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功臣——崔星

1972年的一天,三位前辈推开了我家的大门。这时我的父亲江涛背着走资派的罪名离开人世五年了,很少有人肯与我的家人来往。三位专程看望我守寡的母亲和年幼的妹妹们的是谁呢?他们是父亲在抗战时期生死之交的战友崔星、张文进、李庚鑫。其中崔星叔叔与我父亲共同战斗的时间最长:抗日战争时期同在八路军太南办事处任股长,打击日本侵略者;解放战争时期同在二野十五军,从北向南打到两广;抗美援朝时期同在朝鲜战争,完成保家卫国的光荣使命。


崔星叔叔送给我母亲的相片

崔星(原名赵耀星),1918年8月出生于河北省深县,1938年1月参加八路军,同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时期,崔星历任河北民众抗日自卫军第1团政治指导员、营政治教导员,129师晋豫游击支队教育股长、385旅统战科副科长,十八集团军太南办事处调查科科长、派遣股股长兼壶关情报站站长,太行第8军分区情报处主任;参加了太行地区反“扫荡”战役、白晋破击战役、百团大战、平汉线破击战役、道清反攻等战役、战斗。



在抗战极端困难的1942年初,崔星从129师385旅统战科调到八路军太南办事处,任一科(调查科)科长,率领李自强、牛玉峰、黄醒民、周罗、安明堂等同志。1943年春,太南办事处与新1旅侦察股合并后,一科改为一股(谍报侦查股),崔星仍任股长。崔星与战友们的任务一是统战与反顽,二是情报与派遣。在统战工作方面,主要针对驻晋东南和豫北地区的国军24集团军下辖的27军、40军和新五军进行上层联络和争取工作。崔星配合李新农做27军的统战工作,当日军进攻国军时,在人力、物力上给予27军支持和协助,当日军引诱劝降国军时揭露、打击日军的侵略行径,争取国军官兵支持我军的抗日斗争。在情报工作方面,以长治为重点,用公开和秘密两种手段建立情报组织,设立长治、潞城、壶关、荫城情报站,配合部队行动和对敌斗争。崔星和邵风秋在壶关县建立了情报站和地下交通网,使情报能够迅速传递、汇集、上报。有一次崔星和李庚鑫得到情报,发现一支来路不明、番号不清的可疑“八路军”,分析、研究后认为是日军伪装潜伏到游击区的。他们及时向上级汇报,避免了八路军总部与部队的损失。



解放战争时期,崔星历任太行第4军分区(焦作地区)参谋处主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9纵队司令部作战科科长,第二野战军第15军司令部作战处处长,参加了豫北反攻战役、挺进豫西、伏牛山战役、郑州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进军两广战役等。

1947年8月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九纵队在豫北博爱县成立,1949年2月九纵改编为第二野战军第十五军。崔星跟随秦基伟司令员由纵队作战科长到军作战处长,组织传达上级命令,提出独具建树的作战方案,出色地协助首长完成作战指挥任务,危急情况下他连图钉都来不及取,一把一把地从墙上往下抓地图及时出发。他们逐鹿中原出太行,风雨跃进大别山,过黄河、渡长江,克郑州、围徐州,千里追击到两广,直到解放全中国。他本人两次被纵队授予“人民功臣”的光荣称号。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崔星先后任志愿军第15军司令部办公室主任、第15军45师参谋长、第15军副参谋长,参与组织指挥了第五次战役、五圣山阵地防御战和元山抗敌登陆准备等。

1951年3月崔星遵秦基伟军长命令先于部队进入朝鲜战场,学习第一批入朝作战部队的经验,了解敌军作战的特点与我军采取的对策,组织编印了《先期入朝部队作战经验》,对15军入朝作战发挥了极大的作用。4月22日第五次战役打响,崔星分析了部队的火力配备,认为应将对敌军空中优势的消极防御变成积极打击,请示秦军长和张蕴鈺参谋长后起草了《组织一切对空器向敌机射击》的命令,并挑起组织对空作战的重担。命令下发第二天,85团的机枪射手高荣成就用35发子弹击落一架敌机、活捉飞行员,133团击落敌广播机、轰战机、战斗机各一架。15军入朝后击落、击伤敌机83架,战士们由“怕飞机”变成了“盼飞机”。五圣山战役前,崔星任45师参谋长,他逐团实地勘察坑道阵地,他看到部队缺乏工具和炸药,就组织各团捡阵地上敌人丢下的钢铁和没爆炸的炮弹,架起铁匠炉打制铁锹、铁镐、钢钎,灌装炸药,顺利建成了能战斗、能生存的坑道防御体系,为五圣山战役的胜利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同时他提出主动地出击歼灭敌人,组织群众性的冷枪冷炮杀敌运动,挑选培训阻击手、选择并构筑射击阵地、灵活运用射击方法,六个月内45师冷枪冷炮歼敌7907人,摧毁敌坦克18辆、汽车88辆、地堡170个。



崔星回国后历任南京军事学院战史系主任、北京高等军事学院战略教研室教员组组长,国家科委军管会副主任,中科院革委会会副主任,昆明军区陆军学校校长、昆明陆军学院顾问等职。他1955年被授予上校军衔,荣获国家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二级解放勋章、朝鲜二级国旗勋章,1960年晋升为大校军衔,1988年被授予独立功勋荣誉章。2001年不幸逝世。

崔星叔叔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处事机智勇敢,为人厚道善良,我们深深地怀念他。

此文刊登在2015年6月《红色太行》报和第三期《长治方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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