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行英雄

北斗七星新长城礼赞

张谷林



北斗七星新长城礼

河北省涉县太行颂文化园
新时代新长城精神文化导游词

2020年4月26日
张谷林

目录:

一、人类共同命运蕴育了边墙长城文化

二、百年未有大变局催生五四新文化追求

三、国歌、红军、一二·九运动、晋冀鲁豫根据地

四、红日映照着太行劲旅钢铁长城五、新时代新长城新征程文化长城


河北省涉县赤岸村全景
河北省涉县赤岸村全景

这是自己感慨不已、思绪良多,设想探讨涉县一二九师纪念馆太行颂文化园新时代新长城新征程的精神文化,专门以导游词文体撰写的一篇文章。能有机会写这么一篇中华大历史大文化导游词,感到很荣幸。
我也祈望,这篇导游词可以从一定的主脉、侧面和人物,宣讲中国共产党、人民军队、新中国、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的发展片段。

围绕党的建设历史和国歌精神,讲述众多人物的故事,抛砖引玉,尽可能的打开眼界,折映晋冀鲁豫根据地,特别是一二九师部队,及曾经在太行山战斗过的八路军部队分兵沿革框架过程,以及许许多多老同志和普通人民群众所引申出来的精神文化风采概貌。

敬请涉县的同志们批评指正,编修简练实用、意蕴高远的中华大历史大文化旅游导游词。


太行颂文化园新长城及其东南地势
太行颂文化园新长城及其东南地势

导游词正文:

一、人类共同命运蕴育了边墙长城文化

大家好!我叫***,大家可以叫我**。

今天,我非常高兴和大家一起尽兴游览。

我们涉县赤岸村一二九师纪念馆,为弘扬国歌精神、长城精神、太行精神、一二九师精神,赤岸精神,与全县群众一起,自发独家建设了全国第一座特别有意义的新时代新长城建筑。


是呀,我们现在就行走在赤岸村北蜿蜒山巅的新长城上。

我很期望大家都能有一个愉悦的心情,与我一起品读老百姓心中的新长城所呈现的精神文化。


上世纪80年代,广大基层群众就曾积极呼吁各方人士捐献资金,踊跃加入,掀起了保护长城的热潮。

这一平凡壮举,得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支持,习仲勋、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为此先后题词“爱我中华 修我长城”。

多年来,从保护古长城世界文化遗产出发,特别讲求修旧如旧,是在历史的残长城基础上维修长城,保护长城。

而我们涉县和纪念馆的同志们为什么要在已经遗失的边墙遗址上专门修建一座新的长城呢?

我们觉得这正是应了国歌里“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那句歌词,为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有责任,敢担当,形象化讲好中国故事,传承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

我们建筑的不仅是新时代的新的物质长城,更重要的是通过新长城建筑形式,讲求大历史观、大文化观,铭刻太行英雄历史文化丰碑,践行赤岸精神,弘扬国歌精神!

让人民心中的长城永远承载光大我们中华人类心中的民族根、文化魂、伟大复兴中国梦!

让我们阔步行进在共和国的新征程!



我先向大家介绍一下:

在我们晋冀鲁豫根据地,涉县、黎城、左权、武安、磁县、林州、邯郸、泰安等河北、山西、河南、山东各县市的峰岭山水上,既有比秦汉长城还要古老的边墙,如春秋战国时期的齐长城、赵国的“壶关口”“吾儿峪”夯土边墙长城和赵南长城,也有明代嘉靖年间的南线垒石长城。

一些古老的约2500年前后的长城和明长城遗址就在我们西南方向直线距离十公里以内,响堂铺村和黎城长宁村一带。

中国最早的文字发祥地——安阳殷墟甲骨文遗址,也是我们涉县南部近邻。

所以,涉县所代表的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古人类古文化历史是很悠久的。

长城建筑并不是中国独有的(国外有:英国哈德良长城、德国日耳曼长城、英国安东尼长城、印度贡珀尔格尔长城等),但是中华人类各民族坚持统一的长城精神文化却是世界唯一的。

长城作为一种庞大的军事建筑物,也并不是一出生就是一个白胡子老头,就现身为长城。长城也有自己的幼年、童年,实际上是随着世界人类祈盼和平生存而成长的建筑形式。

它的文化和文明经过了多少万年的岁月积淀,逐渐从狩猎穴居走向农耕定居于围护型的屋舍古墙,发展成了防卫性古环壕、古城址、古城郭,最终才会形成具有自守防卫功能的长长边墙。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它与人类长期生存的连绵不断的峰岭山水地域,共同构成了和平生存性质的长城文化群体。

标志着中华古人类从游猎的山洞穴居转向拥有第一座适合农耕的半地下蜗居、屋宇和聚落,与8000年前华夏族群半地下住宅房子墙体的出现有着密不可分的传承关系。

有墙就有房,有房就有城,有城就有众人,有众人才会有长城和故事。

中国长城第一人罗哲文先生说:长城是由点到线一点一点形成的;原来只是个单独的古房子,古聚落,后来发现不够用了,为了保护自己,争取和平生存,就增加了古沟壕,古墙,古城墙,从一个村一片聚落,再到一座城郭,再到一条边墙,为了保护家园、和平防御的需要,才一步步形成了我们所能看到的明代砖石建筑的长城。

所以,但凡我们今天能看到全国凡有长城边墙的地方,都密密麻麻遍布着华夏古人类生存的历史文化聚集遗址,都是为了和平生存而频繁发生的著名战争之地。

为了躲避洪水泛滥,海水倾覆,古人类是生活在峰岭山区和高台地上的。

长城是因人类走向农耕幸福而出现的。

长城峰岭文化地域汇聚了中华人类心中的全部文明智慧,传承着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是比儒、释、道要早出太多太久的精神文化载体。


8000年前兴隆洼文化古人的屋舍
8000年前兴隆洼文化古人的屋舍

我们涉县境内多为峰岭山水地域,最高山峰海拔1562. 9 米。

我们向东望去,山下面的这条河水就是清漳河,东南方向平坦盆地地势与清漳河交叉之处,即是太行八陉第四陉滏口陉最重要的十字通道口。

清漳河从蜿蜒的太行山脉大峡谷中自西北流淌而来,到我们涉县与浊漳河、漳河三条河流汇合形成了漳河谷地。自北向东南延伸,纵贯涉县全境,面积有66平方公里。

其中清漳河谷地长60多公里,海拔200米至600米,境内山势壮美,土壤肥沃,地下水丰富,灌溉便利,自古以来就是古人类从游牧生存转型为发展农耕定居的好地方。

涉县是地球陆地板块上十分古老的土地之一,出露地表的有25亿年的地层,为灰黑、黑色的片麻岩。有的上寒武统前早期地层还含有地球最早期生命大爆发记忆的三叶虫、腕足类生物化石。

赤岸村海拔高度大约451米上下,是清障河边的一处高台地。之所以称为“赤岸”,也是因为村边有典型的浅肉红、紫红色铁质石英砂岩巨石出露地表,是赤岸村的典型地标物,表明赤岸村土地的地层也是有6亿年上下的古台地了。

赤岸村处于中太行山脉的交通要道,所以这块土地很早就有人类的生存遗址。
太行山这种红色嶂石岩凝重雄浑的地貌,被风雨侵蚀风化成陡崖峭壁,是中国地理百年大发现之一,与丹霞地貌、张家界地貌并称为中国三大旅游砂岩地貌。


赤岸村红色铁质石英砂岩
赤岸村红色铁质石英砂岩

中科院著名史前考古学家黄万波教授对涉县三里交村大寨垴半山腰的一处神秘溶洞进行过考察发掘,基本判断该溶洞为万年以前的史前文化遗迹。洞内掩埋有大量的骨骸和陶瓷碎片,在洞内发现有鬣(liè)狗化石,这种动物在世界许多地方都已灭绝了,现在仅在非洲生存。

涉县东部武安地区发现有7500年以上的磁山文化遗址,西部黎城地区发现有5000年以上的黎侯古国文化遗址。涉县境内还存有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商周时期等古文化遗址。

从我们现在站立的新长城,向南面山坡上望去,约3公里处,就有会里村西的周代遗址,距今已有2500年历史了。遗址坐落在村西土台地上,高出清漳河床40米,漳南大渠从中通过。遗址中发现了豆、鬲、尊、盆等素面灰陶片。

涉县境内分布有许多处用兵打仗的古兵寨,以邯(郸)长(治)古道两侧常见,是古代屯兵或传递军情之所。

这些兵寨用粗石围匝,设立瞭望孔,多置于相互遥望的山头之间。所以县内遗留有许多村子的名称叫“寨”的特别多,至今仍有“十八寨”之说,如东、西、南、北、前、后寨等,均因曾设军营兵寨而得名。

2008年,河北省文物普查组在索堡镇桃城村山顶上还发现了一处新石器时代晚期(龙山文化)商代的古山寨遗址,山顶还有烽火台一个。

较出名的兵寨在明清县志就有记载:早在公元前458年至公元前453年,赵简子走晋阳、灭智伯,于井店构筑的简子城,旧址至今仍存。

1800多年前,袁绍占据涉县,在毛城依山势建囤粮城,后被曹操亲自率兵火焚粮城。再后曹操以南面的邺城为其大本营,不仅建了城,还建有很规范的城市中轴线。青头山上留有后唐庄宗伐梁驻军遗迹。

还有,境内保元、西戌以及摇铃、铁马等兵寨俱存,踪迹可考。后唐李克用在青头山下屯兵筑城,现仍留有“军卡”“军帐营”“城墙脑”等地名。

此外,马布寨、东戌东寨、西戌大寨垴、宋家庄寨、水溢河寨、偏店铧尖寨、井店寨坡、西岗寨、神头寨等一线古兵寨众多遗址犹在。


平型关和娘子关(王新华摄影)
平型关和娘子关(王新华摄影)

因自古以来涉县兵寨密布,自然也就建筑了多种连接形式的古老“城墙”。我们本地人称它为“边墙”,实际上也是有窝铺、有石门、有烟墩、有瞭望楼、有墙垛的不同形态的长城功能建筑。

其建筑历史要早于战国末期之后的秦汉长城,或与北京以北的燕国长城,明代长城基本是同时期的,都属于世界著名文化遗产中国万里长城的一部分。
涉县境内最早期建筑的有县北端年代久远的岩上长城,春秋时期的小湾边墙、青塔边墙等长城建筑,大约有2500年历史了。

小湾边墙在据此地西南方向的响堂铺村西晋冀交界处,古称“壶关口”“吾儿峪”。这道古长城关隘系春秋时期赵国为了抵御西边的秦国而修建的。
汉代称其为与天同高的上党郡四塞之固,三关之险(指天井关、壶口关和石研(xíng)关)的东门壶口关。壶口关与东阳关均立于涉县与黎城县交界处,出关口为河北省涉县吾儿峪的壶口关,入口关为山西省黎城县皇后岭另辟的黎侯国(今黎城县)故关东阳关,相距约十里。

壶口关之地,战国时赵国都城位于邯郸,壶口成为赵国通往上党的主要要塞,因壶口关林木茂盛而得名,又称壶林。壶口关东南,也确实有形若小口瓶颈状茶壶口的天然奇险地貌,形成流传已久的羊肠坂,三国时曹操北上太行上党曾经此狭窄山道。

自古要塞战事多,攻城略池,必有必争之地,在浩瀚的中国大地,壶口故关成为自古以来兵家必争之地。

清嘉庆四年(1799年)《涉县志》曾记载,明嘉靖十九年(1540年),蒙古族鞑靼俺答部落大举进扰。“嘉靖二十二年辛丑,因俺答入大同,破三关至沁洲,至榆社诸地,中州震惊”。至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突破边墙,直逼京师,史称“庚戌之变”。

于是,明朝在河南、山西地界,上依山险,筑边墙,设关隘。涉县再次大举建有关防隘口边墙11处,“皆在县西南”。

小湾边墙横阻涉县东北部峡谷,下置拱券(门楼)为晋冀分界与通道,上建瞭望楼1座,名为“屏翰楼”,窝铺7座,石门1座,烟墩3座。

明崇祯二年(1629年),焚于战火。青塔边墙在涉县青塔村东,横跨山谷,系河北武安去山西晋中人行近道。

这道边墙也是春秋时赵国所筑,号称赵南长城,均为茅石垒砌,宽逾丈,长45丈多,蔚为壮观。现今青塔边墙遗址被青塔水库坝基覆盖。


水洞沟古人类遗址、左权黄泽关
水洞沟古人类遗址、左权黄泽关
邢台马岭关长城、林州赵南长城
邢台马岭关长城、林州赵南长城

我们现在所站立的新长城,位于大寨垴山脊上,山南是赤岸村,山北是王堡村。
王堡村的“堡”字在我们这里读音是“bu”。这个字的意思本身就是指围有土墙的城镇或乡村。

确实,我们脚下的这道山脊上,相传古时就有一道边墙。

秦始皇时期,始皇帝下令将天下名关全部拆除,夷为平地。至汉代时又补建了一些关隘,所以有的新关旧关在称谓上有所不同。

1938年春,侵华日军占领太行晋东南一带后,为打通邯长大道,强修从邯郸通往长治的汽车路,所过周围边墙遗址全部被日军拆毁了。

二百万年中华人类的生存奋斗历史,是中华人类万国(族群)命运共同体的渐进历史,也是中华人类幸福生存文化梦想的渐进历史,是从游猎、农耕、屋宇、村寨、聚落、城墙一步步经风雨、见世面演化而来的。

这段经历了漫长时期,走向和平的历史史实显现遗存了边墙长城文化。

因而长城文化与我们每家每户每个人的历史渊源悠远而密切,无论你会不会想到它,它都会深藏在我们的心里头。

尽管2000多年的孟姜女哭长城和秦始皇修长城给长城光辉之魂抹上了不该有的历史污迹,但是终因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让长城精神文化大放异彩,给古老的长城以新的精神文化生命。


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

二、百年未有大变局催生五四新文化追求

我们太行山西北部有个世界闻名的泥河湾古人类遗址区,被历史上燕、赵、秦、汉、明二千多年以来的历代长城包围了起来,证明我们中华人类已有二百万年的文化史。

我们中华民族的氏族农耕文明至少存在了一万年,6500年前就修筑了超大型古城址,4000年前就修建了延绵不绝的原始长城。

中国2700年前后国家模型的士子治理文化时期就修筑了长城。

如与中华人类共存的长城文化相比较,汉代以来的皇权儒家主流文化至少要晚四百多年。

二百万年以来,我们的祖先,在以长城为精神文化标志物的峰岭文化生态大环境中,自然生长出自己的文化意识信仰,创造出自己的文化论理理念和象征表述形式,始终有自己潜在和显性的规律性、阶段性意识信仰思维形态的有机统一,形成和完善了中国人持久稳定、根深叶茂的内心根系文化原理体系。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1919年,我们的祖国历经了鸦片战争之后的重重苦难磨砺,掀起了五四运动,开始进入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早在1905年,清朝政府将儒学教育从大大小小的学堂下架,一直延续到五四运动。

“五四”新文化运动,使民族、家庭和个人都面临着生存大转折、文化大转折,都在寻求民族复兴的新文化,都在追求爱国主义的支柱文化。

自那以后,全国各地都开始了新式学堂教育,学校里不再悬挂孔夫子的像,而是改挂孙中山的像。

所有的小孩子,无论是进私塾,考高小学校,都开始学习和追寻具有一定科学理想信仰的新文化。


陈独秀、李大钊
陈独秀、李大钊
毛泽东、周恩来
毛泽东、周恩来

辛亥革命失败后,随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中国成立了共产党。

在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创始人的组织下,许多青年到西欧,到俄国,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探索救国救民真理,在巴黎先后建立共产主义小组和中共旅欧总支部,周恩来等人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中坚力量和著名领导人。还有许许多多生活在中国城市和乡村的普通人,不断地在自己的家乡,在传统军队,在自己的成长道路上,学习新思想,新文化,找到了共产党。



毛泽东说:“五四运动是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又准备了五卅运动和北伐战争。”



周恩来曾先后有两次留学经历。

第一次是1917年9月留学日本。周恩来在留日启程前写了一首表达自己坚定信念,又是大家都很熟悉的诗:“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
到日本一年多后听到了十月革命的消息,并受到日本马克思主义者、京都帝国大学经济学教授河上肇博士的重要影响。

特别是在五四运动的影响和召唤下,周恩来在日本约近两年的时候,毅然回国,投入轰轰烈烈的爱国活动,并开启了他1919年的第二次赴法留学,寻求文化真理。

长期生活和战斗在我们太行山和涉县、赤岸村,领导太行之脊抗战的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和参谋长左权,一二九师的师长刘伯承、政委邓小平、参谋长李达和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主席杨秀峰都是经历过这样阶段性的人生经历,百炼成钢的太行山新长城人物。


朱德
朱德

朱德总司令,1886年12月1日出生于四川省仪陇县一个佃农家庭。

1905年以前先后在三所私塾读书,后入高等小学堂读书,还教过体育课。

1909年初至1921年,他先后考进云南陆军讲武堂,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武装起义和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战争。

1917年作为滇军旅长,在四川参加护法战争。

1922年8月,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下,朱德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为寻求革命真理赴德国留学。

1925年7月到苏联学习军事。

1926年夏回国到四川军队进行革命工作。

1927年7月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他参加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率部走上井冈山,同毛泽东实现了第一次会师。

他和毛泽东指挥第四军多次战胜国民党军的“进剿”“会剿”,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彭德怀
彭德怀

彭德怀副总司令,1898年10月24日出生于湖南省湘潭县彭家围子。

幼年读过两年书,因家贫辍学务农,到洞庭湖当堤工。

1916年,入湘军当兵。

五四运动后,1922年,考入湖南陆军军官讲武堂。

1926年,彭德怀随部队编入国民革命军,参加北伐战争,开始接受共产主义思想。

1928年7月22日,这位从旧社会最底层一个赤贫的农家之子成长起来的团长,毅然与滕代远、黄公略等领导了平江起义,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任军长兼第十三师师长。

率部在湘鄂赣边转战数月,建立三省边界革命根据地。后率红五军主力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四军实现了第二次会师。


左权
左权

左权副参谋长,1905年3月15日出生于湖南省醴陵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很小就打猪草、放牛,常年在饿冻中干农活。

他8岁入私塾读书,五四运动期间入小学堂。

17岁考入县立中学,通过《新青年》《向导》等进步读物,接触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1924年3月,考入孙中山在广州主办的陆军讲武学校,同年转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他在1925年12月赴苏联学习,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
1942年5月,日军对太行抗日根据地发动大“扫荡”,左权指挥部队掩护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等机关突围转移,不幸牺牲,年仅37岁。

牺牲后,延安和太行根据地为其举行追悼会,在涉县立碑建墓,改辽县为左权县。


刘伯承
刘伯承

刘伯承师长,1892年12月4日出生于重庆市开州。

5岁读私塾,12岁接受新式教育。15岁时被迫辍学务农。

1911年,毅然从军参加辛亥革命。

1912年2月考入重庆将校学堂,学习近代军事课程,熟读古代兵书,《孙子》《吴子》等经典名著的许多章节出口能诵。

1916年3月指挥攻打丰都时,右眼中弹,坚持不施麻药,被主刀德国医生赞叹为“军神”。之后,参加护法战争。

五四运动后,积极讨伐北洋军阀吴佩孚。

在成都结识川籍共产主义者杨闇公、吴玉章,接受马克思主义,两年后确定了政治选择。

1924年10月起,随吴玉章到上海、北京、广州等地考察国民革命形势和中国社会现状,经历了“五卅”运动。

1927年4月被武汉国民政府任命为暂编第15军军长,这是中共党员在国民革命军中被任命的第一个军长职务。

7月下旬秘密转赴南昌,与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等领导了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任中共前敌委员会参谋团参谋长。

同年底奉派赴苏联学习军事,先入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后转入伏龙芝军事学院。
1930年夏学成回国,先后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参谋长、长江局军委书记兼参谋长、中央军委委员,协助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处理军委日常工作。


邓小平
邓小平

邓小平政委,1904年8月22日出生于四川广安牌坊村。

五岁入私塾读书,六岁入初级小学。

1915年,入县高等小学。

1918年,入广安县立中学学习。

五四运动时期,1919年秋,考入重庆勤工俭学留法预备学校。

1920年10月,入法国男子中学学习,先后在多家工厂做工。

1922年夏,参加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

1923年夏,参加旅欧共青团支部工作,开始了职业革命家的生涯。

1926年1月17日,邓小平转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1927年春,离苏回国。归国后,他全身心地投入党领导的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斗争。

从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先后担任党和军队的许多重要领导职务,为党中央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的实施,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诞生,建立了功勋。


李达
李达

李达参谋长,1905年4月19日生于陕西省眉县崖下村,与北宋理学“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创始人张载同乡。

他家境贫寒,5岁时就打短工,11岁时家里借债供他读了5年私塾,读书时经历了五四运动。

1922年初考入西安私立东道中学,后转入省立师范学校。

1924年毕业返乡当小学教员。

1926年考入冯玉祥创办的西北军第二军官学校。

1927年毕业后在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任排长、连长、旅部参谋等职。
1930年中原大战后,所部被编入第二十六路军。

1931年随部到江西赣州,参加对中央苏区的“围剿”。

12月随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参加宁都起义,信仰了马克思主义。

1932年到湘赣苏区,任红军独立第一师参谋长兼三团代理团长。

1936年7月任红二方面军参谋长。

1937年初任援西军参谋长,组织接应突围的西路军人员。


杨秀峰
杨秀峰

杨秀峰主席,1897年出生于河北迁安县杨团堡村的一个书香门第。

5岁入私塾读书,之后进本村初级小学学习。

1911年,他在县立高小毕业后,考入滦县直隶第三师范,与教育结下不解之缘。

1916年,他又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师大前身),在史地部攻读,期间,因家庭经济拮据,辍学返迁安县立师范讲习所任教一年。

1921年高师毕业,先后执教于江西、直隶、通县、京兆、北京等多所学校。

目睹了辛亥革命的成败,他先后参加了五四、五卅等革命运动,并在大革命期间加入了中国国民党。

1929年秋,杨秀峰以公费赴法国留学,入巴黎大学社会学院学习。

在这里,杨秀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1930年3月,由一个民主主义者跃升为共产主义者。

1932年2月,前往苏联莫斯科列宁学院学习。

1933年夏至1934年春,分别在德国、英国,参加了德共和英共中国语言组工作。


通过太行新长城人物介绍,我们知道了七位革命家出生年龄的先后次序。

19世纪后期出生的有四人:

朱德总司令,1886年12月1日;

刘伯承师长,1892年12月4日;

杨秀峰主席,1897年2月27日;

彭德怀副总司令,1898年10月24日。

20世纪初出生的有三人:

邓小平政委,1904年8月22日;

左权参谋长,1905年3月15日;

李达参谋长,1905年4月19日。


其中,七人全部读过传统私塾,六人读过新式学堂。一人曾加入孙中山同盟会;一人曾加入过国民党。


朱德、刘伯承转入旧军队学校,先后身任旅长、云南陆军宪兵司令部司令官、云南省警务处长兼省会警察厅长和国民革命军军长后留学德国和苏联;邓小平完成中学学业后直接留学法国和苏联;左权完成中学学业进入黄埔军校后直接留学苏联;杨秀峰执教多所学校后留学法国、苏联,工作于德国、英国。


彭德怀仅有两年私塾经历,之后务农做工加入国民革命军。李达完成师范学业返乡当教员后加入国民革命军和军校。


七人中,朱德、左权、刘伯承、邓小平、杨秀峰曾经出国留过学。
彭德怀和李达二人无留学史,就是在中国本土成长起来的军官,年纪也相对小一些。

我们从太行抗日根据地七位革命家的个人求学和战斗经历,可以鲜明的感觉到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所遇到的百年未有之文化和社会大变局。


在这期间,中国人的思想空前活跃,宣传各种思想文化的报纸杂志如雨后春笋般涌出来,不同阶层的人在各种不同的多彩文化当中选择。

七位革命家此时也在各种文化谜团中作出人生中的重大选择:他们通过认真推求比较,绝不随波逐流,穿越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的悲惨环境,摒弃金钱、美色、权力、虚荣,始终保持着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忧患意识,坚持民族复兴的信念,向新文化的信仰旗帜靠拢,走上了共产主义正确道路。


他们当中的六位是老红军,一位是教授级高级知识分子。


朱德、彭德怀、左权、刘伯承、邓小平、杨秀峰和李达都成为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者,甚至在旅长、司令官、省警务处长、警察厅长、军长、团长、大学教授等高官爵位、厚禄安逸的生活条件下,为了千千万万劳苦大众的翻身解放,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当日寇大举入侵中国,中华民族面临国破家亡的时候,从远古以来就潜藏在中国人心中的长城精神文化爆发了!

老首长们坚持“不到长城非好汉”的价值观,也都快速与全中国人民、各个阶层、不同党派、国共军队凝聚在一起,高举毛泽东、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团结一致共同抗日!

经过万水千山不停跋涉的艰苦长征,走到抗日烽火前线的山西长城峰岭文化地域——太行山,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在一起奋勇战斗!



三、国歌、红军、一二·九运动、晋冀鲁豫根据地

鼓舞中国人民走上全民抗战道路的,有许多振奋人心的歌曲。


第一首最响亮的歌曲就是《义勇军进行曲》。


这首歌的创作素材、灵感、人物经历,以及在中国乃至世界的广泛传唱,与义勇军、与长城,与长征、与陕甘边根据地、与一二·九运动息息相关,还与战斗在太行山上的一二九师抗战军民紧密相连。


由聂耳和田汉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现在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

白乙化纪念碑
白乙化纪念碑

这首歌曲,显然源发于全中国十四年抗战最早期的东北抗日义勇军。

在东北抗日义勇军的队伍中,有一支由共产党员白乙化为代表人物领导的义勇军骑兵旅团,曾在1933年2月26日,在内蒙古热河敖汉旗燕长城抗日战场的第一道阻击前线,用血肉之躯为创作著名抗战歌曲作曲家聂耳,直接贡献了《义勇军誓词歌》第一手歌词。

1933年3月,《义勇军进行曲》词曲作者聂耳和田汉,又都赴北京古北口长城抗战前线慰问抗战将士。

白乙化是东北出生的满族人。他率领骑兵旅团贡献的《义勇军誓词歌》,与后来聂耳和田汉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两首歌的歌词有多处用字或者语意是基本相似的。

特别是《义勇军誓词歌》这句“用我们身体筑起长城!”歌词,与《义勇军进行曲》“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这一句最震撼人心的关键词的用字和语意根本一致,首先唱响正义的中国人民,用自己的血肉筑起我们新的长城!对中华民族精神文化和抗战精神影响巨大。

从1935年12月9日起,在北平爆发的轰轰烈烈的一二·九运动持续了三年时间。

白乙化又作为北平的大学生,直接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二·九运动,以勇猛无畏的行动赢得“虎将”称号。

1941年2月4日,时任晋察冀平北军分区副司令员的白乙化,牺牲在密云一座古长城的烽火台脚下,年仅30岁,是抗战时期在北京地区牺牲的最高级别的八路军指挥员。

他牺牲前的最后一句话是:“冲锋!”。


义勇军、长征、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一二·九运动
义勇军、长征、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一二·九运动

1935年5月9日《义勇军进行曲》的诞生时间,与1935年12月9日一二·九运动的爆发时间,都是在1935年红军长征的途中和长征胜利之时。

1935年5月,遵义会议之后,红军长征先遣司令刘伯承到了四川凉山彝区,坚决执行正确的少数民族政策,与彝族首领小叶丹在彝海结盟,使得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非常顺利地通过了少数民族区域。

然后,1935年5月29日,刘伯承又协助党中央和毛泽东指挥中央红军主力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打开了红军北上抗日的道路。

就是在长征即将胜利结束,走进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时候,毛泽东吟唱了震撼人心的诗句:“不到长城非好汉”!为我们轰爆了革命的长城精神。

之后,在东进抗战之时,毛泽东在长城脚下,黄河岸边,再次抒发了进军抗日疆场,建立敌后根据地的豪迈心情:“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

诗词里有我们太行根据地的真实写照!你们看……我们的壶口关山长城,我们的赤岸清漳河水……


毛泽东
毛泽东

1939年,在延安各界纪念一二·九运动四周年大会上,毛泽东给予长征、敌后根据地和一二·九运动以极高的评价。

在那次讲话中,毛泽东先后九次提到由于红军长征、敌后根据地与一二·九运动相互联动的因素,中国的事情比以前“更加好办了”。

这些“更加好办了”,说明中国共产党继“五四运动”后,通过一二·九运动人民抗战救亡斗争的再次文化启蒙,促发中国人民坚决抗战责任的精神文化大觉醒大担当。

毛主席谈到:中央红军经过了万里长征,在一九三五年十月,刚刚到达当时还惟一存在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吴起镇,敌人还在进攻我们。十一月下旬,在富县我们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接连打了三个胜仗。十二月十日祝捷声中,我们听到北平一二·九运动的消息,心里好欢喜呀!

红军长征到达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又与一二·九运动结合,打破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推动了全民族的抗战。

毛主席指出,“应该特别注意,就是红军长征和一二·九运动的密切关系”。

毛主席说:“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胜利帮助了一二·九运动,同时,一二·九运动也帮助了红军(打破军事和文化“围剿”,巩固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这两件事的结合,就帮助了全民抗战的发动,帮助了中华民族,增进了全民族的利益”。

“红军同志完成了这么伟大的长征,学生同志在北平发动了这样伟大的救亡运动,两者都是为解放民族和解放人民而斗争,其直接意义都是推动抗日战争”。

一二·九运动与“五四运动”准备了国共之间的两次合作,意义同样伟大:“五四运动为北伐战争作了准备。……一二·九运动,它是伟大抗日战争的准备,这同五四运动是第一次大革命的准备一样(国共第一次合作)。……一二·九运动以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民党政府只打共产党不打日本帝国主义的办法行不通了,不得不放弃‘剿共’政策而走准备抗战的路,这就开了国民党的三中全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就在事实上宣告成立(国共第二次合作)”。

毛主席强调:“知识分子要同共产党结合,要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要同革命武装队伍结合,要同八路军新四军结合,”“才会有无攻不克、无坚不摧的力量。”“那末,事情就好办了”。

为什么会好办了?因为人民与爱国学生具有了思想意识和民族精神文化的创新,有了新的精神文化:“现在不同了。中国是永远向前发展的。中国人民现在已经懂得了世界大事,懂得了革命道理。”

“一二·九运动是动员全民族抗战的运动,它准备了抗战的思想,准备了抗战的人心,准备了抗战的干部。”

毛主席夸奖道:“现在的青年学生,懂得的道理更多了,比我当青年学生的时候聪敏得多了。……还懂得马克思主义哩!”


刘少奇
刘少奇

1944年,刘少奇用“它和当时人民武装革命运动一道,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划分革命开始重新前进阶段的标志”。他立于中国革命运动形势的高度,评价了一二·九运动和敌后抗日根据地。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什么样的精神文化才能够抗击日寇—建立新中国?这正是近代中国人觉醒时期的五四运动给全国人民提出来的大文化问题。

我们中国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最终诞生地是上海。电影《风云儿女》唱响《义勇军进行曲》之时,红军正在进行着艰苦卓绝的长征,北上抗日;而带头广为传唱的城市、地区、老百姓,却是爆发一二·九运动的北平和全国各地,还有千千万万创建、奔赴以延安为中心的各个根据地的老红军、老八路和一切爱国者。

在我们太行山上,就有我们参加抗日打鬼子打汉奸的千千万万的太行山老百姓,就有千千万万从全国各地奔赴而来的青年学生。有从大城市里来的大学生,也有从全国各地乡村来的高小学生、普通工人和农民,还有遍地的游击队员和八路军将士,更有9167名一二九师东渡黄河抗日的老红军!就连国民党军队也在高唱《义勇军进行曲》。

《义勇军进行曲》用迅猛歌声振奋唤醒了具有文化沉淀的中国人民,自然爆响长城精神文化与人民之间互动潜存的抗战责任与担当的文化价值。他们是那么的自觉、自信、勇武!

天下真奇妙!

一二九师,一二·九运动,八路军的一二九师和青年学生的一二·九运动,都是伟大的一二九,自然走到了一起!

梦幻般组成锻造了钢铁的晋冀鲁豫根据地!

(请参考阅读中国通史《论中华魂与根文化》。)


一二·九运动和抗战时期的谷景生、彭涛

领导一二·九运动的中共北平市委的主要领导人,有三位都在抗战的第一时间,来到了我们太行根据地。

按运动时间顺序,他们分别是时任中共北平临时委员会书记谷景生、中共北平临委组织部长彭涛和中共北平市委书记、组织部部长、宣传部部长李雪峰。

抗战时期的太行根据地,李雪峰曾任太行区党委书记兼太行军区政委,司令员为李达;谷景生曾任太行军区第七军分区政委、第七地委书记,司令员先后为皮定均、崔建功;彭涛曾任太行军区第三军分区政委、第三地委书记,司令员先后为陈锡联,鲁瑞林。

我们从司令员与政委的任职搭配,都可以看出来,他们三位都是毛泽东号召的带头“同八路军新四军结合”的知识分子干部,与经过万里长征的老红军将领们完美搭档。

百年前,山西就有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西学新文化相结合的传播优势。

1902年,利用“庚子赔款”在太原建立了国立山西大学堂,另两所为北洋大学堂(现天津大学,周恩来在此校学习),京师大学堂(现北京大学,李大钊、毛泽东在此校工作),开启了中国高等教育的新纪元。

1909年6月,在北京设立了游美学务处,这既是清华大学的雏形,也是庚款资助留美学生的起源。

在这种西学影响大增的背景下,山西、北京和天津自然自上而下最早有了高等新式文化教育,也就培养出了一大批最早接受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的人,这就为五四运动和一二·九运动提供了一批领导人。


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李雪峰

李雪峰和谷景生等人都是山西学子,自然深受来自本省和全国的新文化影响。

彭涛虽是江西鄱阳人,但他与谷景生是北平高中同学,因共同的理想信念一同参加革命活动,信仰马克思主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又受党的委派,一同进入抗日同盟军,战斗在燕山和太行山一脉相连的长城峰岭地域。

彭涛有着丰富的学生运动经验,又与谷景生一起冲破党内直接上级的左倾关门错误路线,自发坚决领导了著名的一二·九运动。抗战时又共同来到太行根据地,终身结为亲密战友。

李雪峰本人即是在山西大学教育学院学习毕业的。

他在学习期间就饱读文史经哲,通读了大量的马列著作,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党内担任过各种职务,领导和组织青年学生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尤其是参与组织成立了广大青年学生积极参加的声名赫赫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

来到太行山上参加八路军的青年学生,很多都是“民先队”队员)。并与谷景生、彭涛等其他同志一道,把一二·九运动轰轰烈烈的推向全国。

1937年10月,遵照周恩来指示,李雪峰率领平汉线省委干部进入太行山区,与一二九师会合于山西辽县(今左权县),在刘邓领导下开创太行抗日根据地。

杨秀峰主席是一介书生,一位老师。

1934年,杨秀峰从法国留学回来后,即以大学教授的身份,在中共中央北方局领导下从事平津地区文化界、教育界上层人士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

他率领学生踊跃参加“一二·九”运动,并在广大青年学生中传播马列主义,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赢得了平津青年学生的崇敬与爱戴,被誉为“红色教授”。

抗日战争爆发后,杨秀峰毅然投入太行山抗战的洪流,与一二九师一道开辟冀西抗日根据地,建立抗日政权。


1945年8月晋冀鲁豫根据地形势图
1945年8月晋冀鲁豫根据地形势图

敌后抗战根据地是《义勇军进行曲》、红军、一二·九运动掀起实质性抗战斗争的“战略基地”。

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投入抗战的形式,迅速转变为挺进山西和华北,到敌后和敌后的敌后去,配合国民党友军的正面战场,建立抗日根据地,进行山地和平原游击战。

八路军一一五师、一二0师和一二九师三个师,马不停蹄地向山西进军,打了多个抗战胜仗。

很快,一二九师就从开辟以太行山“重要堡垒”为依托的晋冀豫边区根据地入手,不断分兵“做眼”,很快发展到包括山西、河北、山东、河南的广大山地和平原地区,在外线单独作战。

共产党领导的坚强的军队和广大的人民群众,大规模的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坚定地从六个具体战略问题出发,达到保存发展自己和消灭敌人的目的,敌进我进,发明了多种游击战术纵横驰聘。

不到四年,从太行山“重要堡垒”扩大到晋冀鲁豫根据地“战略基地”,完全实现了毛主席所强调的我军游击战争的指挥原则:“战略的集中指挥和战役战斗的分散指挥”。

太行山“重要堡垒”赤岸村一二九师司令部,是晋冀鲁豫根据地“战略基地”的集中指挥中心。


范筑先、张维翰深受时代救亡文化运动影响,在徐向前、黎玉、彭雪枫等帮助下,率部参加129师。筑先学院培养的乔学珩,后来成为新中国的农业人才和省级管理干部。
范筑先、张维翰深受时代救亡文化运动影响,在徐向前、黎玉、彭雪枫等帮助下,率部参加129师。筑先学院培养的乔学珩,后来成为新中国的农业人才和省级管理干部。

前面说到了一二·九运动时期的“民先队”,我们也要追忆张维翰。

一九二五年,张维翰与彭雪枫等共产党人在北平从事革命斗争,曾参加五卅运动,是早期寻求救国之路的探索者。

1937年5月,经彭雪枫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他和范筑先一起,在共产党的影响和帮助下组织了带有保卫家乡义勇军性质的抗日队伍。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他们在鲁西北领导创建了中央直辖的我党首个平原抗日根据地。

毛主席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称赞这是平原能够发展游击战争的证据。武汉保卫战期间,曾两次进击日军占领的济南以牵制日军。

一九三八年底,范筑先壮烈殉国后,张维翰将一万多人的抗日武装带入一二九师,统编为八路军一二九师筑先纵队,占了当时一二九师相当份量的基干人员。其中有八千多共产党员,万余名民先队员。

1939年11月15日,邓小平曾参加先遣纵队和筑先纵队干部会议并做了报告。

由此亦可见,一二九师和一二·九运动的影响之大,一二九师和一二·九运动所弘扬的长城精神文化(国歌精神)是“太行精神”“一二九师精神”“赤岸精神”的重要民心基本内涵。

在上个世纪的三十年代,以苏维埃政权为代表的苏区文化受到全面挫折,但是红军经过千难万险胜利完成了二万五千里的长征,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得到一个惨痛而又巨大的文化收获。

他们在牺牲与失败中认识了不切合中国具体实际的错误思潮的危害,于长征途中召开了遵义会议,不再盲目空谈和复制西方的革命理论和模式,而是落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是中国近代史一次历史性文化飞跃的开启。

这一时期是以儒学为主的政统主流文化已经消失了的特殊时空阶段,历史上一直沉默的被认为是负面的长城精神文化,却在三十年代中国发生救亡症候群时期,成为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狂澜般自觉涌现的中华民族经典传统文化精神意识,凸现了东北抗日义勇军、东北抗日联军、长城抗战、红军长征抗日、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一二·九爱国运动等意识创新的先进文化内质进步。


长城精神文化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
长城精神文化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
(八达岭长城图为张雁之摄影)

所有的这些因素促成了中共中央在长征胜利和一二·九运动后的第一时间(1935年12月17日),即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召开了极为重要的瓦窑堡会议。

瓦窑堡会议确立了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引导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这次会议被中共党史认为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和发展。

1937年7月8日,七七事变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即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

通电中,古老的长城成为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象征性政治结构和目标,起到保卫全民族利益的精神文化支柱作用。

长城精神文化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中流砥柱,显示了长城魂(中华魂)的巨大张力。

显露了长城精神文化自发于中国广大民众、爱国学生、共产党员、爱国人士的民族根文化“自信”“自觉”的原始意识形态。

正是基于“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的精神文化在全世界的影响,《义勇军进行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成为美国、英国、法国、印度及南洋各国的广播电台常常播放的歌曲。

1940年,美国著名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在纽约的演唱会上唱起了这首歌。

还特地灌制了一套名为《起来》的中国革命歌曲唱片,并请宋庆龄为这套唱片撰写了序言。

《义勇军进行曲》与美国的《美丽的美利坚》、法国的《马赛曲》等一齐,被定为同盟国胜利之日预定的音乐节目广播歌曲。

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时期,《义勇军进行曲》在国际范围已经成为全世界人民都熟悉的流行歌曲,在世界各地到处传唱。

1949年9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决议上,《义勇军进行曲》被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国歌。

1978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2004年,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国歌同国旗、国徽一样,是国家的象征。

新时代的新长城精神成为我们应该积极弘扬的伟大的民族精神。


铜墙铁壁太行山
铜墙铁壁太行山

四、红日映照着太行劲旅钢铁长城

在中国万里长城最西端的昆仑山脉北缘,有一处被称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那是2000多年前的新疆尼雅遗址,“丝绸之路”最重要的路段。

那里出土了一面色彩鲜艳的汉代织锦护臂,上面织绣着八个文字:“五星出东方利中国!”

这是出自司马迁《史记》一书记载的古人观察天象的奇观,自古以来就被认为是“五星汇聚”于东方,大吉大利于中国。

太行抗日根据地,就是尼雅遗址古人类所指同一纬度的正东方,是太阳升起的地方,红日始终映照着一二九师和红色边区。


汉代织锦护臂:“五星出东方利中国!”
汉代织锦护臂:“五星出东方利中国!”

1937年8月25日,中国工农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一二九师9167名将士,9月6日在陕西省三原县石桥镇举行了抗日出征誓师大会,全体将士跟随着刘伯承师长一字一句的宣誓:“严守纪律,勇敢作战,不把日本强盗赶出中国,不把汉奸完全肃清,誓不回家!”

在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太行抗战精神得到了升华。

10月6日,部队东渡黄河。

11月13日,接连打了几个胜仗后,一二九师在和顺县石拐镇召开干部会议,传达了毛主席关于创建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指示。

至此,从红军时代以运动战为主,转到以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为主,完成了一个重大的战略转变,部队全面敌进我进,向敌人的后方第一次分兵前进,展开。

“七七事变”后,《义勇军进行曲》已经在全国唱响了两年,而在我们的太行抗日根据地,老红军、老八路将士们歌声嘹亮,同时传唱着另一首著名抗战歌曲《在太行山上》。

这首豪迈熟悉的歌曲唱到:“红日照遍了东方,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看吧!千山万壑,铜壁铁墙!抗日的烽火,燃烧在太行山上!气焰千万丈!听吧!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我们在太行山上,我们在太行山上;山高林又密,兵强马又壮!敌人从哪里进攻,我们就要它在哪里灭亡!”


红日照遍了东方

七六九团陈锡联、汪乃贵、张南生、赵崇德等将士

共产党、八路军大踏步的来了。

老百姓沸腾了,红日照亮了太行山。

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一二九师马不停蹄地打了夜袭阳明堡日军机场第一仗。

这次战斗由刘伯承师长授予全权,团长陈锡联会同副团长汪乃贵、参谋长范朝利、主任丁先国、张南生等人研究敌情,决定及时抓住战机,从打机场、炸飞机入手。
10月19日上午,陈锡联、汪乃贵带领孔庆德、谭德仁、李定灼、赵祟德、潘寿财、李德生等营、连指挥员,对阳明堡机场进行现地侦察完毕后,于当夜奇袭阳明堡机场。

守备机场的200余日寇从隐蔽部里冲杀出来,与战士们面对面的白刃格斗。

七六九团勇士们面对凶恶、残忍的日寇,毫无惧色,打得异常勇敢,激战一小时,炸毁机场上的全部24架飞机,歼灭日军守备部队180余人。

在这场战斗中,年仅23岁的英雄营长赵崇德英勇牺牲。

这场战斗极大的鼓舞了忻口战役的国民党军,留下了国共合作抗战的经典战例。


朱德、彭德怀、左权、杨尚昆、罗瑞卿、陆定一等前指总部,115师聂荣臻、徐海东、黄克诚、吕正操等,129师刘伯承、邓小平、王树声、李达等将领在太行山上共同抗战杀敌

一二九师所属部队在八路军总部朱德、彭德怀、左权等前指和刘伯承、邓小平、李达的直接指挥下,在太行山上抗战八年,与八路军徐海东、聂荣臻、黄克诚、王树声、吕正操所部一一五师暨三四四旅六八八团、晋察冀部队和国民党友军等紧密协同配合,组织实施,坚决巧妙一次次的打了七亘村、黄崖底、太行区反“六路围攻”、长生口、神头岭、响堂铺、晋东南反“九路围攻”、长乐村、盯店、香城固、白晋铁路破击战、百团大战、黄崖洞保卫战,还有磁武涉林反顽战役、林南战役、道清战役、安阳战役和大反攻作战等数不过来的战役战斗,收复了大片国土,创建了晋冀豫、太行、冀南、太岳、冀鲁豫等边区抗日根据地。


徐向前指挥响堂铺战斗

响堂铺战斗是在我们涉县响堂铺村,就是我们现在所站立新长城西南方向约10公里处滏口陉西出口的吾儿峪,也是壶口关古长城脚下狭长的羊肠板坡地形打响的一仗。

1938年3月上旬,日寇继占据太原之后,又相继攻占了临汾、汾阳、离石、风陵渡、长治、晋城、东阳关等重要城镇,打通了邯(郸)长(治)大道和同浦铁路南段,进入晋东南和吕梁山区,继续向晋西黄河各个渡口猛进。

此时国民党的高级将领阎锡山、卫立煌等,已经都逃到了黄河西岸。

为了扰乱和打破山西南部日军,企图疯狂进攻潼关、西安、陕甘宁边区的计划,刘伯承师长、徐向前副师长、邓小平政委经过缜密侦查,研究相关情报,认为:东阳关和涉县之间的响堂铺东西向大道一带,路南是高山,多悬崖峭壁,不易攀登;路北为起伏高地多谷口,便于隐蔽和出击,决定用兵三八五旅、三八六旅3000余人在这里打一场伏击战。

响堂铺村原是个近200户的大镇子,日寇来了以后,被糟蹋的实在无法活下去,房子被鬼子烧了大半,有100多个男女被鬼子残杀和奸污。家人被杀,逃难在外的,有100多户。鬼子每次经过这个村子,就洗劫一次,烧杀一次,几乎把全村的牛、羊、猪全都杀吃光了。

有一群鬼子抓住村里一名20多岁的妇女,竟在光天化日之下,拉到大街上轮奸。没有来得及逃走的乡亲们,都被鬼子杀害了。

侵华日军灭绝人性的暴行,激起我一二九师将士极大的愤慨,强烈的民族仇恨深深的埋在心里。战士们说:“瞧着吧,一报还一报,要是叫我逮住鬼子,一定狠狠地捅他18刀!”

3月31日8时30分,在徐向前副师长指挥下,战斗打响。

日军从黎城东阳关方向一共开来了约200辆汽车,每辆汽车上都有几个押车的士兵。七七一团放过了大约100辆汽车,给七六九团打,后面的一半留给自己吃
。随着冲锋号声,战士们犹如猛虎下山,用刺刀和梭镖朝着鬼子猛扑过去,真正是神兵突然从天而降。一场肉搏战就开始了。

本来鬼子遇到伏击措手不及,再加上我军战士的勇猛,鬼子抵挡了一阵,就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了。

我军一个战士把刺刀折断了,就抱住敌人用嘴咬,硬是把自己的牙都咬掉了。
两个小时后,战斗结束。

大部分鬼子连枪、炮都还没来得及用上,就丧了命。一辆辆汽车冒起了浓浓烟火。
从黎城东阳关先后两次增援的日寇步骑兵约六百多人,都被我久候的七七二团防线击溃,被打的丢盔弃甲,狼狈而逃。

涉县方面的敌人也派出6辆满载400余士兵的汽车,倾巢出援。他们刚到椿树岭,就被埋伏多时的七六九团一个连打退,其中一辆汽车被击毁。

当天中午,就传来了徐向前副师长和邓小平政委共同签发的捷报。

这场仗实际上是分成四段打的。

其中两大段:西从黎城方面来的汽车被分为两段,左翼七六九团打了约100余辆,右翼七七一团打了约130余辆,这两大段被烧毁的汽车大约有181辆。

最西面靠近东阳关的小口村一段防线是由七七二团打的,主要是阻击黎城东阳关方向的日寇援兵,先后两次打退了600余人。

最东面靠近涉县河南镇的一段防线是由七六九团一个连打的,打退了日寇满载士兵的6辆汽车,约400余人。

响堂铺伏击战大约打死了400多个鬼子,还有一个森本少佐,抓住了三个日本兵,跑掉了30多。约计缴获步枪340支以上,轻重机枪12挺以上,迫击炮4门,弹药非常多,我军伤亡200人左右。

中午时分还在解决敌之增援当中。刘伯承师长立即派来了400多名民工和牲口搬运胜利品及伤员。部队撤离时,把带不走的东西和没有起火的汽车全部放火烧着了。这段蜿蜒的公路顿时成了一条火蛇,变成侵华日军的一个火葬场。

下午4时,我一二九师伏击部队早已凯旋而归。而日军却派了重型轰炸机6架,战斗机4架,来响堂铺上空助战,但为时已晚。日军飞行员气急败坏,只能朝着满沟的汽车残骸和尸体,狂轰烂炸长达两个小时之久。

战斗之后,刘、徐、邓三位首长共同签署了《响堂铺战斗详报》,用电台发给了中央军委和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

一二九师在抗战初期打的长生口、神头岭、响堂铺三次伏击战,是我国抗日战争史上颇有影响的“三战三捷”,其中尤以响堂铺之战震动为大。

为了纪念这次战斗中为国捐躯的烈士,涉县人民政府和人民群众,在当年伏击区公路的一侧,竖立了“响堂铺伏击战纪念碑”。


隐蔽战线负责人:左权、滕代远、林一和太行情报纪念馆

面对日本侵略军的残忍,国民党军的反共搔扰,敌我斗争局面极其复杂诡谲。

组织我党我军的特殊隐蔽战线刻不容缓,成为打胜仗、保流通的重要支撑点之一。

1941年9月20日后,中央军委决定在各根据地战略单位成立情报组织。

八路军前方总部和一二九师分别成立了总情报处和师情报处,所属各个军区和军分区也成立了情报机构,构成了各个根据地与大小城市之间四通八达的情报网络和根据地经济流通命脉,直接连接着延安党中央。

这是一条打胜仗离不开看不见的激烈战场。

其特别部属在各个点位的人员随时都有牺牲的危险,尤其是第一线的情报站人员。
他要收集情报,还要送出情报,要和敌后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要有一身的本事,要比敌人还狡猾,一个人要顶三个团,三个营……,就像电视剧“潜伏”所表现的那样。这是我们绝不能遗忘的前辈团队。

总情报处在左权县成立,主要负责搜集战略情报,管辖地域以全华北为主,兼顾东北和华东。先后由八路军前方指挥部参谋长左权、滕代远兼职负责。

下设四个科,分别是派遣科、情报科、技侦科、爆破科,后又调换成派遣科、交通科、材料整理科、总务科。

各科负责人:如派遣科科长林一。各科有各自的特别职能。涉县归总部师部情报部门直接负责。

一二九师师部情报处主要负责搜集战役与战术情报,管辖地域为晋冀鲁豫本战区与周边地区,指挥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军区情报处及各情报站的工作。

一二九师情报处处长先后为申伯纯,副处长孔祥桢,下设三个科,分别是派遣科、侦察科、整理科。

八路军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军区亦成立情报处。

太行军区情报处处长先后为孔祥桢、梁军(代)、江涛,下设三个科,与一二九师三个科相对应。

从1941年底至抗战结束,各军分区也成立了情报组织,以分区界域划定各自管辖范围。

太行军区各情报处初期由前总情报处直接领导,后改为除太行第五军分区仍直属前总情报处外,太行其他军分区和太岳、冀南军区情报处(站)统一交由新成立的一二九师情报处领导。

其负责人有的是由分区首长兼任。

如太行二分区情报处先后由张国传(兼)、何正文(兼);太行三分区情报处由鲁瑞林(兼)。

有的负责人是专职,如:太行四分区情报处为李新农、江涛、张文进;太行五分区情报处为王伯坪等。

情报处、站是最前线也是最危险的,如:第五军分区情报处(对外称豫北办事处)归总部直属;潞城情报站位于潞城县成家川乡台东村,站长先后为赵秉让、李庚鑫,副站长王岩等。

我们从李达参谋长的回忆中可知道,一二九师几乎所有的战斗都与侦察和情报关系密切,不可断档。

情报工作者留下了许许多多惊心动魄的故事和文物。


豫北办事处主任王百评,抗战老同志赵勇田词曲歌曲及战争年代收藏
八路军研究会太行分会寻访追忆

涉县南部的八路军豫北办事处驻地豫北林县任村,主要任务是针对驻豫北的国民党新五军和四十军做统战、联络工作,同时负责搜集日伪情报,建立地下秘密交通线。

办事处老同志赵勇田曾回忆,他们秘密做好了三条交通线,为各个根据地之间的联络和首长们过路的安全提供了保障。1943年至

1945年间,这一办事处曾经保卫和护送包括参加革命的青年学生、我党我军的高级干部、民主人士等达到一万多人次。其中,我党我军的高级干部有刘少奇、邓小平、陈毅、肖华等。

专门负责做秘密工作的同志,仅一次就被汉奸残杀了二人。

同时,各分区又围绕涉县各个领导机关,不遗余力地解决突破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的经济封锁,创造出许多条地下文明的经济交通线。

如:我们涉县南边林县的任村是太行根据地第二大口岸。

因其地理环境重要,八路军各个单位率先在此地开办了粮店。

随后又开办了一批商店货栈,如新一旅的“宏昌盛”货栈、冀南银行的“太记”货栈,八路军豫北办事处的新华饭馆、“同仁”商店、“宏丰”货栈等,其中规模最大的是“德兴”货栈。

德兴货栈还在安阳设立分栈,名曰德记商店,在任村、安阳等地设立粮食交易所,在林北县设立烟厂,在林北、安阳、平顺、壶关等地设立山货行五处,在涉县、左权有商店三处,在接近敌占区的边沿地带建立了流动商业网点,并派出一批人员到日占区安阳、北平、天津、上海等城市建立商业机构,开展新的贸易路线。

正因为有了这些秘密站点,再严密的封锁,都未能断绝商务的来往。太行与各个根据地的物资流通都是这样实现的。

在太行之脊的八年抗战中,围绕着打日伪军和汉奸,反扫荡、反围剿、反清乡、保护根据地的粮食、兵工厂、后勤基地,牵制日军南下太平洋等,八路军总部、一二九师各个根据地,打了许许多多一连串的有名的大仗好仗,打出了成百上千出了名的战将,为山东、新四军、延安根据地、四大野战军和新中国贡献了无以计数的党政军高级领导干部。

一二九师和各个根据地的数百位开国将帅们,都分别在不同的时间段参加过上述著名战斗。

这些著名战斗都有一个共同特点,还真的都是在长城峰岭地域打的“山地游击战”、平原游击战。这些著名战斗,为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建设打下了稳固基础。


一二九师领导人:刘伯承,张浩,邓小平、李达、蔡树藩

我们都知道,一二九师是一支战功卓著、英雄辈出的人民子弟兵老部队。

这支部队各级领导人来自于八一南昌起义、井冈山、鄂豫皖、陕北等多支老红军部队,山西牺盟会、决死队和一二九运动的青年知识分子等。

在八年抗日战争中,这些位抗战英豪不断敌进我进,与侵略者进行殊死较量,下着一盘大大的战场围棋,分兵做眼组建新的根据地,屡建功勋。

解放战争中,八路军晋冀鲁豫根据地一二九师及地方部队,先后发展成晋冀鲁豫军区(野战军)、中原野战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所属部队各级指战员又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金城防御战、上甘岭战役、夏季-金城反击战等,再次打出了中国军人的威风。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们又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和平建设和国防事业,特别是两弹一星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


上图八路军所属各师,敌进我进发展晋冀鲁豫各根据地的部分将领:徐向前、杨秀峰、宋任穷、陈再道、薄一波、陈赓、王新亭、聂真、杨得志、黄克诚、苏振华、杨勇、肖华、陈光、陈锡联、谢富治、杜义德、周希汉、陈毅、滕代远、李达等。

1938年5月,毛主席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两部著作。

犹如“及时雨”一般,推动了一二九师根据地游击战争的发展。

“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徐向前、杨秀峰、宋任穷、陈再道等同志开辟了冀南军区;薄一波、陈赓、王新亭、聂真等同志开辟了太岳军区;杨得志、黄克诚、苏振华等同志开辟了冀鲁豫军区;杨勇、肖华等同志开辟了鲁西军区,而晋冀豫军区又发展为太行军区。

“到了1938年秋,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晋冀鲁豫抗日民主根据地已初具规模,其范围:东至津浦路,西至同蒲路,北起正太,沧石路,南迄黄河。人口达2300万。1940年7月左右,一二九师与地方武装,包括杨秀峰同志创建的冀西游击队和薄一波等同志创建的决死队(即山西新军)在内,在太行和冀南就有95,515人。比我师出征时的9167人发展了10倍以上。

“这些精干的游击队,活跃在晋冀鲁豫边区,在广大人民群众和自卫队紧密配合下,在集总(八路军总指挥部)、中央北方局和师首长的领导下,对日寇展开了有组织,有计划的游击战争,给日军造成了严重的威胁。”(摘自李达《抗日战争中的八路军一二九师》)

这说明:自一二九师从陕西出征时经过长征的9167名老红军,经过了一系列的游击训练班的学习和实践,从此活跃在晋冀鲁豫边区各个根据地的部队。

自此,他们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太行劲旅”!

这是一支用血肉、意志和信仰铸就的钢铁长城。


石拐会议后,一二九师部队全面展开游击战。

上图为晋冀豫军区和五个基干游击支队部分指挥员倪志亮、黄镇、秦基伟、赖际发、汪乃贵、张贤约、谢家庆。

以及一二九师先遣支队在战斗中。


天下之脊
四战之地
四战之军
一二九师暨直属四大军区

晋冀豫军区
5个基干支队
数不过来的游击队


1940年4月一二九师兼太行军区


太行行署区域图

一二九师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三个大致战略阶段分别为:

第一个阶段:1937年11月13 日,一二九师在山西和顺县石拐镇召开干部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于创建以太行山脉为依托的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指示,布置展开广泛的游击战争的任务。

会后,师参谋长倪志亮、政治部副主任宋任穷等率领工作团和部分武装,分别到太行、太岳等地,在中共地方组织及山西牺盟会、决死队的密切配合下,向群众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政策,开展改造旧政权、减租减息、合理负担等工作,调动了人民群众的抗战热情。很快在晋东南和冀西地区建立了各种形式的抗日武装和抗日民主政权。

从1937年11月太原失守前后,到1938年4月粉碎日寇九路围攻为止,一二九师有步骤的分遣了三分之二的兵力(当时共64个连队,派出了41个连队)到各地开展游击战争。从第一支秦(基伟)赖(际发)支队开始,各个游击支队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为了迷惑敌人,不让他们摸清我军的实力,游击队的番号可谓五花八门,名目繁多,遍地开花。

1938年1月,邓小平接替张浩任一二九师政治委员。

2月初,一二九师进一步实行战略展开,创建抗日根据地。晋冀豫边区的抗日游击战全面展开。范围包括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发展到北接晋察冀边区,东北至津浦路,西到同蒲路,南至黄河以南的广大地区。

1938年4月下旬,一二九师分兵进入冀南、豫北等平原地区。8月中旬,成立了冀南区行政主任公署,杨秀峰任主任,宋任穷任副主任。8月下旬至9月上旬,一二九师一部协同当地党组织建立了安阳、内黄、汤阴等数县的抗日政权。至此,奠定了黄河南北两畔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的基础。

1940年4月,一二九师进行整编,撤销晋冀豫军区,成立太行军区(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太岳军区(司令员陈赓、政委王新亭)。

8月,晋冀豫边区最高政权机关——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在黎城成立(简称冀太联办,华北人民政府前身,中央人民政府各机构的开端),杨秀峰任主任。


1946年晋冀鲁豫边区图

抗战胜利时冀南区和冀鲁豫区图

上图为晋冀鲁豫边区各区著名军政领导人:黄敬(一二·九运动著名人物)、张霖之、戎伍胜(戎子和)、王鹤峰、王新亭、聂真、郭钦安

第二个阶段:1941年7月,包括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边的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在辽县成立。

随后,鲁西、冀鲁豫、湖西根据地合并为冀鲁豫根据地,这样,位于郑州、徐州、禹城、安阳之间的冀鲁豫根据地即全部形成。

杨秀峰任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主席,副主席为薄一波、戎伍胜。参议会议议长为申伯纯。邓小平、宋任穷、杨勇先后指挥过清丰、南乐、鲁西南东湖等100多次战斗战役,收复解放70多座县城。

1942年9月,中共中央太行分局成立,邓小平任书记,领导整个根据地党的工作。李雪峰、薄一波、宋任穷分别任太行、太岳、冀南三个区党委书记,实现了统一领导。

1943年7月25日的《解放日报》社论明确指出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四年多来出现的重大变化:“在抗战中,中国共产党抗击了日寇21个师团,35万人,占58%,国民党仅仅‘抗击’日寇15个师团,25万人,占42%。共产党抗击了敌伪军56万,国民党仅仅‘抗击’伪军6万。两项共计,共产党抗击了敌伪军91万,国民党仅仅‘抗击’敌伪军31万。但是国民党拥有300余万军队,相当好的装备,共产党的军队则连游击队在内不过50万,不到国民党的七分之一,装备尤为落后。”

社论当中的这一段话,把中国抗日战场对日军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两个不同战场形式的情况,用具体数字说得明明白白。这就是真实历史。

四年多来,八路军在敌后抗战第一线战场作战是相当艰苦的,基本要靠自力更生,从敌人手里夺。

后期形成了以黄崖洞为代表的多处兵工厂,并研制生产了各类轻型武器(八一式步枪和黄色炸药等)。

太行根据地《新华日报》刊出的一二九师一个师在抗战第六年(1943年)一年时间的战绩,发出了八路军敌后游击抗战的最强音:大小战斗7405次;毙伤日伪军30478名;生俘日军71名;生俘伪军15150名;缴获各种枪支13213支、挺、个;各种弹药、收音机、电话机、照相机、望远镜等器材396345发、座、个;汽车、自行车、各式军装5031辆、套。还从日伪军手中夺回了很多的粮食、文件等;爆破兵营10座,飞机5架,火车52列,汽车138辆,铁路19852米等等。

这一切,足以证明,一二九师依靠太行人民的广泛支持,使晋冀鲁豫根据地得以迅速发展壮大,直接给予了日本侵略者以有力打击。

迫使日军难以分身,不得不专门拿出更多战略资源,用以对付身处敌后的各个解放区、根据地和拉锯区,从而减轻了国民党在正面战场的压力。

把日军从战略进攻拖进战略相持,难以进兵太平洋战场发挥了重要作用,才使得美英有相对宽松的和平条件紧密合作研发制造原子弹。

当今,反动派怕极了毛泽东!

我们要说,毛泽东不仅仅提供了战争制胜的精神食粮,而且也提供了持久战、游击战等战争制胜的智慧诀窍。

对此,无论是抗战时期的美军观察员,还是日军大本营的训练特种部队教程,继而外国军事专家对游击战的战略作用都深表认同。

曾有美国军事评论家威尔纳在《日本大陆战略的危机》一文中就赞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没有一个地方的游击战能够担当游击战在中国将要而且能够担负的战略任务。”

美国能在太平洋战场如此短暂的时间,保有安全研究环境,研制出原子弹,离不开中国战场对日军的牵制作用。


上图为抗战时期太行行政区域简图


下面我们以太行军区发展为例对太行军区的沿革状况和部分将领作一简要介绍


1943年10月,李达、李雪峰领衔太行军区

1943年10月,邓小平代理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彭德怀、刘伯承赴延安参加整风学习,邓小平成为主持华北抗战的主要领导人。10月6日,中共中央决定,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部免兼太行军区。同时,成立太行军区机关,隶属八路军总部领导。

李达任司令员,李雪峰任政治委员,黄镇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袁子钦任政治部副主任,张廷发任参谋长。

下辖:第一军分区,秦基伟任司令员,郭峰任政治委员;第二军分区,曾绍山任司令员,赖际发任政治委员;第三军分区,陈锡联任司令员(后鲁瑞林),彭涛任政治委员;第四军分区,黄新友任司令员(后石志本),王孝慈仁政治委员;第五军分区,韦杰任司令员,徐子荣任政治委员;第六军分区,宗凤洲任司令员,谢富治任政治委员;第七军分区,皮定均任司令员(后崔建功),高杨任政治委员(后谷景生);第八军分区,黄新友兼任司令员,江明任政治委员。

1943年至1945年9月,晋冀鲁豫根据地军民坚持“敌进我进”,大力瓦解伪军、伪组织,打击汉奸,打退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开辟豫北、豫西新区,发展豫东地区,战胜严重灾荒,开展整党和生产运动。
1944年初开始进行局部反攻和大反攻。

1944年4月,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杨得志率领冀鲁豫军区第二、十一、十六、十九、三十二团和回民支队返回延安。

仅1944年局部反攻,李达、李雪峰指挥太行军区部队对敌作战4048次,毙伤俘日军2456人,毙伤俘伪军1万余人,攻克、逼退日伪军据点和碉堡364个,收复国土4748平方公里,解放人口57万。1945年6、7月重点打了安阳战役,为抗战八周年献了厚礼。


1945年9月太行军区


1948年2月太行军区


太行军区先后四个阶段部分将领

太行军区:
刘伯承、邓小平、聂荣臻、王树声、李达、蔡树藩、吕正操、李雪峰、赖若愚、张磐石、朱霖等8位女同志、秦基伟、韦杰、唐天际、皮定均、鲁瑞林、石志本、宗凤州、黄新友、江涛,老八路范贵林。
2014年,作者在黎城孙广兴等同志引领下,探望黎城独立团老战士。

第三个阶段:1945年8月20日,成立晋冀鲁豫中央局,邓小平、薄一波为正副书记;成立晋冀鲁豫军区,刘伯承为司令员,邓小平为政治委员,滕代远、王宏坤为副司令员,薄一波、张际春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王新亭为政治部副主任,李达为参谋长。

从此,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等四个根据地组成统一的晋冀鲁豫战略根据地(后称解放区),成为全国七大战略区之一。

1945年12月底,晋冀鲁豫军区和晋冀鲁豫中央局等机关离开涉县,先后迁往武安下柏延、邯郸、冶陶镇,刘伯承、邓小平、董必武、薄一波、徐向前、王宏坤 、藤代远、李达等战斗和生活在这里。

著名的华北财经会议、大军挺进大别山南征会议、土地会议、整党整风会议在此召开。

这里还是《人民日报》诞生地和《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印刷地。


第1图。1945年,八路军前总参谋长滕代远与八路军各军区首长李达、陈锡联、何正文以及总部情报处副处长等,在攻克日军晋城夕阳台阵地上合影。左起李达、何正文(站立)、滕代远(坐穿黑上套)。

第3图。李达率领部队攻克晋东南的武乡县城。

第4图。抗战胜利时期的晋冀鲁豫边区详图



解放战争时期也可大致分为三个战略阶段:
1945年9月至1946年6月为过渡阶段。

为保卫抗战胜利果实,制止和粉碎国民党军的进攻,晋冀鲁豫解放区编组野战军(共六个纵队)和练兵,为解放战争作准备。

到解放战争开始时,解放区人口增至三千万,县城一百一十座。

1946年7月至1947年6月为解放战争自卫防御阶段。

按照党中央和毛主席制订的方针,晋冀鲁豫解放区一面进行战略防御,粉碎敌人的进攻,一面进行土地改革,使广大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都翻了身。同时,从各方面为战略进攻作准备。

1947年7月以后为战略进攻阶段。

以跃进大别山为标志,晋冀鲁豫解放区主力部队由本区挺进中原,留下的部队在内线肃清残余敌人。

1948年5月9日,与晋察冀解放区合并为华北解放区,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9月26日,华北人民政府正式成立,董必武为主席,薄一波为第一副主席,蓝公武为第二副主席,杨秀峰为第三副主席。

从延安转移来一大批学者、专家和延安保小的学生(其中涉及到后期延安保小、邯郸行知、阜平荣臻等小学校(其中有伍绍祖、殷子烈、刘太行等),和北京育才、八一学校的故事),工作学习生活得到了保证。

著名的国际友人斯特朗和柯鲁克夫妇等来邯郸访问,编辑出版《中国人征服中国》和《什里店——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书籍,在西方国家产生了巨大影响。

同年,驻邯郸的党政军等机关迁入石家庄西柏坡。


解放战争时期的战役战斗部分:

晋冀鲁豫军区于1945年9月至11月,先后取得了解放战争第一仗上党战役的胜利,保卫了毛主席在重庆谈判期间的安全。以及邯郸战役的胜利。

1946年6月底,以晋冀鲁豫军区的第三、第六、第七纵队(后增加第二纵队)和冀鲁豫军区王秉璋率主力等组成晋冀鲁豫野战军。

1946年7月至1947年5月,晋冀鲁豫野战军取得破击陇海路(兰封)和定陶(大杨湖)、同蒲、临(汾)浮(山)、豫北等战役的胜利。

1947年6月30日至1948年7月,又取得鲁西南战役胜利。

为了减轻人民群众的生活负担,减轻延安各方面的压力,晋冀鲁豫野战军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坚决千里跃进大别山,在无大后方的条件下坚持斗争,建立豫东根据地;充分调动了敌人的兵力,扭转了全国整个战局,大大缩短了解放战争的进程。

野战军在粉碎敌人中原防御体系后转出大别山,与华东野战军密切协同,打了洛阳战役、宛西宛东战役、豫东战役等,歼灭大量国民党军。


晋冀鲁豫军区部分将领:
刘伯承、邓小平、陈毅、李先念、李达、王宏坤、王近山、王秉璋、韦杰、石志本、于一川、尤太忠、向守志、肖永银、李震、刘昌、蒋科、刘赞平、卢彦山等。

1948年5月,晋冀鲁豫野战军改称为中原野战军,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陈毅任第一副司令员(仍兼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李先念任副司令员,邓子恢任副政治委员,张际春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李达任参谋长。

7月,取得了襄樊城市攻坚战役的胜利。

1948年11月至1949年1月,与华东野战军一起,用66万兵力加40万地方武装和543万支前民工(其中也有太行人民支前的民工、门板、食材),取得了淮海战役的巨大胜利,基本解放了长江以北,华东和中原地区。


中原野战军部分将士

刘伯承、陈毅、李达、李雪峰、陈士渠、赵紫阳等首长。及6纵17旅49团苟在合(烈士)、李如海、杨毅,50团陈绍富、张镰斧、宁保喜、卢思英等。

1949年2月,中原野战军改编为第二野战军,辖第三、第四、第五三个兵团。

第三兵团辖第十、第十一、第十二军;第四兵团辖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军;第五兵团辖第十六、第十七、第十八军。


第二野战军部分将士

第1图:中共中央军委决定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组成总前委。第2图: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李达诸首长巧布迷魂阵,声西击南,在郑州火车站进行大张旗鼓的宣传造势。
第3图:1952年7月,西南军区副司令员李达与铁道部长滕代远庆祝成渝铁路通车。第4图至第7图:第十二军和三十五师全家福,何柱成、马宁。
第8、9图:渡江战役第一仗和解放重庆声东击西第一船。张文则连长在渡江后抢夺渡口战斗时英勇牺牲。
第10图:作者拜访宁保喜老首长。

1949年4月,第二野战军与第三野战军、第四野战军并肩发起渡江战役,突破了西起湖口,东至江阴的国民党长江防线。

其中:刘伯承指示王近山、李德生在4月8日用一0四团打了渡江战役第一仗铁板洲渡江示范战斗。21日全军向南渡江后各师、团千里追击。三大野战军解放了皖、赣 、浙、闽广大地区。第十二军三十五师一0四团不计国民党一一0师8000多起义人员在内,俘敌7018人。

1949年11月至1950年4月,在第一、第四野战军各一部主力部队协同下,二野大迂回出奇制胜打了“四战一夺”进军西南。

1949年11月29日23时,十二军三十五师声东击西,一0四团张文则连长奉命打敌七寸,率先用一条小船向北偷渡冰冷的长江,逼走蒋介石,起到了药引子作用,提前一个月解放了重庆;并在这一个月内,迅速打胜了成都战役。

接着进行两广作战,进军云南、巩固西南,解放了四川、贵州、云南、西康。之后,又坚决命令十八军主力部队进军西藏,打了昌都战役,和平解放西藏。

解放战争时期,第二野战军共歼灭国民党军200余万人,其中投诚、俘虏160余万人。

在战斗中,第二野战军官兵牺牲3.7万余人,其中团以上干部200人。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二野雄师饮马千层水,挥戈万重山,鏖战沙场、血染战袍,迎来旭日东升的新中国。


西南军区首长们


彭德怀、贺龙、李达、杨得志、许世友、郑维山、王近山、秦基伟、曾绍山、李震、李德生等志司、兵团和军级首长

抗美援朝时期: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为祖国,就是保家乡。”这是大家都熟悉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军歌》。
抗美援朝时期,中国人民志愿军总共有六个兵团,其中第三兵团是由太行劲旅全建制组成的,它们是第十二军、第十五军和第六十军。

第1图。毛主席亲切会见了黄继光的母亲邓芳芝,周总理见到她时,罕见地亲了一下她的脸。
下图分别为十五军军长秦基伟、军参谋长张蕴钰和十二军军长曾绍山、政委李震,十五军四十五师师长崔建功、政委聂济峰、四十四师师长向守志等。

十五军发展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惟一的空降兵军。

早在1937年10月中旬,秦基伟就奉一二九师师首长命令与赖际发一起,创建了一二九师的第一支游击支队——秦赖支队。

1947年8月15日,以太行军区前方指挥所及两个独立旅为基础组成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九纵队。司令员秦基伟、政委黄镇、副司令员黄新友、参谋长何正文、政治部主任谷景生。后来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志愿军的第十五军。

第十五军入朝作战,军长秦基伟、政委谷景生、参谋长张蕴钰,四十五师师长崔建功、政委聂济峰等,率领部队在金城防御战期间上甘岭战役中表现突出,一战成名,步入我军劲旅行列。

这是一支英雄的部队,当年血战上甘岭期间,令美国大兵闻风丧胆,先后涌现邱少云、黄继光、孙占元这样著名的战斗英雄。


六十军首长韦杰、张祖谅(沙盘作业左一)、王诚汉(沙盘作业左二)、李钟玄等。

第六十军的军长韦杰抗战初期即打了“平原模范战”香城固战斗,后担任一二九师新一旅旅长、太行军区第五分区司令员。

他在担任由太行军区和太岳军区部分部队发展而来的华北军区八纵队司令员时,参加了临汾战役、晋中战役、太原战役等。

他指挥第二十三旅,在临汾战役中,英勇奋战,首先登城,被华北军区第一兵团授予“光荣的临汾旅”称号。

入朝作战,参加了第五次战役。

之后,六十军炮兵团开赴上甘岭前线。
韦杰军长说:听从指挥,打好六十军翻身仗。

美军调来了三辆坦克,作为活动火力点,其它炮兵团无法打坦克,让上甘岭阵地吃了不少亏。

六十军炮兵团,接到命令,把4门76mm苏制新型战防炮推上阵地。第二天上午,当坦克出现时,每门炮各打出一发炮弹,全部命中,摧毁2辆坦克,击伤1辆。此战之后美军的坦克再也没有出现在前沿阵地。

不久,炮团再次在全线第一个向1000多名美军开炮,连续射击将美军覆盖。这是六十军战防炮本身轻、巧的特点。再后来,六十军炮兵团越打越狠,总是在上甘岭全线炮兵中第一个开炮。

十五军指挥所称赞他们“打得快、打得准、打得狠”。战后统计,六十军炮兵团创同型号火炮最高射速。苏联方面还派来火炮专家,收集实战数据。

1953年5月上旬,二十兵团掩蔽部里,坐满了二十兵团的各军军长、政治委员和参谋长们。

新到任的三兵团司令员许世友、副政委杜义德,还有从国内来观战的李天佑、李成芳等高级将领共同研究作战计划。志愿军代司令员邓华、副司令员杨得志、参谋长李达等亲自听取60军大潜伏作战汇报,并批准了郑维山,张祖谅的大潜伏方案。

把几千人潜伏到敌人鼻子底下,出其不意,打了一个漂亮的歼灭战。

1951年10月,李钟玄调任六十军一八0师代师长。在1953年夏季和金城两个反击战中,一八0师是最早参加反击的部队,一直打到停战,建立大功。

1960年,一八0师胜利完成了两弹一星事业发源发祥地的基本建设全部工程。


第4图至第7图:在抗美援朝硝烟中活下来的战士胡修道、牟元礼、防疫办李希、驾驶员陈楚玉等都是多次立功受奖的英模人物。
第8图往后是兵团和十二军各级指战员:他们当中有曾绍山、肖永银、李震、宗凤洲、赵兰田、吴忠、刘瑄、李长林、李宝奇、林有声、尤太忠、蒋科、李德生、刘昌、鲁之沫、齐钉根、甄申等。第17图:自左至右尤太忠、杜义德、李德生。

十二军赴朝作战,在五次战役第二阶段,第三十一师九十一团穿插三八线以南最远。

在全面被美军包围的形势下,李长林团长不仅成建制带团安全返回,还带回100多俘虏,创下战争史上的奇迹。

金城防御战中,毛主席要求:“我军每一个军在一次作战中,歼灭美、英、土军一个整营,至多两个整营,也就够了”。

还用了:“零敲牛皮糖”作出形象通俗的比喻,这种战法在朝鲜战场上成了克敌死命的法宝。

全军将“根据地”战略战术延伸,采用了相当规模、灵活机动、隐蔽自主的作战型结合生活型的新型大规模化坑道长城战法。

以三十五师为例,全师总结作战得失,先期即开展了史无前例的坑道作战,全部队挖掘地下长城。一面作战,一面在坚石山上凿洞筑城,克服了天寒地冻、技术落后、工具炸药缺乏,敌人阻挠等重重困难,苦干巧干,经过四个多月的突击,终于在1952年4月份,大体完成了‘地下长城’的坑道筑城任务。其中还有早在1951年12月上旬即建成的,被李德生师长命名的长90多米、有4个进出口的“红旗洞”。仅三十五师共挖成了坑道675条,长21065米,各种掩体7172个,交通沟21万7020公尺,用木料1873901公尺;共用人工1036299个。坑道作战经受了多种实战考验。

在美帝的细菌战中,部队深入开展防疫卫生运动。全师除训练防毒防疫人员421人外,还建设了水井354个,干燥灭虫室46个,洗澡堂70个,厕所1895个,厨房280个,挖污水沟27525立方公尺,制造捕鼠工具70630件,堵鼠洞1006个,扑灭了敌机敌炮施放的带菌老鼠101379只,带菌昆虫1700余万个(火烧与药剂捕杀的未计算在内)。取得了粉碎敌人细菌战的巨大胜利。

在一0四团等部队向座首洞发起攻击的多次战斗中,最先产生了一位与黄继光同等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金星英雄”——杨春增。

栗洞东山营进攻的步、炮、坦克协同作战,受到金城防御部队和各级指挥员高度评价,志愿军总部提出嘉奖。后被列为为抗美援朝营级步、炮、坦克诸兵种协同作战(没有飞机),积极防御进攻战的首个经典范例。被军事科学院高级别专业研究人员评价为抗美援朝战争中级别最高、也最为权威的营级诸兵种协同作战的经验总结,叫响了整个金城防御前线和志愿军。

上甘岭战役中,经过毛主席和志司首长的密切关注、指示和批准,在兵团王近山、杜义德、刘有光和十五军秦基伟等首长,十二军曾绍山、李震、肖永银、李德生、刘暄、尤太忠等指挥下,第三十一师、三十四师、三十五师各团相继投入直接战斗和后勤保障,与颜伏指挥的炮兵部队紧密协同,在上甘岭阵地勇猛战斗约45天,取得了战役的最终胜利。

先后涌现出伍先华、胡修道等著名战斗英雄。

而身为前线战斗指挥所指挥员的李德生副军长,始终保持谦虚谨慎的风范,严令全军参战将士不摆功。

抗美援朝,一二九师劲旅在金城防御极其艰难的日夜炮火连天的战场条件下,在陈赓司令员的具体要求下,筑建了上百公里长的地下长城,打出了抗击强敌的胜利,为新中国的和平建设事业筑起了一道保家卫国、安全幸福的长城。

战争年代,一二九师英雄们所传承的长城精神、红军精神,创造的太行精神、一二九师精神和人民群众涌现的赤岸精神得到了完美体现。


赤岸新长城左岸

三 奇闻异事 多彩人生内容

抗战时期,一二九师的战斗生活丰富多彩,涉猎也十分广泛,有许多精彩片段。

从我们站立的长城往山底方向望去,赤岸村和王堡村相接的清漳河那一片宽阔河滩地,就是1941年9月18日一二九师召开全军“九·一八”运动大会的具体位置。

谁能想到,在抗战最困难、八路军还弱小的相持阶段初期,在抗战的最前线,在敌人的大后方,一二九师会在进驻赤岸村不久,就召开了一次规模庞大的运动会。

当时,《新华日报》(华北版)的评价是:“与会的代表与选手不下三千余人,均由各旅、各团、各军区和军分区全体战士所推选,而闻讯前来观看者,更在万人以上,数百里外均跋涉赶赴,一饱眼福,可称之为空前盛会。在敌后,特别是在紧张的战斗环境中,举行如此规模宏大的部队的运动大会,不仅在八路军是第一次创举,而且在全国、在全世界、在人类历史上都是空前罕有的,只有八路军,只有共产党所领导的进步武装,才能创造这种奇迹,随时可能有这样动人的创举。”

比赛场地是用石磙(gǔn)碾实的垫土地。场地中心是司令台,下面有大检阅台,篮球场、木杠、木马、平台、障碍物和跑马场等都在司令台的正前方。

9月18日,运动会开幕,冀南、太岳、太行各部队、民兵代表队整队入场。

大会总指挥李达参谋长驰马向彭德怀副总司令报告完毕后,彭副总司令策马先行,左权副总参谋长、罗瑞卿主任、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滕代远副校长、杨秀峰、戎伍胜正副主席、申伯纯、邢肇(zhào)棠正副议长、蔡树藩主任等骑马检阅部队。

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等都分别讲了话。

彭德怀赠送的奖旗上写着十个大字:“钢铁的身体,钢铁的意志”。

篮球是集体对抗性体育运动,也是最吸引人的项目。三八六旅陈赓旅长非常活跃,指挥有方,三八六旅荣获第一名。

参加运动会的抗大总校六分校学员都是部队选调来的尖子,素质都比较高,条件比部队好,并且是经过了基层初选与三天校运动会复选出来的代表队,加上刻苦训练,各项准备工作比较充分,所以在运动会上,各项竞赛项目成绩都优良,六分校取得了全师十多个单位竞技比赛的多个第一名。

张维瀚率队在表演项目比赛中获得总分第一名。

16岁在町店战斗中枪挑十多个鬼子兵的小八路张镰斧,在常规项目摔跤比赛中获得了六分校运动会第一名和一二九师运动会第二名。


第1、2图为广胜寺飞虹塔(琉璃塔)。
第3至6图为《赵城金藏》和涉县温村天主教堂。
第7、8图为八路军研究会和太岳分会陈知建、王万里等参加相关活动。

中央电视台四套“国宝档案”节目曾播过《赵城金藏》国宝。


《赵城金藏》是金朝仿刻北宋《开宝藏》的首部汉文大藏经,刊刻精良,全世界只此一部,因而被视为稀世瑰宝,与《永乐大典》、《四库全书》、《敦煌遗书》并称国家图书馆四大镇馆之宝。


《赵城金藏》在800年的历史长河中,曾遭遇过无数次劫难,保存至今非常不易。
其中在抗日战争时期被抢夺和保护的斗争,可以说是惊天动地、震撼人心,是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烽火硝烟的“国宝”。

“国宝档案”节目提到了涉县温村天主教堂。

温村天主教堂从1940年12月太行区领导机关起,1945年11月后改为“太行行署礼堂”。
抗战期间这里举行过许多重要会议。如1942年召开晋冀鲁豫临时参会,1943年1月25日召开太行分局高干会议,即著名的温村会议。

温村天主教堂在抗战和解放战争最凶险的时期,上到中央,下到老百姓,还发生过一段感天地泣鬼神的故事。

1942年,日本侵略军要夺取《赵城金藏》。国宝危在旦夕的信息被迅速报告了延安,朱德总司令果断下令安全保护好大藏经。

信仰共产主义的八路军征得洪洞广胜寺住持力空的同意,用一个连的战士经过与日寇的激烈战斗和牺牲。宝藏几经辗转,转移到了太岳区党委驻地沁源县。
于1942年7月至1946年秋,在深山的一个煤窑里藏匿,并指定专人保管,度过了4个年头。这期间,太岳区党委负责人薄一波还常派人进煤窑查看经卷的干湿状况,他的秘书刘元璋在一次查看途中遭遇日军袭击而牺牲。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946年,太岳区领导再次前往煤窑查看经卷时,发现一些经卷已发生霉变,遂紧急安排《赵城金藏》再转移安放到晋冀鲁豫边区政府驻地涉县的温村天主教堂。

这年秋,著名史学家,北方大学校长范文澜专门派人来做《赵城金藏》的护理工作。

在二年多的时间里,涉县人张文教把经卷逐本平摊在炕上,用锯末暖炕来烘除霉湿。后来又一个人把尚存的4330卷、9大包《赵城金藏》分装42箱,悄悄地搬到常乐村的一座阁楼。

直到1949年4月,先后用马车、牛车、小火车、汽车安全将《赵城金藏》运抵北平,于4月30日正式移交北平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成为我党拨交北平图书馆收藏的第一批珍贵文献,结束了国宝颠沛流离的命运。

《人民日报》于当年5月21日头版登载了《名经四千余卷运抵平市》的消息。国宝的保护、转移、幸存过程,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全力保护精神和作为。

汉斯·米勒医生

抗日战争期间,在太行山上有不少支援中国抗战的国际主义战士。

1939年获瑞士巴塞尔大学医学博士学位的犹太人米勒医生,在延安受到马海德的接待,先后与白求恩、柯棣华、巴苏华等援华外国医生,到抗日根据地开展医疗救护工作。

米勒来到了太行根据地,在最艰难的抗战相持阶段转战了近四年。

他曾任晋东南国际和平医院医生、第十八集团军卫生部流动手术队队长兼一二九师医务顾问。在“黄崖洞保卫战”、反“五一大扫荡”“百团大战”等战斗时,经他个人就治疗了9000人以上的八路军伤病员和许多被俘的士兵

解放后曾担任北京积水潭医院教授,北京医学院副院长、教授,连任第六、七、八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武亭和朝鲜义勇军华北支队

自1940年开始,有一百余人的朝鲜义勇队志士陆续抵达太行山地区。

1942年7月初,朝鲜义勇队进驻涉县中原村一个古老的寺庙元定寺,与一二九师师部驻地赤岸村隔河相望。

在这里,他们召开了朝鲜青年联合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会议决定将朝鲜青年联合会改称为“朝鲜独立同盟”,将朝鲜义勇队华北支队改称为“朝鲜义勇军华北支队”。

他们大都是干部,懂日语,受过军事院校的正规训练。

在八路军中,他们是半武装的宣传队伍,主要任务是用演讲、贴标语、向日军喊话等形式,来宣传、揭露日军侵华战争的罪恶。

他们的主要负责人武亭不但是全程走过长征的朝鲜人之一,还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最早的创始人。


郑律成

曾担任朝鲜革命军政学校教育长、朝鲜义勇军负责人的郑律成,1914年生于朝鲜半岛的光州,1933年来到中国参加救亡运动,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奔赴延安,创作了《延安颂》《八路军大合唱》等红色经典乐曲。

《八路军大合唱》中的《八路军进行曲》后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1988年,该歌曲定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

1942年8月,郑律成来到到涉县,1943年随八路军、朝鲜义勇军在涉县五指山开展大生产运动,并以太行山战斗生活为题材,创作了《武装宣传队》的电影剧本。

他创作了中朝两个国家的军歌,反映了中、朝、韩三个国家人民的共同心声,被三个国家的人民所纪念,这在作曲家中是举世无双的。

现在涉县五指山还留有他的故居、使用过的水井、开垦的菜地等遗迹。遗址纪念馆已完成布展、展示区和文物收藏区,故居也已完成还原修复。

2009年,原国家副主席王震在《作曲家郑律成》序言中写道:“他是当代继聂耳、冼星海之后,又一位杰出的优秀的作曲家,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音乐事业的开拓者之一。”

郑律成被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等11个部门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每年都有很多他家乡的人来这里缅怀先烈。


第1图:印度尼西亚华侨刘复之
第2图:马来西亚华侨林有声
 第3图:抗战时期一二九师锄奸科的同志们
第4图至第7图:老太行黄镇、張南生、卜盛光、卢仁灿、李广祥等和刘复之(张雁之提供),刘复之为太行纪念馆题词,刘复之在天安门城楼上(朱穆之拍摄)

一二九师师部有一位在印尼“喝过海水的”,奔赴延安参加抗战的华侨青年刘复之,长期在涉县工作过,他是归国华侨中参加抗战的杰出代表人物。

十二军也有一位马来西亚华侨青年林有声,参加了上甘岭战役,后任江苏省军区司令员。

刘复之参加八路军,跟随朱德总司令到了太行山长城峰岭山水抗日前线,很快又被刘伯承师长和邓小平政委向朱德总司令点名道姓,直接要去一二九师师部给两位首长当秘书。理由不仅是“喝过海水”,而且还得到了“穿着西装”住进了土窑洞,八路军里“很有觉悟的洋学生”的率真评价。

刘复之近80年的革命生涯,从初入锄奸工作到全国政法工作领导人,约有72年是被他自己称为的“终生职业”。

他先后担任过一二九师锄奸科科长,国家司法部部长、公安部部长,全国检察院检察长等职。
在新中国民主法制建设的践行过程中,刘复之历史性驱动开创的反贪专门机构,迅速将精力聚焦到反贪污贿赂上来,突出地把反贪污贿赂工作摆到检察工作重点位置上。
这属于国家第一次的职能创新,正是中国共产党人保持的长城精神文化忧患意识,在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中,不蹈盛极则衰周期率而传承发展走出的坦荡“新路”。

打汉奸孙殿英

1937年底,刚刚进入太行山,刘伯承师长在思考如何落实毛主席关于开辟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晋冀豫抗日根据地指示的时候,就明确指出了要打汉奸。

他说:目前日本人正忙于正面战场的进攻。国民党军队几乎全面撤退,无力他顾。人民群众迫切要求对日作战和收拾那些趁火打劫的散兵、土匪和压榨百姓的汉奸,建立一个较为安定的抗日的社会秩序。

“汉奸现象”是抗战期间中华民族感受到的最大“痛点”。汉奸文化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奇耻大辱。

直到今天,仍在挑战我们的政治生态、文化价值和道德底线。

谁都能看出来,日本侵华无异于蛇吞象,没有汉奸,他们就是聋子、瞎子,因而日本侵略军特别重视采取威逼利诱等各种手段,扶植汉奸伪政权达到自己的目的。一些名族败类就是这样变成了汉奸。

围绕着太行根据地,给日军出坏水最多的,给八路军和全民族抗战造成危害最大的是汉奸,没有汉奸也就不会有日本鬼子在太行根据地的横行霸道,因此老百姓最痛恨的就是汉奸。

所以整个抗战时期,最要紧最关键的是打汉奸,打汉奸就是把侵华日军打回聋子瞎子的原型。

孙殿英就有一个典型的由抗战转变为汉奸,最终又被一二九师和晋冀鲁豫部队歼灭的过程。

孙殿英最臭名昭著的,是1928年夏,率部盗掘清朝乾隆皇帝的裕陵,慈禧太后的定陵两座墓葬的大盗贼。

但是他在1933年2月,面对三万日军,所带军队在赤峰受到日军突袭,虽说措手不及,还硬是和日军整整打了七天七夜。这一仗孙殿英誓死抗日,而且给敌军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七·七事变后,孙殿英招兵买马。

到了1939年,孙殿英部被蒋介石改为新编第五军,驻扎在豫北林县一带,率其新五军在河北、豫北也曾与日军作战。

这期间,孙殿英在国民党与八路军之间两边讨好,八路军还给过他一些服装、弹药。同时,他又和日本人也有来往。在他军部附近,开设了三个招待所,分别招待国民党将领、八路军和日本人,可谓“狡兔三窟”,八面玲珑。

日军占领武汉后,为了准备南进发动太平洋战争,一面扶植汉奸伪政权,诱降蒋介石,一面将其军事力量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转移,针对我抗日根据地反复扫荡清剿。国民党中的顽固派,快速加剧了反共摩擦活动。

蒋介石在制造了平江惨案和确山惨案等事件后,于1939年12月到1940年3月,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

1939年12月,阎锡山与日军勾勾搭搭,在山西南北几个要点发动了“十二月事变”。1940年2至3月,石友三等部又进攻太行区八路军。


最要紧最关键的是除汉奸

1940年2月24日,在八路军总部和一二九师师部首长们的直接统领下,邓小平、李达亲赴前线驻地林县任村镇西坡村,指挥了磁武涉林反顽战役,给予朱怀冰部以毁灭性打击,共毙伤俘其所部一万余人。

孙殿英还给八路军的进攻让了路。

1943年4月,日军出动二十万人进攻太行山区。4月23日,日军将孙殿英部防地四面包围,被包围的孙殿英率部投降日军,当了汉奸“和平救国军”。后又配合日军多次和我军作战。之后,孙殿英又诱降了庞炳勋一起当汉奸。日军给他们以“第二十四集团军”的番号,庞任总司令,孙任副总司令,均驻在新乡。

7月上旬,庞炳勋、孙殿英率部配合日军侵占太行抗日根据地的林县地区和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卫河以南地区,妄图以林县为依托,向太行山抗日根据地进犯。

为了打击日伪的嚣张气焰,八路军总部决定:由太行、冀南、冀中部队各一部,共约15个团的兵力,于8月中旬发起林南战役。

太行军区司令员李达再一次在林县亲自指挥了林南战役。

8月18日零时30分,林南战役打响。林南战役歼灭日伪军7000余人,击落日机一架,攻克收复据点80余处,解放人口40余万,使太行根据地的面积达到3.5万余平方公里,处于东可切断平汉路、南可控制黄河渡口的有利态势。

到抗战大反攻最后阶段,太行分区攻打鹤壁,是安阳战役的最后一战,其中还有孙殿英一部,可惜两次都让他跑了。
1945年8月,日寇投降,孙殿英又向蒋介石投诚,追随蒋介石反共反人民,打内战,驻防汤阴。

1947年5月1日,我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三、六纵队等打豫北战役,攻占汤阴,孙殿英被俘,被解送到河北武安县战俘营。

在他被俘的日子里,刘伯承司令员曾召见孙殿英等,孙公开暴露了投敌当汉奸系由蒋介石的秘密命令。

最后,由于孙殿英吸食了几十年的鸦片,患上了当时属不治之症的烟后痢。共产党本着人道主义精神,为他求医治病。在他在病危之际,他忏悔说:“我过去做了许多坏事,对不起民众,对不起共产党。共产党宽宏大量,不计怨仇,比蒋介石不知好多少倍啊!”这年秋天,身患多种病症的东陵大盗,大汉奸孙殿英病重死去,结束了他的生涯。

我们涉县独立营奉命与八大队、一、二、三、六大队合编为太行军区五分区义勇军第五团,加入了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六纵队。参加了这些战役战斗。


第1图:涉县青年积极参加八路军
第2、3图:刘邓大军兵发陇海线
第4图: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在我们太行山根据地有一句名言:“9000将士上前线,30万大军出太行。”
抗战结束时,在毛主席、党中央、八路军总部的领导下,太行山作为敌后抗战的主战场,一二九师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已发展壮大为30万正规军、40万民兵,并锻造了“不怕困难、不怕牺牲、勇于担当、勇于胜利”的一二九师精神和人民群众的赤岸精神。
党中央领导一二九师创建的以涉县为首府的晋冀鲁豫边区,是全国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抗日根据地之一,已控制了80多个城市,拥有人口约2400万。130多个党政军机关驻扎在这一带,使涉县成为整个边区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边区政府为日后组建华北人民政府,乃至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提供了基本架构。
从日本投降到1946年6月底,全面内战爆发前的10个月中,晋冀鲁豫解放区在斗争中继续发展壮大了自己的力量。
遵照党中央的指示,除调走第一纵队和25个团的架子支援补充我党在东北的部队外(晋冀鲁豫军区自1944年初至1946年6月,共被中央分兵调走约34个团),全区军队经过精简老弱,尚有27万余人,民兵由40万左右发展到60万人。
由于新解放了大片地区,人口由2400万增加到3000余万,县城由80多座增加到110多座,这就使全区能够以前所未有的力量和坚强的战斗意志投入到解放战争第一阶段自卫战争。

五、新时代新长城新征程文化长城

人类生存的载体是地球,地球的物质生态环境承载着人类命运共同体。

我们的地球已经有四十多亿年的生命了。地球生成后的变化显示:太行山是因喜马拉雅山在6500万年前的隆起开始重新形成的,但是它留有许多亿年以前的古陆地地表。

与太行山脉隔着汾河相接的吕梁山脉、垣曲县黄河岸边,有国内外考古学家联合发现的4500万年前的“世纪曙猿”,推翻了“人类起源于非洲”的论断。

在太行山脉的北端,阳原县桑干河南岸留下了200万年前的泥河湾马圈沟古人类遗址,对人类起源于非洲埃塞俄比亚的一元论提出了挑战。那一带又被称为中国历代古长城环绕的长城实物博物馆。

太行山脉(涉县)东北沿的武安还发现了10300年前的古人类磁山文化遗址,并且拥有春秋时期的赵长城和明代长城等遗址。

甲骨文和周易的易经都出自于涉县东南边的安阳。涉县本身即有10000年前的古人类遗址。

这就为我们涉县建构了中华人类古老的文化圈。

因为太阳给人类带来光明,所以人类的第一崇拜意识是太阳,古老实物文献记载了“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在太行山上》英雄歌曲的第一句就是:“红日照遍了东方”。

东方是我们的家园,一二九师司令部小院房屋的老窗纹样就有太阳崇拜的表现。


中华民族的太阳崇拜代表着祖先崇拜

前4图为喜马拉雅山、昆仑山脉、黄河母亲河、昆仑山与黄河地域的丹霞地貌。第5图:山西黎城文物和民居的太阳(祖先)崇拜体现。第6图至第9图:一二九师司令部旧居老窗纹样就有太阳(祖先)崇拜的体现。

中华古老文化与文明,因商周交汇时期带来的昆仑山祖先崇拜(包括女娲真身),奠定了中国人认祖归宗的底线思维。

我们所见到的涉县祭祀女娲的娲皇宫、中皇山和奶奶顶,其实质就是祭祀祖先,因为人类最早的祖先之王就是女性,其原始部落称为母系氏族,氏族头领全都是女娲。伏羲、神农,甚至连黄帝,都曾是被敬奉在奶奶庙的主神。

田野考古发现,中国大约10000年前开始有了粮食和家畜。武安、涉县、黎城一带(磁山文化)的粟子和家畜有7500年以上的历史。

8000年前开始,在太阳和祖先的照耀关怀下,人类从游猎生存状态走入农耕聚居的聚落生活,开始有了农耕、定居和半地穴房子。有了房子就有了墙和聚落(村子),以及古城址。中国最早期可与长城城墙媲美的古城址,已经有了6500年历史。

古人的文化表明,祖先是依赖大地环境生存的。

人类只有与地球同在,才能共同构成人类命运共同体,才能幸福生存。

保护长城就是保护地球,保护青山绿水。



第2图:晋冀鲁豫根据地泰安大峰山齐长城遗址
第3图至第6图:涉县祭祀女娲的娲皇宫

长城建筑形式始出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士子文化。

士子文化是什么呢,可以说是当今的智囊文化,士子团体可以说是智囊团体,经士子们建议修建了中国最早的楚国和齐国的长城。赵国的长城晚于齐、楚长城。

最早提出修建长城的著名的人物,也是最早提出“以人为本”的思想家、政治家、经济学家管子(管仲),被誉为中国古代文化名人第一人,比孔子早了一百七十余年(齐长城的泰安部分属于晋冀鲁豫根据地)。

长城本身是一种出于忧患意识,为争取和平生存追求防御功能的体现。


它随着农耕文明的进展而从更古老的古城址演变为4000年前出现的古聚落原始长城。经历了从房子到高墙,从点到线,从聚落到连线建筑再到城防高墙的长城建筑。
墙体有门,经过门的有序出入,将生活用品在边墙进行交流交换到互通互市,促进了不同地区和风俗习惯的人类和平生存发展。
它的防御功能主要是保护都市城郭之外的老百姓的。

第2、3图:最早出现在3000多年前“何尊”青铜器铭文的“中国”两个字
第4图:涉县省级文物岩上长城(时代久远)第5至8图:共同表现的中轴线潜意识原理体系

在祈求幸福和平生存的环境中,人们把一切崇拜敬仰意识归结到了长城。

这是从四书五经,特别是周易的原理体系集中体现出来的,尤被元、明、清三代蒙、汉、满不同皇家不同民族连续集中的体现,从没有间断过。


他们不约而同的坚持北京中轴线“枕居庸”长城意识形态和古文物实物,是经过700年来一次次科学实物证实的。
“枕居庸”三代古文献记载的“枕”字就出自于周易易经,它的首发意识思维是坎卦的忧患意识。(请见美篇《“枕居庸”长城昭示人类命运共同体》)

千百万年以来,中华人类生存的漫漫发展历程,构建了长达上万年人类意识思维的文化原理体系,就是长城精神文化的意识文化追求。古人们把一切幸福生存的祈求期望,都与长城精神文化原理连在一起。
所以长城精神文化的原理体系是人类最古老的文化象征,有8000年以上的历史,远远早于中华民族的儒释道文化,并且是没有派别争论,只要和平生存的精神文化。
基于春秋时期围绕筑建城墙的争论,到齐国的管子开始最早一批建筑齐长城(与它同时期的还有楚长城),长城的文化意义都是最美好的和平防御文化涵养。就连孔子的家乡鲁国都建设了十多座城池。

但是后来对长城的印象为什么又不好了?

主要是源自于2000多年来的皇家封建主流文化和一些历史文人,传播宣扬的都是秦始皇的苛政和暴力修城以及孟姜女哭倒了长城,给长城在中华人类的意识形态充斥了全面的负面效应。



那么,为什么近代以来又好了?

我们中国的文化,一类是祖传的,一类是外来的。

祖传的以两千多年来被多代封建统治者鼓吹的儒家文化为主流文化,与孔家儒学差不多同时期的还有外来的释家佛学(佛学渐渐的基本中国化了)和土生土长的道学。

到了十九世纪中叶,英帝国的炮舰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再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国家了,而被强行推进了世界。

到了20世纪初期,先是衰弱的清代皇家在1905年把儒家文化从所有学校都下架了,然后是五四运动把孔子彻底打倒了,此时的中国已经没有了主流文化。

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先导,促成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诞生了中国共产党。

作为外来文化,当时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不是主流文化,只是一部分先进思想的启蒙。

但是,“九一八事变”后国破家亡的惨痛国情,老百姓和东北义勇军把从没有正面声音的长城文化,从心底突然爆发出来,通过《义勇军誓词歌》歌词,把长城作为担纲全民抵抗日本侵略的重大精神标识,自然而然再次激发创作出《义勇军进行曲》,在全中国全世界永久传扬记载了下来。毛泽东发出“不到长城非好汉”的声音,中国才开始全面抗日的。

长城文化的第二次出现,是改革开放后的80年代。当时,由北京八家基层单位自发号召大家捐钱修复古长城。这件事被北京记者报道后,习仲勋、邓小平先后题词,而且邓小平提的词是与习仲勋“爱我中华 修我长城”一样的。大约三个月,国内外民众捐款达到了3700万之多。

这两次长城文化的突然出现,完全是中国老百姓民心自发的吼声和行动,一下子就把历史上负面的长城,完全颠倒过来,真正形成了正面的长城精神。
在抗战时期甚至成了支撑全民族统一战线的主流精神文化,是真正人民的力量才使得长城文化复活挺立的。

抗战史证明:儒释道的文化是挡不住侵略者和贪官污吏的;真正发自老百姓内心的精神文化只有长城精神文化,这是抗战的和改革开放的底线精神文化体系。
实践证明,也只有长城精神文化才是敞开双臂,吸收和支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党的。

这说明,先后两次地地道道从老百姓心里激发出来的正面形象,“不到长城非好汉”“爱我中华 修我长城”的崇高象征,是源自于中国人民自鸦片战争后的反思奋起,源自于五四运动的新文化传播,源自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源自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的相结合,源自于九一八事变后、在党的领导下义勇军揭竿而起!源自于《义勇军进行曲》所吼出的国歌精神!

因而:百年以来的中华文化大变革,爆发了长城精神!

长城精神文化代表和象征了古往今来的愚公移山精神、长征精神、一二·九运动精神,太行精神、一二九师精神、赤岸精神,一直传承发展到现代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精神,两弹一星精神,人类命运共同体思维理念等等。

所以,我们一定要清楚,世界上、特别是近现代中国,长城精神和长城文化的出现和强化,不是我们通常所常说的是出自于专家、学者或者当政者的功劳,而是中国老百姓的贡献。

因为长城是人民的长城,是民心的长城,远远超脱了所谓冷兵器、热兵器时代的物质束缚。

因为长城精神文化在近现代抗战时期和改革开放后的“保护长城”活动,两次都是由全国老百姓、海外华人、外国人自发掀起了弘扬长城文化的高潮,从根本上体现了全民抗战和努力建设的和平幸福追求!


自上而下:习仲勋、黄华、魏传统、王定国、罗哲文、马海德等

中国长城学会历届组成人员的结构,也说明了这个问题。


中国长城学会发起人和第一届领导人的人员构成,完美体现了毛泽东所评价的红军长征、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和一二·九运动的“密切关系”。

其中有经过长征和建立各个抗日根据地的老红军幸存者,一二·九运动的亲历者和毛泽东指出的“知识分子”(老教授和青年学生)。
如,老红军习仲勋、马文瑞、王定国、杨国宇、魏传统等,一二·九运动亲历者黄华、杨静仁、侯仁之等,“知识分子”专家级人物严济慈、周谷城、罗哲文、史念海、孙轶青、单士元、郑孝燮、吕济民、夏国治等;还有老红军、西安事变发动者、国际友人的后人和各界人士的杰出代表王光英、何鲁丽、杨拯民、邵华泽、陈昊苏、周幼马(马海德之子)等。

这些著名人物烘托出红军老战士、各个抗日根据地创建者、一二·九运动亲历者、西安事变发动者、国际友人、各界人士和专业工作者们对长城精神文化无限眷念和弘扬的心结。


现在,中国长城学会理事会人员的构成,仍然延续了第一届领导人的基本框架。


这些内容在《论中华魂与根文化》一书第一卷中有翔实论述。
可是,多年来倡导的修复保护长城,基本上是局限于对古代物质长城的修复保护,已经进行30多年了,强调的是修旧如旧。

整个理论界和古长城遗址所在地都缺乏对精神文化层面的长城进行深入探讨,这还几乎是一个极富内容的精神文化空白。



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强调要走好新的长征路,注重培养民族精神,特别是弘扬“用我们的血肉筑起我们新的长城”的国歌精神、长城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曾作出重要批示:“长城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具有独特的历史文化价值,需要本着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更好地发挥长城在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独特作用。”
他还一再深刻指出:“团结统一的中华民族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梦。共同的根让我们情深意长,共同的魂让我们心心相印,共同的梦让我们同心同德,我们一定能够共同书写中华民族发展的时代新篇章。”

赤岸新长城

赤岸新长城的建成,就像拉出了一条线,一条毛泽东、邓小平、习近平号召出来的红线。

就会真正与抗战时期战斗在太行山上的老同志以及全国各地老同志们的初心真切连起来。

在宣传上就会避免过去纪念馆只讲战斗,哪一位首长,打了哪一仗,做了哪些事。

这些要不要讲呢,要讲,但是不能因为讲这些具体的事情,而忽视了老人家们在思想文化上真实存在的高峰。

讲一些生活的、战斗的,它就是局部的,就是抗战八年里的人和事,就是放在这么一个圈子里面,你走不出去。那么,有了这个新长城以后,就能登高望远、格局开阔了,军史、党史、思想文化就冲出去了,可以和中华民族的人类史,几千年、上万年甚至几百万年的古老历史传统文化都能连起来,和百年屈辱史、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各个根据地,和红军、八路军、广大人民群众、知识分子青年学生的所有初心价值连在一起。

全面理解中西文化上碰撞的冲击,得出精神文化的高峰结论。

真正与使命,与责任,与担当连在一起,这就有利于新征程的发展。特别是今年发生的这次疫情,给了我们很多启发。

无论当初建新长城是怎样考虑的,我们都不能忽视涉县基层同志们自筹资金建设新长城隐含的宏大意义。

这是多少亿老百姓、毛泽东、邓小平、习近平心里始终就有的一条红线。

有了这条红线,我们就不会局限在太行区里,就能走出太行山,就能把三十万太行子弟兵下太行后面的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新中国建设连起来,和现代的精神文化、文化旅游康养多途径的发展连起来。用好天下之脊太行山这个优势,走出太行山这个圈,就能得到一带一路、国内外两个经济大循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效应。



国歌精神

真没想到,一二九师纪念馆在全国全世界独一无二地修建了新长城,正应了国歌“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新时代、新长城、新征程!初心、使命、责任、担当!

人民心中确实蕴藏着长城精神文化!群众意识以自己晋冀鲁豫根据地太行精神、一二九师精神和赤岸精神的无穷软实力,再次以新长城的永久物质形式筑建起弘扬长城精神文化的高峰文化平台!……

我们从一二九师全军将士的作战历程,能看到当年在太行山抗战的一群如狼似虎的将士们,在建立抗日根据地的艰苦环境下,听党指挥跟党走,发扬跟日本鬼子拼刺刀,敌进我进反扫荡,黄蜂、麻雀群游击战的精神……

而且,涉县一二九师纪念馆和老百姓以实际建筑新长城的大文化模式,有可能会再一次掀起弘扬长城精神文化的新高潮。


中央领导和老帅们

亲切接见中国两弹一星事业的党代会代表(含军人领导团队)

不仅这些,参加过红军长征、一二·九运动、抗日战争晋冀鲁豫根据地,在解放战争打淮海战役、渡江战役、解放西藏和抗美援朝上甘岭战役的全过程的许多指挥员、政治和后勤工作者,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毛主席、周总理、邓小平、聂荣臻、习仲勋、张爱萍等中央领导的直接指挥下,参加了新中国独一无二的高科技两弹一星事业,他们都出自于太行劲旅老部队,而且几乎都是研制生产一线关键岗位的一把手战将。
如:从一二九师、太行军区、晋冀鲁豫军区、中原野战军沿革到志愿军三兵团、十五军、十二军,有:三兵团的司令员兼政委陈赓(军事工程学院院长兼政委,两弹一星事业的筹建期间,含东风一号导弹)、参谋长张蕴钰(国防科委副主任兼核试验基地司令员)、政治部主任刘有光(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第二任政委),十五军政委谷景生(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第一任政委);海军副司令员杨国宇(七机部核心小组副组长),参加解放西藏的第十八军参谋长李觉(二机部核武器研究院院长,核工业部副部长)等。
其中,宋任穷(先后担任三机部、二机部、七机部部长),王秉璋(空军第一副司令员兼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七机部部长、国防科工委主任),向守志(火箭军前身第二炮兵部队第一任司令员),刘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一院院长,七机部一院院长)、张钧(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一院政委,七机部一院政委、航天部部长),李钟玄(七机部一院军管会主任)。从太行劲旅走出来的两弹一星事业一线指挥员还有二十兵团副司令员孙继先(酒泉卫星发射基地首任司令员、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副院长)、张贻祥(酒泉卫星发射基地司令员)等。

十二军三十五师张镰斧、鲁之沫、宁保喜等都参加了两弹一星事业。
具体地说,李钟玄在文革中亲受周总理嘱托,出任东风五号洲际导弹首发低轨道飞行试验工作队长,一举发射成功。
张镰斧曾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国旗勋章,曾任中国东风一号导弹、长征二号运载火箭、东风五号洲际导弹首任研制工程总指挥,“东方红一号”卫星研制领导小组成员,并作为全国唯一的行政管理人员,先后荣获航天部“在发展航天事业中贡献突出”一等功奖,首届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两项殊荣。
中国的两弹一星高科技事业就是在军人(老红军、老八路)的领导下搞出来的。

军事高科技带动了国家高科技的发展,而且这在世界各国都是一条铁律(比如互联网技术,卫星技术(看电视),各行各业的新材料技术等等),全世界各个国家都是如此,先有军事用途的高科技,再延伸发展为民用高科技。



有的朋友喜欢用风水来解释、安顿自己的家和园,解悟、改善自己的命运。
我想用中华民族传统的堪舆文化,来赞美我们中国人古老智慧的神奇魔幻。
古人云:天有象,地有形,天临地盛。

我们赤岸村是个极具优秀传统文化精华传承的古老村庄。

依据中华传统周易文化规范认知:它所在地势来于昆仑山、黄河水,延炎帝、黄帝古老族群东迁之迹,顺秦岭、太行山一路簇拥北上,被南鸡冠山、北大寨垴、西太行山主脉群峰密密包裹,藏风聚气;清澈的清漳河水从村东流过,山水逶迤,水口砂为贵格,呈双龙阴阳交汇环抱之状,实属中太行山脉龙穴之地。
小小山村,地处滏口陉要道中段西北角,村中巽下中轴线谨遵古训,坐南朝北;村中古民朝拜北口长城峰岭,祭祖女娲娲皇宫唐王圣山和千年九龙槐老树,尽显中华礼仪之邦底线思维。

一二九师司令部旧址“天地定位,雷风相搏,山泽通气,水火不相射”,位于赤岸村中轴线之中;村口有红石,此为:水口乱石,巨人守口,此地出豪雄,贵地之征象也!惊叹其为:大堪舆文化地貌,被古人称为:真北斗,真太极也;放眼东南望去,为古之涉县小盆地平原……

那座栽种着丁香紫荆树的小院——一二九师司令部旧址,呈祥中太行龙脉的龙穴天罡龙星。

共产党员是不讲迷信的,但是大历史观和大文化观告诉我们,实践出真知,真理来自于实践。
我们下面讲三个不同时代的故事,来说明一二九师司令部设在太行山脉中段龙穴赤岸的天罡龙星,确实是一个始终教育促发将士们学好党史国史,以昂扬姿态大显神奇的好地方,为一二九师将士和家属,当地的百姓和战争,太行劲旅的后续延展都带来了很幻化稳健的安全结果和成功事业。

第3图:羊肠坂道

1. 悄无声息突出重围

1942年是中国人民敌后抗战最困难的时期。自2月3日开始,侵华日军为了剿灭晋豫边抗日武装,报“百团大战”之仇,集中数万重兵围剿太行、太岳抗日根据地。

敌人采取蚕食抗日根据地边缘的战术,对八路军进行了几十次大小规模的连续“扫荡”,特别在春季和夏季发起空前残酷、规模巨大的大扫荡,妄图消灭八路军总部及中共中央北方局等首脑机关,彻底摧毁八路军太行根据地。

在这次扫荡中,鬼子是追着总部和一二九师师部机关、特别是主要领导人打的,总部首长、刘伯承师长和直属部队、政府的机关首长成为敌人“辗(zhǎn)转快剔”、围歼追袭的主要目标。

日军在军事上采取“铁桶合围”“捕捉奇袭”的战术,在抗日根据地外围大修封锁沟、墙和碉堡,企图以蚕食的办法使我八路军根据地逐渐缩小;在占领区采取“清乡”和法西斯保甲制度—五家联座法,即五户居民中只要有任何人同八路军游击队来往,其余的人都会被株连。

敌人训练大批特务,集中使用特务、汉奸情报手段,将我军首长的照片、编号、驻地汇集成手册,利用汉奸刺探我军驻地地点和番号,训练特别“挺进队”,假扮成我八路军游击队,不走大路和村庄,从山岭、河谷、峰梁一切可走的大道小路,快速奔袭我八路军军政首脑机关、军事学校,深入我军腹内驻地进行偷袭,目标是刺杀各部高级首长。

日军进入根据地后,会立即将兵力部署到各个重要村镇,四处搜捕我军重要军事机关及人员,如果在一个地方捕空,马上又换另一个地方进行搜捕,或者分几路合围进行追捕,死缠不休,情势特别危机严峻。

从四月份开始,日军大扫荡进入白热化状态。八路军总部参谋长左权将军,就牺牲在5月25日敌人重点突袭太行北部辽县的合围中。

正在太岳区中条山一带活动的邓小平政委,也是冒了一番风险,于5月18日从驻地转移,第二天驻地就被鬼子占领了。

日军在先期扫荡太行北部地区遭挫后,又集结近1.5万兵力,采取更毒辣的“分区清剿、铁筒封锁、剔抉扫荡”等手段,向我太行一二九师和边区政府根据地四面合围,对太行南部地区发起总进剿。

就是在这样的被鬼子已经死死封闭的围剿环境中,5月21日夜晚,刘伯承却能够在鬼子“六川挺进队”化妆成所谓我军新六旅,“以刘伯承之首级为目的”的突然偷袭三个小时前,安然渡过清漳河,转移到涉县南的合漳镇。

而在扫荡中一贯烧杀抢掠的鬼子,却没有恼羞成怒,对赤岸村和会里村有任何报复行为,浑浑噩噩的竟然被迷失了追踪方向,南辕东辙,跑到涉县东部的大山里转悠去了。

此时刘伯承带领师部前梯队,在新一旅唐天际率少量部队的掩护下,神不知鬼不觉,于6月11日夜晚,走的羊肠小道,悄无声息的顺利从夹缝中突出了鬼子的重重包围。



李达参谋长本已亲自护送刘师长突围了,又冒险折返回来寻找没有跟上的后梯队。

后梯队是指后续师部和边区政府机关没有跟上先期突围的队伍。

后梯队的队伍中有杨秀峰、李雪峰、柴树藩、刘建勋等多位首长,刘师长的夫人汪荣华、邓政委的夫人卓琳、黄镇主任的夫人朱霖等,几位首长的小孩子们。还有机关人员、电台人员、多位首长家属都在随这支队伍转移,刘复之也在这支队伍里。

刘师长将这支1500多人的机关队伍称为“玻璃灯泡”。刘师长说:“这支队伍就像背上玻璃灯泡赶集一样,经不起碰,机关干部是可以放光的,但战斗力不强。”
即便就是在这种万分紧急危险的局面下,韦杰旅长率领新一旅直属队和特务连200多人,仍然是神不知鬼不觉地无声无息带领这1500多人的大“玻璃灯泡”队伍安全转移,向黎城胜利突围了,创造了抗战期间反扫荡突围的天大奇迹!
刘伯承和大“玻璃灯泡”队伍的死地突围,不伤一兵一卒,真的是大智大勇,神鬼莫测,苍天护佑,大吉大利!

第4图:蔡启荣烈士(三十五师副师长)第5图:蔡兴海
第6图之后依次有军、师、团各级前线指挥员:赵兰田、尤太忠、李德生、齐钉根、李震、刘昌、宗凤洲、成冲霄、任保俗、狄循、谭笑林、鲁之沫、张纪生、崔建功、颜伏、肖永银等。
最后一图为上甘岭战后十二军三十一师九十一团八连全连合影。

2. 创造上甘岭和夏季、金城三个精彩战役奇迹的奥妙


1952年10月后的上甘岭战役和1953年5月后的夏季、金城两个反击战役,在前敌指挥战斗的部分主要指战员们,兵团首长王近山、杜义德、刘有光,十五军直接参战首长秦基伟、谷景生、张蕴钰、崔建功、聂济峰,十二军直接参战首长李德生、尤太忠、刘暄、吴忠等,六十军直接参战首长韦杰、张祖谅等全都来自于一二九师老部队。

这三仗在《跨过鸭绿江》电视剧全都演到了,《国家记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纪录片也都点到了,震撼人心。

但是却没有深入阐明我们这些老部队在这些战役中,除了指战员和精神文化的巨大作用,能够雷打不动,打出精彩奇迹的基础奥妙点究竟是什么?

首先,这三仗都是在毛主席、中央军委和志司的统一指挥下打的。

其次,这三仗都是两个军以上参战的,一个军打就不叫战役了,如果说是某一位指挥员自己全部打出来的都是片面的,需要区分各自指挥的共同点和不同点。

第三,这三仗相对具体前沿战斗,都有从兵团一直到基层连、排、班的前敌指挥员和勇士们;前敌阵地首先是在阵地防御战中,保证站住脚,消除美军“磁性战法”威胁,解决类似于千里跃进大别山时的前线无后方作战(后勤补给跟不上)的窘境,然后是轮换参战、积小胜为大胜性质作战,这些在抗美援朝战场条件下不是哪一支部队能单独完成的,忽略哪一段作用都是不完整的。

第四,这三仗的基础作战态势,起自于第五次战役后,毛主席说的金城防御战期间“零敲牛皮糖”小歼灭战作战方针,不求大打,勿求熟练掌握步、炮、坦克协同作战,达到每战必歼的效果,抓住越打越大战胜美军的转折点。

至1952年下半年,我军作战方法甚至不失冷枪、冷炮,一个一个的消灭敌人;巩固阵地站住脚后,作战规模由歼灭一个班一个排的小规模,逐渐发展到一个连一个营一个团的中规模,再发展到大规模。

抗美援朝战场不到巴掌大的地方,攻守双方用兵之多之精良之毁灭性是国内战场从来没有见过的,可知其难度有多大。

归根结底,千难万难,志愿军最艰难的地方,就是前线战场没有像太行山根据地这样的坚固后方,形不成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承受着比千里跃进大别山后遇到的更大的实际困难。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在这个战场充分体现出来。

抗美援朝战争总共打了两年零九个月,大约前10个月打完了前五次战役。这五次战役,一次比一次更暴露出我军孤军深入,后勤补给跟不上的特大劣势。

金城防御战居中,至少打了一年时间,占比三分之一强。

后面即是这三个战役,三个战役加起来总体时间大约10个月。

这是抗美援朝战场整体交战态势。

由此可见,金城防御战代表着我军由劣向优转变的一个不停顿的大转折过程。

这一大转折过程的基础点是只有站住脚巩固阵地,才能打好阵地防御战,只有站住脚巩固阵地,才能打好有效的反击战,将我军的防御劣势转化为进攻优势,做到大量消耗敌人,打痛敌人,歼灭敌人。

而站住脚巩固阵地的关键所在,即是修筑能防重炮的坑道长城地下工事;这才是完成和实现大转折过程,解决基础点的重中之重,也就是必须建设好抗美援朝关键时期的前敌根据地式阵地。

毛主席极为认真地吸取第五次战役的教训,非常赞成和支持志司提出来的新战法,并用湖南土话形象化称其为“零敲牛皮糖”。

这是极为关键的战场态势大转折起点。

上甘岭战役就是在金城防御战尾期,在敌人已现败象时,出其不意的直接从小打战斗规模迅速转变成大打战役规模的。
这就证明了我军经过至少一年的能动性适应性变化,越来越成熟了;证实了这个长达一年的大转折周期,决定两军胜负、战胜美军的根本转折点出现了。
可以说,十二军三个师和各个团队长达一年的金城防御战,典型完美地体现和完成了这个大转折过程,同时也是这三个战役的基本战法和实战演练。
因为,全军都在金城防御战的早期战斗中,为了站住脚巩固阵地,至1952年4月即大体完成了史无前例的“地下长城”坑道筑城任务
(以三十五师为例);逐步又摸索出实现坑道阵地反击战效果的经验,都创建了突出不凡的战绩。

1952年9月18日至10月5日,我军展开有要点的秋季战术反击作战。

10月6日,志司首长再令我军抢先发起全线秋季战术反击作战,打乱了美军原定的进攻计划,迫敌10月14日才发动了金化攻势(摊牌作战)。15日,志司首长又令十五军暂停反击注字洞南山之敌,集中力量粉碎敌人向上甘岭地区的任何进攻。

接下来,我们就都知道了,后来的三个战役也都是把坚守坑道和反击作战结合起来,依托坑道长城打的;并且调用了尽可能多的炮兵支援,打好步炮协同,形成了诸兵种联合作战。

上甘岭战役初始,既用猛烈炮火保证两个高地上坑道口的安全。

上面插图中,第一张秋季作战要图显示出上甘岭战役打响前后,十二军三个师与其西部十五军上甘岭防御阵地无缝相接,自西向东一字排开。

从这张要图上,也能看出为什么九十一团、九十二团会率先依次进入上甘岭阵地,因为他们已经从前沿撤下休整,正行军到五圣山附近区域了。

而三十四师和三十五师各团,特别是一0一团从9月6日时开打,后又为了牵制敌人,配合上甘岭十五军的战斗,一直打到了上甘岭战役开打之后的10月31日十五军大反攻前夕,整整打了54天时间。基于这种多个部队相互配合的打法,怎么能说一0一团没有参加广义的上甘岭战役呢?

另外从六十七军二00师“攻克‘十字架山’”的战斗和金城反击战役,都能看出十二军和二十兵团及六十七军之间在朝鲜战场上的紧密换防和坑道筑城的关系。
十二军上金城防御战前线阵地的时候是从六十七军接手的阵地,接手时六十七军并没有坑道阵地,打的极其艰苦被动,终至陷入消耗战,丢失了部分阵地。

1951年10月末,三十五师接手六十七军阵地后至11月中旬,其一0三团七连二班、一0四团四连三排和一0四团三营口指挥所,利用“猫耳洞”向里挖进6、7公尺以上,筑成坑道掩蔽部,新坑道都抗住了敌人的炮火轰击。

12月5日,三十四师一0一团四连肖贵强小组第一个完成24公尺的纯青石坑道,6天后一0一团五连李国玉小组打成33公尺蛇形石质坑道。
此时,一0三团五连二班王锁昌带领全班,用了约40天左右,即在前沿主峰打穿全军第一条长90公尺,高1.3公尺,宽1.4公尺,并有四个坑道口的坚石坑道。这是当时用最快时间打出的最大、最长、生活和作战设施兼备也最完善的第一条大坑道。
这就是赫赫有名的“红旗洞”。
最关键就是靠“主要工事最好是隧道式的”,它不是像陕西、山西的黄土地层打孔窑洞那么容易,而是要在前线战火环境下,在岩石山上掘进能防上百上千上万发炮弹、炸弹的岩石坑道防御进攻性堡垒。
这种具有太行山大后方根据地式作用的、确保站住脚巩固阵地的“坑道长城”作战诀窍,才是减少伤亡、保障后勤、扩大胜利、化劣为优、扭转战局的真正基础奥妙点所在。
1952年4月,在召开志愿军一线参谋长会议之前,三十四师师长尤太忠曾陪同陈赓司令员,专门到一0一团和一0三团的“红旗洞”等多个前沿坑道阵地调查研究:陈司令员“握住战士们的手询问有关坑道的构筑情况和防御能力,不停的点头称赞”。随后,十二军构筑坑道的的经验就被志愿军司令部推广到整个志愿军部队。
5月,十二军还奉陈赓司令员令调配能工巧匠帮助十五军抢筑坑道。


一年来,特别是进入1952年8月份后,十二军三个师的各个团在这一带打了多个协同战斗,如541、618、520、600、京畿山等。

尽管因换防、保密、宣传需要,十二军和二十兵团以及六十七军各军部队对阵地、攻击目标的称呼有所区别,但实际作战区域都是相同的。

只不过1952年和1953年各个部队战斗的性质和规模已经不一样了。

1952年金城防御战的打法基本是“零敲牛皮糖”,规模都小,最大也不过是营团上下。


金城防御战时期的栗洞东山步炮坦克协同作战是抗美援朝诸兵种联合作战
的典范战例,志司和十二军暨三十五师统筹协调和直接指挥,也不过才叫营进攻。

而在十五军防御阵地上打的上甘岭战役,和六十七军在夏季、金城打的两个反击战,尽管他们换防到前沿阵地才仅有半年多的时间,却都已经或被动或主动的打成战役规模了。


话再说回来。

一年后,1952年10月末,十二军从金城防御阵地上撤下来时又把阵地移防给六十七军各师,此时已经具备非常完善的坑道作战系统了。

六十七军各师在此基础上,赶上了1952年秋季反击战的尾巴,继续守卫金城地区半年多时间。

此时六十七军一九九师的师长是李水清,二00师的师长是李静。十二军三个师的师长分别是赵兰田(后吴忠)、尤太忠、李德生副军长兼(后齐钉根)。

他们所防御进攻打仗的阵地和战场是一样的,在同一个方向和范围,主要是十字架山和轿岩山。

如座首洞、栗洞东山、官岱里高地,一些编号的阵地,**首都师的一些阵地及其称呼,都属于十字架山和轿岩山等,被韩军称之为“模范阵地”“京畿保垒”“首都高地”等等。


“攻克‘十字架山’”时二00师龙鹤山师指挥所,原本就是三十五师自建的已经被挖空大山的龙鹤山师坑道指挥所。

也因此,1953年夏季反击战和金城反击战中,非常熟悉作战区域地形、地貌、敌情的三十五师参谋长张镰斧、一0四团团长任保俗等都依当时的作战惯例,给六十七军部队当作战顾问去了。

无疑,六十七军一年后再次接防的同一个阵地,已经是今非昔比,鸟枪换炮,如虎添翼了。
十二军在一年金城防御作战中,根据战场的实际情况,全面系统发展、创新优化运用了坑道阵地作战工程体系,将坑道与战斗、屯兵与生活相结合,发展创新成为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能够在战场环境下大大优化生存、庞大典型的系统战斗阵地,使太行根据地又回到了身边,夺回了战场主动权。
并将这一系统发展创新的新型优化坑道作战模型经验,直接运用发展于日后著名的上甘岭战役、夏季反击战和金城反击战——这三场决定美军(所谓联合国军)和李伪军命运的大型战役,最终迎来了抗美援朝的胜利。

可以说,看懂了十二军各个师、团在金城防御战中率先进行的大规模坑道长城作战打法,就能多少明白为什么志司首长和三兵团首长会在先期急调十二军三十一师九十一团至平康以北地区,作十五军的预备队,随即投入战斗;又会调李德生副军长兼三十五师师长组成上甘岭前线战斗指挥所,统一指挥十五军和十二军在上甘岭前线第二阶段作战部队的战斗;也就更会理解明了上甘岭战役的每一具体战斗究竟是怎样打的。

就是因为有了上甘岭绝对最前沿的9号阵地残留坑道,才会创下十二军三十一师九十一团八连四班沈金来、况厚胜、陶园林、高学良、李元万、韩道存、向太金、安文成、蔡兴海9人竟无一人牺牲的奇迹。
战后,全班集体立一等功;副班长蔡兴海立特等功、二级战斗英雄。而且记功令还是和黄继光、邱少云、孙占元这几位英雄一起颁发的。
显然,十二军所属部队在长达一年的金城防御战中,创建发展和熟练运用坑道长城工事作战的经验积累,及其根据地式岩石隧道坑道的完整作战体系,为新接防半年多的兄弟部队团结战斗、生死与共的三个战役,以最小的代价夺取最大的胜利夯实了战法保障基础。

前8图分别为: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聂荣臻、习仲勋、陈赓、张爱萍、宋任穷等中央领导和老帅们坚决支持、关心和指挥中国的两弹一星事业。第9至18图:依次为谷景生、刘秉彦、刘亚楼、王秉璋、钱学森、张钧、周维、刘有光、孙继先、张蕴钰、李觉、杨国宇等两弹一星事业的领军军人。

3. 从太行山上走出来两弹一星事业的军人管理者们

过去有句老话,叫秀才见到兵,有理说不清。

那么,在共产党领导下,我们的大知识分子们见到的兵是怎样的呢?
多少年来人们都在倾心盛赞23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

可是大家知道么,在中国的两弹一星事业中,直接领导两弹一星元勋们工作的,在中国第一批导弹、原子弹、人造卫星的研制成功过程中,战斗在最重要的一线研制生产指挥岗位上的,都是年轻有为、血气方刚、有勇有谋有文化的军队指挥员和政治工作者。

从战火硝烟中走来的全军各个部队的军人领导者们,从院长到部长、从政委到书记、主要负责人,也就是第一把手,几乎都是在太行山上战斗过,1960年前后又都从太行沿革部队紧急调派去的军人管理者。

他们都是兵。

他们作为管理者带动航天事业快速创业起步的最佳办法,就是虽然是坐在领导者的位置上,却仍然以普通一兵的身份,兢兢业业地为科学家、工人师傅们办实事。

他们在毛主席、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不忘老百姓的恩情,发扬太行精神,为人民服务,团结群众一起干。

他们发挥自己在人民战争年代形成的特有的能力结构实力,不但迅速解决了国际间高科技起步发展的危机管理,敢于战胜一切艰难险阻,从无到有地创造了中国航天的一切。

他们以身作则,带头虚心向一切懂行的人们学习,不但自己精通了行政管理和科学技术业务,还引导、教育、带领科学家们培养了许许多多的高级技术人员,包括国家载人航天、嫦娥登月和北斗导航项目等最高奖项的获得者。

即便是人民科学家钱学森获得的第一次国家级大奖,也是他们当中的一员谦让的。(请参考阅读纪实文学读物《天路开基人》。)

这是不可更改的历史。


前5图分别为:赤岸将军渠、太行人民支援前线、于安黎将军与太行奶娘、八路军战士开荒种田、淮海战役解放军将士遵守群众纪律。

第6至10图:依次为张钧、刘暄、国防部五院党代会军人代表、谷景生与航天科学家屠守锷、梁守槃、谢光选、王秉璋与钱学森。

第11至13图:航天发射任务出发与成功、总指挥与总设计师屠守锷在发射现场签字同意发射。

第14、15、17图:王秉璋、谷广善、张钧、刘暄、林爽、鲁之沫、马云涛等航天离休老军人。

第16图:追授姚桐斌烈士为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

第18、19图:人民大会堂召开东风五号导弹发射成功大会,贺电和号外。

第20至23图:首届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航天部一等功、国防科委荣誉证章奖项奖状。

第24图:作者拜访科航天百岁科学家陆元九。

第25图:不知名听众对电子版“天路开基人”一书的评语。


这些军人们从老首长们(老师)那里学到了革命初心使命意识。
他们深知:当年抗战最困难年头,人民群众抛家舍业,奶养和保护八路军的后代,支援八路军抗战;一二九师、边区政府和太行区党委则紧缩一切开支,为老百姓着想,在新长城的山腰上开凿出我们现在称之为“将军渠”的漳南大渠引水工程,“两水相交”(大渠与清漳河水,古堪舆学用语,指人类最佳居住环境),灌溉农田,共度饥荒,走向幸福。
人民子弟兵的行动,就是要为老百姓做无数大好事。
他们这一大批来自各个部队的军人指挥员,发挥从老首长那里学到的看家本领,运用军人团队特有的能力结构实力,自诩是科学家、技术人员和工人师傅的服务员、勤杂工,甘做铺路石,为两弹一星事业创建了最佳人文环境。
他们顶住国际寒流,顶住饥饿浮肿三年困难,顶住“文革”被打倒的政治压力,顶住科学试验的巨大风险,顶住核大国的威逼和包围,顶住金钱利诱个人享受,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国家使命、保持民族尊严、勇于承担政治和经济的责任,敢于担当民族大义,率领两弹一星研制三军,用了25年时间,开辟了中国高新技术的突飞猛进,为大国地位奠定了基石。
是他们打出的一次又一次的成功,让国人无限的欢呼悦动,雷鸣般的震撼!为中华民族、全国人民、华夏子孙带来一次次震古烁今永不停息的震撼力、凝聚力、安全感、幸福感,持久不断的飞旋释放着民族团结、爱国主义的当代主旋律热潮。
他们的奉献创建了两弹一星精神!
证明:梦想是可以通过努力实现的。
国歌精神、一二九师精神和赤岸精神,让军人胸怀大局,团结科技人员和工人师傅,把国家的高科技搞成功了。
他们证明了凡事都谦虚谨慎加油干,只要敢担当责任,想到了做到了,就能实现梦想。


从一二九师司令部的选址上(磁武涉林战役指挥部选址亦属同类),我们知道了一二九师的首长们精通中华古人的优秀传统文化和兵法战阵。

他们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湛意识原理体系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相结合,在毛主席、八路军前指的指挥下,灵活应用于抗战时期的游击战实践,运动战大反攻。
我们从一二九师司令部旧址,沿着中轴线街道向西北缓缓前行,走倒新长城。
我们会潜移默化的感觉到:无论是感应于八卦的巽风,还是古文化中的道家天罡理念,更得益于太行颂文化园的辛勤创建,将横亘在赤岸村的红色文化与传统文化相融合,显现了一个可以任人比拟想像、雄伟象形的,既虚拟又实在的北斗七星标志性建筑群。
宁静祥和的夜晚,漫步眺望亮化光影中的将军岭、一二九师纪念馆、碑林区、新时代的新长城上一座座预警忧患的烽火台,太行颂文化园绽放万千光彩,恍惚间北斗七星似在梦幻般召唤着我们的意识思维想象力!

为什么会是象形的北斗七星?

在历史星空中,北斗七星的形状是在运动变化的,七千年前的岩画表现中几乎接近“一”字型。

对着天空中最亮的那颗北极星,他的位置是不变的,但地球的自转会让人感到北斗七星始终在缓慢转动。

一年四季不同的季节和夜晚不同的时间,北斗七星会出现在天空东南西北不同的方位,即所谓“斗柄指东,天下皆春;斗柄指南,天下皆夏;斗柄指西,天下皆秋;斗柄指北,天下皆冬”的星象规律,因此成为古代人民进行农耕时判断季节的依据。

中华传统文化中的道教认为人的魂魄、归宿与命运都在北斗,每个人都与北斗七星有关。
此外,现代人也认为北斗七星寓意非常广泛:多才多艺,敏捷,善于沟通,学习能力强,足智多谋,满怀梦想,丰富多彩,经常得到异性的帮助……
以农耕生存为主的中国古人,就把藏在心中的中华文化崇拜祖先核心,聚焦在代表日月星辰的北斗七星,称其为“斗极”。
自唐宋发展到元代以来的“枕居庸”理念,明确了北斗七星的“斗级”就在八达岭,所以把“斗极”精髓赋予了八达岭长城,依据这个意识原理体系定都建设了北京城。

“枕居庸”长城关岭,形成了北京自北向南的天门线和中轴线。

而且,还奇异的将现代的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人造卫星研制基地掩映在天门线下,隐视为自古至今的中华天文化重叠景观。



红军战士在长征路上,“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奔赴抗日疆场。
一二九师将士在抗战征程,高唱“我们在太行山上”,打败了日本鬼子。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雄赳赳气昂昂的烽火岁月,他们为了让中国人民真正站起来,开凿了地下长城,战胜了美国大兵。
今天,太行战将在一线率先领导中国航天事业,胜利完成两弹一星任务,又为我们铸就了捍卫新中国强盛起来的高天长城,成功布局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实现了中国梦的腾飞!
这不都是长城精神文化的自发沸腾吗!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红色的赤岸村,走出了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和366位共和国开国将帅。其中,有2位元帅、3位大将、18位上将、48位中将、295位少将;还有数不清的国家各个级别的优秀干部,以及散布在全国各地的烈士(含抗美援朝时期)和因伤病返乡人员。
新中国成立时,全军四个野战军都有各个时期从太行劲旅分兵出去的开国将士。
刘伯承曾说:“四川开县是我的故乡,河北涉县是我的第二故乡。涉县人民养育了一二九师,也养育了我。”
生前心系太行山,逝后魂归将军岭。
将军岭上青松翠柏,整洁安逸,安放着刘伯承、徐向前、邓小平(塑像)、李达、黄镇、李雪峰、王新亭、袁子钦、韦杰、何正文、赵子岳、黄新友、石志本、刘自双、刘建勋、陶鲁笳、杨博、赵子岳、张维瀚、邢崇智、赵忠、徐元存等党政军领导同志和文化尖兵的骨灰和纪念地。

赤岸村,天罡龙星;新长城,祖先崇拜;望星空,神思朝圣!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幽灵之地,一个为民服务的军人神往之地,一个星空祖先父辈在看着你之地,一个清纯缅怀文明之地!一个超越五行让人清静之地!
神奇的很,玄妙的很,高亢的很,灵验的很!
有时间登上赤岸的新长城,放眼祖国好山好水,敬畏蔚蓝天空浩渺星辰!
细思极恐,忧患意识!我们不能违背客观规律,人要坚守底线思维!
我们在新长城上讲述这些真实故事和人生哲理,我们的心胸和眼界就会变得非常开阔,一览众山小。
让我们站在赤岸新长城上,看看赤岸村的风云变幻,听听伟人当年是怎么奋斗,静静琢磨人生的追求,都会给自己带来福气。
前辈们才是昊天斗极,他们正是精神文化的新长城。
“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海”。
正奇皆有道,勿忘长城必胜也。



赤岸新长城是个新鲜事,亦是万千里古长城建筑的奇事!
有句话,从我们的父辈就开始说了:苦不苦,想想红军两万五!
今天,我们也敬奉各位参观者一句观后语,也是一句心里话:
登赤岸新长城,悟人生新格局。



上图为一二九师纪念馆剪影。
八路军研究会太行分会成立大会暨太行英雄网开通仪式上,八路军研究会、太行分会陈知建、刘太行、李小雪、李彤妍、李小峰;
会员单位代表:一二九师纪念馆姚英芳、黎城县八路军文化研究会孙广兴、磁武涉林反顽战役前线指挥部旧址秦国庆等同志讲话。
李达将军的女儿李彤妍在天安门国庆庆祝大会。

长城精神文化满含着中华人类千百万年的底线思维。这种底线思维充满了民族根、文化魂、伟大复兴中国梦!
任何外部反华势力和侵略者为什么打不垮中华民族,就是因为中国人拥有长城精神文化的意识原理体系,因为长城精神文化的实质是爱国主义的支柱文化!这是中华民族大文化战无不胜的力量!
新时代、新长城、新征程!初心、使命、责任、担当!
当好压舱石。



天上的北斗七星在浩渺太空,地上的北斗七星显现在赤岸新长城。
宇宙空间有无数的显物质和暗物质。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显物质和暗物质,能反映出我们的显意识和潜意识。
还会促使生成我们自身的显能量和潜能量,这些能量通过红色基因教育会形成我们自己健康生活的意识形态。
丝绸之路是依托古长城建筑的文化护卫而形成的。
新长城为我们建设的,就是交融存在于中华人类自然生长构建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历史观文明洪流。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国歌精神所颂扬的新时代长城精神文化,将激励保卫我们传承一切美好精神,把一带一路改革开放事业进行下去,勇攀文明高峰!
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征程,贡献我们中华人类大文化的力量。


特别感谢太行纪念馆、张雁之、王新华、朋洋、江和平、马正、李豆豆、成亚平等同志对本文提供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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