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祯

刘永祯(小名福兔)(1914——1992,7,19)山西省左权县熟峪村人。1937年11月中旬年八路军129师东渡黄河到达当时的辽县,驻在西河头村里。负责地方工作的是129师的陈庚辛,他首先在抗日工作的积极分子中考察,个别谈话,了解每个人对抗战的认识和态度,也有意识的问一些对八路军的看法等等。然后根据每个人的工作表现,家庭成分,逐步发展地下共产党员。他第一批发展了七个人,有刘永祯,李修仁,冯瑞如,宋耕如,……(可查看左权县志)。当时共产党不能公开活动,只好在地下发展。陈庚辛对新发展的地方党员特别交代,要严守党的秘密,并说:上不传父母妻子亲朋,下不传儿女。每人用烟盒包装纸写上新发展的党员名字,又从中间撕开,一半陈庚辛保存下来,一半交给新党员自己好好保存。刘永祯那个烟盒纸上写的是:刘永祯是共产党员,撕开后留了一半交给他自己保存。

1937年11月时,中共冀豫晋省委书记李菁玉,组织部长李雪峰直接指导下创立了辽县委员会,并决定由辽县抗日同盟救国会中心区的主要领导人侯振亚任县委书记,史怀壁任组织部长,刘广德任宣传部长,王乃堂,徐兴文任委员,后来又派陈舜英参加县委领导。陈舜英,就是后来主政河南省的一把手刘建勋的妻子。是抗日工作团领导,相当于现在的县委书记职务,但不公开县委书记的身份。

刘永祯当时公开身份是辽县抗日牺牲同盟救国会中心区,辽县农救会主席,住在辽县城东南边的泰山庙里,工作团的领导陈舜英,晚上工作结束后有两次找刘永祯谈话,问的比较直接,她问的大概就是问刘永祯对共产党的看法,但是都被刘永祯给搪塞过去了,刘永祯说现在咱们一起抗日,就说抗日的事,不要提什么政治党派方面的事情。

第三次陈舜英就很直接的把她手里的烟盒纸给刘永祯看,并且说老刘:你保密工作做的很好,现在把你手里保存的那一半烟盒纸拿出来吧!刘永祯当时很不情愿的撕开棉袄领口下面取出另一半烟盒纸,和陈舜英的那一半对在一起,清楚的写着:刘永祯是共产党员。当时刘永祯在心里还暗暗的埋怨这个陈庚辛,说好要保守秘密,怎么把这么重要的东西交给这个娘儿们?

后来辽县抗日县政府建立,据刘永祯自己说当时县政府只有七个人,县长是留英归国抗日的欧阳景荣,这个人英语说的流利,可是中国话说的有点结结巴巴。此外县政府还有司法科长,财粮科长,武委会主任,农会主席……

后来刘永祯还住过抗日军政大学分校,(我中学暑假回熟峪村时,晚上他曾从坐柜里取出来抗大发的红色小本子,记不清楚是结业证书还是什么证。)

1942年日本人集中三万多人,兵分九路,围攻麻田八路军总部,工作团领导人陈舜英,也随总部行动,后来为了减少敌人目标,总部领导让大家分散开,各自突围,因为刘永祯自幼生长在太行山上,总部突围大体路线又是麻田往东熟峪沟,隘口,大岩,对这里的地形地物,人情风俗也比较熟悉,陈舜英就紧紧跟在刘永祯后面逃避日寇追赶。夜晚到了大岩村里,找到一个财主家,准备在他家里住宿和吃饭。陈舜英悄悄对刘永祯说:他家是地主,会不会去找日本人举报咱们?刘永祯说:地主有房有地,他不会办傻事,举报咱们,等扫荡过后,咱们不会轻饶他,现在我们最应该防备的是那些无房无地的穷光棍,他们为了得几块赏钱,到是很有可能去找鬼子举报。你安心在这里住下吧!鬼子现在砖在山沟里搜山,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我们在这里吃吃喝喝。结果就是和刘永祯说的一样,他们平安无事躲过了鬼子的围剿,扫荡。

大约在1940年,日寇加强了对八路军所在的根据地袭扰破坏,派遣了许多化妆成皮匠,补锅匠,货郎担,逃难的难民,混入根据地。有的女特务甚至以美色勾引部队警卫人员,妄图拉他们下水,谋害彭德怀等首长。八路军总部就在驻地麻田,桐峪等地开展锄奸反特运动。八路军保卫部长杨奇清,锄奸部长周桓,公安特派员张子轩具体领导实施。最终抓出了刘三柱,要三寿,王献林等汉奸特务,这些被镇压的人,自知死罪难逃,就在交待罪行时胡攀乱咬,把许多当地积极抗日的干部和积极分子都咬了出来。因为他们编造的口供太过离奇,总部首长就不与理会,但这些档案材料都保存下来了,到了文革时期,成了许多老干部和抗战时的骨干的罪行。整天被逼交代所谓的罪行。刘永祯因为曾担任过第一任辽县农会主席,当时也被敌特分子胡攀乱咬,在熟峪村也当成了敌人,被群众日夜批斗,当时让他站在桌子上放的木凳子上,不承认就不让过关,当时他就对逼供他的那一伙人说,我有个字不认识,你们谁能给我说说:这个是三个力摞起来下面有一月字,这个是什么字?(这个字就是威胁的胁字古体字,)他说这话的意思就是今天我被威胁下说的活,都是你们逼供的。

大概在1940——1942这期间,北方党校在熟峪村住过,校长杨献珍就住在刘永祯家的井圪台院里,给刘永祯讲过许多革命道理,也给熟峪村办过许多好事,想方设法调剂粮食,食盐,救济穷人。也为一个成年光棍主持过婚礼。刘永祯由此和杨老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文革时有一封神秘的信由熟峪村发出,目的是想宽慰一下受难中的杨献珍老人,因为刘永祯已经过世,到底这封信是不是他写的,现在也无从了解。

1982年刘永祯和后柴城的闫凤林一起去北京看了看久经磨难的北方党校的校长(当时老乡都叫他杨教员)杨献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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