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行英雄

怀念周总理

张谷林

敬爱的周总理已经走了45年了。每年的今天,中国人都没有忘记周总理,都在从心里纪念他。

绅士周恩来

我的家庭很有意思。

可以说是个国共两党合起来的大家庭。主要源自于我的母亲的家庭。

她的两个姐姐分别嫁给了国民党人。两个妹妹分别参加了重庆的地下党,都在解放前嫁给了共产党员,一个是地下党员,一个是解放军。大姨父一直在蒋介石和蒋经国的身边工作,是最后陪同蒋介石撤离重庆、退到成都、再飞往台湾的人之一。所以大姨和大姨父,对第二野战军是如何解放重庆和成都的过程,是非常了解的。后来大姨父曾经当过国民党的中常委和中央社的董事长。大概在1948年,大姨夫还应陈布雷的请求,请蒋介石放了陈布雷的共产党员后代,其中也包括其他年轻的共产党员。

1940年9月后,周恩来的父亲周贻能和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住进了红岩村(大有农场),周恩来和邓颖超无时不在关心孝顺着自己的父母亲,每天傍晚都会回来看望他们的父母。这是红岩村的主人饶国模,在日本人轰炸后专门捐献给共产党的房子。

我的大姨抗战八年当中,也与周老先生和杨老妈妈住在同一座楼里有一段时间。饶国模和我的大姨住在2楼。总理和邓妈妈的父母亲住在1楼。他们在躲避日本人的轰炸时都会跑到同一个防空洞里。所以大姨和周总理邓颖超是非常熟悉的。50多年后,她回忆往事多次公开对其他人说过:“周恩来两夫妻每天黄昏的时候都会来看他的父亲,有时候就会碰面。那个时候重庆不是空袭吗,空袭警报后我们就躲在同一个防空洞里面,所以也会常常见面。周恩来非常的gentleman,看到我们一定起来让座。我的印象觉得他不像一个共产党员,在我的印象中(国民党社会宣传中的)共产党员都是很凶狠粗鲁,所以他非常Gentlemen的”。

“我所认识的共产党,像周恩来,只觉得他非常的绅士,Gentleman,不是听外面传闻共产党一定就是很粗暴呀,很不讲理呀,那个时候对政治没有感觉!”

那时,与大姨一起居住在红岩村的也有几个岁数相当或者稍大一点的女孩子,现在可能就叫闺蜜了。像张颖、骆瑛等,常与大姨一起玩耍,看书,她们成为很要好的朋友。张颖和骆瑛当时都在做地下工作,都是共产党员。张颖的先生是新中国著名外交家、共产党员章文晋;骆瑛的先生是著名民主党派九三学社的副主席、秘书长、共产党员孙承佩。

60多年后,90岁的大姨还清晰细致地回忆:张颖在红岩村养病,“她借给我看了很多小说,就是翻译的俄国的托尔斯泰、屠格列夫呀,看了很多小说”。“张颖嘛,晚上有月亮的时候,坐在河堤,它是农场嘛,有堤嘛,有水,有个小溪流,好像就坐在一个河堤,像一个桥一样的,我们就坐在那里,旁边有晚上开花的夜来香,就会闻到夜来香的味道,然后就在月光下面聊天,坐在堤上,我的印象很深刻,张颖是很熟的。”骆瑛当时也住在红岩村,与大姨也是很要好的朋友。抗战时期的骆瑛曾“失踪”了一段时间,据说是去了延安,抗战胜利后又与熊文黛相见。此间,大姨还介绍她认识了现代著名散文作家、著名副刊编辑,在新闻学上有民国“副刊大王”之称的孙伏园先生。1995年前后,在北京定居的骆瑛女士托朋友联系到了身居台北的大姨,分别已有半个世纪的她们,才算是有了联系,五十年没有相见过的青年“闺蜜”终于联系上了,情景感人。她们联系上后,奉母之命,我也第一时间去22号楼看望了骆瑛阿姨。

大姨还说到了她最后一次见到邓颖超的情景。那是抗战胜利后,八路军办事处撤离重庆回延安时,从学校回到上红岩村的坡道上,她往坡上走,邓颖超往坡下走,邓妈妈抱住她说:“文黛呀,我们要走了,要回延安了,不知什么时候还能见面?延安的鲁艺随时欢迎你来学习!”1990年,作为原台湾国民党中常委的夫人,大姨是台湾国民党高层亲属和官员第一个也是第一次踏上她向往已久的北京(北平)的土地,她很想再见到邓颖超女士!虽经宁哥的认真安排,无奈邓颖超老妈妈已经病重了,失去了一段历史佳话。

大姨说,马列的书她读过很多,那时的青年人谁不要求进步啊,谁都想参加革命。她说她要不是跟国民党人谈上恋爱了,她可能就到延安去了。后来她也没有参加过任何党派。台湾许多著名的歌手都是她的晚辈,罗大佑就是她的干儿子。尽管她是旅居台湾的人,但是从我耳中听到的已经有30多年了吧,在任何场合都称周恩来为Gentlemen。她的先生,我的大姨父,后来也成了邓小平与蒋经国之间的牵线人。我想,要不是蒋经国先生去世的太早了,两岸应该早就在一定程度上统一了。这是周恩来、邓颖超的心愿,也是国共两党老一代的人的心愿。我们有理由有必要要坚决实现的。

张颖和骆瑛,以及他们的先生,当时都是直接受周总理和董必武领导的地下党员。都是以记者的身份在工作。孙承佩后来是光明日报的创始人。大姨是对政治不介入的人。她说那个时候她就猜到她们是共产党员人。

埃及外交官,曾经给我们讲过的他对周总理的赞誉之情。

每年的今天都会让我想起了1987年,一位埃及外交官,曾经给我们讲过的他对周总理的赞誉之情。

1986年我们公司和埃及做成了一笔生意。于是1987年初,埃及的客户为了加强合作,请我们去欧洲和非洲转了一圈,

我们在各地都参观了一些他们的历史古迹和文物。尤其是在开罗参观了他们的金字塔,人面狮身和国家大博物馆。

因为一路陪同我们参观并给我们讲解的是埃及著名的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Mohammed.,就引起了我自己这么多年来对历史、考古、文化的热爱。

我们这个客户在50年代的时候是埃及的军方情报部部长,他参加了著名的万隆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他见到了周恩来总理,并且有过一定的接触。在他家里的餐厅里,有一个一人高的景泰蓝香炉,非常漂亮。我看到了那个香炉,很骄傲很自豪的就跟他说,这个景泰蓝的东西是我们中国制造的,你喜欢中国制造的东西。

但是,他不无遗憾的跟我们说,这件锦泰莱香炉是日本造的。他说景泰蓝是中国的国粹,但是现在日本人造的比中国人造的好。中国的技艺被日本人拿走了。后来他跟我们说。我知道你们中国人对周总理非常尊重。我们也非常敬仰周总理。他的人格非常伟大,他是全世界少见的具有伟大人格的出色的政治家、外交家。

他说在万隆会议上。周恩来一进到这个会场,就吸引住了全世界的眼球,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把全世界的人都惊呆了。

在这次会议上,他向全世界提出了和平共处5项原则。这是全世界关系当中非常伟大的一个创举。

他说到了周总理没有子女,没有财产,把一生都贡献给了中国人民和全世界的友好事业,让他和他们国家的领导人们,参加会议的所有的官员代表,都非常非常的敬佩。当时,听到他讲的话,这些话出自于这样一个身份人的口中。我的心里是很震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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