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军参谋工作的卓越领导者

——沉痛悼念李达同志

杨得志 迟浩田 张万年

将星陨落,山河同悲。李达同志与世长辞了。噩耗传来,我们悲痛的心情久久不能抑制,往昔他那熟悉的身影,那果敢坚毅、可敬可亲的面容,仿佛又清晰地浮现在我们面前。邓小平同志曾说:“李达同志是个很好的参谋长。”这句话言实相影,恰如其分。李达同志在各级参谋长的岗位上,度过了最宝贵的年华他参加革命的第二年,被选调湘赣苏区,先后担任了苏区独立第一师和第十七师参谋长、红六军团参谋长、后调任第二军团参谋长;1936年,担任红二方面军参谋长;1937年,担任援西军参谋长。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担任八路军一二九师参谋长、第二野战军参谋长;1950年到1953年担任西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中国人民志愿军参谋长;1972年到1980年,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他在几十年的参谋长生涯里,曾先后与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陈毅、叶剑英等党的领导人及元帅们同甘苦共患难,出生入死,休戚与共。以他对党无限忠诚、坚贞不渝的崇高信念;对革命事业殚精竭虑、呕心沥血的忘我精神和杰出的司令部工作组织领导才能辅佐主帅运筹帷幄,挥师金戈铁马,转战大江南北,贏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如今,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威名和业绩已经载入我军的史册。同样,好参谋长李达的名字,也牢牢地镌刻在人们心中。

李达同志无限忠于党的事业,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戎马生涯中,他经历了人生道路的选择,经历了艰苦卓绝的战争环境考验,经受了各种思潮的侵袭,每逢历史的重要转折关头,他都保持清醒的头脑,贯彻执行正确的方针和路线。

1931年他参加了著名的“宁都暴动”。起义胜利后,红军当时对起义军的政策是,走留自愿。有人规劝他说:“李达,你身体壮,又有文化,何必当兵打仗玩命呢,不如找个事去做。”李达不听这些,说:“我是穷苦人出身,在家里活不下去了才出来当兵,我知道共产党是为穷人说话办事的,这条路我选定了,哪里也不去。”就这样,李达留在了红五军团。在革命队伍里,他的思想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从爬雪山、过草地的万里长征中,他看到了中国共产党拯救民族危亡的决心;共产党人前仆后继不怕流血牺牲的大无畏精神,使他坚定了革命到底的信念,从此确定了他的人生观。凭着对革命的忠诚,他在战场上冲锋陷阵,屡建战功。成为高级指挥员后,他勤于动脑,分析判断,在历史发展的重要时刻,总是头脑清醒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策。抗日战争发展到相持阶段后,日军疯狂推行“囚笼政策”,妄图用铁路和公路把八路军围困起来。当时担任八路军二九师参谋长的李达同志审时度势,预见到我军必须实行从山地游击战到部分破袭战、攻坚战的转变。这个想法,完全符合刘师长和邓政委提出的“面向交通线”把游击战重点转向“交通成的作战方针。为了尽快完成这一转变,李达同志亲自组织工兵爆破专家研究实施方案,指导部队进行破袭训练。并参与拟制了以破击正太铁路为主的著名的百团大战作战预案,从而沉重地打击了敌人。1947年,李达同志深刻理解毛主席“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的战略方针,协助刘、邓首长千里跃进大别山,在敌人腹地建立了根据地;在战略反攻的前夕,李达同志事先考虑到,二野部队北方籍战土较多,他组织部队针对长江天险展开训练,从而保证了渡江战役的胜利。

李达同志具有无产阶级军事家的胆略和气魄,同时也具有无产阶级革命家明辨是非的远见卓识。难以忘记的1976年10月,当时“四人帮”虽然垮台,但残渣余孽未尽,帮派势力在一些单位仍盘根错节。尤其是当时在“两个凡是”的束缚影响下,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工作徘徊不前,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军队涣散的问题相当突出。国家如何尽快医治“文革”的创伤?军队如何走出低谷?军事工作在哪些环节上突破?当时,李达同志作为分管训练的副总长,坚决奉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中,旗帜鲜明地站在邓小平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的一边,坚决纠正被“四人帮”颠倒的大是大非,排除“左”的思想体系干扰。他以邓小平同志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事求是拨乱反正的思想为依据,和大家一同建议并倡导把大抓教育训练作为医治创伤、恢复军事工作正常秩序的重要方面。针对当时部队不敢大张旗鼓抓训练的现状,他大力宣传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的思想,坚决清除林彪、“四人帮”散布的“训练无用”论。

为了使部队打消思想顾虑,敢于理直气壮地抓训练,李达同志按照叶剑英副主席的指示,在全军开展了“应该不应该严格训练、严格要求”,“应该不应该准备打仗”等“十个应该不应该”的大讨论。当时,不少同志担心把训练说重了,又被扣上“单纯军事观点”的帽子,李达同志则坚定地说,不搞训练,连半点马列主义都没有。

临大事而不惑,罹大难而不畏。即使历经磨难,遭受不公正的对待,也忠心耿耿,义无反顾。李达同志曾蒙受过三次大的打击。第一次是1958年反所谓的“教条主义”,由于刘伯承、叶剑英两位元帅被无端地指责为“犯了教条主义错误”,李达等十几名坚持正确训练方针的同志便被诬陷为“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代表,李达同志被罢免了军队的职务,安排在国家体委工作;第二次是“文革”初期,诬陷他为“三反分子”,是贺龙安插在体委的“黑干将”,并把他投进监狱,非法关押达4年之久,直到1972年才在周总理和刘、叶元帅的敦促下解放出来;第三次是反击右倾翻案风”,被“四人帮”诬陷为“右倾翻案分子”。尽管屡受打击,并没有丝毫削弱他的革命斗志,他坚信真理必将战胜邪恶。因此,每次蒙受不白之冤,他都坦荡大度,无私无畏显示了一个共产党员坚定的革命信念和高风亮节。

李达同志是迄今我军历史上担任参谋长时间最长的。他甘当助手,辅佐主帅,大智大勇,深谋远虑。或在艰苦卓绝的战争年代协助刘、邓首长指挥作战,或在风云变幻的和平时期按照军委的意图治理部队,都竭尽全力,完成上级交给的每一项任务。陈毅元帅亲切地称他为“我们的好诸葛”。

从1937年开始,李达同志便在刘伯承、邓小平同志身边工作,长达16个年头。刘、邓首长是我军杰出的领导人和伟大的军事家,在他们手下当参谋长,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而李达却千得非常出色,赢得了他们的赞誉。抗日战争期间著名的神头岭战役、白晋战役、百团大战、安阳战役等,解放战争期间著名的邯郸战役、上党战役、定陶战役、鲁西南战役以及渡江战役等,李达无役不与。他辅佐刘、邓首长是多方面的,包括参与历次重大战役作战方案的研究与制定;协助刘、邓首长部署和指挥作战;贯彻落实刘、邓首长提出的战略任务和战略意图等等。特别是在大别山区坚持外线斗争和其后的淮海战役期间,环境艰苦,战斗残酷,这个时期二野又没有副司令员和副参谋长,李达同志的担子之重是可以想见的。他倾注了全部心血、精力和才智,协助刘、邓首长指挥作战,为战役战斗奠定了胜利的基础。建国后,他担任了我军高级领导职务,仍一如既往,坚决贯彻军委领导的意图,周密的思考,创造性的工作,使我们至今难以忘怀。

70年代初是我军军事训练领域遭受冲击、破坏最为严重的时期。在林彪“政治可以冲击一切”的谬论影响下,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被废止,正常的训练秩序被打乱,部队大都忙于搞“运动”,极少数全训部队也是有名无实,军事训练成了招灾惹祸的“禁区”,部队的军事素质急剧下降。当时毛泽东主席感慨地说“现在是只搞文不搞武,我们军队成了文化军队了”。面对此情此景,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叶剑英同志焦急万分,我们总参大多数人也都感到:部队再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了。

1972年,李达同志出任副总参谋长,主管全军的训练工作他深感自己的责任重大,当即向叶帅表示:“不管有多大阻力,也要使我军军事训练尽快得到全面恢复,坚决消除林彪破坏造成的严重后果。”在叶剑英同志的支持和倡导下,李达同志在全军展开了“三打”、“三防”、“把打坦克之风吹遍全军”的训练活动。李达同志像战争年代指挥打仗一样,周密计划、部署,并和训练部门的同志一起订措施,编教材,统一全军的思想,协调各军兵种的行动,推广典型经验,很快使“三打三防”的群众性练兵活动在全军如火如茶地开展起来。其后不久,在华北地区,组织了有航空兵、步兵、炮兵、坦克兵、工程兵等诸军兵种参加的较大规模的打集群坦克实兵演习,使前来观摩的党中央、中央军委和各总部、各军区首长受到极大的鼓舞。

在“三打三防”训练开展的同时,李达同志坚决贯彻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大抓了军事训练在全军的落实。从严格训练时间、制度入手,主持起草了一系列训练条令、条例。针对当时部队普遍存在的抓训练心有余悸的问题,他在总参召开的一次会上针见血地说:“军队不能只讲路线,不讲军事。”还针对林彪“打不准第一枪不要紧,还可以打第二枪、第三枪”的谬论,旗帜鲜明地驳斥:“第一枪打不倒敌人,敌人就会把你打倒,哪里还有第二枪、第三枪呢?这是屁话!”1973年李达同志作为全军战备训练领导小组的召集人,为了解决战士想学没人教,干部想教不会教的问题,就军政时间比例、教导队建设、院校建设、训练制度等问题,向军委提出建议,并力主恢复和增建几十所院校,统筹调整几万名有作战训练经验的团以上干部到教导队任教。

1976、1977两年间,他先后参加了打坦克实兵战术演习、运动战实兵战术演习、核条件下进攻演习、抗登陆演习。每次参加演习,他总要同部队一起构思想定、设计方案、勘察地形。1979年初,李达同志强调,要搞临战训练,练活的战术,并多次到部队研究怎么训,还同部队一起演习“攻山头”,指战员无不为之感动。他还指示要及时总结作战经验教训,提出训练要以合同战术为中心,以干部为重点。所有这些,都促进了军委战略方针在部队的落实,对我军适应未来战争需要,把军事训练提高到一个新水平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李达同志长期担任我军高级机关的参谋长工作,他深知司令部机关是指挥千军万马的首脑,如果这个机关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那么若想建设好军队,争取战斗任务圆满完成是绝对不可能的。为此,李达同志在我军司令部机关和参谋队伍的建设上倾注了毕生心血,作出了卓越贡献。

抗战初期,我军由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司令部的编制按照国民党军队的统一模式,下设参谋、侦察、通信、副官四个科。但当时部队兵员复杂,组织纪律较松懈,部队形成战斗力较困难。李达同志针对这种状况,及时征得主官领导的同意,在四个科的基础上增设了队列科,后来又分为队务、训练两个科。机关职能部门的加强,使部队的训练水平及组织纪律性得到了明显的改观,战斗力跟着得到了提高。1945年,针对部队装备武器和种类不断增多的新情况,李达同志进行深入研究,向叶剑英同志提出一二九师司令部编制最好按性质分类,并建议军委及总部增设军政部门,这在当时来讲是一个创举。以后几经变革,军政处便成为如今的军务部(处),军械处成为如今的装备部(处)了。解放战争时期,李达同志依据形势发展变化,向军委提议在司令部增设训练部门、特种兵机构和创办高级军事学校等,这些建议,受到中央军委的高度重视。建国以后,他十分重视总部统帅机关的建设,针对各军兵种部门工作相互有交叉、分工不明确的问题,积极建议在组织上进行调整,同时,还亲自组织编写制定了一系列的条令、条例及规章制度等,这不仅为参谋机关确立了正规的行动准则,而且还为我军司令部的正规化建设奠定了基础。

在人才培养上,李达同志注重不同时期采取不同形式,提高机关参谋人员的政治、军事及科学文化素质。战争年代,刘、邓大军举办过多次参谋训练队和教导队,都是李达同志亲自主持。集训中,针对当时我军后勤供给短缺,军事素质不够理想的状况,他教育参谋人员要做到两点:一是要吃得苦。一天行军下来,别人休息了,你要尽快掌握情况,了解首长对第二天行动的意图等。二是要做到“四勤”(腿勤、笔勤、眼勤、脑勤)。也就是勤跑腿掌握情况,总结经验教训;动脑筋想办法,给首长及时提供准确情况和新的作战预案。以后还针对参谋人员不敢大胆提建议等问题,要求大家做到刘帅强调的“胆大包天”、“心细如发”、“守口如瓶”。李达同志既重视对参谋人员的培养,更注重对他们的使用,舍得把优秀的参谋人员派到部队任职,这些人经过战争锻炼和自己的主观努力,后来大都成为优秀的军事指挥员和各条战线上的领导骨干。和平时期,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现代战争的要求,参谋工作的地位、作用也越来越重要,特别是对领率机关的参谋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李达同志任副总长期间,坚持一手抓部队的训练工作,一手抓机关的业务建设。在他的倡议安排下,许多军事院校开设了参谋班,部队也加强了司令部的自身训练。70年代,李达同志亲自组织、计划,在全军掀起了大办教导队热潮。他一边组织业务部门制定各级部队办教导队的方案与要求,一边组织总部机关办了一个“全军教导队长集训”。队长由当时的何正文副总长担任,总教练由原总参军训部副部长孙毅同志担任。参训人员是各大军区的参谋长、军训部长和各军的参谋长及总部机关同志。集训内容是学习贯彻共同条令和训练法规。这次集训在全军引起了极大反响。总部机关一抓下边各教导队如雨后春笋纷纷办了起来。在全军范围内,一大批参训的领导干部、基层干部和各级机关干部,特别是司令部机关参谋的军事素质得到了迅速提高。

李达同志作风严谨,长期坚持为人师表、率先垂范的准则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要求别人做到的,他首先身体力行,做出榜样。刘伯承同志称他为“活地图”的事,就让人赞叹不已。那是李达任刘、邓大军参谋长时,一次,他到二分区检查工作,途中巧遇目伪军“扫荡”,他深夜随部队迅速转移至一个十字路口处,带队的参谋人员,判断不准应走哪条路。李达策马在十字路口来回走了一趟,便语气坚定地说:“走这边”,至此部队顺利地甩掉了数路“围剿”之敌。事后,当参谋人员向他请教判断地形的奥妙时,他笑着解释说,这几天晚上研究敌情和地形时,我已把二分区的作战地图背了一遍。他随即取过一幅地图,指着十字路口的一个标记说,你们看,这个符号是一棵独立树,这就是我们要走的那条路。对此参谋人员无不为之惊讶与折服。从此,他“活地图”的美名就在部队广为流传了。他在晋冀鲁豫边区

时,不用看地图,就能顺口说出整个边区的山川、河流、城镇、村庄、铁路、公路直至羊肠小道的位置;友军、日军、伪军和土豪武装的分布;主要据点和封锁沟、墙的位置等。他81岁高龄时,还能对全国2000多个县名背诵如流。李达同志作风扎实,讲求实际。他在总部下部队检查工作时,总是强调随行人员要深入基层,了解第一手材料。他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一次参加新疆军区组织的实兵演习后,又不顾年事已高和连日劳累,日夜兼程前往驻守在海拔3700多米的边防部队检査工作。中途突然犯了心脏病,经抢救脱离危险后,他还坚持往上去。同行的同志说,你放心下山吧,我们上去了解情况,他执意不肯,硬是坚持走遍了边防部队的所有哨所。

李达同志生活简朴,从不搞特殊化。到部队检查工作时经常同连队战士一道就餐,在机关吃饭也都是严格执行“四菜一汤”制。在部队是这样,到地方依然如此。1975年,李达同志参观某重工业基地。基地领导同志高兴地为老将军设欢迎宴。李达进餐厅便说:“我是来学习你们艰苦创业精神的,还是按规定的标准吃饭为好。”基地的领导解释说:“过去的土窝棚,已经换成了砖瓦房,砖瓦是自己烧的,鸡鱼肉酒和蔬菜也是自己生产的,请首长放心,艰苦创业的精神不会丢。”李达同志说:“自己生产的东西也不能大吃大喝,我怎么能带头破坏这个规矩呢”,李达同志诚心诚意地谢绝了宴请,使在场的同志深受教育。

李达同志1952年调到北京后,一直住在西城区胡同里一座极普通的四合小院。国家经济情况好转了,有关部门几次考虑要分配给他大一些面积的院子,但均被他谢绝了。他经常告诫自己,不能以权谋私,搞特殊化。建国初期,李达同志在老家农村的大儿子闻讯找到了当“大官”的父亲,想找一份工作干,他深知儿子经历的苦难生活,依他的权力,给安排个工作是十分容易的事,可他却教育儿子安心去当农民。在他的子女中,没有一个是靠李达同志的“关照”成长的。

李达同志一生奋斗,为革命出生入死,耿耿丹心,他的离去,使我党我军失去一位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使我们失去一位好领导、好战友、好同志。我们深切地怀念他、悼念他。安息吧,李达同志!你的情操和智慧,将成为我军的宝贵财富,在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的建设中焕发出新的光辉!

注:作者杨得志曾任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迟浩田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198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张万年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中央军委副主席,1993年晋升为上将军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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