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在石头上的抗战故事(1)

南五村街渠

一条先于漳南大渠而修的“抗战渠”

张献伟

1940年,刘伯承、邓小平进驻涉县第一村——常乐村,村中有一块石碑,名曰《南五村整理旧渠纪寔》。此碑紧临“街渠”,立于中华民国三十一年九月谷旦。

南五村,为涉县一古地名,位于县城西北向,清漳河西南岸,由五村组成。据当地老人讲,古时曾有两种说法:一是指“靳家会、小会、桃城、常乐、小常乐(李家庄)”,涉及现在的索堡镇和辽城乡;一是指“桃城、常乐、小常乐(李家庄)、上温村、下温村”,属索堡镇。南五村一带,因靠山临河,环境独特,气候温和,水利便捷,田肥谷美,物阜民丰,是古时涉县一佳境。曾有民谣:“城西清凉景最幽,七原湾转小滩头。弹音有客知流水,赤岸无人渡远舟。王堡果然生瑞气,温村到底省寒愁。桃城三月花似海,常乐忘归任意游。”

“街渠”,为古时南五村之水利工程,始建年代不详。水渠穿村而过,傍街而流,是南五村人灌溉、生活之重要水源,亦为南五村标志性的水利景观。

中华民国三十一年九月,即1942年9月。谷旦,指良辰,晴朗美好的日子,旧时常用为吉日的代称。

古时立功德碑,皆因某个人物或为国、或为民重任在肩,功劳巨大,故需勒石为铭,以作歌功颂德和纪念之用。南五村人,选择吉日良辰,专为整理一村中“街渠”而设碑纪寔,纪寔谁,纪寔什么,纪寔缘于何因?

碑文告知:“南五村久有渠道,上起靳家会,下至下温村,长约十二里。后因河道改移,渠身缩至桃城村北,河低于渠,上水困难,年屡修堰,方克灌溉。但河涨堰毁,渠又成废,二千四百余亩水田几成旱地,久为村民所共苦。”经查《常乐村志》,清漳河改道时间为民国年间,属国民党统治时期。由于政权腐败,渠堰失修,致使村民生产艰难,生活困苦。水乡变作旱乡,自然民怨沸腾。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平头百姓能奈若何?修“街渠”,成为南五村人最迫切也最无奈的“梦想”。而1937年爆发的卢沟桥事变,在翻开日本全面侵华罪恶史的同时,也使南五村“街渠”的重新修整成为绝望的泡影。

1940年5月底,刘伯承、邓小平率八路军一二九师司令部、政治部进驻常乐村,开启了在涉县驻扎近六年之久的辉煌。期间,刘邓领导根据地军民在东辽城村成立冀太联办,在靳家会村成立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专署、县、区及各村民主政权如雨后春笋一般滋生出来,成为群众的“靠山”和“主心骨”。涉县是整个边区的首府,南五村一带是抗日党政军机关的集中驻扎地。为了战胜太行区连续几年的严重旱灾,帮助群众度过抗战最艰苦的岁月,一二九师、边区政府在清漳河畔掀起拦坝、修滩、开渠、引水热潮,在太行山上开展轰轰烈烈的抗灾度荒和大生产运动。抗战时期,由共产党领导修筑的华北最大水利工程——漳南大渠,1942年谋划、1943年动工、1944年通水。

驻扎常乐村的半年时间里,刘邓利用战斗间隙,开荒种下上万斤白菜,年底迁驻赤岸村时,全部留给了当地村民。常乐村人感激涕零:“自古兵匪是一家,不是抢来就是抓。如今八路军住咱村,一不抢,二不抓,一针一线也不拿,还把自种的大白菜送咱家。真是没有见过的好军队呀!”刘邓情系根据地人民,抗日民主政权一心为民,南五村人迎来了彻底整修“街渠”的希望。

碑文记载:“民国卅年抗日民主政权建立敌后,积极号召兴办水利,增加生产。常乐村长刘鸿江,邀南五村长协议改修旧渠,请漳河水利局技师曲万里策划动工修筑。”“本年,南五村请求专署县府派员督导,曲技师重加划策,并由五村公民代表选出整理渠道委员会,许汝阳等七人督促开工,章程合同与办法分存各村,并报县府以资查考。”

出生于1912年的刘鸿江,1938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涉县一区区长、兼任二区助理员,1946年调任河南温县三区区长,是年冬被特务暗杀。连续两年负责策划整修南五村“街渠”的曲万里,时任边区政府农林局工程师,顶风冒雨,不辞辛劳,南五村上下印满了其浸透汗水的足迹。为保证工程所需,渠道整委会专门从河南林县(今林州市)请来石匠帮助。

起自桃城,终于下温的“街渠”,“现经数月工程,用洋二万一千零八十四元五,耗工七千零四十六个,全工告竣。”《一九四二年涉县生产建设总结》记载基本一致:“只有水利工程,由于党政军民的统一合作,尚有成绩,首先是修河滩;其次是开渠:1.二区桃城至温村段长12里,参加人数450人,用7000余工,垫款21000元,可灌地2500亩。2.六区西达开渠,可灌地500亩(现正在修筑中)。3.七区石梯太仓,可灌地150亩。”南五村“街渠”终于恢复灌溉功能,兼具生活所用,重新造福沿渠民众。仅常乐一村,可浇地900余亩。南五村人不仅实实在在看到了田地里生长出的丰收年景,而且在国共两党的对比中选准了“领头人”。石碑如实记载了由共产党人领导、抗日民主政权支持整修“街渠”的史实,将南五村人从绝望中看到希望、从黑暗中走向光明的情景进行了生动再现。

然而,整修“街渠”绝非易事,更非一帆风顺,甚至相反,屡经艰险,包括付出数条鲜活生命的代价。1941年,“街渠”工程行将及半,因处战争环境,敌特猖狂破坏,中途被迫停止。1942年,“街渠”整修重新启动。工程推进近半,田野麦熟之时,恰遇敌人重点“围剿”八路军总部和一二九师师部之五月大“扫荡”,代号“C号作战行动”。其规模之大,兵力之多,战术手段之诡异与惨烈,远非往昔所能比。八路军牺牲的最高将领左权,即是在此次“扫荡”中壮烈殉国。但为了早一日修好南五村“街渠”,土木石工均冒着生命危险加紧施工。由于奸人告密,石工曲伯桂不幸被敌俘虏,经受严刑逼供,但他坚贞不屈,竟遭惨杀。渠道整委会劳工部崔治福亦被敌所俘,英勇不屈而遇难。工头杨法文积劳成疾,因而伤生。烈士鲜血,染红了滔滔清漳水,染红了巍巍太行山。

碑文沉痛告示:“以上诸同志或严守渠工秘密,誓死不屈,发扬民族气节而殉难;或殚精竭力,积劳成疾而殒命;或始终坚持工作,不辞劳怨而奏功。此中华民族之伟大精神,将激起后进者以无穷向慕。”1943年2月16,南五村召开庆祝渠工告竣与追悼修渠死难者大会。

共产党是人民的大救星,烈士是抗日救国的先行者。在把日本侵略者彻底赶出太行山,赶出全中国之前,根据地百姓只能把无限悲痛掩藏在心底,把满腔情感化作一方碑记,传于后世,永志不忘。且立碑之时,出于保密,碑石之上,如是落款:“山右王子英撰文,三晋朱之尚、沙阳许真卿校阅,漳西许春阳书丹,林邑李树云铁笔。”王子英、朱之尚均为边区政府干部,许真卿、许春阳均为常乐村人。其中,许春阳,1906年生,擅长毛笔书法,隶书苍劲有力,小楷端庄工整。一二九师驻涉期间,多处碑记由许书写。而其书写的《南五村整理旧渠纪寔》碑,落款地名却记作漳西。其余撰文、校阅、铁笔之缀“山右”“三晋”“沙阳”“林邑”之地名,莫不如此。

南五村“街渠”完工当年,太行区有史以来投资最大、涉区最广、利民最多的水利工程——漳南大渠,进入刘邓决策视野。随后,一场声势浩大的筑渠热潮,在太行山的悬崖峭壁上勃然兴起。几千军民战太行,刘邓首长作榜样,3500亩旱田化作稻谷飘香的水田,年增产粮食70万斤,极大程度上解决了刘邓大军和根据地人民的吃粮问题。而负责漳南大渠勘测设计工作的工程师,同样是负责南五村“街渠”策划修筑之人曲万里;提供石工技术的,仍然是河南林县(今林州市)匠人。

新中国成立后,南五村“街渠”又经历多次浆砌、浇注和补充水源,至今弯转如带,汩汩流淌,灌溉着山前数千亩良田,滋养着河岸近万百姓。沿渠南五村,因水而秀,因水而兴,也因水而比古时更富名气。南五村成为远近闻名的山水村、旅游村、美丽乡村,被誉为“鱼米之乡”“避暑天堂”。近年,更与清漳河沿岸的赤岸、会里、茨村、庄上、石岗、连泉等村,依山就水,依“红”就绿,共同铺展成“英雄太行山,中国红河谷”的巨幅山水画卷。

如今的南五村,再也没有了当年战时的气氛。临近《南五村整理旧渠纪寔》碑开辟的广场和游园,成为人们敬仰革命先辈之地和开展文化活动之所。徐徐清风中,老人微笑交谈,孩童追逐戏耍,年轻姑娘、小伙的身影倒映在清澈的“街渠”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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