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委干部团三营政委罗贵波《革命回忆录》节选

秦关宋

军委干部团三营政委罗贵波 《革命回忆录》
军委干部团三营政委罗贵波 《革命回忆录》

一、跟着走

在红军学校上干队学习的都是团以上的干部。主要学习政治和军事,学习生活紧张艰苦,出操、训练、学习、听课,一天到晚忙个不停。三个月学习结束之后,没有把我调回部队,而是留在学校担任政治教员。

这时,刘伯承同志调任红军总参谋长,叶剑英同志担任红军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那时候,我的思想很苦闷,觉得上级领导对我仍然不信任,成天寡言少语,很少和同志接触。苦闷时,到河边走走,那条河是从城外流进来的,河上有座石孔桥,河面上没有船。

1933年冬天,中央把这个学校分编扩大为四个学校,即红军大学、彭杨学校、公略学校、特科学校。我被分到彭杨学校(以彭湃、杨殷两烈士命名)又称红军第一步兵学校,校址在九堡。

我们住在一座大祠堂里。陈赓任校长,刘希平任书记,他原是我的下级,现在成了我的政委,领导我工作。

学校下设两个军事营,一个政治营,一个参谋营。训练的对象主要是连排级干部。我担任政治总教官,负责学校的政治教育工作,没有担任领导工作。重要的会议不让我参加,重要的文件我也看不到,那个时候我了解的事情很少。

教员中有一些原是俘虏,睡在我身边的是国民党某师师长叫陈士基,还有一个是国民党工兵营长叫何涤宙。他们懂得较多的战术技术,不仅懂得战术理论,而且还有实战经验。这些人不适合到前线当指战员才留在这里。我同他们在一起,大家心里都明白是怎么回事,只是不流露。国家保卫局派了特派员住进学校,监督、审查这里的干部。当时陈赓虽然担任校长,但也是被审查的对象。

这些特派员都是些年轻的娃娃,神气十足,胸前佩带着一种特别的标志,是一种三、四厘米宽的小牌子,黑、粉黄色的俄文字,成天神气活现地在学校里走来走去。许多同志都提心吊胆地过日子。我们见到他们也须提防三分。

那些俘虏见到他们更是害怕。他们可以越过所在单位的党组织和主管干部,直接向上级保卫部门反映情况,搞得同志们之间的关系很紧张。

学校里曾流行过这样的顺口溜:”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特派员来谈话。”陈赓同志很看不起他们,曾开玩笑地同我说过:”他们这些娃娃,我干这个工作时,他们还穿开裆裤呢!神气什么?”

我当时很苦闷,认为自己不顾一切、忠心耿耿地参加革命,现在被怀疑、审查,有些想不通。

但是,有情绪归有情绪,既然参加革命了,还是要革命到底的。

我在彭杨学校工作时(1933年9月到1934年10月),正值第五次反”围剿”战争,整整打了一年。当时,毛泽东同志已经完全被排除于中央军事领导之外。

而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和战略方针在红军中可以说得到了全面的贯彻。不顾敌我力量悬殊的实际,与敌人硬拼消耗战。使得历经八年之久,千辛万苦,惨淡经营,刚日渐强盛壮大起来的中央苏区走向困绝之境。中央苏区十几个县的根据地,最后只剩下瑞金、兴国两个县。在蒋介石大举进攻下,中央苏区这一红色根据地终于为烟尘蒙蔽,为血光掩盖了。

在这危在旦夕之时,毛泽东同志试图力挽危局,坚定地提出将红军主力转移到外线,调动敌人和歼灭敌人,用以保卫和扩大根据地。但这一正确主张又遭到拒绝,红军接连不断地失败,军无斗志,群情低落,无法保卫根据地,最后不得不突围逃跑。

1934年10月,是中国革命史上最严峻的一页。面对极其危急的形势,人心处于极不安定的状态。彭杨学校的干部、学员们都预感到将有大的行动,但会是什么样的行动,谁也说不清。又不敢问,特是那些俘虏来的军官,更是忧心忡忡。每个人的心里都是焦燥、烦闷、待、希望。

一天,中央军委突然来了指示:”命令红军大学、红军第一步兵学校,红军第二步兵学校(即公略学校),*

特科学校,合并组成红军干部团,委任陈赓为团长,宋任穷为政治委员,下设四个营和一个上级干部队,全团一千多人,随中央纵队行动。”

开始确定的名单里没有我,我想怕是要把我留下。倘若留下,一是要掉了脑袋,一是跟项英、陈毅打游击。后来又通知我跟着走,但往哪里去,干什么,我都不清楚。只通知我到干部团三营作政治委员工作,没有正式宣布,只有稀里糊涂地跟着三营走。

红军打湘江之后,才正式宣布我任干部团三营政治委员,营长是林芳英。干部团的主要任务是警卫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保卫中央领导同志的安全,并负责储备、培训和为部队输送干部,是中央纵队的一支主要战斗力量。

到湘南后,我们三营奉命跟随中央军委机关,直属总参谋部作战局指挥,实际上是中央军委机关警卫营。行军时,沿途担任警戒和保卫中央军委机关,并负责中央领导驻地四周的警戒。

遵义会议期间,负责遵义城内和会场外面的警戒任务。在抢渡金沙江时,三营是先遣队。三营随同干部团在长征中参加了土城战斗、遵义战斗、建安战斗。三营还担任过守乌江桥和在安顺场上游担任警戒任务,掩护红军全部通过泸定桥。

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干部团同红军大学合并改称红军大学,三营也就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10月中旬,我们从九堡出发,过于都河,告别这块曾养育过我们的红色土地,走上长征之路。像许多红军指战员一样,我的心情非常激动,不断地回头,凝望中央根据地的山山水水,告别河边送行的乡亲。乡亲们伫立在土坡上,默默地为我们送行,脸上都挂着愁容,有的还暗暗地揩去眼角的泪痕,他们简单地重复着一句话:”你们要回来呀,你们要回来呀!”我在这里战斗了八年,亲眼看到苏区人民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的牺牲和贡献,他们向红军输送了大批优秀儿女,给红军最大限度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的鼓励和支持。*(附:干部团,是由红军大学、红军第一(彭杨)、第二(公略)步兵学校、红军军政学校、特科学校,五所学校的教员和1934年的入校学员合并组成的。)

想到这些我不胜留恋,依依惜别,脚步放慢了。很快”紧跟上!紧跟上!”由前面传过来的低声呼唤,又使我迅速地走上新的征程。

出发时,中央纵队真说得上是在大搬家。一共几千人的中央军委机关,带着印票子的印刷机,兵工厂的机械,医院的医疗器械,大炮、小炮,辎重如山,骡马成群,如此辗转行进,使得红军的处境非常危险。

不仅干部团,几乎使所有的战斗部队都变成了掩护队。当庞大队伍一进入五岭山区,山深林密,路隘流急,更是拥挤不堪。有时每天只走十几里,一夜只翻一个山。为了隐蔽,经常夜行军,碰到沟壑、陡坡就要停下来,在半山上宿营。战士们身上裹着毯子,顺着山坡躺下,或靠一棵树坐下,眼睛一闭就睡着了。有些部队经常不能按时到达宿营地。

我们三营跟着中央军委机关走在前面,遇到部队交叉时,或者辎重阻路时,我们可以全权处理,命令其它部队暂时停止前进,让中央机关先通过。所以,我们是可以按时到达宿营地的。一般是拂晓出发,黄昏到达。常常是我们吃过早饭,干部团的其它营才到达。

宿营地四周,中央首长的屋前、房后,都由我们三营担负警戒。每天行军的路线,经过的村庄,到达的地点,沿途有关的敌情及我军的情况和我们应该注意的事项,统统由总参谋部作战局长彭雪枫、张云逸同志当面交待,几乎天天受理任务。

长征最初一段行军中,朱德和周恩来经常在一起,指挥五个军团的作战行动。朱德同志虽然是司令员,有一匹骡子,但他像普通战士一样,经常徒步行军,而且常常走在队伍的前头。经过一日奔波,十分疲劳了,而前面又遇陡坡,他才骑一阵骡子。

中央军委的领导同志工作紧张繁忙,很辛苦,几乎每天都要指挥部队同前、后、左、右、天空,五个方面的敌人作战,尤其是周恩来、刘伯承更是忙个不停,一到宿营地,就要处理电报、报告、文件,研究敌情,有时通霄达旦地工作。行军时,伯承同志坐在马背上,摇摇摆摆,似睡非睡。恩来同志身体不大好,但很少坐担架,只在他十分劳累时,才略微躺在担架上休息一会儿。

那时候,我们的译电员、报务员也很辛苦,到了宿营地,马上架电线,整天整夜地摇着马达。炊事员、饲养员、传令兵更辛苦,在别人行军时,他们照样行军,别人休息时,他们还在紧张地工作。

敌人百万大军,沿途围追堵截,我们处处挨打。战士们疲备、饥饿,连续不断地同敌人周旋,边走边打。

天上狂轰滥炸,地上炮声隆隆,战士们弹尽枪折,反复拼杀,浴血奋战,前仆后继,其勇猛,其壮烈,到了鬼哭神惊之地步。我们终于渡过湘江,冲破了蒋介石的第四道封锁线。

但红军却不得不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八万红军一下损失了五万之众。这就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所造成的惨剧。

1935年1月初,我军渡过乌江,1月7日凌晨,红军巧夺遵义。1月9日我们三营随着中央纵队,进入遵义城。

遵义是黔北重镇,是贵州第二大城市。这里是黔北各种土产的集聚地,是汉、苗、黎各族商旅云集之所,既是新城又是老城,市面十分繁华。当时,一块大洋可以买到五、六斤猪肉,或三、四斤盐巴,或两、三丈布匹,或一斗多米。

解放了的遵义城,爆竹震天,欢声动地,街头上到处在召开欢迎红军的群众大会。

在遵义,刘伯承兼任遵义警备司令。他告诉我们,要在这里召开重要会议,命令我们做好会场周围及遵义城的警备工作。

1月15日清晨,我们在会场的周围布满了岗哨,我和林芳英、霍海源分别带战士在各条街道和会场的四周巡逻警戒。

我看到,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朱德、刘少奇、陈云、博古、邓小平、刘伯承和各大军团的首长,及一些叫不上名字的中央领导同志,先后步入会场。最后,个子不高的李德戴着鸭舌帽也走了进去。会议开了三天。

这三天中,我们日夜巡逻警戒,任何人不准靠近会场。我们不知道开的是什么会,但从首长们严肃的神情看,知道是一次重要的会议。

会议结束那天,毛泽东同志第一个步出会场,他容光焕发,其他的首长脸上也洋溢着喜悦的笑容。只有博古脸色阴沉,李德好像同谁吵了一架似的,嘴上刁着烟斗,激动地走着。

由于当时处于军情紧急状态,遵义会议的内容没有及时传达。在第二次攻克遵义后,陈赓同志把干部团的干部们召集起来,正式传达了遵义会议的决议。那天,下着小雨,干部们都集中精力听,传达了几个小时,没有一个人走散避雨的。

当我们听到毛主席重新回到领导岗位,都抑制不住欣喜若狂的心情,有的同志站起来欢呼”毛主席又来领导我们打胜仗了!”这一使人兴奋的喜讯,犹如一轮红日冲破了满天的乌云,把耀眼的光华洒满大地。

从此以后的实践证明,在中国革命处于万分危难的关头,中央新的领导班子的诞生,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

遵义会议后,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中央军事领导小组,毛泽东又回到领导岗位,红军又恢复了英勇顽强,灵活善战的士气。

为了尽快摆脱几十万敌军从四面八方对我红军的围追堵截,毛泽东亲自率领红一方面军展开了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的运动战,我军避实就虚,声东击西,仗打得非常灵活,经常出奇制胜。为了打乱敌人的部署,调动敌人,我军四渡赤水,围贵阳,逼昆明,牵着敌人的鼻子走。敌人对红军的去向捉摸不定,被我们调遣得团团转。

这时,红军已经开始掌握了作战的主动权。在辗转急袭的日子里,长途跋涉,历尽艰辛。有时一走就是一二百里,天黑了、星亮了才宿营,待到凌晨一二点钟,便义开始新的一天的征程。记得3月中旬,我们离开遵义,再度大踏步西进,每个班都要用竹子做成一、两支火把,天一黑便点着,一个连十几支,一个团几百支,全军上下无数支火把,霎时间全亮了。火光,这闪烁的火光,宛如望不到尽头的火龙,这火龙蜿蜒曲折,越过山坡,穿过丛林,时起时伏,或明或暗。到处是火的奔腾,火的呼啸,这在茫茫的黑夜里是何等壮观啊!长征初期越过老山界时,也有这样的火把。那时因为辎重太多,山路狭窄,一时不能前进,便点起火把就地宿营。但是我总觉得那时的火光没有现在这样壮观。眼下,这条奔腾跳跃的火龙,仿佛要把这茫茫的黑夜吞食干净。

二、重架乌江浮桥

在长征途中,干部团通常不参加大的战斗,仅参加过一渡赤水之前的土城战斗和二渡赤水之后的再克遵义战斗。

这两次都是恶仗,打得很激烈。上干队政委余泽鸿同志在战斗中光荣牺牲,有五个连长在与敌人肉搏中献出了生命,有百十余名学员,把自己的鲜血洒在阵地上。这两次大的战斗,我们三营都参加了。

1935年3月中旬,渡乌江时,干部团走在全军的最后。当大队人马渡过乌江之后,我们三营奉总参谋部命令担任守护乌江浮桥的任务,并遵照指示等待殿后主力五军团过江后,将浮桥交给他们。接到命令时,林芳英正在执行其它任务。我让副营长霍海源带一个排守住浮桥,我带领其它几个连同军委机关到宿营地宿营。

太阳已经偏西,宿营地的警戒也已经布置好了,忽然,我看见五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长刘希平。老相识见面,总是要间讯几句的。

我问:”五军团几时过来的?”他说:”刚刚过来。”

我问:”是不是从浮桥过来的,我们还派一个排在那里等候你们呢!”

他挥了一下手说:”不是,我们是从另外一条路过来的,没有见到你那个排。”听了他的话,我感到情况紧迫,既然五军团已过来了,就没必要再守浮桥了。万一敌人从后面跟上来占领了浮桥怎么办?于是我命令通讯员火速赶到桥边,告诉霍海源立即拆掉浮桥,以免留给敌人。

太阳落了山,霍海源来到宿营地告诉我浮桥已经拆了。这时,我揪着的心也落到肚子里了。我们就忙着准备做饭,大家七手八脚地拾柴禾,架起锅灶,乌烟瘴气地吹着火。

我们正在忙乎的时候,总参谋部的通讯员找到我,让我立即到总参谋部去,说刘伯承总参谋长要见我。我不知道有什么事,擦了擦被烟熏黑的手,从皮包里掏出工作日记本准备走,宋任穷同志也来叫我去总参谋长那里。看来一定有什么紧急的事情,我不敢停留,虽然此时林芳英仍没有回来,我还是急急忙忙同宋任穷一块到了刘总参谋长那里。进屋一看,总参谋长和陈赓都在那里坐着,神情都非常严肃,我一时摸不清发生了什么事情,楞楞地站着。

长征途中,我同刘伯承同志时有接触,在办公室里,我有时见到他一手握着笔,斜倚着身体,伏在满是文件的桌子上打瞌睡。他太劳累了,行军途中要随时观察敌情,到了宿营地又要批阅各种文件、报告,一天到晚地工作,就是铁人也要累垮了。可是,他却很少休息,有时在朦胧中听见我们走进他的房间,就一下子从桌子上昂起头,揉揉熬红了的眼睛,歉意地向我们笑笑,然后就全神贯注地听我们汇报。有时,他真的伏在桌子上睡着了,我们不忍心把他叫醒,就找张云逸汇报工作。

可是,这一次我们走进他的办公室,却见他坐在那里一动不动,脸上没有丝毫笑容。他见我们没有说话,便从凳子上站了起来,反剪着双手,在狭小的房间里很快地踱了几步,突然转过身问我:”拆掉乌江浮桥,是不是你下的命令?”

我回答:”是。”

他提高了声音问道:”谁给你的命令?”我很平静地说:”谁也没给我命令,是自己下的命令。”我搞不清楚他为什么要发火。

他又用略微缓和的语气问:”你根据什么下这个命令,破坏掉浮桥?”

我说:”总参谋部交给我们看守浮桥任务时说,待五军团来后,将浮桥交给他们,接替我们任务。下午我见到五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长刘希平,他说,五军团没有经过浮桥,已经全过来了。我怕跟在我们后面的敌人抢夺了浮桥,给我军造成不利,所以下了命令。”

他听完这番辩词后,一字一顿地严厉地责问:”后面还有八军团、九军团没有过江,你知道吗?”

我感到问得没有来由,便不紧不慢地说:”不知道。给我的任务,没有说八军团、九军团。”

大概是因为我没有掌握分寸,回答问题时有明显的不服气,他火了,他的手掌重重地拍在桌子上,桌面的文件被震落在地,他冲着我大声地说:”有八、九军团还要告诉你吗?”

我虽然仍感到莫名其妙,从来见过刘伯承发这样大的火气,这才意识到事关重大。他目光炯炯地盯着我,气氛十分紧张。

总参谋长的严厉批评,惊动了正在办公的朱德同志。他走进屋里来,挥了一下手,严肃而又和霭地说:”不要再说了,赶快想办法把浮桥架起来。”朱德的到来使紧张的气氛缓和了许多。刘伯承怒气渐消,沉默片刻后说:”好吧,你们研究一下,争取拂晓以前把浮桥架好。我派一个工兵连归你们指挥。”

得到他的指示,我们立即同陈赓、宋任穷和作战局长张云逸一起研究,决定由宋任穷和我带领三营和工兵连去重架乌江浮桥。受命之后,宋任穷进行了简短的政治动员,讲明了重架乌江浮桥的重要性,让同志们发扬连续作战的顽强作风,坚决完成任务。随即我们带领部队以急行军的速度返向乌江边。当时,拆桥的战士们刚刚端起饭碗,可是谁也没顾得上吃,放下饭碗就出发了。

天黑了,没有月亮,只有满天闪烁不定的星星熠熠发光。从宿营地到乌江边,四十里路程,我们于晚上九点钟到达江边。

乌江真是天险,在耸天竖立的两岸高山之间,黑压压滚滚急流,就像乌云从天直泄而下。波涛汹涌,发出雷鸣般吼声,使你顿觉整个天地都在急速地旋转,强烈地震撼。激流飞速,若从上面丢下一块木片,会立即倏然漂逝。一百多公尺宽的江面上没有一星灯火,没有一只木船,只有狂嚎的风声和连天的浪涌。一到江边,我们就投入了紧张的劳动。我们的战士们忘却饥饿和疲劳,分头迅速行动,伐树木,砍竹子,采石头,做竹篓。

那时,我们没有更先进的架桥工具和器材,全凭随身携带的一把斧头、刀子、钳子、锤子等工具。手被竹皮勒破了,脚被尖石划破了,可是谁还能顾得上许多呢?大家只有一个信念:一定要赶在拂晓前完成任务。

宋任穷政委亲自参加劳动,给工兵们传递工具、木头、竹子等架桥器材和送水端茶。乌江水流湍急,河底石大光滑,战士们手拉手走下河,钉桥桩,粗大的树杆刚刚探到河底,一个波浪涌来倏地一下就漂走了,一根、二根.…..可是谁也没有泄气,继续同这桀骜不驯的乌江搏斗。还是工兵连有办法,他们用竹篓装上石头,两个竹篓上下扣住,中间用硬木架成十字,捆绑结实沉入河底以此代锚,这样就固定住了桥桩。然后把一百多米长的竹绳架在桥桩之上,在竹绳上又铺上一层原木,如此这般,战士们整整奋战了一个通宵。

当东方的第一束光线投射在咆哮奔腾的马江水面时,一座比较像样的浮架终于安然地枕在了乌江的腰上。

我们望着渐渐发白的天空,望着变成了紫灰色的江水,望着我们亲手架起来的乌江浮桥,每个人的脸上都露出了喜悦的笑容。在江边稍稍休息了一会儿,我们把浮桥交给了另一个部队看守。宋任穷和我带着部队回到了原地。这时,大部队已经先走了,我们当即大踏步追赶。很快就追上了后卫部队,同到中央军委纵队行军经过的路线,我们便根据沿途的路标和注有”红星”代号的标语追赶中央纵队。一路上,群众对我们非常好,热情地帮助我们。我们追了两天才赶上大部队。

回到部队后,我准备写检查,接受刘伯承和朱德的批评,承认自己下命令是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行动。总参谋部知道后,通知我不要写检查了。首长们这种体察下情的宽大胸怀,使我受到很深的教育。

四、跟着毛主席坚持北上抗日

渡过金沙江,在会理休整几日,红军又继续北上。

5月下旬,我们经过幌宁县进入彝族地区。这里的居民生活很贫困,我们常见到一些赤身露体的男人和女人在路上走着,有时,他们见到我们的少数战士,就蜂拥而到,强行扒去身上的衣服,抢去所带的东西。战士气得不行,可是不能还手。

因为我们一到少数民族地区,就规定了纪律,要执行民族政策,同少数民族搞好关系。所以,一般情况下,少数人不能出去行动。

我记得,遵义会议后,部队进行了整编,中央把董必武、徐特立、成仿吾、冯雪峰、李一氓、冯达飞、张如心、韩振纪等十名同志送到三营,命令我们照顾他们的生活,保证他们的安全。

这些老同志一路上同大家一样同甘共苦,很少骑马,经常把马让给伤病员骑。他们抽空就给我们干部、战士讲课。

我们对这些老同志都十分敬重和爱护,每次行军、宿营都要认真检查,看看有没有掉队的,问问他们身体状况。徐特立同志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五十多岁,个子不高,身材削瘦,面容清瘦,很有精神。他时常拄着用竹子削成的拐杖,挎着褪了色的背包,也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些什么。平时很少说话,也不同别人一块行走。他自己的那匹马常常让给病号和他的警卫员,总是一个人不停地走呀走.…..进入彝族地区后,他依然是单枪匹马地行走。

有一天,到了宿营地,我清点人数,发现他没有归队,心里焦灼不安,连忙命令战士返回去分头找。我担心他被彝族人抢去扒光,又担心这里的”打冤家”(两个大的部落,一个是咕基家,一个罗洪家正在械斗),常有冷枪从密林深处飞出。战士们顺着来路,踏进密林,呼唤着他。

还好,终于在一片荒林的拐弯处找到了,他正在那里眺望。原来是迷了路,一个人误入歧途。彝族的房子大部分是就地取材,用竹子、木头搭成的上下两层的”楼房”,很粗糙。门窗没有玻璃也不糊纸,中间留下一个洞。上面住人,下面喂家禽、家畜。上楼的梯子是用一根粗原木,砍成锯齿形,搭在楼上的洞口。没有受过训练是不易爬上去的。

我们宿营很少住在群众家里,偶尔遇到下大雨住进一次,但是很不习惯。楼上又赃又潮,楼下家畜、家禽粪便的臭味都涌到楼上,使人不能张大口呼吸。早晨天不亮,那些畜牲就嗷嗷地叫起来了,扰人不宁。所以,大家宁可在外面宿营。

在外面,不能睡在树下,那里的乌鸦体态肥胖,数量又多,十分怕人,成百成千地在树上栖息,专门等候在那里,吃食死人的肉。因为当地风俗习惯是实行天葬,人死了就放在大树下,任乌鸦刁食精光,乌鸦都被喂馋了,谁还敢在树下睡觉呢?这里老百姓的主食是青稞磨成的面,吃炒面。有时也吃糟粑,里面加些黄油和盐,可好吃了,不过一般穷困人家吃不起这种楷粑。彝族文化落后,也不开化,不如苗族。我们初入贵州云南时,见到的多是苗族,我们帮助他们打土豪,他们对我们很热情,有些语言也能听得懂。知道我们是穷人的队伍,是为穷人谋福利的,有些苗族青年踊跃报名参军。也有的主动给我们当向导,一个连里有四、五个向导。他们吃的主要是玉米,很少有青稞。住的房子大体同彝族一样,只是楼里多一盆火,做饭、取暖、防潮逐蚊。我们通过彝族区时,比较顺利。刘伯承同志先到那里,打通道路,同咕基家首领小叶丹结为金兰之盟,那里的土司就不为难我们了。

5月24日,我们随同中央军委到达安顺场。一条泻空而下的大渡河挡在我们面前。总参谋部命令我们三营在半山上担任警戒。此时,中央首长正召开紧急会议。曾几次看见派渡船过河都未成功,水太急了,木船刚放入水中,一个波浪袭来,一下便将木船打出一、二里地,先后放下几条船都沉没了。中央首长走后,总参谋部又命令我们:三天之内警戒安顺场下游三十里的地方,防止河对岸敌人的偷袭,掩护大部队安全渡过大渡河。

安顺场处在一个河谷地带,距大渡河渡口仅有二百米距离,两侧是高插入云险峻峥嵘的高山,在这样的深沟里,极易被敌人伏击消灭。据说当年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就是在这里全军覆没的。

我们三营在安顺场的山上警戒,一队队红军战士昼夜不停地从我们眼前通过。这里的天气很坏,风大,雨多,山上没有房屋,只有用树枝编成的低矮的茅棚,里面仅能挤下二、三个人,那是老百姓避雨的场所。

晚上我们就轮流挤在里面休息。衣服从早到晚一直是湿漉漉的。我们在那里坚守了两天两夜,没有发现敌情,只见河对岸不时闪着灯光。风静时,依稀听得见枪声。29日,红二师四团的战士们急驰猛进,在强敌固守,大火熊熊中飞夺泸定桥,攀踏着横空悬吊的铁锁链,占领了泸定城。

红一师、干部团在大渡河右岸,日夜兼程斩关夺隘,且战且进,有力地配合了左翼部队的行动。红五军团是最后通过安顺场的。我们跟在九军团的后面向泸定桥方向前进。道路十分艰险,右面临河,有时路在水里。左面靠山,有时路在峭壁中。水声震耳听不见说话。天上不断地下雨,死尸暴露在雨地,地上流淌着一片片血红的雨水。

30日下午,终于通过了泸定桥。

6月初,红军在汉源击溃四川军阀四个团,占领了天全、芦山,向宝兴挺进,只要翻过山脉的金山就可以同四方军会师了。大军行至宝兴,地势越来越高,峡谷越来越多,小的铁索桥也不断出现,抬头远望,千奇百怪的巍巍峰峦,迤逦伸延,无边无际。白皑皑的雪峰,利剑一般直插云霄。山中渺茫无路,时而跳崖直下,时而攀缘上行。尤其是过栈道更是艰险无比。在斧劈刀削般的悬壁之下,插着几根短木,上面铺着一米多宽的木板,蛇盘在山腰上形成一条仅能通过一个人的小道。

栈道上是望不到边际的石崖,栈道下是吼声如雷、深不可测的河水。站在栈道上,使人头晕目眩,胆颤心惊,没有胆量和决心是绝对过不去的。过的时候全凭双手扶着石壁,一步一步挪动。有的栈道被敌人烧毁,我们就现伐木头临时架设。过这样的栈道,真是苦了那些骡马,长征途中的骡马,也是锻炼出来的,过栈道时,”的达的达”走得很稳。可有时也会陷住蹄子,阻住道路,我们只好忍痛把它们推下深涧。

我很佩服十个老同志,年纪都是五、六十岁,他们也迈着坚定稳健的步伐走过来了。

过栈道是我们长征中最艰难的行军之一。

过了宝兴就到了夹金山。海拔四千公尺的大雪山横空而起,山峰高耸入云,白雪皑皑。红军不得不在这里同大自然进行一场残酷的搏斗。

出发前的一天晚上,我们三营在雪山下露宿。夜晚,风卷着雪雾,天气寒冷异常。战士们身上没有一点棉絮,冻得睡不着。便以连为单位坐成一圈,你靠我,我靠你,互相依偎,用体温取暖,露宿在冰天雪地里。

炊事班的战士们更是辛苦,天不亮就起来做饭。因为我要求这顿早饭要尽力做好,让战士们愿意吃,吃得饱,不然下顿饭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吃上。

因此,一大早他们就趴在地上吹风点火,火熏烟呛,直淌眼泪。木柴湿,引火难,气压低,好不容易才吃上这顿早饭。

6月12日清晨,我们在小村落里集合,每人手中拿着一根木棍,不时地举上举下,9时许,我们随着中央领导机关,沿着溪边的小路,浩浩荡荡地向山麓。人们傍着雪壁,攀着冰岩,踏着深深的积雪,互相搀扶,不停地前进。有的战士实在坚持不住了,身体一软倒在雪地上就再也起不来了。

过了雪山,一、四方面军在懋功胜利会师后。干部团与四方面军的红军大学合并,改为红军大学。下辖上级指挥科、上级政治科、步兵团、特科团。此时,我调任上级指挥科政委,周士第任队长。董必武、徐特立、成仿吾等几位老同志都到红军大学工作了。

离开懋功继续北进,就深入到藏族地区了。

6月26日,中央在两河口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决定:为了创造川陕甘革命根据地,迎接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高潮,红军必须战胜一切困难继续北上。这次会议由我们担任警卫。

我第一次见到张国焘。这人高大肥胖,总是一付软绵绵的样子。他的声音、笑貌、动作,看起来不大舒服。

他讲话时,微微弯一点腰,拿腔拿调,两手合在胸前,不笑强笑,每句话拖着长长的尾音,显得很傲慢。会议的空隙,我见朱德同志一个人在空地上走来走去,和往日相反,表现极不愉快。我预感到这次会议可能不很顺利。

我们深入藏区,像走进无人区一样,找不到人,吃粮成了问题。藏民受了川军及本地反动派的欺骗宣传和强迫命令,都躲藏起来。地里的麦子正在灌浆,还没成熟,一人只能吃二三两青稞。食盐也逐渐断绝了,每天主要靠豌豆尖和野菜充饥。

朱德最善于找野菜,他组织了一个”野菜调查小组”,亲自带领到山上或原野找出一些可以吃的野菜,带回来分类洗干净,煮着吃。

我们每天轮流派一些人去找野菜,炊事班在一大锅野菜里面按每人每天二、三两青稞的比例,抓几把青稞麦放进去搅一搅。有时我们打一桶”饭”回来,尽是野菜叶,若想再弄到几粒麦子,就像河里捞鱼那样很不容易。

过了两河口,继续北上,翻过了长征中的第二座雪山﹣﹣梦笔山。经卓克基,便来到了大草原的边缘﹣﹣毛儿盖。这时,上级指示我们在这一带筹粮,准备过草地。这里的喇嘛庙、土司宫建筑得富丽堂皇,很有气魄。可是因为人烟稀少,一片荒凉。这里土地肥沃,种着不少青稞、小麦等农作物。

根据上级指示,每人必须准备五天到七天的粮食。我们以连为单位组成了筹粮队。

一开始筹粮就遇到了麻烦。

这里的土司、头人和国民党反动派早在我们到达之前就逃跑了,还在这里埋伏了一些武装小部队。这些小股武装靠着地理情况熟,不时对我们进行偷袭。

由于我们入藏前专门进行了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执行民族政策的教育,特别提出不准乱开枪,因此在这里我们经常吃亏。

我同周士第同志经常下去检查筹粮工作。一天,周士第夹着一把雨伞同我沿着一条大河,边走边谈。这条河从两山之间穿过,河岸两旁都是些圆滑的巨石,河面不宽,但水流得很急。突然听见山林中响起枪声,我们赶快躲在河边的巨石后面隐蔽。因为石面太滑,周士第一下子摔到河里。

当我站起身时,他已被翻滚的河水卷了很远。我想这下完了,没有过草地,他就见马克思了。

我不顾一切地沿河边追赶,只见他在水中不停地挥动双臂,手里还紧紧握着那把伞,拼命地向岸边游着。一会儿竟游上岸来。

我赶到时,他已从岸边站起来,甩着伞上的水珠,笑着对我说:”马克思现在还不让我去报到呢!”我看他这副样子,也高兴地笑了。后来我才知道,他是海南人,小时候常在海边弄潮戏浪。

周士第原是十九路军的军官,后来参加了红军,没有一点旧军官的习气,很能吃苦耐劳。我们边走边谈,谈得很投机。转过山弯,是开阔的草地,6月的原野到处是一片葱绿,几只小狗,不知从什么地方窜出来,昂着头朝我们”汪汪”地叫着。

我环视周围,没看到有什么人,才知道这是几条野狗。小狗叫了几声,见我们没有理睬,又撒欢地跑向原野。

周士第用肘撞了我一下,问:”你吃过狗肉吗?”我摇了摇头。

他又说:”在广东狗肉是上乘菜肴,可好吃了,现在要是有条狗,咱们指挥科就能过年了。”随后,他又告我炮制狗肉的方法。我听得都入迷了。

他下意识地用手摸着枪,问我:”这大概是几条野狗吧!”我说:”大概是。”我见他那副贪婪的样子,提醒他说:”这里可不能放枪。”

他突然醒悟了,连忙说:”是的,是的。”随后捡起一块石头狠狠地向那狗掷去。

筹粮虽然遇到很多麻烦,可还有许多藏族同胞冒着生命危险帮助我们,所以,按期完成了上级交给的筹粮任务。

我们在毛儿盖停留了一个时期,中央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从毛儿盖出发,穿过一片森林,往前走多半天的路程便进入茫茫无际、荒无人烟的草地。在草地上走了三、四天,还看不到边缘。战士们肩上的粮袋渐渐瘪了,不得不挖野菜煮菜汤吃。

那时候洗脸盆可起了大作用,一班一个脸盆,用它烧水,煮饭,洗脸。拾一些草,架上堆火,煮上一盆野菜,放上几把炒面,大家围在一起暖和和地喝上一顿。可是,那一碗野菜汤能起多大作用,没有一会儿,又是饥肠辘辘。

记得有一天,开饭了,我同周士第和战士们围在一起,端着碗喝菜汤。周士第问:”谁是广东人哪?”见没人吱声,他就给大伙讲:”我们广东有一道名菜叫烤小猪。可真香哪。刚刚生下的小猪又白又胖,抓住四个小蹄子,吊在火上烤,烤得小猪嗷嗷乱叫,一会就不动了。先是烤得猪身浸出油来,再过一会儿,就成了焦黄黄的,几十里外都能嗅见香味。切下一块,皮焦脆,肉鲜嫩,没牙的老太太也能吃,那可真香哪。那一只小猪,够咱们一班吃了。”说着,他好像就真的吃到了烤小猪,末了还用舌头舔舔嘴唇。战士们都听得入了迷,跟着他舔嘴唇,咽口水。我只是暗自好笑。

饥饿的煎熬,风雨、泥泞、寒冷的折磨,使同志们的身体明显地衰弱下去了。走起路两脚瘫软无力,像拖着几百斤重的铁块。病号越来越多。因此,不得不成立收容队,把队伍里所有的牲口抽来,轮流驮运病号。但还是有不少同志躺下了。

当我们熬过一个夜晚,离开宿营地继续前进时,有的战友就长眠在我们共同躺过的营地上。我们一路走一路发现这样的战友静静地躺在草地上,我们默默地从他们身边走过,谁也不说一句话。

有个诗人说,军人不流眼泪。我看他说得不对!这个时候我们哭了,一些铁铮铮的汉子掉下了眼泪。茫茫的草原啊,你吞食了我们多少战友的生命。

草地上第五天行军走了不多久,远处隐约显出山峰,渐渐地望见了岷山山脉,终于过完了草地,又走上了漫长的山坡。

我们进驻巴西、阿西,等候与左路军的汇合。在那里,我们休息整理补充粮林,进一步作北上抗日的政治动员。这几天吃得饱了,赃衣服洗干净了,头发也剃光了,面目一新,精神十分饱满。每人炒好了几斤麦子作干粮,打了草鞋,做好了出发的准备。

一天,何畏派人来请我和周士第,去他那里吃饭。我同何畏很少见面,没有什么接触,是在懋功合并时认识的。他原是红四方面军九军军长,时任红军大学政治委员。我对他的邀请感到很突然,也很奇怪。我知道从一、四方面军合并以来,张国焘就搞分裂,反对北上抗日。这次何畏请我们吃饭,必然有文章。我同周士第商量,需要向少奇同志请示,他那时担任红军大学政治部主任。

这是我第一次见少奇同志。他高高的个子,身体很瘦弱,可是精神很好,两眼炯炯有神,看上去是那么和善、安详、机警。我们向他汇报了情况,他沉思了一会儿说:”可以去,看他讲些什么,说话时要注意分寸”。

我俩去了。何畏显得很热情,笑迷迷地拉着我们的手坐下,然后摆上饭菜。

嗬?有牛肉,有面饼,还真不错。在长征途中我们可是从来也没有见过。一边吃,他一边给我们讲,川西北这个地区有优越的地势和有利的条件,有着广大的少数民族需要我们去帮助他们,解救们,在那里创造根据地是再好不过了。

他讲的跟张国焘讲的是一个腔调,总的意思是想拉我们跟他走,去找张国焘。我们当时没有表态,吃完饭,我们拱手道谢后就走了。回来后,我们立即向少奇同志作了汇报。

我们在巴西等了将近十天,仍不见张国焘来巴西汇合。明摆着,他呆在阿坝已经与中央较上劲了。中央几次电令他实行预定计划,但是,张国焘不仅不服从中央命令,竟电陈昌浩,要他们”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这份电报为叶剑英所得,他连夜骑马到巴西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获悉张国焘的阴谋后,立即召开紧

急会议,决定夜半出发,脱离危险地带。

会议刚一结束,少奇同志就把我、周士第、董必武和卢寿椿叫到他那里,传达会议情况,让我们回去做好出发准备,动员四方面军的同志一起北上。回去后,我们按照少奇同志的指示,劝说四方面军的同志。结果,他们大多数拥护北上,也有个别人不得已同意北上。

夜半,大队人马在巴西集合。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及军委纵队,红军大学一部分(除掉原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临时组织北上先遣支队,从巴西出发北上。

我们红军大学也做好了出发准备,在路旁待命。这时,周恩来副主席走过来,挥着手向我们高声喊:”走!”大家立刻背上包跟着往前走。

第二天,部队行进在一个小山坡上,忽然从后面赶来三个骑兵通讯员,边跑边喊”前面停止前进!没有政治部主任陈昌浩的命令,不准前进!”

红军大学的教育长李特跑出来喊”停止前进!”

大家停了下来,莫名其妙。队伍里有人怒不可遏地吼道:”他陈昌浩算什么东西!中央领导的队伍,你敢不准前进?”

原来何畏得知红军要跟毛泽东北上,就立即给张国焘报信,以致张国焘有了准备。

情况十分紧急,气氛非常紧张。四方面军已经有一支队伍在山坡上埋伏,十几挺机关枪的枪口正冲着大队人马。这时,彭德怀大步流星迎上去,截住李特,非常威严地对他进行了批评和指责。

中等个子胖墩墩的李特很蛮横,居然扬着头指着彭德怀的鼻子争吵,彭德怀同志的嗓门也越来越大,显然火气很大。

这时候,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走上山坡的一块平地上停下,王稼祥、张闻天、杨尚昆等也跟过去了,我们也赶到了毛泽东同志跟前。

李特戴着大脑壳帽子,提着手枪,气势凶凶地跑到毛泽东同志跟前,身后带着几个持枪的战士。

他问:”总部政治委员张国焘同志命令南下,你们为什么不执行?”

只见毛泽东同志双手叉在腰上,措置裕如,不紧不慢地说出了一席话:”北上好,还是南下好,这件事大家可以商量。从目前形势来分析,南边集中了国民党的主要兵力,而陕西、甘肃,敌人的力量比较薄弱,这是一。第二,北上,我们可以树起抗日的旗帜。而南下是没有出路的,是得不到全国人民拥护的!”

说着,他又用手指了指身后,严肃地正告说:”彭德怀同志率领的三军团就走在后面,彭德怀同志是主张北上的,是坚决反对南下的,他对张国焘同志要南下,火气大得很哩!你们考虑考虑吧!大家要团结,不要红军打红军嘛!”

李特理屈词穷,同时也现出了惊恐不安的神色。

最后,毛泽东恳切地对李特说:”请你向国焘同志转达我的意见。根据对当前政治、军事形势的分析,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再过一次草地,在天全、甘孜、芦山建立革命根据地是很困难的。我相信,只有北上才是真正的出路,才是唯一正确的。当然,你们一定要南下,我们欢送。我们前面走,欢迎你们后面来。我们前面走,欢迎你们后面来。我们前面走,欢迎你们后面来。”这句话连说三遍,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李特见威胁右路军南下无望,便对毛泽东说:”根据张国焘同志的命令,红军大学的学员要南下。”

毛泽东说:”可以!红军大学的学员回去跟四方面军南下吧。我们一方面军的干部是要北上的。”当场命令红军大学全体学员列队,清点人数。

四方面军大都是湖北、安徽、河南人,八角军帽大。一方面军大都是江西、湖南、福建、广东人,八角军帽小。所以很好识别。李特来到队伍前面将四方面军学员拉出行列。

毛泽东对他们讲了话,内容同前面讲的大体相同。最后反复强调:”你们将来一定要北上的!现在回去不要紧,将来还要回来的。你们现在回去,我们欢送,将来回来,我们欢迎。”

毛泽东同志的讲话,使在场的每个学员很受感动。他高瞻远瞩,顾全大局,坚持团结,坚持原则,坚持党内斗争的正确方针,粉碎了张国焘妄图挑起红军打红军的一次大阴谋。

五、不到长城非好汉

毛泽东带领北上先遣队走出草地后,在俄界休息了几天,就向甘南前进。进入甘南的关键性一仗,是打天险腊子口。

我们在麻牙寺休息了一天就出发了。走到半路,司令部命令休息一下,烧点水喝。这时,前面腊子口一军团传来捷报,大家连水也顾不上喝,背起行装,连走带跑地向腊子口行进。军委给我们的任务是,督促全队迅速通过腊子口。走了五十多里路,腊子口在望。

腊子口确是名副其实的天险,山口只有三十来米宽,两边都是悬崖峭壁,仿佛神刀鬼斧把一座大石山劈开了似的。中间还有一条咆哮奔腾的河流,称为腊子沟,水深流急。河上有一座木桥,桥间筑有碉堡,山坡上还修了不少碉堡。这是进入腊子口的唯一通道。而这腊子口又是通往岷县,北上的必经之路。我们走到离腊子口五六里的地方,就已经明显看出,这里刚刚经历了一场残酷壮烈的激战。路边的树木被拦腰劈断,地上的青草被踩踏无余。

在桥头五十公尺以内的崖路上,炸裂的弹片和手榴弹柄满地都是,废墟成堆,血迹斑斑。我们指挥科首先赶到腊子口,守候在那里,督促后面的队伍赶快通过。我发现队伍稀稀拉拉,只有几千人,不多一会儿就过完了,我不由得一怔,意识到了队伍减员的严重。

打开腊子口,进入甘南重镇岷县,翻过岷山,到了哈达铺。在这里,毛泽东获悉,陕北有刘志丹的红军。9月22日,在哈达铺一座关帝庙里,召开了一、三军团和中央军委纵队的团以上干部会议,传达9月20日哈达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的决定。

毛泽东同志在会上说:”我们要北上,张国焘要南下,张国焘说我们是机会主义,究竟哪个是机会主义!我们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我们路线是正确的。现在我们北上先遣队人数是少一点,但是目标也就小一点,不张扬,大家用不着悲观。我们现在改称陕甘支队,由彭德怀同志任司令员,我兼政委。”

支队下编了三个纵队,一纵队由林彪兼司令员,聂荣臻任政委;二纵队司令员彭德怀兼(后为彭雪枫),政委李富春;三纵队即中央军委纵队,叶剑英任司令员,邓发任政委。全支队由七千多人组成。我们上级指挥科、特科团等红军大学一方面军的干部,改为上干队。

途中周士第同志调走,我任队长兼政委,直属三纵队。

从哈达铺开始,仗打得不多了,但在西北高原上经常遭到敌人骑兵的骚扰。一路上,毛泽东和彭德怀骑在马上,有说有笑。因为过了秦岭和渭河,就摆脱了敌人的追击。我们有时走在他们前面,有时走在他们的后面,相隔只有三、五十米远。他们神态自若,也给了我们很大鼓舞。

10月19日下午,我们在距离吴起镇约二十里的一些村庄宿营。刚吃过晚饭,司令部命令各纵队都进驻吴起镇及附近村落,大家听了都十分高兴,就要回到红区了!很多人忘记了几天行军的疲劳,像小孩子一样欢呼雀跃,直往吴起镇跑去。

但是,当我们进入吴起镇时,群众误以为匪军又来骚扰,仓皇逃避一空。我们在街上和窑洞的墙壁上发现,到处写着”中国共产党万岁!””拥护刘志丹!”的标语。

确信是陕北红区了。大家兴奋地说:”我们真的回到自己家了!”于是,出去找群众,半天找来几个老头和老太太,却语言不通,讲什么都说”解不下”。我们知道,群众对我们不了解,便沿街张贴标语”北上抗日,收复失地””与二十五、六、七军会合,一致抗日救国!”战士们找来笤帚,把街道打扫得干干净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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