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上将宋任穷回忆红军西征

兰州家长

蒋介石拒绝我党提出的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主张,继续调兵遣将,“围剿”陕北革命根据地。东有阎锡山部,东北有汤恩伯部,北有高双成、高桂滋部,南有东北军和西北军,西有马鸿宾部,对我根据地形成了一个大包围圈。他们图谋凭借军事优势,蚕食革命根据地,消灭红军队伍。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为了打破敌人的“围剿”,巩固和发展西北抗日根据地,扩大红军,发展统一战线,积极贯彻“以发展求巩固”的方针,决定只留周恩来同志指挥部分红军和游击队坚持东线游击战争,牵制进攻陕北革命根据地的敌军,我主力红军挥戈西征。

西征的红军组成西征野战军,彭德怀同志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分兵两路从延川地区出发,向陕、甘、宁三省边界地区挺进。红一军团为左路,左权同志代理军团长,聂荣臻同志任政治委员;红十五军团为右路,徐海东同志任军团长,程子华同志任政治委员。西征野战军总部和右路军一起行动。此时,红二十八军由宋时轮同志任军长,我任政治委员,属右路军。

右路军经贾家坪、安塞、保安一线,西出甘宁,挺进三边(即安边、定边、靖边)。部队从新城堡集结地出发后,直取靖边和宁条梁,守敌不堪一击,望风而逃。接着又夜袭定边城,经过一夜激战,攻下定边。根据总部命令,我二十八军除接替七十八师防守定边外,又抽出两个团配合七十八师继续前进,攻打盐池。

盐池位于宁夏东北部,地处宁夏、陕西、内蒙三省区交界处,地理位置重要。古城虽小,但城池坚固,城内原有一个保安团,马鸣远又增派一个骑兵营加强防守。我们在6 月20 日包围了盐池县城。我七十八师和二十八军各两个团分别于城东和城南,骑兵团于城西。白天,我们围而不攻,一面抓紧时间休息,一面做群众工作,宣传我党我军的政策,勘察地形,了解敌情,研究攻城方案。天黑以后,各团进入阵地。攻城号令吹响后,我军从东、南、北三面发起猛攻。敌人依仗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形,拚命抵抗。战士们几次登上云梯,都被敌人的火力压下来。

我七十八师二三二团首先从北城墙打开缺口,红军战士争先跃上城墙,与守敌展开肉搏战。敌营长被击毙,敌军失去指挥,乱作一团。东门和南门也相继被我军攻破。伪县长见势不妙,带着几个亲信从西门仓皇逃走。21 日凌晨,全歼守敌,盐池城解放。

6 月30 日,我军奉命围攻安边城。攻城前,在东门外长城上构筑不少堡垒,除监视城内敌人动向,防止他们突围外,同时也防备敌人增援,打击来犯之敌。安边城墙又高又厚,我们没百大炮,如靠正面强攻,必然损失太大。

我们决定先挖地道,用炸药炸开城墙,然后攻城。敌人很狡猾,当我们在挖通往城下的地道时,他们沿城墙在地下埋了许多大缸,专听缸内发出的声响,判断我们挖地道的部位和进度,事先做好了防御准备。地道挖到西门下后,我们把炸药装进棺材,放在城下坑道内。攻城一开始,先点着炸药,西门城墙炸开了一道口子。当部队向城里发起冲锋时,遭到敌人的阻击,我方伤亡较大,安边城没有攻克。

定边和盐池打开后,我二十八军奉命在这两个县驻防。两个团在定边,一个团在盐池。军部设在定边。

红军西征后,党中央所在地由瓦窑堡转移到了保安县城(以后改为志丹县)。当时,保安城小,相比之下定边算是陕北比较大的县城了。于是,中央党校搬到了定边。董必武、李维汉、成仿吾、蔡畅、高岗等同志都到了定边。他们一面办党校,一面做少数民族工作。一些同志曾两次同少数民族的上层人士拜把子、交朋友。记得有一次我们同蒙古族一位活佛拜把子,蔡畅同志年长,排行第一,我最年幼,排在最后。

在定边和盐池驻防期间,部队在搞好整训的同时,主要向这一地区的人民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宣传和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民族政策,组织领导群众建立革命政权和地方武装。部队在广泛发动群众的基础上,首先建立区乡两级革命政权,之后成立县级革命政权。还成立了不少群众团体,如抗日救援会、青年救国联合会、抗日少年先锋队等,并组织赤卫军、游击队等地方武装。盐池的地方武装发展很快,北区成立了一个赤卫连,城区成立了一个赤卫排,北区的少先队还成立了两个赤卫小队。他们到处设岗,担任警戒,捉拿汉奸和敌探,打击敌人,保护人民。根据中央争取全民族都投入伟大抗日斗争的政策,我们对开明地主采取团结的方针,不没收他们的财产,对其中能够拿出粮食支援前线的人,我们还赠送“团结御侮”的锦帐予以嘉奖。

定边、盐池一带回族较多。我们在工作中注意严格执行民族政策,搞好民族团结。对回族群众,我军实行“三大禁条”和“四大注意”。三大禁条是:禁驻扎清真寺;禁止吃大荤;禁止毁坏回文经典。四大注意是:讲究清洁;尊重回民的风俗习惯;不准乱用回民的器具;注意回汉两大民族的团结。违犯者以军纪处罚。红军很快得到回族群众的拥护,民族团结搞得不错。回族群众的抗日热情日益高涨起来,回民联合会、回民解放会、抗日救国会和回民游击队等群众组织和武装相继建立起来。回、蒙、汉三个民族的代表还在定边举行了盛会,互表民族团结、驱逐日军、争取祖国独立解放的心愿。

1936 年12 月12 日,发生西安事变。凌晨,张学良将军电告我党中央,要求红军协助东北军和杨虎成将军领导的西北军,共同防御胡宗南部队的进攻。这时,国民党内的亲日派,打着“讨逆”的幌子,先后调遣二十多个师从东西两面向西安逼近,妄图挑起更大规模的内战。蒋介石派去进攻陕甘宁苏区红军的嫡系胡宗南部,也朝西安方向开去。中共中央应张学良和杨虎成将军的邀请,从全民族利益出发,派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同志赴西安参加谈判。并同时命令红军第一、二方面军和第四方面军一部,南下集中到西安附近,协助东北军和西北军准备迎战所谓“讨逆”。

这时,国民党胡宗南部、第二十五师关麟征部、第三军曾万钟的一部分,向我陕甘宁边区进攻,被我击退。为了追击敌人,中央军委下令我驻甘肃环县东北黑城岔一带的三十二军(军长罗炳辉,政治委员袁任远)和驻宁夏东部大水坑地区的二十八军,临时组成追击军,由罗炳辉任司令员,我任政治委员。根据中央命令,我们追而不击,主要防范胡宗南对张学良、杨虎成两部进攻。我们到甘肃平凉后停止追击,驻平凉、崇信县。在此期间,我们向当地群众宣传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发动群众抗日救亡运动,组织抗敌后援会等。不久,蒋介石被迫接受了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等条件,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追击军的任务即告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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