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行英雄

太行区党的建设

(二)1938年5月至1940年4月太行区大发展时期的党

在太行区的开辟与创建中,党组织的发展不能适应迅速发展的形势的需要,这是党中央在抗战开始后就已指出的,并要求各地把发展党的任务放在重要地位。太行区的实际说明,在分散的广大农村,如果没有基层党支部,不能和千百万广大群众取得密切联系,下面情况反映不上来,党的正确领导很难实现,正确的政策不能很好贯彻,特别是基层的政权得不到改造,党在创建太行区中各项工作如发展武装、组织生产、征粮征款等任务的完成,均遇到困难。群众工作和群众运动因没有核心,其发展也将大受影响。形势发展很快,党迫切需要发展。从1938年5月粉碎日军九路围攻,到1939年9月的一年半时间,是太行区各项工作和各种群众运动大活跃的时期,同时也是太行区和太行区的党的大发展时期,是各级党组织学习摸索在新环境下如何做好党的工作的重要时期。人心向党,大发展已不仅仅是需要,而是完全可能的事。实践证明:哪里有热烈的群众运动,哪里就有共产党的组织的发展。

国民党敌视共产党在敌后的大发展,对于共产党在敌后迅速发展抗日力量心怀嫉恨。从1938年初开始,他们就不断制造围剿抗日县政府和杀害八路军、共产党人的事件,到1939年,事态不断扩大。同时,日本侵略者加紧对太行区围攻和摧残,对敌斗争日趋严酷。新恢复和建立的各级党组织和大发展中涌入党内的党员被迫经历了对敌斗争和反摩擦斗争的考验。考验的结果证明:共产党组织不仅没有被打败,而是更坚强了。

1、在抗日浪潮中发展成为华北最大的党组织

1937年10月,八路军一二九师到达平定后,师党委就曾向有关同志传达中共中央要求几倍、几十倍发展党员的意见。由于白区党长期处于地下状态,党员早已习惯于对发展党的对象进行长期反复考验的方法。审慎地发展党员是组织建设的传统,但在新的抗日高潮的形势下,如何适应新形势发展的迫切需要,迅速发展党组织,就成为刚刚恢复和建立的各地党组织的重大任务。中共中央1938年3月15日关于发展党员决定中明确提出:“党的组织力量还远落在党的影响之后,甚至许多重要地区尚无党组织或非常狭小。因此大批的千、百倍的大发展,成为党目前迫切而严重的任务。”这个决定对于认清形势,确定党组织大发展的方针,改变发展党员工作中的某些关门主义思想和做法,是极其重要的。大发展的开始阶段,成绩比较突出的是晋中、冀西两个地区。1938年6月,两个区就已建立了十八个县委,四十个区委,四百二十五个支部,拥有党员八千四百四十名。粉碎九路围攻之后,战争的胜利,鼓舞了人民的胜利信心,要求加入共产党的人数激增。以和顺为例,1938年2月以前,全县已有党员四百零二人,1938年7月底发展到一千七百二十四人,增长四倍多支部由原来的二十九个增加到七十五个。中共赞皇县委,在1928年4、5月份连续召开了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以后,党员从一百名猛培到一千三百多人,建立起六十个支部和五个区的区分委。1938年2月,中共冀豫晋省委召开辽县西河头会议时,党员仅有千人,1938年6月底发展到一万以上,而到1939年9月全区党代表大会时,已增加到三万零一百五十人。参加会议的北方局书记杨尚昆宜布:晋冀豫党已成为华北最大的党组织。这在华北党组织的历史上确实是空前的。

党组织能在短短二年多的时间里发展了上百倍的党员,并不是偶然的,外敌入侵,民族危亡,人民从共产党和她所领导的军队身上看到了希望。共产党和八路军,不仅在打击消灭敌人方面坚决而勇敢,而且在保护人民的利益方面做出表率。他们动员组织群众,反对贪污,坚决惩治汉奸,积极改善人民生活,实行公平负担,有钱出钱,有粮出粮,取消苛捐杂税;实行民主,撒换不积极抗日、压迫群众的基层政权负责人,领导群众说服教育富户拿出多余粮食援救处于饥饿之中的农民。广大农民从共产党的行动中认识了党。按照他们自己的说法,那就是:“共产党的心是向着广大穷苦农民的"。于是,成千上万的人在党的教育过程中,自觉要求参加共产党,这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的,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现象。

没有党的大发展,要使一个迅速发展起来的拥有上千万人口的太行区很快稳定下来,坚持艰苦的战争,是根本不可能的。正如中共中央发展党的决定中指出的:“不能以为党的发展无足轻重。有了强大的党,才能有强大的统一战线。”党的政治威信随着太行区的开创而大大提高。党组织的力量随着大发展而大大增强。党的大发展是太行区发展巩同的最基本因素。

党组织在大发展中的主要方式,是举办各种形式的抗日训练班,从中发现积极分子,个别谈话,了解本人历史及家庭情况,然后向他们进行教育,说明党纲、党章的要义,经本人申请后介绍入党。二是作参诚,支前和各利抗日斗净叫,在开展反贪污,反摊派,改造旧政权以及借粮等斗争中发现积极分子,经个别教育后介绍入党。三是在组织农会及其它群众团体的工作中发现积极分子,经过考查,发展为党员。 不论哪一种形式都要求必须做到:个别谈话了解本人情况;说明党纲党章进行教育。反对不经个别介绍即行入党的“大突击”方式。在步骤上,有的县是先从全县范围内选择有知识文化又有一定革命觉悟的先进分子开训练班,从中不仅选拔党员而且找出可做为区分委的对象。区分委正式建立后,由他们负责全面大发展的工作。辽县就是这样做的, 有的县召开活动分子会议,并在组织农会中全面铺开发展。如赞皇,新党员完成入党手续后,要求他们在地县两级普遍参加训练,要他们初步了解党的基本知识。

大发展中两种情况都发生过。开始时存在关门主义,强调先恢复后发展,步子迈不开。后期在少数地方又产生“大突击”倾问,不经认真了解,只看工作一时积极就拉进来了。由于区党委、特委把关严谨,在批准新党员时注意检查发展的方式方法,发现问题即时纠正,在新党员训练班中,也处理过个别不够条件的人。 因此从总的情况看,新党员的素质还是比较好的。 由于是大发展,不可避免地也混进了“泥沙”,其中就有投机分子、阶级异已分子等。因此要在巩固党的过程中不断解决党组纵的纯洁性问题。区党委坚持了大胆放手,又不让一个坏分子混入的原则,并且要求不仅从组织上注意审查,还要求特委、县委坚持办党校、训练班。 组织党员学习,是太行党一贯十分重视的,把它当做党的生活中一件大事来抓。

2、加强对干部和党员的训练和教育

省委在1937年11月开始恢复与建立党组织的同时就注意到在新形势下加强对党员干部教育的重要意义,并筹建党校。1938年5月进入党员的大发展时期以后,对新党员、新干部教育的任务就更为迫切。1938年6月的省委决定中,把对新党员的教育提到了第一位。 文件中规定:“无论如何,以县或区为单位,经常开办新党员训练班,每个新党员最低必须经过学习党的建设、党的基础知识、统一战线、群众工作及游击战争的短期训练。老党员亦须经过短期训练班及流动训练班,重新教育他们,使每个党员最低限度能了解及执行党的每一个具体工作任务与决定,并成为群众积极的模范与积极的核心。”正是在这样的要求下,太行区不仅省委(后称区党委)坚持办党校,而且地、县两级的党校,也长期坚持,直到解放战争进入全面反攻后,才做了新的调整。干部轮流到党校,党员人人住党校,在太行党的建设中发挥了重大作用,这成为太行区工作的一大特色。

各级党校培育对象有分工,省委训练县以上主要负责干部(包括少数区分委书记),特委训练区分委一级和少数县级干部,县委训练支部委员和党员。训练期限也有区别,1938年至 1939年,县委学习多是三个月,区委委员的学习一般是一个月,少的是一周。学习内容,这一段着重党的建设、游击战争、统 一战线三门课,也学习过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和在六中全会的报告。根据对象不同,讲授的内容繁简不同。党校的授课人员是各级党组织书记,组织、宣传部长和常委等,给区党委党校讲课的还有北方局、八路军总部,一二九师的负责同志。 地县两级党校也有部队负责同志讲课,原山西省政协主席李修仁回忆在省委党校学习的情景时说:“党校的生活很苦,只能保证小米吃饱,但大家的纪律好、生活学习秩序好,民主空气好,哪位老师讲不清楚课,不管他地位多高也可以提意见。有问题讨论不清楚的,老师还解答。 大家的求知欲很强,都很愿意去学习,学完了就觉得充实了好多,打起背包高高兴兴回到工作岗。”太行区的大批县委,区分委书记大多数经过党校的学习,有的还不只住一期、二期,学习中还包括:党的政策,党委如何领导支部,党如何领导政权,领导群众工作以及如何带好武装等等,内容丰富。

县委办党校,当时的重点是训练新党员,时间一周,主要讲党的建设,所有入党的新党员,无例外地都要参加训练,他们的文化程度较低,但经过学习,一般对于什么是共产党?什么人可以入党?党的组织纪律,党员要起模范带头作用,服从组织,保守秘密等最基本的东西,是可以记住的。

对新党员的教育还有一种是边发展、边训练。 这往往是在直接派有八路军工作团或工作队的地方,集中发展一批党员后进行。据辽县原羊角村老党员薛有明回忆,他入党后从八路军民运工作队那里接受了第一次教育。工作队为了帮助新入党的同志能认识党的性质,要求他们对本村的地主作调查。羊角村三百户人家中有二十多户地主,调查后他们得知仅地主候玉银一家,每年就要收五、六百石租米,到了青黄不接时卖给山下冀西各县的农民,回来把银元化成元宝埋在地下,而大批农民,包括这些新党员却年年受苦受穷。他说这一次教育,一辈子也忘不了。因为从这里他知道了共产党是干什么的;现在抗日,还要团结地主,但这也是为了穷人以后的解放。这种联系实际的方法,确实有效。

新党员经过教育与训练,要求做到人人学懂会用,是不大可能的。参加学习的党员,多是工农,文化低,讲得多,能全部记清的少。但不能因此认为工农党员学习无成效,学习可有可无。 要反复学习,一次训练班不行,就要多训几次。 党员一年中住二、三次训练班的并不少。每次时间不长,多则半月,少则三天或一周。

无数事实证明,经过学习和教育的新党员表现很好 武乡县的老党员胡光隆说:“我入党后经过教育,首先记住的是共产党上下一致,有意见可以向上反映,直到中央。对中央的指示,要下达到党员.其次是党员一定要做到:一是服从党的决议,二是遵守党的纪律,三是保守党的秘密,四是完成党的任务。这是我一生中记忆最深的,而且是按此执行的。

受过教育的党员,有很多懂得了要依靠群众,才能在与反动地主恶霸的斗争中取胜。辽县桐峪镇大地主韩炳峰有钱有势,他们弟兄中有人当了汉奸,八路军调查确实后,把他家的财产没收,分给了三十里以内受过他剥削的群众。 很多群众不敢要,党员做工作,才分下去了。不久,韩跟着河北民军回来,宣扬他们家不是汉奸,并把抗日区长叫去,要求退还他的财产,吵吵闹闹。党员站出来发动群众,摆事实、讲道理,把他顶住了。如果党员不受教育,不懂也不会做群众工作,形势一变,即束手无策,斗争失败了,党也就没有威信。

多数新党员通过斗争实践,认识并体现了党组织的力量。在进行改造旧政权的斗争中,有支部的地方比没有支部的力量大得多,有了经过教育训练的支部的力量就更大些 有了经过教育训练的支部,县委、区分委下乡工作就有了可靠的支柱。有的老县委书记回忆说:”那时哪有什么党不管党的问题啊!党委哪个能不依靠党组织? 党是依靠自己的支部去联系广大群众的,上下党组织之间,情同骨肉,党怎样说,党员就怎样做.”

从省委、特委到县委所办的党校中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理论联系实际,认真解决问题,不尚空谈,及时改正了内容空洞的教条式的教学方法。党逐渐形成一种习惯,很重视上下级之间的谈心。那时很多同志都认识到对下情了解得愈多,讲起话来能联系实际,因而讲课、作报告就愈受欢迎。邢台县的县委书记刘毅给自己领导下的区分委办学习班,每期不超过十人,一次一星期,不做大报告,而是抓几个大家在工作中感到困难的问题,边摆情况边学习,边议论,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太行区的很多干部就是在这样的学习和实践中,不断地轮番进行,逐步成长。

在粉碎日寇九路围攻之后,太行区的文化教育工作也发展起来,大大加强了党的宣传教育阵地。 党和太行区的各项教育事业均处在大发展中,如何做好政权工作,党如何领导武装,各行各业既要做到懂业务,又要熟悉党的政策。为此各行各业又办了自己的干部学校。更为重要的是各类学校的教育都要求干部要有群众观点,都要懂得群众路线,都要学会做群众工作。 这是建设太行区的根本,这些都是区党委在以后的工作中一直给予注意的。

实践证明,对每个新入党的党员,给予严肃的认真的教育十分重要。 从入党之日起,就要明白个人成为党组织中的一员,就要接受党的纪律的约束,就要准备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做出牺牲,一边教育,一边在实际中按此严格要求,太行党组织能在党员中保持崇高的威信,在党内生活中认真坚持原则,反对“和稀泥"是重要的原因。

3、在新形势新环境中学会工作

抗日战争的新形势,根据地新环境,坚持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的新任务,对于进入太行山的革命队伍,除了老红军有过内战时期根斟地的工作经验,其他干部,特别是城市的知识分子,都是非常生疏的。就是那些士生土长的本地干部,虽然较熟悉农村的情况,但对于在敌人包围下的太行区如何进行工作,同样一无所知。更何况相当多的干部是新党员,对于如何建设太行区的党也是没有经验的。

从1938年到1939年,省委在大发展中,对于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和干部的培育提高,除办党校,加强训练外,主要做了以下三方面的工作:

3.1、是强调边学习、边实践,在实践中增长才干。

过去不会拿枪的、带兵的,只有要求拿起枪来学,带起兵来干,特别是要求向红军老干部学习,同他们一起干。1938年,一二九师师部在辽县开办游击训练班,省委有计划地选送县、区委干部去学习,学游击战,学地方武装和正规军如何配合袭击敌人,如何在作战中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等等,学了就用,见效较快,1938年4月在敌人的九路围攻中,省委和一二九师师部一起召开了有五个特委书记和六个支队政委的会议,讨论如何迎接战争的问题。这是晋冀豫党组织所经受的第一次武装斗争的考验,对提高干部的素质起了很好的作用,晋中特委开始建立时,先突出抓武装,在八路军有力配合下,能大刀阔斧地迅速全面开展工作。他们还以和顺县三区为实验区,发动群众,改造政权,领导政权,开展党的各项活动。和顺三区由此成为下一个范例。无数事实证明,我们的不少领导干部正是在这样的学习中逐步成长,有的成为优秀的指挥员、政委,有的成为能文能武的县委书记、县长、地委委员、专员等等。  ,

3.2、是召开会议,统一认识,提高干部自觉开展工作的能力。

1938年2月,冀豫晋省委第一次在辽县西河头村召开的活动分子会议,实际上也是训练班。这次会议不仅全面提出创建太行区的各类问题,还在党的建设方面提出了很具体的要求,其中主要是:健全党的领导机关,确立党的集体领导,严密党的组织以及保守党的秘密,加强党的纪律和党员要学习军事等一系列重要问题。这些内容对到会的大多数同志,都是很重要的学习。为了使这次会议提出的任务能贯彻好,在这次会议之后的1938年3月中旬,一二九师师部和省委又联合召开了开辟工作较早的辽县、和顺、昔阳、平定和井径、元氏、赞皇、临城、内丘、邢台等十个县的区分委以上的干部会。八天的会议,就党如何领导建立太行区问题进行更具体的讨论。

1938年6月,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华北军分会的直接帮助下,省委又在沁县南底水村召集了会议,着重讨论的是敌人九路围攻以后的新形势,以及如何进一步坚持巩固太行区和使党的工作适应新形势的问题。因为辽县西河头会议之后,由于对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认识很模模糊,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发展自己,出现了群众运动消沉的局面;所以会议的核心是党如何进一步发动群众。会议提出三项任务,包括:大力发展党和健全党的工作;扩大武装及武装群众;努力开展群众工作。会议对完成任务要求十分严格。要求坚决纠正领导不深入、不具体、不耐心、不严格的疏忽现象;反对不负责、不淮确等自由主义,要求在党内开展反“左"右倾向的斗争。这些对于新入党不久的干部极为重要,对年轻的知识分子干部,特别是那些尚空谈不务实的同志更是对症下药。从7月开始,晋冀豫区的扩大民主改善民生的群众运动出现了新局面。

由于冀西、晋中、豫北三个地区情况不同,区党委在8月份又专门召开了研究领导方法的会议。着重讨论了如何提高领导水平,转变工作作风,深入实际,按不同情况进行指导的问题。会议还讨论了如何扩大党内民主,培植地委、县委的独立工作能力和严格工作计划的问题,并起草了9月指示信,发往各地。

1939年,区党委把贯彻六届六中全会的学习,放在很重要的位置,对于毛泽东在六中全会所作报告中关于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和共产党员应起的模范作用的论述,在各级党组织中进行了认真的学习和讨论。经过学习,各级党组织严格认真的工作精神加强了,有的党员干部逐步树立“以天下为己任"的光荣感和责任感。,生活艰苦,工作繁忙,困难很多,但不叫苦。对于统一战线和独立自主游击战争之间的关系,也有了新的认识。对于共产党员如何正确认识反共顽固派对太行区进行的摩擦斗争,是很重要的启示和教育。对“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也从实践中加探了理解,尽管这些还是初步的,但在新干部和党员中,如果不进行这种教育,在新的斗争面前,势必会吃到更大的苦头。

1939年9月10日至28日,晋冀豫区召开第一次党代表大会。这是一次更大范围的对党员干部的深刻教育。党代会的召开正是全国即将出现第一次反共高潮之际。代表大会总结了过去两年工作,明确了会议任务,通过了告全区人民书,宜传了中共中央提出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号召。因此这次会议同时又是太行区全体党政军民同心合力,打退反共高潮的一次重要动员会。

党代会还提出创建实验县、实验区和模范村支部的任务。区党委确定以辽县为自己的实验县,各级党组织也分别确定了自己的实验地区 这对太行党培养深入细致、从实际出发的工作作用。

1938年2月以来的情况表明,省委历次召开的会议在武装干部头脑,提高干部思想政治水平方面,对创建太行区工作所起的作用 晋冀豫区的特点在于有北方局、八路军总部、一二九师的直接帮助,他们言传身教,处处作表率,干部因此受到教育的机会就更多,这是干部素质提高的重要因素。

3.3、是加强巡视,密切上下级联系。

对于巡视工作,毛泽东把它比喻为“走马看花,”这是党的一种很好的工作方法。 毛泽东还说过,仅此不够,重要的是“下马看花,这就是深人调查研究”。1938年6、7两月,省委书记李雪峰、组织部长何英才,曾与地委结合,分别巡视了晋冀、晋豫地区的工作(1939年1月北方局通知,特委改称地委),巡视中直接听取县和区的汇报,了解开展工作中的困难,还不避艰险,亲自到敌占边沿区查看。巡视工作中所产生的直接效果是:

首先,了解情况及时、具体 这对提高领导机关的决策水平,是非常重要的。从区党委所作的一个报告中可以看到,1939年10月初至12月初的巡视,能使领导从各个方面及时发现问题 如:敌战区逐渐扩大,太行区开始出现“敌进我退”的局面;敌人在它的占领区已变烧杀抢掠为欺骗收买和毒化的政策,对太行区特别是边沿地区,已发生严重影响;而太行区人民则由于战争负担很重,缺粮、缺盐、缺生活品的情况严重,人民生活水平非常痛苦;党组织虽然有大的发展,但由于很多干部还不会工作,强迫命令脱离群众的情况非常严重,这对于建设巩固的太行区是非常不利的。事实证明,这些情况对区党委以后加强敌占区工作,重视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和研究,以及如何加强对党的干部的教育和管理,要求他们关心人民的疾苦,一定不能沾染上旧的行政管理人员的强迫命令的作风,是十分重要的。实践表明,对党员干部经常进行教育非常重要,对好的表扬,坏的批评。也只有这样,才能把干部的新作风树立起来。

其次,对全区工作的平衡发展起了推动作用。如在晋豫的巡视中,纠正了这个地区偏重抓武装而忽视开展地方党的工作和加强政权建设的缺点。为统一干部认识,区党委帮助地委召开了扩大会议,使全体干部通过学习、讨论、总结经验,深入开展工作的信心大增。在太南巡视中,发现该区的工作虽然保留了白区工作的优点,作风细致深入,工作亦较扎实,但局面小,放不开手,领导陷入事务主义。省委1938年6月在巡视中具体指出上述缺点后,特委工作转向主动的、有计划的开展,以巩固晋东南开辟豫北为目标,使林县、修武、辉县的工作局面有了新的开展。在冀西的巡视中,认真总结了“5月的赞皇"的经验,指出它确实在发展党、推动冀西工作和活跃全区干部思想方面,发生过重大作用;同时也指出赞皇在前进中易满足于一时的轰轰烈烈,工作不够细致扎实,应把工作的巩固和探人放在重要地位。由于统一了上下的认识,不仅赞皇工作有了新的起色,对冀西全区也起了带动作用。

区党委在巡视中发现各特(地)委工作的缺点和问题,不片面指责下级,而是进行自我批评,主动听取批评。如在晋豫巡视时,区党委检讨了过去忽视这个地区友军占有优势的特点,而工作的指导上陷于一般化,在太南巡视时检讨了对情况了解不深入、指导工作不及时,这个地区工作进展迟缓区党委负有重要责任等。区党委的自我批评,促进了干部的团结,增强了他们工作的信心,消除了人们在困难中容易产生的抱怨情绪。这确实是党内生活中应该经常坚持和发扬的优良传统。

区党委在两年中曾拿出了一半以上的时间巡视。巡视中既教育了干部,也识别了干部,同时也提高了自身的领导能力,推动了太行区各项工作的全面开展。

4、在反摩擦斗争中经受了考验

反摩擦斗争是国民党顽固派搞摩擦引起的。他们围攻杀害抗日军民,企图消灭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反摩擦斗争在太行区有三个特点:第一是涉及面广。晋东南、冀西、豫北三个地区,几乎全部卷入;第二是拖延时间较长。1938年2月发生在豫北的“许河事件”及其它种种事件;直到1940年4月,国民党的反共顽固军朱怀冰被打走为止,前后共约一年半;第三是情况复杂,形势严峻。山西方面既有阎锡山不断派遣精神建国会敌工团以反共为目标的反革命组织进入敌后,又有国民党的县党部借机纷纷恢复,制造对立。冀西方面,既有坚决反共的国民党军和与之相配合的河北省长鹿钟麟北上,又有代表地主利益的杂牌军侯如埔等,对我捣乱破坏。豫北方面,我方工作初开辟,力量薄弱而坚持反共的国民党军在中条山区就有二十万。此外尚有孙殿英、庞炳勋等非蒋嫡系的部队,杂居太行区内;他们进行活动的共同手法是:谈判桌上讲团结,谈判桌下把脚踢,搞突然袭击,不断包围我八路军工作团和抗日县政府,逮捕我工作人员,不断制造流血事件;他们还大造反共舆论,说什么八路军游而不击,不服从指挥等等,以蛊惑人心,欺骗群众。太行区上空,一时乌云翻滚,对广大新党员和新干部,确实是思想、政治上的严峻考验。

区党委根据党中央指示和党的六屈六中全会的精神,广泛在党员干部中进行了反复的教育,主要是坚定不移地高举抗日旗帜,争取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力量,孤立和打击反共顽固分子;统一战线既有团结又有斗争,反对投降主义。这些指导思想,通过实践斗争,一步步在党员干部中逐渐树立起来。

面对顽固派不断地制造流血事件,区党委反复教育党员干部既不能麻痹大意,又不能遇事慌乱,最重要的是冷静分析形势,确定正确的对策。反共派手中拿枪,我们也必须拿枪自卫,但又决不先打第一枪。斗争中学会了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该谈判时,理直气壮地谈判,该讲团结抗日时,就要旗帜鲜明。必要时揭露其伪装面目,亳不留情。适时地反戈一击,但要有理有利有节。许多共产党员在斗争中学习斗争,团结了群众,增长了才干。冀西元氏县抗日县长姜纪五,在专搞摩擦的侯如辅十三支队等顽固军的包围中,既能举起抗日旗帜与他们讲团结,又为维护群众利益与之开展斗争,终于压倒了他们的反动气焰,争得了农民的公平负担,减少支差的权益,保护人民的抗日民主权力,赢得了广大群众的爱戴和拥护。而反共顽固派,在群众中孤立了,不得不溜走。武乡王堡村的党员,发现国民党县党部秘密巢会,进行反共、反牺盟会的活动,想以镇压反动会道门之名,将他们一网打尽。但在党的教育下,认识到,这些人的反动面目还未被群众认识,他们又有武装,不可轻举妄动。党员通过学习和调查,以三民主义为武器,揭露他们的假三民主义假抗日、真反共的反动面目,更多的群众站在共产党一边,政治上的优势由此树立。开明士绅也公开表示支持共产党,有的还向民主政府捐款以示抗日决心心。  

极少数共产党员在反摩擦斗争中经不住考验,主要是那些地主、富家成分的,入党只凭一时的抗日激情或图谋寻找出路,对共产党没有正确的认识,顽固派反共活动猖獗时;他们的思想行动迎合了顽固派是很自然的。

在反摩擦斗争中表现动摇害怕、思想上出现混乱的党员,开始为数较多,但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和教育的探入,逐渐减少。其中除少数是怕“变天”,想“保命”的,主要存在两种情况:一、是对国民党顽固派抱幻想,希望通过和平谈判迅速解决;二是是希望依靠八路军把搞摩擦顽固军赶走,一时赶不走就悲观、动摇;事实证明,由于这些同志丧失了在斗争中的主动性和警惕,就不可能正确执行政策,团结群众。而被顽固派残害的;不少是这些头脑不清醒的共产党员。

1940年3月,国民党反共顽固军朱怀冰被击溃,阎锡山的“十二月事变”也被彻底粉碎后,太行区的形势起了变化。国共两党经过谈判,取得了协议。我方主动撤出了豫北地区,国民党方面也不得侵犯浊漳河以北地区。太行区内部力量从此得到统一。

我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府和军队退出后,豫北地区党组织转入地下,但斗争没有停止,注意了利用合法的斗争形式。在党的基础较好的地方,建立了两面政权,派党员担任村长、甲长等。对工作较薄弱的地区,则通过各种社会关系,开展反“变天”的思想教育,宣传我们的撤退是暂时的。在已被敌伪占领的地区则广泛宣传持久战的意义。他们还利用合法形式组织群众开展了反掠夺、反派粮派款的斗争;组织扁担队,开展生产自救,将敌占区的食盐煤油、布匹、染料等,送入太行区,再将山西的玉米、小米等担下山来。这些作法,既保护了群众的利益,也保存了党的基础。党领导下的群众,不仅能为我方送情报,而且还护送伤病员及工作人员过封锁线。"豫北地下党的贡献是难能可贵的,特别是对以后豫北工作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总起来看,从一九三八10月开始的历时达一年半之久的反摩擦斗争,是一件坏事,它使党的工作受到损失,牺牲了很多同志,党的力量有一定的削弱;但同时又是好事,它使三万多新党员经受了考验,动摇的走了一些,也被清除了一些,留下来的更加坚强了。因为这是一场现实的阶级斗争教育和统一战线教育。它最深刻、最具体又最生动。更多的好干部在斗争中成长起来,从中学到了如何坚持党的独立自主原则和正确处理统一战线中团结和斗争的关系,提高了政策水平和策略思想。这不仅对于坚持当时太行区的事业大为有益而且从长远看,也是培养党的干部不可缺少的重要课程。

5、从组织上巩固党,重点在教育

中共中央1939年8月发出的关于巩固党的决定,区党委1939年11月11日向各级党委发出关于巩固组织的指示信,都提出了党的发展一般应当停止,把严密和巩固党组织作为以后一个时期组织工作的中心任务。 1940年4月北方局开高干会议,讨论了反摩擦斗争胜利后太行区的形势,提出了建党、建军、建政三大任务。1940年4月和8月,区党委连续两次召开组织工作会议,对从组织上加强党的建设做了认真检查。

区党委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巩固党的决定,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的:

一,重视政策教育:这次整党在反摩擦斗争胜利之后,根据北方局黎城高干会的要求,区党委很重视对党员的政策、策略思想的教育。首先总结反摩擦斗争的实践,学习领会毛泽东的关于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和打击顽固势力的策略思想,以便发展敌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一步巩固太行区 。 其次是针对部分地区出现的在群众运动和反摩擦斗争中乱捕杀人的现象,要求党组织严格执行冀太联办公布的保障人权法令。 法令规定:“区无捕人权,县无杀人权”,违反的甚至要实行“反坐”,要求各级党组织在实行中给以保证。

黎城会议所提出的这些指导思想,对于太行这次整党影响较大。通过学习总结反摩擦斗争的实际经验,多数新党员、新干部懂得了干革命不能只凭热情,还要学习政策,学习工作方法,不能蛮干。缺点发生在干部对“法令”认识有片面性,有些地方因此发生束手束脚不敢放手发动群众的情况;对于一些顽固地主或国民党反共顽固派等随意违抗政府法令公开反共,挑拨抗日军民关系也不过问、甚至对公开与敌人勾结的汉奸,也不上报、逮捕。这就不能不影响群众的积极性,不少党员干部思想上精神上感到有压力,党支部出现沉闷,工作不活跃。如何把正确执行党的政策和发动群众二者统一起来,这是在以后的实践中逐步解决的。

二,从具体分析支部的历史现状入手进行整顿。区党委组织部长徐子荣亲自组织对八个县二十九个支部的调查,发现了支部工作存在着沉闷的现象,相当一部分支部干部闹不团结,以及党员干部的强迫命令等方面的问题。因此区党委坚决反对把整顿组织只当作技术工作,谈话、填表、调查统计上报。而是要求每整顿一个支部都要了解它的现状、历史,了解它在各个发展阶段的特点和存在着什么矛盾。要查出影响支部不团结或不巩固的原因。要求从解决问题中分清是非;提高认识,不能匆匆忙忙,只求速成。正是通过这种深入的调查,发现了极少数过去被认为很好的支部,原来却是欺上压下的坏支部,经过清除坏人,党支部才又得到群众的真正信任。由于派到基层参加整顿组织工作的干部水平不同,因而不可能每个支部都达到整顿的要求。但反对空洞说教,认真检查解决问题的精神,有所贯彻和发扬。每个支部的组织整顿普遍按照区党委规定,首先对党员进行教育,最后进行组织清理。

三,从组织上整顿党,重点在教育。教育的重点放在对党的性质的认识和党员应尽的义务责任方面。反复说明,做为一个共产党员,不能代表一个阶层或一部分人的利益,必须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 在当时,就是要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忘我工作,努力奋斗。共产党员要对党忠诚,遵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

对党员成分问题,区党委确定了一系列政策,对于已入党的大批中农成分的党员,要求坚持教育,不能排斥。只有个别表现很坏,或觉悟太低,可清除或劝退。对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则要慎重,对觉悟不高的要认真教育,有所等待。 对干部的审查,同样坚持了耐心进行教育的方针。对工作中动摇的、违犯纪律的、强调困难想回家的,有的家在敌占区也坚持要回去的,都采取了先教育,后处理的原则。 对干部普遍进行了坚定立场、坚定民族气节的教育,针对有些干部的“妥协回家,决不投敌”的思想,指出:家庭确有困难,经组织批准才可以回家,但投敌却是性质不同的问题,凡是投敌的,要开除其党籍,做坏事的要受到人民的制裁.。实际的情况是回家的干部中多数表现还是好的,后来有的人又出来革命。 有的人留在敌占区还为党做了工作,极少数投敌叛变了。

四,为了保持基层党组织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作用,区党委决定紧缩某些特别庞杂的容纳了一批不够条件的贫、雇农群众的党组织 。这些是大发展时吸收党员不讲条件所造成的。从各地区看,只是少数农村党组织的问题。 这些村庄的党员数量超过其与人口的比例的百分之十以上,有不少人未经考查,有些人本人也不明确是否已经入党。区党委确定一百户至三百户的大村党员按不超过人口百分之五的比例掌握,一般讲二十五户至一百户小村按百分之三掌握,进行紧缩。 紧缩中搞好党组织的隐蔽,要把党内与党外、党与非党的界限、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区别搞清楚,并规定了各种可行的制度。 从1940年区党委5月第二次组联合后到8月,着重点是组织上的审查,正确处理大发展中带来的组织不纯,对 一部分不合格的党员一般没有宣布开除。那时党还在秘密状态,开支部会,不再找他们来参加,问题就解决了。 他们有的原来对党认识很模糊,对于不参加会,也未提出异议,组织上的清理在少数地方也发生过偏差。如黎城县原有两千名党员,整顿之后留下了七百名。在对地主、富农分子的清理中,黎城清理了一批可教育的地主、富农家庭成份的知识分子党员。他们长期没有能再入党。党组织总以为他们有毛病被清洗,也不再理他们了。这对党的发展是不利的。 1940年8月以后,区党委第三次组联会后,整顿工作转入党的建设。区党委要求支部通过自身的努力,适应战争和生产的要求,成为领导群众的战斗堡垒。 为此,除要求加强实验县工作,争取成为模范县外,特别强调了每个支部都要学会做群众工作。要改变基层支部存在的所谓“群众需要命令,不命令不能工作”,“党员没有公开地位就不能工作”等错误说法和作法。 第三次组联会还提出用党的政策团结群众的重要性。为此对党员继续加强了政策的教育和学习,群众路线、民主作风的教育和学习。从组织上整顿党,取得的显著成效是党组织成员的面目清楚了;党员对党的政策策略在认识上也有所提高;组织性、纪律性加强了,随意违犯政策的事不再做了。但是党组织如何密切联系群众,进一步发动群众的抗日积极性的问题,有的支部没有完全通过整党清除混入党内的不合格党员。但这又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要对党员的不同情况,做具体分析,不能一刀切,坚持重在教育,反对唯成分论,黎城整顿党中的作法,是应该引以为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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