下立即投入战斗。南朝鲜军受到重创后,李承晚1953年7月27日给板门店南朝鲜首席谈判代表白善烨将军打电话,要求他立即与美军沟通,争取停战协议立即签字。当晚零时,拖了两年多的朝鲜停战谈判协议终于签字,朝鲜战争终于落下帷幕。

朝鲜战争已经过去60多年,至今余音缭绕,国际国内各种议论众说纷纭。我没有资格去评论,也不具备探讨的环境和氛围。我爷爷参加的另一场战争,我的态度却是旗帜鲜明的,日本人把坦克都开进咱们的家园了,那还有什么好说的呢?操起家伙狠狠地揍。爷爷参加的与日军殊死较量的每一场战斗,我都双手点赞。对我父亲参与的这次情报战,我也心怀敬仰。能在特殊的年代,特殊的环境里为拯救生命、止熄战火、争取和平而尽心尽力,奉献微薄之力。父亲您是一位大写的人,功德无量,大爱无疆,此生无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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