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张中如老将军讲故事

2019年9月11日,北京某部队礼堂庄严肃穆,老红军、百岁老将军张中如叔叔参加摄制的纪录片《从心征服》在此首放。万没想到,第二天敬爱的张中如叔叔因病去世。我的心被深深地刺痛,泪水止不住地流淌!我妈妈张瑾也难过得痛哭,不肯吃饭,不肯吃药,喋喋不休地回忆叔叔的往事。我们再也看不到叔叔那亲切慈祥的面容,听不到叔叔那扣人心弦的声音了!十多年来,叔叔给我讲述的感人故事一幕幕展现在我的眼前。



我爸爸江涛的故事

2010年,我在撰写爸爸江涛传记时,看见妈妈珍藏的两张解放初期爸爸与五位战友的合影老相片。爸爸英年早逝,妈妈不能完全确认这些前辈是谁。为此,我专程拜访了六位前辈中唯一健在的张中如叔叔。



那天阳光明媚,我来到张中如叔叔居住的老北京四合院,院落绿树遮阳、鲜花盛开,屋前灯笼高挂、窗明几净,院中奔跑的小鸡平添了几分乐趣。我刚踏进院门,91岁高龄的叔叔就健步走出房间,紧紧地握着我的手,眼中露出慈爱的目光。

我落座后说明来意,取出泛黄的老相片请叔叔辨认。叔叔取出放大镜仔细地端详后,认为相片的时间是1950年秋或1951年春,地点在军委情报部大门前,并在白纸上写下了六位前辈的姓名和当时的职务。他们是:一处(谍报处)副处长范晓文,二处(部队侦察处)处长陈皓、副处长江涛,三处(武官处)处长朱光、副处长蒋克定,四处(情报研究整理处)处长张中如。叔叔说:他没有这两张老相片,我带来给他看是件好事,因为2010年12月是军委情报部成立60周年,这两张老相片作为纪念活动史料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叔叔给我讲述了建国初期在军委情报部的难忘岁月:1950年初,全国除边远地区外,大部地区已解放。为了进一步加强我军情报领导机关的工作,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军委总情报部,从当时陆军的50个军中,每个军调三位优秀干部到军委情报部工作,共调来150人。这批干部的选拔非常严格,不仅要求政治坚定,还要具有军事指挥实战经验,文化水平也都是佼佼者。这批干部被分配到总情报部下属的情报部、联络部以及外交部等重要部门,后来这些部门的领导干部大多是从这批干部中成长起来的。张中如叔叔和我爸爸就在其中。



叔叔讲到我爸爸时说:从他们调到情报部工作,到我爸爸赴朝任志愿军司令部情报处长分开,一直相处得很好,很能谈得来。那时没有汽车,为外出办公需要,每位处以上干部配发一辆飞利浦自行车。叔叔和我爸爸每天早上不约而同地骑自行车从朝阳门内北小街仓南胡同情报部院内出来,到附近的朝阳门外转一圈,从不间断。那时朝阳门外没有房子,到处是坑坑洼洼的耕地、荒地、坟墓,他们就边骑车边聊天。

叔叔评价我爸爸:他是一个很有水平、有思想、有主见、有工作能力的人,是比较严肃、比较坦率、对人以诚相待的人。他看问题、对事情很有见解和远见,绝不轻易改变自己的看法和观点,更不是见人嘻嘻哈哈、油腔滑调的人。他真是个好同志,可惜走得太早了!



我完成了爸爸传记《江涛军旅生涯》初稿后,多次登门请叔叔指正。叔叔不仅审查了初稿,还给予我极大的帮助。他提供了相关资料(如1938年延安军委参谋部二局谍报训练班的史料等),亲笔撰写了纪念文章《怀念江涛同志》。叔叔在此文最后写道:“江涛的女儿和平继承了父亲的遗志,退休后曾多次来看望我。她带来了精心撰写的父亲军旅生涯初稿,并希望我为此书写标题。我不善书法,但还是满口答应了。我建议她将此文做成一个单行本,用能够概括江涛同志高尚品德的文字做正标题。这本书对记录历史,缅怀前辈是很有意义的。”我按照叔叔的意见,将书名确定为《奉献——江涛军旅生涯》。这本书的部分内容被《解放军报》等多家报刊杂志、《中国秘密战》等多部历史书籍所转载。

老将军与洋八路的故事

张中如叔叔1937年参加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战争年代历任八路军副连长、连长、政治指导员、营长,工卫旅司令部作战科科长、晋绥军区司令部作战科科长,西北野战军旅参谋长,西北军大晋绥分校副教育长等职。建国后任军委情报部四处处长、解放军外语学校校长、总参二部副部长、国防部外事局政委、河南军区政委,总参二部政委、部长等职。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是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

2011年的一天,叔叔给我讲述了抗战时经历九死一生的故事,他讲得平静如水,我却听得心潮澎湃。叔叔承受的苦难令我难以想象:胸部子弹的贯穿伤,七次无麻药的胸腔手术,卧床一年导致的七处褥疮,反反复复的高烧、咳浓痰,切掉三根肋骨,左肺萎缩,心脏右移……前辈们的精神令我夜不能寐:叔叔战胜伤痛的坚强毅力,被叔叔称为救命恩人的德籍八路军米勒医生、刘耀泽医生、通讯员李福田、辛劳的医护人员、抬他翻山越岭的战士们……。凌晨三点,我爬起来含泪写下了长文《九死一生的八路军营长张中如》。我把文章拿给叔叔看,叔叔不让我公开发表,我尊重他的意见,把此文放在电脑里一存就是四年。



2015年,中国人民迎来了抗战胜利70周年,叔叔终于同意我公开发表此文。他不仅逐字逐句地亲笔修改,还送我多年前撰写的44页回忆文章《赴延安疗伤记》。我提出看看叔叔的伤疤,叔叔不让我看,我像小孩子一样耍赖就要看,叔叔只好同意了。天呀!那是我从医40年来从未见过的、最可怕的大伤疤!后来,我撰写的张中如叔叔的故事刊登在《解放军报》、《中国老年》、《老年文摘》、《长治方志》、《红色太行》、《上党晚报》等多家报刊杂志。



《解放军报》刊登此文后,我陪同的该报卜金宝主编分别采访了张中如叔叔和米勒医生夫人中村阿姨。卜主编提出:“你可否安排两位前辈见面?这将是一件很有历史意义的事情。”因两位前辈年事已高、身体欠佳,我很为难:每次我登门拜访都唯恐影响前辈健康,这次无论请谁出门,都令人担心。我征求中村阿姨在瑞士的女儿米蜜的意见,米蜜很快回复:“母亲非常高兴登门拜访张部长。”我心里有底了,打通了叔叔的电话。叔叔说:“我能够活到现在,是米勒医生给的。我离开延安后与他失去了联系,直到十多年前,我得知米勒夫人中村的地址才登门拜访她。我很高兴再次相见,但是我一定要去登门拜访。”

放下电话,我信心满满地与中村阿姨商定见面的方式,阿姨却着急地说:“和平呀,我一定要登门看望张部长,你可不能叫他来看我!他年龄大了,身体又不好,你可不能这么安排!”我再与叔叔商量,叔叔的态度更坚决:“这不是年龄的问题,不能这么做!她是帮助我们的日本友人,我一定要去拜访她,不用再商量了。”这可如何是好?我一边为前辈们处处为对方考虑而感动,一边为如何妥善安排而发愁。我与卜主编反复斟酌后,做了中村阿姨的工作,安排了叔叔登门拜访阿姨的细节。



2015年7月16日,雨后的北京十分凉爽,我陪同张中如叔叔和他儿子、原总装备部综合计划部财务局局长张源来到中村阿姨家。叔叔握着阿姨的手说:“今年是抗战胜利和世界反法西斯胜利70周年,我来看望你,共同庆祝这个好日子!”

中村阿姨连连点头笑着说:“我也特别高兴!”

叔叔回忆米勒时深情地说:“米勒医生品德很高尚、医术很高明、考虑得很周到,他是我的救命恩人。没有米勒医生,我早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

在谈到中村阿姨15岁参加八路军时,叔叔说:“中日原本一衣带水、世代友好。但是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对外侵略、称霸亚洲,加上当时中国政府腐败无能,日本的胃口越打越大。‘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领了中国东北,成立了满洲国。当年你一个日本女孩子没有回日本,却留在中国参加了我们人民军队,是很难得的。”

中村阿姨高兴地说:“我热爱中国,今天的好日子来之不易,真得好好珍惜。我后来才知道张部长在战争年代受了那么多的罪,还是那么坚强,真是让人佩服!你一定要好好保重。”

叔叔、阿姨和我们一起合影留念,记录下了珍贵的历史瞬间。



米勒医生的女儿米蜜回国时,我陪她看望了张中如叔叔。米蜜把沈海平所著介绍米勒夫妇的《两个洋八路的中国情缘》一书送给叔叔,叔叔握着米蜜的手说:“你有一个好爸爸!一个好妈妈!”

革命前辈和百姓的故事

张中如叔叔戎马一生,但不论是单独给我讲故事,还是接受媒体专题采访,从不谈他自己的丰功伟绩,总是讲述我们党和领袖、老部队工人武装自卫旅、战动总会及其游击支队、革命烈士、亲密战友以及普通百姓的故事。



王正朔烈士的故事:叔叔把亲自撰写的长文《热血铸塔基 忠骨固长城》送给我说:“每当看到太原卫星发射中心的消息,我总是不由想起牺牲在那里的王正朔烈士。”王正朔1909年出生,在北平读书时加入共产党,与鲁迅交往甚深。他因组织学生运动,开展地下斗争,三次被捕大义凛然。他1939年在程子华领导的抗日游击队任营政治教导员,指挥战斗勇敢果断,做政治工作鲜明幽默,深受指战员的爱戴。一次作战中,年仅30岁的王正朔被日军的弹片击中头部,倒在张中如的身边,此处正是如今太原卫星发射中心所在地。全体指战员在王正朔追悼大会上泣不成声,暂编第1师续范亭师长亲自为他著文沉痛哀悼。

高铭生烈士的故事:1943年张中如在后方医院养伤时,战友高铭生参谋因左臂贯穿伤也住院。他吊着伤臂看望张中如开玩笑说:“你看我负伤的部位多好,用右手紧压伤口流血少,也光荣。看你多倒霉,负伤后受这么大罪。” 张中如被逗笑了:“是呀!你运气好,流血少,负伤都找好部位。”高铭生说:“安心养伤,快好起来,咱们再找日本鬼子算账!”但是高铭生出院后仅一个月就在战斗中牺牲了,张中如万分悲痛地说:“铭生同志,我的好战友!这回你不是流血少,而是为人民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德籍八路米勒的故事:米勒医生1915年出生于德国,1939年获得医学博士,勇敢地选择到危难中的中国参加反法西斯的战斗。他远渡重洋来到香港,将宋庆龄筹集的国际援助(600箱医疗用品和一辆救护车)护送到延安。他在延安国际和平医院工作了两个月后,要求到山西敌后抗日根据地去,担任了第十八集团军卫生部流动手术队队长兼129师医务顾问,以高度的责任感、忘我的战斗意志、精湛的医疗技术和高尚的人道主义精神,在太行敌后根据地工作了四年,挽救了9000余名伤病员。他因患重病返回延安途中,得知山上的八路军营长张中如负重伤生命垂危,不顾自己尚未康复,立即奔上山来。没有严格的消毒措施、没有任何麻药麻醉,仅有若明若暗的四个手电筒和几支蜡烛照明,米勒给张中如做了第一次手术。术后,米勒用双手捧着清除的腐肉和碎骨对张中如说:“你看,我已经把你伤口肋骨间的碎骨头和腐肉都清理了,这样就容易排脓了。”米勒提出张中如用吹球胆的方法挤压肺部脓液,并敦促上级尽快送张中如到后方医院治疗。

未入伍男孩的故事:1938年,张中如率队赶赴战场的途中,一个约16岁的男孩突然跑来要求参加八路军,打日本鬼子。张中如对他说:“我们现在执行紧急战斗任务,你年纪太小先回去,我们打完仗还会回来。”男孩执意跟着部队前进,战斗很快打响了,只好把孩子安顿在土堆后面嘱咐说:“你在这里卧倒,不要离开!不要抬头看!”男孩答应了,但因好奇还是抬头往外看,不幸被日军的子弹打中牺牲了。张中如叔叔讲完男孩的故事,沉重地对我说:“部队带着孩子的遗体回到营地,一堆难题摆在我面前:孩子叫什么名字?不知道!家在那个村子?不知道!他的父母是谁?不知道!我们到处打听哪个村子、谁家丢了这么大的男孩子?没打听到。直到今天我还后悔——为何没在行军路上问问孩子的名字和家庭情况?哪怕给他家送一个《烈士证书》也好呀!孩子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兄弟姐妹一定期盼他回家!为找他不知花了多少时间和精力?但只能在希望—失望—绝望中度过余生了!”



老八路唱儿歌:我妈妈张瑾解放初期曾在军委情报部工作了二年,和我爸爸、张中如叔叔是同单位的战友。2012年,我陪妈妈看望张中如叔叔,叔叔紧紧地握着我妈的手说:“老张,你受苦了!(指我爸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叔叔体贴的一句话立刻温暖了我们母女的心,令我眼眶湿润。前辈们一起回忆往事,叔叔风趣地唱了一首抗战时期的儿歌,并把歌词写下了送给我:

抗战期间儿童团歌曲之一
八路军的威名震天下
鬼子的胆子一个丝儿大
手指比哪比上个八字叉
就吓得鬼子叫爹妈

我把叔叔的歌声编辑成视频文件保存下来,把叔叔讲述的故事记录下来并传播出去。



2015年,我带着女儿、女婿看望张中如叔叔,叔叔的故事同样令他们无比感动。2017年春节,在看春节晚会的女儿突然说:“看!张爷爷!”我赶紧跑过来,果然张中如叔叔通过中央电视台向全国人民铿锵有力地报告:“我叫张中如,1937年5月参加红军,今年98岁。”



叔叔的一枚印章名为“幸存者”,他无限深情地对我说:“我能活到现在是幸运的,战争就是这样!在那个为祖国、为人民、反侵略、求解放的血与火的年代,多少好战友都牺牲了!我老了,一想到他们心里就很难过!” 敬爱的张中如叔叔是最后一位山西籍的开国将军,如今他也永远离开了我们,与他的老伴王路阿姨、我爸爸江涛、他的老战友们相伴了,他们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此文刊登在2019年第四期《红色太行》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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