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智:祖父卫立煌不是卧底

在北京金融街中国太平洋保险大厦,记者如约见到了卫立煌的嫡孙卫智。他是卫家第三代中最小的孩子,今年47岁。作为一名金融工作的管理者,平日总是和资产管理等业务打交道的他,如今办公桌上却多了不少历史书籍。

“突然有种无形的压力,卫家在海外的第四代、一些金发碧眼的孩子都开始关注中国历史,现在社会上戏说的历史太多,甚至有人冒充卫家后代行骗……”在这种情况下,卫智开始深入研究中国近现代历史,多年来,他走访了不少亲历者,还在国外搜集了各种文献资料,他甚至发现,连祖父身边的秘书写的回忆文章“有些内容也不真实”。

和蒋介石的微妙关系

如今在网络上搜索卫立煌的名字,不时能看到诸如“辽沈战役最大卧底”、“国军虎将亲共之谜”这样的标题,卫立煌与蒋介石及共产党的关系,多年来被杜撰出很多个版本。从孙中山身边的一名普通警卫员,到抗战时期的战区司令长官、中国陆军副总司令,卫立煌一生的确充满传奇。卫智的父亲卫道然是卫立煌最小的儿子,卫智说:“父亲从小就跟着爷爷南征北战,在父亲眼中,爷爷就是一个不计个人利益的革命者。”

卫立煌1897年生于安徽合肥城东郊卫杨村一个农民家庭。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不满15岁的他加入新军。大革命受挫后,卫立煌转道武汉,加入湘军,成为职业军人。“爷爷20岁便投身革命,追随孙中山,历经护法运动和讨伐陈炯明。因为他为人忠厚,很受孙中山的器重和信任”。

1916年,孙中山就任军政府大元帅,卫立煌随即成为大元帅府警卫。卫智曾看到史料记载,“一次祖父护卫孙中山外出公干,回府时,祖父骑的军马突然狂奔起来,把他重重地摔倒在地,口吐鲜血。孙中山立即命人送他去医院治疗,后来他还劝祖父回老家调养,并给了他一笔丰厚的资金,祖父非常感动,没等痊愈便赶赴广州,继续跟随孙中山,后升任警卫团的排长。”

1918年,护法运动失败后,孙中山离开广州去上海,卫立煌调入粤军第二军许崇智部下任排长,因为屡建战功,很快升任营长。卫立煌标志性的两撇胡子,就是在那时蓄起来的。“当年祖父只有22岁,担心年龄小被人轻视,他特地蓄起一撮胡须以示‘老成’,还有‘卫胡子’的绰号。这撇胡子最终伴他30多年,直到1949年为躲开国民党特务耳目,从南京逃到香港时才剃掉”。

关于卫立煌与蒋介石的微妙关系,多年来说法不一。有史料分析,孙中山去世后,由于卫立煌不是浙江人也不属于黄埔系,所以一直得不到蒋介石的信任,只是蒋嫡系中的“杂牌”,两人由此产生隔阂。尽管战功显赫,与刘峙、顾祝同、蒋鼎文、陈诚并称蒋介石的“五虎上将”,但卫立煌并未获得实权高官。甚至有文章认为,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蒋介石就一直派特务监视卫立煌,对他的行踪了如指掌。卫智说,这些年随着很多历史档案的解禁,还有他在国外查阅到的蒋介石回忆录,他认为比较可信的说法是,“蒋介石派特务监视的事情是有,但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有。祖父一直是孙中山的忠实追随者,早在做孙中山的卫士时,他就和蒋介石认识。孙中山在广西时,祖父也是和蒋介石一起陪在他左右,因此结下了友谊。”

卫立煌在粤军第二军时,蒋介石任参谋长。卫智说:“在粤军里,他们都属于非广东籍人士,属于被排挤的对象,这种处境在一定程度上反而巩固了他们之间的友谊。1925年8月,许崇智参与刺杀黄埔军校党代表廖仲恺,蒋介石正是在我祖父的大力协助下,解除了许崇智的武装。那时,祖父在粤军第四师任旅长。”

卫智说:“后来孙中山去世,祖父视蒋介石为孙中山的忠实继承者,相信他会沿着孙中山的足迹走下去,而蒋介石也不断对我祖父委以重任。他担任黄埔军校校长期间,因为祖父有丰富的实战经验,还多次请祖父给黄埔的同学讲课。可见,早期的时候,他们之间是彼此信任的,不存在蒋介石派人监视我父亲的情况。”

与共产党亲密接触

卫智还在一些史书上看到这样的小段子,1933年福建事变平息后,一天,卫立煌和手下将领打麻将,第二天便接到蒋介石的电话询问:“昨夜竹战胜负如何?”有人以此推断,蒋介石在卫立煌身旁安插了特务,所以对他的行踪一清二楚。“但我想这不太具有说服力,打麻将在当时军队里是很普遍的事情,即使蒋介石在谁身边安插了特务,特务也不会去报告这些琐事。其实这件事情,倒是从一个侧面说明我祖父在那个时期和蒋介石的关系比较密切,可以通电话,甚至语气上还可以开玩笑、聊天。”

蒋介石开始派特务真正监视卫立煌是在抗战期间。西安事变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地位改变,国共合作抗日的局面形成。1938年,卫立煌任第二战区副司令,与共产党一起合作抗日,随着接触的增多,他们的关系逐渐紧密起来。

1938年4月27日毛泽东在延安会见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
1938年4月27日毛泽东在延安会见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

“祖父和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有过多次交往,结下了很深的友谊。1938年4月,祖父去西安开会,中途访问了延安,并拜会了毛泽东主席。他是第一个到达延安访问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当时延安组织了相当长的队伍夹道欢迎,沿途还张贴着‘欢迎卫总司令到延安’等标语。毛主席亲自接待,数次面谈。他对我祖父十分亲切友好,特批了50多元钱,请我祖父吃饭。那时候延安的生活非常艰苦,所以事后毛主席收到一封匿名告状信,毛主席看后说‘客人是我毛泽东请的,骂供给部毫无道理。’”

尽管是短暂的访问,但卫智告诉记者,延安之行让祖父的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祖父在这里感受到一种不同于外界的清新气氛,这里的人尽管贫穷,但是很有朝气、有组织、很清廉,和国统区的奢华、腐败形成了明显的对比。后来祖父在洛阳期间,从1939年至1941年的3年中,与毛主席往来电报60多封,一起探讨抗战与革命的理论和战略,通过与毛主席的交流,祖父对共产党有了更深的了解”。

卫立煌的秘书赵荣声曾撰写《回忆卫立煌先生》一书,书中谈到卫立煌在抗战期间曾询问他加入共产党的事情。对于赵荣声的回忆,卫智向记者澄清:“那是赵先生将个人回忆结合采访我父亲写的。由于当时社会环境特殊,书中对一些历史事件的描述和切入点并不完全客观。这本书出版得比较早,后来很多撰写祖父的文章都引用了,某些现代史名家的文章中也有摘录,网络上还有人把赵荣声描述成与熊向晖、郭汝瑰齐名的红色间谍,把我祖父也称为共产党的卧底,其实都不是事实,有些夸张。”

卫智告诉记者,赵荣声早年是祖父的同乡,后来被祖父招到身边做了秘书,“他来自于西北战地服务团,这谁都知道,不是秘密,更不是红色间谍。要真是共产党派到国民党队伍的间谍或卧底,那都是非常秘密的,一点痕迹不露。我祖父作为战区的司令长官,手下的秘书非常多,有十几个人,比较重要的几个秘书,比如吴君惠是北京大学法学系毕业的,还有戴允荪、陈元等,机要秘书是法国留学回来的温广汉,也是周恩来的同学,赵荣声当时很年轻,并不在重要位置,看很多问题过于表面。”

卫智说,关于祖父向赵荣声询问加入共产党的事情,尽管赵先生有那样的描述,但他从未听家人或其他亲历者提过。“没有证据。你想,我祖父当时是战区司令,对待这个问题不可能这么不知轻重,搞得沸沸扬扬。再说,他和共产党高层,像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关系都非常好,这么要紧的事情为什么还通过下级绕圈子,不直接问呢?”

身后有两位传奇女性

1939年1月,卫立煌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并晋升陆军二级上将,不久又兼任河南省政府主席,1940年兼冀察战区总司令。这可以说是卫立煌为将以来最鼎盛的时期。他与八路军密切合作,在黄河北岸联合阻击日军,使日军整整4年未能跨越黄河天堑。

1942年至1943年,卫立煌兼任黄埔军校成都校区教育委员会委员。为了培养抗战中坚力量,他将自己的儿子也送到该校学习锻炼。1943年11月,卫立煌出任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指挥数十万远征军一举击溃滇西和中缅边境日军,打通滇缅公路,保住了抗日生命线。当时,黄埔一期的著名将军宋希濂、霍揆章、黄杰、陈明仁等都在卫立煌麾下。

在美国出版的《中国人名大辞典》中,卫立煌被称为“常胜将军”,一生身经百战没有负伤,这在国民党军人中实属罕见。卫立煌在历史中留下了传奇的一笔,而同样充满传奇色彩的,还有他背后的两位夫人。有文章称,朱韵珩是宋美龄的“闺蜜”,也是成就卫立煌早期事业的“幕后推手”。

卫智告诉记者,其实他的祖母朱韵珩早期在镇江崇实女子学校任校长。“祖母毕业于美国丹佛大学,1925年获得硕士学位后回国。我祖父在1927年北伐战争中击败了孙传芳部队后,正好率队驻扎在镇江,他在那里结识了祖母,他们同年12月在上海举行了婚礼。”

这个时间,正好和蒋、宋的世纪婚礼紧挨着。朱韵珩与蒋夫人背景相似,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又都留学美国,两个人有很多共同语言。卫智回忆,“听父亲讲,祖母每次去见宋美龄,都可以不必通报直接登堂入室,她们之间还经常用英文书信往来,有时候见面都讲英文。1932年,宋美龄还特邀祖母带着孩子上庐山避暑,我父亲和姑姑都去了。抗日战争期间,祖母去洛阳与父亲团聚,都是宋美龄安排的飞机”。

那以后的几年,卫立煌步步高升,与蒋介石的关系也比较密切。然而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于与八路军的频繁合作,卫立煌被视为亲共分子,和蒋介石开始有了隔阂。1939年,朱韵珩在一次小的妇科手术中休克,经抢救无效逝世,终年37岁。“祖母去世,加上战事不断变化,祖父与蒋的关系也越来越糟。”

朱韵珩病逝后,卫立煌考虑到两个孩子太小,一个6岁、一个7岁,为了不让孩子受委屈,就无意再娶。但由于政治原因,蒋介石有意将孔祥熙夫妇的二女儿介绍给他,宋美龄也支持这桩婚姻。卫立煌极不情愿,于是谎称自己在美国已经有了意中人。为了双方的面子,他托人介绍,认识了韩权华女士。

韩权华是天津的大家闺秀,在美国进修音乐。她在天津读中学时,和邓颖超是同学。谈起晚年和自己生活在一起的这位祖母,卫智坦言,祖母很威严,他们都有些怕她,“我们家中经常高朋满座,都是社会文化名流,祖母虽然不会做家务,但精通各种乐器,琵琶、古筝、钢琴都弹得极好。她一生颇为传奇,1922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是当时的北大‘校花’,祖母个头很高,1米7多,亭亭玉立。她与在李大钊一案中被绞杀的张挹兰同班级,两人形影不离,宛如姐妹。当时北大经济系教授杨栋林对祖母一见钟情,曾热烈追求她”。卫智说,祖母的漂亮在当时远近闻名,他亲耳听到当年一位亲历者口述,“她甚至上课时都有老师和学生围观,把门都给堵了,最后不得不转学到女子师范大学,后来在师范大学也没法待……”

韩权华和卫立煌相识之初一直是书信往来,没有见过面。“这也打破了很多文章说祖父没有文化的传言。”卫智说,一直以来,他都不明白为什么外界对祖父有这样的评价,“祖父不仅字写得很好,我也看过他写的一些文章,很有思想。祖母文化素养很高,他能通过书信博取祖母的芳心,也是一个证明。”1945年6月,韩权华与卫立煌成婚,何应钦为主婚人,龙云将军为证婚人。

岁寒知劲节,恒久见贞心

1955年3月,卫立煌拒绝了国民党让他去台湾的安排,从香港回到北京。他是从海外归来的官职最高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亲切接见。1956年4月,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像卫立煌、翁文灏这样的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我们应当继续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后来,卫立煌历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第二、三届常务委员,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三、四届民革中央常务委员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职。

卫立煌弃蒋倾共的真实内情,一直受到史学爱好者关注。卫智说,其实真实原因在祖父写的《告台湾袍泽朋友书》中阐述得非常明了,原载于1955年3月17日的人民日报。其中写道:“我现举两项个人亲身经历之事,使各位更知蒋介石如何卑劣。抗战时期,我负第一战区责任,在黄河北岸,背水奋战,拒敌五年。因为我主张国共共同抗敌,故凡八路军担任之任务和补给,都主张公平办理。乃竟招蒋介石疑忌,认为我偏袒八路军,破坏他攘外必先安内之阴谋,将我调离第一战区,并暗行监视。东北之战,完全由蒋三到沈阳亲自主持策定,虽经各将领一致陈述意见,认为不可,但蒋一意孤行,终至全军覆没。事后因受立法院及国人指责,乃竟向部下诿卸责任,诬为系我失职,派宪兵特务将我监视于南京私邸……我同蒋介石共事30余年,他都肯做出这种丧心病狂、倒行逆施、背信弃义、陷害部属的事来,诸位还不及早警惕吗!……”

1955年6月,卫立煌及夫人从北京饭店迁入东单麻线胡同新居。周恩来亲自到家中看望,关心他们的生活。卫智听父亲讲,“当年‘十一’,祖父还参加了国庆大典,登上了天安门城楼。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都亲自接见了他。那一段日子,也是祖父心情和精神状态最好的时期。” 1959年冬天,卫立煌旧病未除,又患了肺炎。就在去世前几天,他的老朋友朱德还一再去探望,坐在床边久久不忍离去。“那时,祖父已经神志不清了,1960年1月17日凌晨,他溘然长逝,终年64岁。我想,‘爱国将领’4个字,就是对祖父一生的最高评价。”

想起卫家三代人的命运,卫智有些激动,忍不住落泪。他的父亲卫道然,从小跟着祖父在军队中长大,看到百姓颠沛流离,看到战争的残酷,他从幼年时期就萌生了实业救国的远大抱负。“父亲青年时期,抱着科技救国的梦想赴英国留学,27岁从英国远东航空学院毕业,并考取了国际职业飞行员执照和国际航空通讯员执照。如果他选择留在海外,可以有很安逸的生活,但父亲还是放弃了个人享受,回国投身祖国建设”。

卫道然回国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工作不好安排。他进入汽修公司,从一名普通工人干起,逐渐发挥自己的特长,先后主持翻译了60余万字的汽车专业技术英文资料,并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改革开放后,他晋升为高级工程师,晚年凭借自己与海外友人的交往,为祖国统一事业做了大量工作,如今卫智也是两岸交流活动的积极参与者。

采访结束时,卫智告诉记者,卫家在海外的第四代,还有西点军校的毕业生。就在一个月前,卫智还在美国与史迪威的孙辈一起聚会。“父辈们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他虽已逝去,但精神却代代相传。”卫智将南朝诗人范云《咏寒松诗》的诗句进行了改动,以此表达自己的心境。“‘岁寒知劲节,恒久见贞心’。青松傲雪独立,流经千年岁月依然青翠挺拔,那风雪不动的蔚然,那稳若磬石的坚毅,不正是父辈们保持节操与贞心的生动写照吗?!”

本文选自《环球人物》

(浏览 3,200 次, 今日访问 1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