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在石头上的抗战故事(2)

固新镇新惠渠

漳南大渠的又一“预演”之作

张献伟

(一)

固新村西街口老爷庙立有一块石碑,名曰《固新镇新惠渠碑记》。立碑时间为中华民国三十一年十月,即1942年10月。

新惠渠,是涉县原曲至固新间的一条水渠,旧时称作永惠渠,也叫原固渠,当地人习惯称作“西渠”“街渠”。碑文记载:“固新原曲间旧有水渠一道,名曰‘永惠’。自明嘉靖以迄于今,屡加修濬,民食其利,盖相沿已数百年矣。”记载明朝修建永惠渠的两通古碑,立于新惠渠碑数米之外,一为《故县村凿渠引水灌田记》,于大明嘉靖二十九年岁次庚戌秋九月立,记述知县徐文献凿渠一事;一为《涉县刁公新开原曲故县村永惠渠灌田记》,于大明万历三十二年岁次甲辰季夏立,记述知县刁良修渠一事。《固新村志》记载:“明万历年间开通‘永惠渠’,穿街入巷,浇灌了村东南千亩沃野。这是惠及民生的历史工程,不但灌溉,而且美化了环境。沿河建水磨,加工米面,造福本村,并惠于他乡。”1992年付印的《涉县水利志》、1997年付印的《涉县志》相同记述:境内千亩以上灌区有五条,原固渠位列其一。

新惠渠在涉县水利史上声名显赫,占有重要历史地位。

(二)

碑文记载:“惟以漳河泛滥,积岁冲刷,河身日下,而渠位转高,致水流不能引用灌溉,中止已近三年。原固两村地数十顷,昔日水田均成旱地,生产锐减,贫困滋多,影响民生,致为深钜。”滋养固新、原曲数百年之久的永惠渠,1937年开始断流,持续三年之久,数千亩水田变为旱地,两村百姓生产生活成为严重问题。但国民党的涉县政府及其基层政权组织,无暇顾及,无所作为。民众临河而不得用水,“望梅却不能止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当时流传于太行山区涉县的“十怕”歌谣,生动反映了百姓生活的凄惨景象:“一怕冰雹二怕旱,三怕蝗虫四怕捐,五怕顽军凶如虎,六怕衙门评理偏,七怕抓丁八怕打,九怕地主大利钱。说起怕来真可怕,十怕没吃又没穿。”

共产党的政权之于国民党的政权有着极大的不同。1940年5月底进驻涉县的一二九师司令部、政治部,8月1日建立的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前身——冀太联办,在领导组织根据地军民,抗击太行山区连续几年的旱灾,和日军于百团大战之后发起的的疯狂“扫荡”的间隙,仅用半年时间即修通了新渠,一举解决了固新、原曲的生产生活难题。碑文记载:“适冀晋鲁豫边区政府,召集搢绅咨询民隐,戎君尚武建议兴修。边府以事关水利,岂惟足以改善民生,抑且增加国家生产,当即派员曲同志万里,莅村勘验,绘具详图。判定旧渠已难应用,必须另划路线,开筑新渠,与旧渠下流衔接,水源始可畅通。固新村民与精于渠务者,众议咸同。自二十九年九月至三十年三月,计时半载,需工四千,几经波折而卒底于成。”需要明确,碑文落款时间虽为1942年10月,但修渠时间实为1940年9月至1941年3月,此时晋冀鲁邓边区政府尚未成立,边区最高行政领导机关为冀太联办。碑文之所以写作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应是依照立碑之时的名称所写。

为确保把水渠建设好,冀太联办采取了诸多措施,付出了艰辛努力。一方面,涉县两任抗日政府县长郑晶华、胡广恩,第五区两任区长任鹏飞、陶谢言直接参与,为建设新渠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障;一方面,直接派出水利工程师曲万里到村勘测设计,在原有水渠基础上另辟新线,为建设新渠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撑。至于碑文记载“几经波折而卒底于成”,到底经历了何等的波折,查阅现有资料未见,采访亦未有更多结果。但在踏访新惠渠渠首青风辿时,仰观峰岭,俯瞰河流,当年工程之艰巨已知一斑。《原曲村志》记载:“该山四周皆悬崖峭壁,其中三面似斧劈刀削,唯东面有坡较缓,然凌顶处有10米高的立岩相环,仅有一线樵径可通山顶,颇具‘一夫当关,万人莫攻’之险。”面向清漳河的一面,山势最为险峻,高达几十丈,崖底为湍流,凌空悬挂的山道恍若栈道。现在可以看到,渠首处,一道大坝斜插清漳河里,滔滔河水自然汇入渠首;渠身沿山体崖壁盘旋而走,载着一渠清水哗哗向前流淌。蜿蜒8华里的新惠渠道,如人体血管般,“干支毛斗”,宽窄不等,一路分流,不断扩散,最后进入原曲、固新数千亩肥沃的老岸地,浇灌出稻麦两熟的丰收景象。站在新惠渠边,仿佛看到了抗战年代,冀太联办、县区抗日政府与固新、原曲人民,于太行山水间共筑新渠的动人场景。

碑文记载:“下水之日,观者如堵,欢快之态见于颜色。”撰写碑文的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民政厅秘书主任李一夫,虽然廖廖数语,却道出了其中深厚的内涵。“观者如堵”,可知当时通水的场面非常壮观。共产党的抗日政府领导修复了上百年的古渠,解了数千亩农田的浇灌问题,亲身经历这一事件的涉县民众,岂能不“欢快之态见于颜色”?当地百姓定是奔走相告,喜形于色;附近村民自是相约前往,欢欣鼓舞。因此,80年前的山道之上,陌野之间,观者观潮,水泄不通。固新原曲的这一大事,清漳河畔的这一盛事,刻在了一方石碑之上,意欲永传后世,但碑文之中并没有多写共产党、八路军、抗日政府之辛劳,而是以一句“虽政府倡导之力,而首事诸人之善不可没也”作结。相反,于碑文最后,列举了修渠首事人崔振德(村长)、崔福礼(农会主任)、戎尚武(生产主任)及戎凤祥、刘廷相,还一一标记了重点参与修渠的崔擢奎、刘重华、高献宸等20人,高度肯定了“固新村民与精于渠务者”。特别是在新渠命名上,充分依据民意,而非撰文者个人之意,亦非边区政府之令。碑文记载:“从经始者之议,更名‘新惠’。”经始者,包括征求民意时的乡村搢绅,直接提议修渠的戎尚武,以及所有拥护、支持和参与修渠的人士。集众人意见,命一渠渠名;既体现旧渠之义,又反映新渠之要。永惠渠与新惠渠,一字之别,大有不同。

(三)

之所以选择原曲至固新的这条古渠,考量原因可能有三:

一是军事层面。1940年5月,刘伯承、邓小平率领一二九师司令部、政治部进驻常乐村,12月4日司令部移驻赤岸村,以此为大本营,开创辐射四省广袤山地平原的晋冀鲁豫根据地。在开展军事斗争的同时,急需要解放根据地的生产力,提高根据地军需民用的保障力。清漳河沿岸的固新、原曲一带,土地肥沃,水利便捷,自古被誉为“鱼米之乡”,正是开展大生产的绝佳基地。二是政治层面。固新村,晋朝名为松谷,曾作为临水县治,北齐天保年间改称故县,后又称为固县。历史久远,文化繁荣,人才辈出,声名远播。《涉县地名志》记载,1931年国民党军队打垮带有农民起义性质的“天门会”涉县分会后,在此设立区政府,为巩固新的统治政权,遂更名“固新”。1939年7月7日,日军二次侵入涉县城,国民党县政府盘踞于固新。作为涉县老二区的固新村,抗日工作开展较早。冀豫地委、漳北办事处和先遣支队司令部驻村后,与清漳河上游的一二九师司令部、冀太联办及边区政府遥想呼应,固新一带成为巩固的根据地。三是水利层面。原曲至固新的永惠古渠,有着几百年的历史,灌溉面积之大,涉及人口之多,社会影响之广泛,非县内一般区域可比。且古渠设施相对有一定基础,灌溉体系相对比较成型,重新修建相对要省时省力,修成后不仅可以较快见效,而且可以起到示范带动全县的作用,进而掀起兴水利、除水害、保民安的热潮。

固新与原曲间的永惠渠,由此进入了冀太联办的水利规划,也由此见证着固新和原曲进入了一个重获新生、走向辉煌的崭新时代。

(四)

明朝嘉靖年间开渠之后几百年,因渠而兴的固新、原曲,又因渠而频起纷争。相传,固新曾以北岗好旱地补偿修渠占用的原曲土地,又以“一尺渠一尺红绫”作补。还有民谣传诵:“原曲渠,固新挑。固新顺水,原曲浇。”传说无需考证,但纷争究竟属实。据固新村96岁老人回忆,因修渠两村常打架,还因此枪毙过一个人。新惠渠碑记载:“惟新渠所经原曲之地,掘筑稍深,而水则甚浅,原曲灌田,实有未便。两村坐是迭起争端……”。团结治水,更要团结用水。善始善终,善作善成,是共产党人的一贯作风。为解决因渠而起的水事纠纷,在新惠渠建成后的第二年,即1942年,已由冀太联办过渡而来的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为“妥筹解决,永息纷争”,历经考察,决定于新惠渠东侧别凿小渠,并于新惠渠上建设三座木槽,将原曲旧渠之水分路引过,以灌溉原曲土地。不用几日,工程告竣。同时,考虑到“夫渠之使用,为两村利益所关,日久年湮,难保不更生枝节,有负政府实惠及民之至意”,边区政府又召集固新、原曲两村代表,签订十条协议,一并刻在石碑之上,以便相互遵守和监督。封建朝代解决不了的水事纠纷,共产党的政府以“协商+法治”的形式予以解决。从此,固新、原曲两村再无用水矛盾。这也就是1941年3月成渠,1942年10月立碑的缘故。

继新惠渠之后,边区政府又在固新村外建设民生滩防洪堤工程,一为增地,二为防洪,三为巩固和扩展新惠渠的利民效应。据《固新镇民生滩碑记》记载,工程由涉县县长胡广恩总其成,边区水利局局长张奋策划。1942年2月7日开工,6月6日竣工。共围筑河滩地700亩,其中500亩实行按股分红,立碑之时已经耕种200亩。碑文记载:“需时之久,工程之大,耗资之巨,戮力之勤,为我晋冀鲁豫边区所仅见。”“一二九师司令部、政治部直属队全体指战员,第五军分区皮司令员、王政委、指战员及政工人员,太行二中,第五专员公署及五分区各机关团体全体人员,共帮工三千整。”“固新人民之言曰:‘经始之初,赵、何两专员,王、陈二同志,太行中学马校长及我政府、八路军均亲自携土握石,流汗奔走,为群众先。兹事之成,乃政府倡导之力,非人民之功。’”修渠打坝造田一事,当地百姓日日看在眼里,打心眼里感恩共产党、八路军,感激刘伯承、邓小平,感谢冀太联办、边区政府及各级抗日政府。

之后,结合抗灾渡荒的形势与任务,一二九师和边区政府在更大范围征集基层民意,广泛听取意见,决策修建抗战期间华北最大水利工程——漳南大渠。水渠勘测设计工作,仍由永惠渠勘测设计者,边区著名水利工程师曲万里具体负责。梳理冀太联办和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成立后组织实施的水利工程,不难发现,通过修建固新新惠渠及其他水渠,一二九师和边区政府逐步探索出了兴修水利的一整套方法,包括征集民意、决策规划、勘测设计、组织推进、利益分配、配套工程及平息纷争等各个方面,从而为1942年谋划、1943年动工、1944年通水的漳南大渠,进行了有益尝试,积累了宝贵经验。

(五)

《固新镇新惠渠碑记》碑首,刻有“言石”二字。石碑沉默无声,却又振聋发聩。民意有力量,历史有温度。石头也会说话!立于固新街口的新惠渠碑,历经风雨沧桑,见证时代变迁,昭示着一条为人民执政、为人民服务的亘古真理。距此仅有数米的大明嘉靖和万历年间所立石碑,同样静默,伫立无声,然而道出的却是同样的道理。三通石碑,铭示一渠。是留一人之名,还是留人民之名?历史早有答案。封建知县倡导修建的永惠渠,国民党政权无暇顾及的永惠渠,在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军民手中,真正变为了永惠于民的新渠。这一光辉历史和不朽功绩,如高耸入云的丰碑一样,永远矗立在固新、原曲和涉县人民的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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