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行英雄

从青年学生到党的干部的蜕变

江和平


我的父亲江涛48岁英年早逝,当时我年仅15岁,对父亲光辉的一生知之甚少。父亲撰写的大量手稿在文化大革命中遗失,留给我的自传、日记、笔记等资料仅约10万字。我把父亲的这些手稿用电脑整理、打印出来,对了解他的革命生涯有很大的帮助。


1945年初江涛任八路军太行军区第四军分区情报处主任

父亲自传手稿是当年的底稿,共19页纸,约8000字。这份自传我看过多遍,在建党百年之际我再次打开阅读,与以往感受大有不同。过去我比较注重父亲所做的工作、立下的战功、取得的成绩、获得的荣誉,而父亲的自传实际上是他由一名青年学生,成长为党的干部的思想升华史。

撰写自传的概况

父亲自传撰写的时间是1953年2月,他在朝鲜战场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情报处处长。撰写的地点是朝鲜平安南道桧仓郡阴暗潮湿的矿洞里,地面踩下去就是一脚泥水。那时志愿军的主要任务是反美军从东、西海岸实施登陆的备战,形势严峻、工作紧张,正如他在日记中写到的:“整日上午又都在处理电报中过去”。

我查看父亲那时的记录得知:2月18日下午,志司干部部袁升平副部长组织召开干部会,对部队干部开始评级工作做动员,要求每位干部撰写自传,并在月底写完上交。父亲利用战斗间隙的点滴时间撰写自传,于3月2日写完初稿,4日抄写完成上交组织。


江涛自传底稿

这份自传除了简要地介绍了父亲的青少年时期外,主要记录了1938年至1953年参加革命的15年间,他在政治思想、党性修养、政策水平等方面的成长过程。

为了抗战奔赴延安

父亲出生于地主家庭,幼年受溺爱,天资较聪慧,因学业好受师长喜爱,少年时养成了任性、脆弱、清高、好冲动、脱离群众等小资产阶级作风。

父亲在保定育德中学读书时,正逢民族危机加剧,全国救亡运动激发了父亲的抗战爱国思想。受学校里的共产党员与进步分子的影响,他开始接受共产党的主张。“七七事变”后,父亲知道了共产党领导的红军英勇善战,主张坚持抗战,于是抗战爱国热情更加高涨。那时候,他对党的认识还很有限,主要是从拥护党的抗战主张出发的。正当父亲苦苦思考该如何参加抗战时,他的恩师和培元(后任毛泽东的秘书)奔赴革命圣地延安,给他指引了一条民族救亡之路。1937年11月,刚满18岁的父亲没有与亲人告别,抛弃了舒适的家庭生活,中断了高中二年级的学业,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奔赴延安的道路。从那时起直到逝世,他戎马一生、转战南北,再也没有踏上过故乡的土地。

在党的大熔炉里锻造

1938年1月父亲长途跋涉来到西安,经八路军办事处介绍参加了共产党创办的“安吴堡中国青年干部训练班”。4月5日,父亲由当时的队长崔田夫、政治指导员罗毅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党员候补期三个月。5月,经组织审查、考核合格,他被派往革命圣地延安,在抗日军政大学第四期六大队学习。7月,他在抗大学习时转为正式党员。8月,他被选拔到军委二局谍报参谋班学习,至年底结束。这是父亲极为愉快的一年,他的革命热情达到了极点。

父亲参加了党所直接领导的学习,亲耳聆听了毛主席及党中央许多领导的讲话和报告,懂得了革命的真理,知道了许多从未听说过的事情,接触了许多新鲜事物。通过努力学习、刻苦钻研,他了解了社会发展史和中国革命的历史、性质、任务,明确了中国抗战的局势、特点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懂得了中国共产党的章程,树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坚信一定会实现共产主义。虽然这些只是初步的、感性的、肤浅的,在入党动机上也夹杂着“工作方便、利于进步”的个人成分,但一年来党的培养,使他树立了革命的人生观,坚定了为革命事业奋斗的决心,在政治思想上有了明显的进步与提高。

开启情报生涯立战功

1940年,父亲被分配到八路军129师司令部侦察科任参谋,1943年任新一旅侦察股长,1945年任太行四分区情报主任、太行军区情报处长。他工作积极热情,接受新事物快,受到组织上的信赖与重视,发展得较顺利,提拔得也较快,逐步成熟起来。

父亲刚走上工作岗位时,在清高与自命不凡的思想支配下充满着幻想,对有的老同志好“摆龙门阵”“谈老婆”等问题颇感厌烦与庸俗,而对于他们的长处认识不够。在1939年八路军总部参谋工作会议上,父亲聆听了左权参谋长关于新老干部问题的报告;在1940年刘伯承师长讲“反帮派斗争”时,他听到了号召新老干部团结的指示。父亲对自己的片面认识进行了自我批评,虚心学习老同志的优点,有事多与老同志请教商量。

1939年,在太行一分区赞皇县境内,为了要塞驮运粮食的事,父亲打了一位他认为消极偷懒的群众,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他非常难过,虚荣心受到了严重打击。党组织教育他:“不能因为受了处分而情绪消沉,相反应该更加积极工作……”父亲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加强了遵守党的纪律的自觉性和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原则性,工作中更加积极努力、小心谨慎,注意团结群众。在接下来的百团大战中,父亲因“和群众及地方干部关系好,工作积极,刻苦耐劳,完成任务好”,受到一等奖励。


1946年江涛任太行军区四分区参谋长

自请到野战部队锻炼

父亲在抗日战争中一直做我军的情报工作,组织上派他单独指挥过一些战斗,大部分由于组织计划周密、里应外合取得了胜利。但由于缺乏战斗经验,也暴露出他指挥不果断等缺点,于是他向组织表达了到野战部队去锻炼的强烈意愿。他在自传中写道:“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作为一个军事指挥员缺乏作战经验之苦,同时也认识到没有实际作战经验的人,参谋工作也是做不好的……”1947年8月,上级批准父亲由太行第四军分区参谋长一职(副师职)调到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九纵队25旅74 团任团长。

父亲到该团任职后,感觉部队的问题较多:直接领导对部队不熟悉,部队纪律松懈,战斗作风不强,加上行军作战任务频繁,仗打得不够好,部队减员较大。开始父亲由于缺乏经验,采取自由主义的态度,没有及时向上级详细反映情况,甚至产生了换一个部队的逃避想法。后来纵队党委领导在部队开展了民主运动与整顿纪律,在师旅首长的具体帮助教育下,父亲认识到自己在困难面前暴露的脆弱、自由主义、脱离群众等缺点,经过思想斗争后决定坚持下去,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经过整顿和磨练,父亲领导的74团在各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改观,并在郑州、淮海、渡江、两广、粤桂边等大规模战役中表现英勇顽强,取得了一次又一次辉煌的胜利,并涌现出了全国著名战斗英雄和优秀战斗集体。


1948年江涛任晋冀鲁豫野战军74团团长

成为真正的共产党员需长期自我改造

1950年2月,父亲从第二野战军调到军委情报部任部队侦察处副处长。他在工作中积极负责、细致认真,业务上注意学习、努力钻研,但也存在居功自傲、好冲动、想去学习不够安心的问题。在“三反”整党运动中,父亲严格要求自己,对照检查存在的问题,认识上有了一定的提高。他坚持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克己奉公、多做贡献。在今天看来并不重要的问题,当年父亲却在运动中做出深刻检查,如:请公家托人到香港代购手表,个人少出了些钱;工作中计算不周,多印刷了教材造成积压浪费等。


1950年1月江涛任中央军委情报部二处副处长

父亲认为:一个非无产阶级出身的人参加了革命,加入了党组织,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情。但这还很不够,如何改造自己的思想,使之完全成为无产阶级的思想,是非常重要、十分艰巨的事情,是个长期斗争、自我改造的过程。思想上、政治上的进步决定一切,其关键是注重政治学习,提高理论修养,加强党性锻炼,理论的真谛在于联系实际。从党性修养来说,理论联系实际是斗争的过程、实践的过程、锻炼的过程,所以掌握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非常重要。


1953年江涛任志愿军司令部情报处处长

在自传结尾处,父亲写道:“在革命斗争中,经常会遇到一些困难,在理论水平、政治水平、政策水平、业务能力较低的情况下,会犯一些错误,这时吃透党的指示尤为重要,往往是进步与提高的时候。而在工作取得成绩,个人有所进步与提高的时候,如何保持谦虚谨慎,兢兢业业,继续进步,则又是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

父亲的自传仅写到1953年1月他从军委情报部调到志司任职为止,即他入党15年间学习、改造、锻炼、提高、成长的过程。1958年,他从朝鲜回国后,到南京军事学院高级速成系四期学习两年,毕业后被任命为国防科委九局副局长兼情报所所长。他领导情报所走过了艰辛创业的发展历程,被《中国情报学百科全书》评为“国防科技信息事业的主要创始者和奠基人”。从一名热血青年成长为一名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父亲的一生正如他的悼词中所写:“江涛不愧为我党的好干部、好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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