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谏”一词的由来[①]

高凌松[②]

1、山雨欲来风满楼

1936年12月11日晚,从表面上看,西安市面平静,生活依然循着往日的轨道行进着。杨将军宴请中央大员,宾客满堂,海参鱼翅,高等菜肴,应有尽有,酒酣耳热,吆五喝六,座中不乏发国难财的暴发户。戏园中,易俗社照常演出,中央大员们喝茶聊天,偶而看舞台一眼,到压轴戏的名角儿出场,才跟着喝彩。散场后,对于迎面吹来的十二月寒风,仿佛也毫不介意。大街上人来人往,一切如常……人们谁也没有想到或是觉察到山雨欲来风满楼古城西安正在酝酿着一场震惊世界的历史事件。

西安城内,国民党的特务和眼线,无论明的暗的,都很多,可就连他们也毫无察觉。这一点要归因于张、杨的策略:蒋介石担心张、杨联合,他们就有意地使底层的小矛盾公开暴露,故意表示两方有矛盾存在,以麻痹蒋介石派在西安大员如邵力子、晏道刚和其他特务分子。所以西安事变,国民党反动派事前毫无察觉。特务头子戴笠事后向张、杨表示,因以张、杨为自己人,故未加防备云云。此无非掩饰其特务工作之失败而已。


张学良和杨虎城合影
张学良和杨虎城合影

2、秘密分工,精心布置

张、杨经过研究,最终决定捉蒋行动于12月12日凌晨开始。两军的分工是[③]:临潼捉蒋由东北军负责,105师师长刘多荃任总指挥;扣押西安城内的国民党大员,收缴城内南京系统部队的武器等,则由西北军的赵寿山负责。

临潼扣蒋是行动的关键,张学良亲自秘密部署,作战命令分头下达。这次作战分内外两线。外线作战,以华清池为中心,设外层包围圈,北边最近,在临潼火车站一带,南边在骊山一线,山的东边转向临潼城,西边最远,距华清池约三公里。东北军在西安附近只105师第一旅,辖三个团。另有卫队一营大部及卫队二营。外层包围圈由第一旅的一、三两团担任:三团驻临潼,负责包围东、南两面;一团驻西安南关至韦曲,负责包围西、北两面,总共约五千多人。这是当时能动用的最大兵力。二团守卫飞机场并警卫飞机场至东城门一线,不能动用。外线指挥官借用的67军129师师长周福成。

内线作战指挥官是105师二旅旅长唐君尧。11日下午,张学良派专机把唐从平凉接到西安,晚10时左右,张向唐交代任务。内线攻击,主要由华清池的卫队一营负责,营长是王玉赞。张学良特意增派骑六师师长白凤翔、团长刘桂五参加进攻华清池,因为二人枪法好,善于“掏老窝”,而卫队二营营长孙铭九缺乏实战经验,只负责带领卫队二营五、六十人在瀛桥埋伏,听到枪声后前去增援。12月10日,张学良曾带刘桂五以晋谒委员长为由,让刘察看华清池五间厅地形。守卫华清池大门的卫队一营的一个加强连,共200人。11日下午,张学良从华清池带王玉瓒回公馆,要王到105师副师长兼张学良的副官长谭海处接受任务,协同作战。

蒋介石来西安时只带了警备队一个区队(一排)和几个侍卫官,让张学良派部队守卫华清池大门(当年,华清池无后门)。此外,华清池外禹王庙有一排宪兵,临潼火车站还有一排宪兵。张学良动用了5000多兵力,内线作战400多人,一营两个连,二营又先后带去有120匹马的骑兵连和有80人并装备了摩托车的手枪排,全力以赴,志在必得。因为扣蒋是捅破天的大事,张、杨两将军在行动上进行了周密部署。(关于杨虎城在西安城内的布置可看相关的报导,此处略谈。)

3、张学良一锤定音

当夜,一切布置就绪后,张、杨两将军派人到西仓门76号把高崇民接来新城,王维之陪同前往。同来新城的还有洪钫、卢广绩、黎天才。张学良笑着对高崇民说:“秀才来了,要起个名称表明我们的举动。”高崇民当即讲了一段历史故事:“春秋时,楚大夫鬻拳劝楚文王赦放蔡候,以进图中原。再三苦谏,楚文王不从。后来鬻拳用刀架在楚文王的脖子上逼他,楚文王才答应了。这就是著名的历史典故‘刀谏’”。张学良听后明白了其中寓意,遂大手一挥,一锤定音,“此举就叫‘兵谏’!”。而后,张、杨拟定八项主张,交高崇民、洪钫、卢广绩、黎天才等四人起草通电,表明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对蒋做最后“兵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

1936年12月12日凌晨4时,王玉瓒打响了骊山捉蒋的第一枪[④]。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了。5时许确定蒋介石被捉到,“兵谏”成功了。

“兵谏”一词也随着西安事变传遍了世界各个角落。最初“兵谏”只是扣蒋逼蒋停止内战,一致抗战。加上“兵谏”的和平解决,才是对西安事变更全面、更完整、更有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全译。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中国革命的转折点,成为中国近代历史上最重要的历史事件。“兵谏”一词也成为西安事变的专有代名词一直传用到今。

参考文献

1、摘自丘琴等主编《高崇民传》,人民日报出版社,1991年版。及高劲松高凌主编《高崇民全传》,辽宁人了出版社,2019年版。

2、卢广绩撰写《抗日救亡,光复故土的不朽功臣》,登载于白竟凡等编著《忆高崇民同志》,华龄出版社,1992年版第38页。

3、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副主任兼西安事变史编辑组组长张魁堂撰写《临潼捉蒋史实全貌已基本查清》,见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121辑。曾登载于高存信白竟凡主编《西安事变与二二事件》香港同泽出版社,1995年版第190页。

4、王玉赞撰写《我是怎样打响西安事变第一枪的》,登载在《百年潮-纪念西安事变及和平解决80周年专辑》2016年增刊第2 期。登载于高存信白竟凡主编《西安事变与二二事件》香港同泽出版社,1995年版第169页。

【备注:关于捉蒋详细过程目前的版本很多,应以1981年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组织当事人员调查座谈会核实情况后,撰写的以上两篇文章准。】


[①] 摘自丘琴等主编《高崇民传》,人民日报出版社,1991年版。及高劲松高凌主编《高崇民全传》,辽宁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

[②]高凌松为高崇民之孙子女,高存信的子女高劲松 高凌 高长平三人撰写历史文章的笔名。

[③]张魁堂写的《临潼捉蒋史实全貌已基本查清》,见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121辑。张曾任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副主任兼西安事变史编辑组组长。

[④]王玉赞撰写《我是怎样打响西安事变第一枪的》,登载在《百年潮-纪念西安事变及和平解决80周年专辑》2016年增刊第2 期。及高存信白竟凡主编《西安事变与二二事件》香港同泽出版社, 1995年版第1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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