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中央医院

作为一名从军40年的医务工作者,我很想了解前辈们在抗日战争那样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是怎样救死扶伤的。为此,我多次拜访了原延安中央医院护士长骆行阿姨,听她回忆当年的大事小情。我又从“延安娃”老大姐那里得到了一些相关的资料和老相片,延安中央医院的历史画卷清晰地展现在我的眼前。

建立边区军民的中央医院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的铁蹄践踏了我国的半壁江山。1938年日军飞机对延安狂轰滥炸,陕甘宁边区的军民十分需要一个正规的医院。1939年5月,党中央根据时任中央总卫生处处长、后任中央医院院长傅连璋的建议,筹集了5000元专款,在延安城北李家坬村建立医院。



当年一穷二白的战争条件,八路军官兵和医务人员要建立一个正规医院绝非易事。同年9月,在乡亲们的帮助下,李家坬村山下的平地盖起了一些平房,山坡上挖出了两排、约四十间窑洞,窑洞内砌了可以取暖的地炕。最初摆放了30张病床,自制的病床是在架子上铺了木板和草垫做成的。自制的担架是在木框间穿上麻绳,再垫上被褥,平时也可当作病床。用两层木板钉成的床头柜,用于摆放物品。这样,医院初见雏形。



最初医院的名称准备叫“中央干部医院”。毛泽东说:“叫‘干部医院’那老百姓有病看不看呢?我看还是叫‘中央医院’好,面向延安和边区党政军民,为群众服务。”11月7日,中央医院举行了成立庆典,山坡上搭起了彩门,毛主席题写的“中央医院”院名高高悬挂。中央领导和全体人员在彩门前留下了珍贵的合影。

严密的制度与严谨的作风

医院的创建者们白手起家,在缺医少药、缺吃少穿的黄土高坡建立了制度严密、技术优良、操作正规、作风严谨的医院。虽然医院各方面的条件极端艰苦,但是大家全心全意为伤病员服务的精神十分到位,做到三分治疗,七分护理。1942年5月11日,周恩来和邓颖超视察医院,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延安中央医院是革命化、正规化、科学化的医院。”



曾在协和医院工作过的护士长,按照协和医院的标准要求指导中央医院的护理工作。内科护士每天用低浓度酒精给患半身不遂、瘫痪在床的何大妈全身按摩两次,然后擦上滑石粉。大妈在医院住了几年都没有生过褥疮,这在现代化的今天也是难以做到的。发烧的病人吃完东西都用盐水洗口腔,保障口腔卫生。产妇每天都用高锰酸钾溶液局部冲洗,避免感染。护理早产儿没有保温箱,就用炒热的沙子装在沙袋里、放在婴儿身旁保温,用滴管一滴一滴地喂婴儿奶水和葡萄糖水。

骆行阿姨负责的传染科更是有一整套严格的隔离制度,例如在传染科病房门口放洗手水,挂隔离衣,出入病房必须洗手、更换隔离衣,有效地避免了传染病的传播。

自力更生改善医疗装备

那时的医用物资极端匮乏,但是大家从不叫苦、自己动手、想方设法解决困难,革命热情十分高涨。

药品大部分来自八路军制药厂,十分有限。医护人员给伤病员献血是经常的事。
每个科室只有一支体温计,发烧病人四小时测一次体温,一般病人一天测二次体温,每次用后在酒精里泡一会儿再用。注射器也是大的、小的各只有一个,大家小心翼翼地使用,生拍打破了。手术刀和针头用久了、钝了,磨锐了再用,磨得很短了还舍不得丢掉。镊子和便盆是请铁匠用生铁打成的,十分笨重。

整个医院只有一个闹钟,在院办门前树上挂一个两尺长的铁轨,每小时敲响一次为大家报时。给病人按时间测体温、数脉搏、数呼吸没有钟表,就自做沙漏:两个注射液用的安瓿一对,一边装上沙子,再倒过来,做成按时间分为一分钟、三分钟、五分钟的沙漏。后来宋庆龄从国统区托人给党中央送来几块手表,毛主席指示:医疗工作需要掌握精确时间,手表发给医院各科的科主任使用。

集中了八路军的优秀医护人才

中央医院尊重人才、爱惜人才,制定了“来去自由”的原则:来则欢迎,去则欢送,再来再欢迎。八路军真诚抗日的口碑与正确的政策,使医院不仅集中了我军最优秀的医务工作者,还迎来了国际上热爱和平的医学精英、海外归来的抗日华侨和来自国统区的爱国医学人才。他们中有山东齐鲁大学、上海震旦大学的学者,有在协和等大医院工作过的护理人才,还有从苏联、日本、德国留学归来的专家。他们有的夫妇双双赶来,有的带来了X光机等珍贵设备和急需药品。这些医学精英放弃了舒适的工作环境和优越的生活条件,来到异常艰苦的黄土高原,用满腔的热情和精湛的才华奉献了一颗赤子之心。



医院的专家经常给年轻的医护人员上专业技术课,培养了一批自己的医务人员。医院先后举办了八期护士训练班、二期医生训练班、三期高级卫生干部进修班,为八路军各部队培养了大批医疗骨干和医务干部。


毛主席和延安中央医院出生的孩子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陈云、李富春、王首道等领导同志十分关心医院的建设,想方设法帮助解决医院急需的药品、器材。他们亲自与医务人员谈话,看望伤病员。1941年12月16日,毛主席到医院看望王观澜后题写了“既来之则安之……”的名言,增强了医患共同战胜疾病的信心。

治愈众多的伤病员和孩子

中央医院在抗日的烽火中不断扩建,两年后已建窑洞102座,平房90间,八层窑洞排列在山坡上,显得巍峨壮观。从1939年建立到1947年撤离,中央医院一共收治病人13876人次,其中包括吴玉章、关向应、徐特立、林伯渠、邓发、习仲勋、李维汉、张闻天、陆定一等中央领导同志。



中央医院的医疗水平远远地高于当时中国国内的平均水平。据傅连璋院长在医院成立四周年报告的统计:儿科小儿腹泻肠炎的病死率为8%,小儿支气管肺炎的病死率为5%,明显低于当时国内一般所见的20%。当时国内产妇的死亡率为1.5-3%,而中央医院产妇的死亡率1940年-1941年为0.36%,1942-1943年为0%。

经医院妇产科主任金茂岳登记本的统计,中央医院共接生了3814名婴儿。后来这些“延安娃”中的绝大多数成长为新中国的栋梁之才,现在都已步入古稀之年。其中我所熟悉的大姐有:毛泽东的女儿李讷,抗战时延安市长曹力如的女儿曹东林,抗战时中央秘密交通局局长吴德峰的女儿吴持生等。


前排李讷(左3)王景清(左1)骆行(右1)

抗战胜利后,坐落在延安的中央医院经历了多次的改编,现在是位于西安的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无论现在的医疗如何改革,八路军医务工作者艰苦奋斗、救死扶伤的崇高精神应当代代相传。

此文刊登在2013年第四期《红色太行》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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