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

      “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这是毛主席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总结出来的创建和扩大革命根据地的经验。我们遵循着毛主席的这个指示,在分兵发动群众的同时,也抓住有利的时机,集中兵力消灭敌人。一九三八年二月,日寇集中了三万余人,向晋南发动进攻。国民党军队仍然是望风披靡,不战而溃。至三月上旬,日寇便又侵占了临汾、长治、风陵渡等数十座城镇,控制了邯郸经长治到临汾的大道和同蒲路南段,并继续向晋西南黄河各渡口猛犯。

      为了打击侵入晋东南的敌人,钳制日寇的进攻,我们将分散活动的部队适当集中,寻机歼敌。二月二十二日,在正太路东段,包围旧关村,设伏长生口,消灭了由井陉出援旧关之敌一个加强中队。随即转师南下,寻歼占领邯(郸)长(治)大道之敌。三月十六日,袭击黎城,设伏神头,迅速、干脆地歼灭了由潞城出援之敌一千五百余人。半个月后,又在黎城、涉县间的响堂铺地区布下伏兵,将由黎城东开的敌汽车一百八十辆全部烧毁,全部歼灭其掩护部队。

      太行山上的抗日运动风起云涌,我们的主力又三战三捷,歼敌数千。敌人感到这块抗日根据地对它的威胁太大,于是在四月初,集中了三万多人,举行九路围攻,企图合击歼灭我军。但是我军在广大人民的支援下,机动灵活地转出了敌人的合击圈,并且于四月十六日,在武乡长乐村地区抓住了敌人的一路,以极为勇猛的动作,将敌压在狭窄的河谷里,截为数段,然后经过一整天的激战,歼敌二千余人。这一战,给了敌人九路中的主力一零八师团以严重打击,其他各路敌人即纷纷回窜。我各部乘胜追击,连克长治、沁县等十八座县城,将敌人赶出晋东南。

      粉碎敌九路围攻的胜利,使我们的脚跟在太行山上站得更稳了,使我党我军的威信更为提高,广大人民的胜利信心更为高涨。我们根据毛主席抓住大好时机,以太行山为支点迅速分兵,由山地向平原发展的指示,乃留一部兵力继续在晋东南和冀西发展游击战争,建设根据地,而以一二九师的主力和一一五师的六八九团,向冀南进发。

      冀南地区,自国民党军队南逃后,土匪和一些旧军官即招兵买马,各霸一方;豪绅地主亦纷纷成立反动道、会门和民团。日寇为达到其统治冀南的目的,一面笼络豪绅地主成立“治安维持会”,并大量收编土匪,组织伪军;一面挑拨各色武装互相火并,从中操纵,使他们都为其控制和利用。冀南的我党组织,在抗战开始后,立即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

      五月初,一二九师的主力和一一五师的六八九团到达冀南后,首战威县,打跑了盘据该县的日军,接着乘胜分兵向漳河南北和卫河两岸发展。至九月底,消灭了伪军一万多人,解放了临清、高唐、临漳、滑县等二十余县。同时,收纳和整编了大小数十股游杂武装和二十余县的民团、保安队,加强教育,进行改造,逐渐提高其政治质量。

      一九三九年一月,日寇集中三万余人,对冀南进行大规模的“扫荡”。我军依靠广大群众,积极展开斗争,粉碎了敌人的“扫荡”。二月十日,在威县香城固全歼日军一个加强中队,击毙敌大队长以下二百余人。

      位于河北、山东、河南三省结合部的冀鲁豫地区的党组织,在抗战开始后,也积极地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并团结了一部分愿意抗日进步的国民党人员,如山东第六区专员范筑先等与我合作,创建了鲁西北、泰西(泰山以西)、湖西(微山湖以西)、冀南(河北省南部)、鲁西南等抗日根据地。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以后,一一五师东进,在冀鲁豫地区有力地打击了敌人。在一九三九年五月的陆房战斗中,毙伤日寇一千三百余人。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也迅速发展起来。

      一九四零年初,日寇实施“囚笼政策”,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企图分割和封锁各抗日根据地。我们结合广大人民,对敌展开了全面的交通斗争。一九四零年底,在以正太战役,榆辽战役为中心的大破击中,我们参加战役的部队,作战极为英勇,共毙伤日伪军五千余人。

      从一九三七年冬到一九四零年,以太行山为中心的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几块抗日根据地都迅速地创建和发展起来。东至津浦路,西到同浦路,北至沧石路、正太路,南至黄河、陇海路的广大地区,成为敌后重要的抗战基地之一。这是坚决执行了党中央毛主席放手发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指示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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