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上苇
《蜀警录》曾道 “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定蜀未定”，自清末民初以来，川、黔、滇与康、藏五省，屡屡乱先而治后。清末、民初西南诸省两度宣布独立，直到蒋介石执政二十余年后，民国中央政府对西南的控制力仍然相当有限。在各省之中，中央对贵州控制力较强，对川、滇地方实力派不过羁縻而已，对康、藏内政更是基本不能插手。
1949年9月25日新疆宣布和平解放之后，在中国大陆上即只剩下西南一隅尚未获得解放。人民解放军进军大西南，解放全中国的时机业已成熟。
为什么最后解放大西南？
《孟子》称王者之师“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后我？”连祖国版图上最遥远的新疆都解放了，人民解放军却连四川都还没踏进，自然应当有所解释。
自辛亥以来，四川人被滇黔军队欺负怕了，“川人治川”呼声浪潮高涌。川军虽然战力孱弱，但为了保卫地盘，一贯擅做牛皮糖式的纠缠苦斗，如川滇战争、红四方面军自草地南下的天全百丈关之战，都是外来军队被活活被耗死的战例，朱德、刘伯承还都曾亲历过。
自古取川无大战，但必须谨防触发川人的排外情绪，以川人取川自然是首选方案。同时，未被蒋介石彻底消灭掉的四川地方军阀，还有相当的社会影响力，也应当考虑选择与之有历史渊源的统帅以便开展统战工作。
最佳人选当然是二野的刘、邓。
渡江战役之后的几个月里，刘、邓和二野又在干吗呢？刘伯承作为南京市委书记兼市长、军管委员会主任，邓小平则作为华东局第一书记，当然都不轻松，但关键还是此时二野承担的重要任务，一时还真抽不开身。
渡江战役前，为应对外国军队武装干涉，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曾指示二野准备“两年内留华东，不做新的机动”。
由于渡江战役发展顺利，5月23日中央军委又决定以二野为战略预备队，待上海、宁波、福州、青岛等沿海城市解放，武装干涉可能性基本消除后，即准备“以主力或全军向西进军，经营川、黔、康”。所以直到1949年7月18日，二野前委才终于发出了进军西南的指示。
此时国民党军在西南方向还有近百万军队。分别是：从关中退至川陕甘边界的胡宗南部5、7、18等三个兵团，四川有西南长官公署张群所辖的14、15、16、19、20、22等六个兵团，两部合计有34个军85个师约50万人；云南方面，有卢汉部8兵团4个军；贵州方面，有谷正伦部19兵团2个军。
其中，胡宗南部战斗力稍强，宋希濂的川湘鄂边绥靖公署（即14、20兵团）也有两三个军尚可一战（2军、15军、79军），其他则皆为新组建的乌合之众，不堪一击。
历来中原王朝平定西南，皆率先取四川，次及黔、滇，明清两朝都是如此。所以国民党军在判断解放军进军西南路线时，也认为必然是先取四川，故在防御上重点围绕巩固四川。而入川路线也有两条。一条是自陕西入川北（如清将豪格入川平张献忠）；另一条是沿长江西上（如明傅友德平明昇）。由于长江水流湍急，解放军又缺乏现代水运力量，故国民党军判断解放军大概率是走川北经陆路入川。
基于以上判断，国民党军以川北为防御重点。以胡宗南所辖之18兵团李振部守陕南秦岭，构成第一道防线；7兵团裴昌会部守川陕边之白龙江、米仓山、大巴山，构成第二道防线；另以15兵团罗广文部位于川北剑阁地区，作为这一方向的战略预备队。
川东方面，以孙震的川鄂边绥署及湖北绥靖总部部队，防守长江以北大巴山亘巫山一线。以宋希濂部防守川东长江以南。
在川南则最为薄弱，只布置了郭汝瑰的22兵团（该兵团实际只有一个刚重建的72军，郭兼任军长）。
这是个掷孤一注于四川，而在四川又重北轻南的防御计划。
8月29日，蒋介石参加了一次重要军事会议。胡宗南的副参谋长沈策的“敌情判断”称：鄂西湘西一带比较平静。这个方向地形险阻复杂，交通不便，大兵团行动困难。鄂西北虽有一部分共产党游击队活动，但兵力不大，解放军不像有从东南立即向四川进攻的势态。川北方面有川陕公路，背后又接陇海铁路，交通便利，容易运送大部队。解放军在取得兰州后，必然挥戈南下，采取邓艾伐蜀度阴平、出碧口直取成都的战略部署，一路就近从甘肃直接南下，经武都出碧口；另一路沿川陕公路南下。两路会成一把尖刀，直插川西平原。如不提防，国民党军就将成为瓮中之鳖。
蒋对此表示同意。
来源：国家人文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