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永琪:在朝鲜战场的战火中锤炼

江和平

(编者按: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赴朝鲜作战。11月下旬,军委总情报部派出首批情报工作调研组秘密奔赴朝鲜前线。时任情报部部队侦察处副处长的我父亲江涛任组长,组员8人:刘雨风、朱化、朱永琪、王钟华、陈汉波、赵锐、蒋嘉、徐正浩。出征前,他们在军委情报部大院内留下了珍贵的合影。其中朱永琪是一名参军不久的青年学生,此文是他在朝鲜期间的部分回忆。)


2012年编者与朱永琪
2012年编者与朱永琪

1950年6月25日,南朝鲜李承晚集团在美帝国主义的唆使下,向北朝鲜发动突然攻击,爆发了举世闻名的五十年代的现代化朝鲜战争,北朝鲜奋起还击。起初获得步步胜利,一直将李承晚军队逼到釜山一角,眼看就要解放朝鲜。岂料美帝国主义盗用联合国名义纠集了14个国家的军队,拼凑成联合国军,偷偷地跑在北朝鲜的仁川港登陆,切断了北朝鲜的后路,将北朝鲜军队切成两截,首尾难以照顾,惊慌退却到鸭绿江边,丢失了大片国土。与此同时,美帝第七舰队侵占了台湾海峡,从路上和海上对我国构成了严重威胁。在此严重关头,党中央做出决定,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进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正义斗争。10月25日,志愿军开赴朝鲜与所谓的联合国军作战,接连取得了战役的胜利。11月下旬,我部决定派出以部侦处江涛处长为带队的工作调研组,一是深入朝鲜战场对志愿军的部队侦察工作进行业务指导和调研,二是组织人员开赴后方俘虏营进行审问俘虏、搜集整理敌军情况。我有幸,组织决定我参加入朝工作的调研组。


1950年11月江涛率首批情报工作调研组离京赴朝前徐正浩、赵锐、王钟华、江涛、陈汉波、朱化、朱永琪、蒋嘉、刘雨风
1950年11月江涛率首批情报工作调研组离京赴朝前徐正浩、赵锐、王钟华、江涛、陈汉波、朱化、朱永琪、蒋嘉、刘雨风

我们一行10人,在江涛副处长的带领下,于11月23日离开北京,到达沈阳,东北军区,停留数日,做了在思想上、物质上、工作上需要的准备。于12月1日在宽甸江面跨过鸭绿江,进入战火纷飞的朝鲜境内。我们分成为两个小组,一去前线部队调研部队工作,一去后方审讯战俘。组织决定我去前线部队的那个组。这是组织上对我的信任和培养,也是我参军以后第一次亲临战场,在战火中锤炼的难得的机会。我向组织保证,一定要以实际行动经受考验,要努力向部队学习,钻研业务,要迎着艰苦的战斗生活中,不怕苦、不怕累、不怕死,出色地完成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我们在朝鲜战场活动共约四个月,于1951年3月底回北京。这四个月正是志愿军入朝作战的二、三、四次战役,是朝鲜战争最艰苦、最困难,也是战果最辉煌的日月。对我来说,是经受锻炼最大、考验战争最深的一次,是我终身难忘的四个月。从在朝活动的情况分,这四个月可分为(一)奔赴志司的行军阶段,(二)随侦察部队深入敌后活动,带领侦察员到战场搜集敌军文件阶段,简称是在战场活动的阶段,(三)返回志司(略)(四)回北京的阶段(略)。

一、奔赴志司的行军阶段

我们在鸭绿江我岸,已经开始进入战争环境,家家户户的玻璃窗上贴上防震纸条,装上防空的黑色窗帘,时时注意着防空。跨过鸭绿江一进入朝鲜境内,战争气氛非常浓,战争惨景不堪目睹。被敌军轰炸扫射破坏的不成样子。沿途一片瓦砾场接着一片瓦砾场,一堆堆断墙残壁接着一堆堆断墙残壁,已经见不到一个完好的城镇和村落。战争夺走了朝鲜人民千千万万的生命和财产,见不到年轻力壮的青年,见到的大多是妇女和老幼,见到的是他们一双双饱含悲痛的、愤怒的眼睛。他们忍着悲痛化作支持战斗的行动。他们把白天当成黑夜,隐蔽在敌机不易发现的洞穴里,大家一片沉寂,连鸡犬也难找到。他们把黑夜当成白天,从四面八方集拢来,忙忙碌碌奔向支援战斗的行列,修桥铺路、挖土填坑,在与敌斗争中献出自己的力量。朝鲜人民在战斗中惨遭了灾难,也锻炼得更加坚强。战场是最实际的教育课堂,我们面对此情此景,激起了无比的愤怒,给我们进行了一次深刻、生动的政治思想动员,深感外辱不除、国人难安,今天的朝鲜有可能就是明天的中国,加深了我们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心。

我们于12月1日过江后,晓停夜行,走走停停,12月4日到达志司。当时志司设在大榆洞。我们稍加休整,按分工,朱副科长、赵锐英语翻译和我组成的小组准备行动。

行军阶段我们遇到的最直接的困难是语言不通,成为朝文盲,朝鲜人民对中国人民志愿军是非常热情和尊重。由于语言不通,没法交流思想感情。我们得到一名朝语翻译,僧多粥少,难以满足。我们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和机会学习朝鲜话,老天不负有心人,逐步学会了些生活用语,困难得到逐步缓解。我感到入朝作战最大的特点是昼夜颠倒过来。由于敌掌握绝对制空权,昼间敌人肆无忌惮地进行疯狂的轮番轰炸扫射。我军的行军、作战、运输是战场活动都是要避免白天,利用夜幕进行。夜晚都是我军的天下,夜战就成了我军以弱胜强、克敌制胜的拿手好戏。入朝后最使我感动的是领导的模范行动。江涛处长在入朝途中处处事事都表现出负责的精神,每到一处,总是他亲自寻找联络单位,找住房,分配房子、睡得最迟最少,起得最早,一夜睡不到几个小时。他还得照顾我们这批初上战场的年轻人,耐心地教育我们。他既是大家的领导还是我的老师。他很关心我政治上的成长,把我带在他的身边,处处事事培养我。见我在行军中抢着重活干,他很赞赏地说:“小朱可以,能吃苦,好好锻炼!”我顺势恳切地说道“我能锻炼得出来吗?”他毫不犹豫地说:“能。”北京出发时,他把一支从部队里带来的心爱的加拿大手枪(当时这是很难得的手枪)让我佩带着使用。另外我耳闻目染他的不少爱护下级的事例,使我更为感动。在我们革命队伍里,领导与被领导,上级与下级之间都是同志关系,互敬互爱、亲密团结。


1950年11月江涛率首批情报工作调研组离京赴朝前徐正浩、赵锐、王钟华、江涛、陈汉波、朱化、朱永琪、蒋嘉、刘雨风
1950年11月江涛率首批情报工作调研组离京赴朝前徐正浩、赵锐、王钟华、江涛、陈汉波、朱化、朱永琪、蒋嘉、刘雨风

二、在战场活动的阶段

到达志司时,正值第二次战役胜利结束,我军已收复了平壤,把战线推进到“三八”线一带。第三次战役正在积极准备之中。志司驻地亦拟向前推进。12月8日我们随志司的同志出发,途径妙香山、清川江、德川等。这里的风光旖旎的游览胜地,当时却成了战火纷飞、硝烟弥漫的一片瓦砾场。那时天气奇冷,气温在零下20OC,天寒地冻、大雪纷飞,积雪深达尺余,行动非常困难。我们昼伏夜行,吃着冰雪伴炒面,住露营或民舍,还经常有敌机捣乱,曾发生过几次车翻伤人事故。我们三人历险未伤,仅伤些皮肉,未伤及筋骨。

1、第一次下部队。

我和赵锐到了四十军。当时部队正在进行战后总结、休整,我们参加了他们的总结会。召开了有关人员的座谈会,进行个别采访,阅览他们的战斗文书、资料等,搜集、挖掘了他们不少成功的侦察经验和生动的侦察战例,其中有不少材料后来汇集在朝鲜战争侦察情报工作经验汇集上。他们在第二次战役中还俘获了一批土耳其的战俘,我和赵锐进行了审讯,也获得了不少有关土军的编制、装备、官兵关系、战斗士气、生活待遇等方面的材料。我们还利用空隙到邻近的三十九军侦察科去了,认识了蔡科长、朱、李、姜等参谋同志,也搜集了一些侦察情报工作的经验和战例。从此,我们入朝工作有了一个顺利的开端。

时近年关,麦克阿瑟曾扬言要迅速结束朝战,让美国士兵回国过圣诞节。这个迷梦却被我志愿军的节节胜利打得粉碎。我军正在积极准备第三次战役。除夕之夜,结束了隆隆的炮声,形势发生了新的发展,韩先楚副司令电示:部队马上就要投入战斗,军里暂时没法接待上级来人,请军委、总参来到同志暂回志司,等战役结束再来。我们只得恋恋不舍地离开四十军返回志司。

据三分部同志告知,最近没有返回志司的便车,需等待数日。据此,我们考虑返志司仅仅二、三天的行程是否可以采取白天步行返回的办法,这样可以更真实地体验一下战场的生活。这个诱人的主意吸引了我们,我们也就这样决定了。真是初生牛犊不畏虎,我们仅凭一张简略的朝鲜草图,带着随身行装上路了。沿途还满怀激情地高唱抗美援朝的战歌:

雄赳赳、气昂昂、跨国鸭绿江,

保和平、为祖国、就是保家乡,

中国好儿女,齐心团结紧,

抗美援朝,打败美国野心狼……

想的简单,行动起来就难了。我们对战场上的情况想得很简单,对战场上的敌情、地形、生活带来的困难没有细细的想。战场情况复杂多变,美李特务活动猖獗。我们人生地不熟,语言不通,行动受到很大限制,一个个难题摆在我们面前,时间最能锻炼人的,通过实践,我们一一给予克服了。白天步行,遇到敌机凌空侦察扫射,我们采取了机来我躲,机去我走的办法避开了。因为我们人少目标小,听到敌机声,躲在断墙残壁旁,敌机发现不了我们。敌机走远了,我们依然走我们的路,因此没有遇到麻烦。不认路、常走错怎么办,好在大方向是清楚的,掌握小方向,我们采取常询问、常与地图对照的方法,错了早发现早改正,没有大的偏差。语言不通,询问有困难怎么办,我们采取用手势比划加初学的朝鲜话相结合,一般也能沟通。我们没有带粮食,饿了怎么办,开始也挨过饿,受过冻,后来据碰到的人民军告知,志愿军可以在老百姓家吃住,临走时给老百姓开个借条,老百姓凭借条可向政府兑现,这样基本上解决了吃、住的问题。遇到敌特怎么办,我们随身带有武器,可以自卫,当然应提高警惕,相互关照,免遭袭击。美李特务活动一般在夜晚进行,如给敌机指示目标等,白天反觉太平,因而我们没有遇到敌特。就这样,我们一路上遇到的不少的难题,顺利克服。三天以后,平安地回到了志司驻地——君子里。

2、再次下部队

回到了志司,向陈、江处长汇报。陈、江处长指示,我们必须再次下部队,一定要到师团里,到侦察分队里,与他们打成一片,与他们一起战斗,一起生活。这次下去,不要以总参的名义,可以志司的名义下去,免得部队为难。江处长对这次下去的任务又做了具体而详尽的交代:

任务之一是搜集敌军文件,包括部队已缴获的和亲自到战场上搜集的。特别要注意搜集情报价值高的,如密码、交通信息等。搜集到的文件、机密性比较大的亲自携带,其它的可派侦察员送回或雇人背回,花点钱完全应该。如果文件太多没法全部带回,可挖坑埋藏,待以后再去取。任务之二是调研部队侦察工作。他们是如何执行侦察任务的,有哪些经验和困难,是怎么克服的,有哪些没克服需要上级解决的?

时间不受限制,以完成任务为前提,战役不结束不回来,结束后也可在军师待一段时间,参加他们作战总结会议,进行采访等,并提出注意事项:

思想上要准备吃苦、跑路、挨饿、受冻,不能动摇,也要有牺牲的准备。出国时,你们都表过态的,相信你们有决心能做到的。

不要有做客的思想,到哪里就是那里的一员,受他们的领导,一面帮助他们工作,一面完成自己的任务,不要给部队添麻烦。

你们只管搜集文件,其它什么也不管,无论有什么贵重东西,都不能私取,这是纪律,保持自身清白,不要向部队乱建议。

作好身体、物质上的准备。每人带3000元朝币,像雇老乡背文件,鞋破了买双鞋,买个手电、电池等。只要因在工作需要上,花点钱是可以的。随身带上干粮,不过干粮应在最困难时才吃,不要先吃光了,最困难时又没有了,挨饿。每天走路后,要洗洗脚,第二天可以继续走,要休息好。防止知识分子的狂热病,遇到困难又泄了气。有了病不要勉强。

江处长最后说:“这些是我自己多年来战斗生活的亲身体验,不是向你们摆老资格,而是让你们有所准备。”“你们还缺什么,还有什么困难,现在提出来解决,到部队后不可叫苦,工作要主动。部队以商量的口气,让你们工作,就是命令,不能讨价还价。”“任务完成得如何,主要取决于你们的决心。”江处长接着说:“我可能要先回国,在北京等你们凯旋归来。”

领导上大至工作任务,小至生活细节都给我们想到了,这种无微不至的关怀深受感动。我的心都快沸腾了,好不容易说出了几句话:“江处长,请放心,我一定不辜负领导的培养,一定按你的要求去做,认真完成任务,只要工作需要,可以付出我的一切,包括生命。”

在回宿舍的路上,赵锐严肃而认真对我说:“我若牺牲了,你给我妹妹写封信,她在桂林医学院。”我觉得奇怪,老赵的思想想得真远,我顺口地说:“我们都还要满载而归呢!”赵说:“满载而归是对的,但也要有另一手的准备。万一出现这种情况,你有何考虑?”我说:“我不希望家里知道。父母知道了,反使老人家更伤心,何必去添他们的悲痛呢!不过,我若牺牲了,请你将我那本战场日记带回北京,交给江处长吧!”

后来,在一次与江处长个别谈话时,我将埋藏在心里的要求入党的思想告诉了他,并征求他的帮助。江处长说:“这很好。你入朝以来,表现很好,能吃苦,主动到前线去锻炼,这样做下去就行。”我殷切诚恳地说:“今后希望你像费尔多培养保尔那样培养我。”江说:“好!”并说:“你以后看问题要冷静些,现实些,考虑问题要周到些。”这是江处长对我的期望,我将按照他的期望去做。

这次下部队,先到了四十军,后又转到了三十九军。2月3日从志司出发。我随陈处长先到了志司前指,陈处长留在前指帮助工作,我下到四十二军。在下部队的过程中,遇到的事情很多,锻炼很大,可以说是我入朝四个月来不论从思想上、业务上都是收获最大的日月。

(1)翻车受惊

2月4日夜,我们在途中遇到了翻车事故。已是夜间12点钟了,敌机沿公路搜索过来,打了照明弹,把黑夜照得如同白昼。乘车的同志忙叫司机熄灯。司机眼孔一时不能适应,又较慌张,把车从公路翻到沟底,酿成了重伤五人的严重翻车事故。临翻车时,我欲跳车已来不及了,胡里糊涂地随着一片混乱声翻到了沟底,头着了地,只觉得头昏(可能是轻微脑震荡)急忙跃起,检查身体,别无伤处。老赵被货物压住。我走过去将他扶起,他也感到头昏,眼睛红肿,别无伤处。同车有五人被汽油筒压着,啼叫声,惨哭声响成一片。我们即投入救死扶伤的抢救工作,把他们从汽油筒下拉出来,伤势都不轻。其中小曹同志两条腿流血不止。我急忙用剪子将其裤子剪开。鲜血还不停地向外流,浸透了衬裤和棉裤。我用急救包将伤口扎住。老赵将其流血上部扎紧,始将血止住。看他脸色苍白,神情悲惨,不断惨叫:“完了,我完了,我革命到底了!”我们找来了被子裹在他身上,免得受冻,并用好言好语宽慰他:“小曹,你的血已止住了,没有什么要紧的,你放心吧,一会儿就送你到兵站去医治。”另外几个伤员伤势也不轻,一个受了内伤,腰部不能动弹了。他不叫不喊,见到杨处长说:“我不行了,你们就把我埋在沟里好了。”有的摔坏了眼睛,也流着血。后来用吉普车把他们送到老乡家暂歇,再转去野战医院医治。我们又用十轮卡车把翻的车再翻了过来,折腾了好大一会儿才继续前进。

(2)遭遇敌机狂轰滥炸

2月7日,我们到达四十二军驻地,他们正欲转移,忙着整顿行装。侦察科长已率领侦察分队出发了,接待我们的是宋参谋。吃晚饭时,敌侦察机凌空盘旋,可能是我军隐蔽不好,被它发现是军队驻地。时隔不久,侦察机带领数架轰炸机再一次临空。宋参谋闻机声即离屋上山了。我和老赵正在听动静,猛然一声,敌机机枪子弹穿过墙壁从我脸前飞向另一面墙壁,深深的弹痕就在我的头边。好险!敌机来回穿梭似的轰炸扫射,投下了大量的汽油燃烧弹,把驻地的住房都着出熊熊烈火。我们怕进一步暴露目标,躲在屋里不敢出去。在这生死关键时刻,我从口袋里取出日记本写着:“我很光荣,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战斗牺牲!我又很痛惜,我还没有完成党交给的任务,还是个党外群众。”这时老赵已离开房子上山了。屋里的弹痕也越来越多,敌机还在狂轰滥炸。我想等到屋里不能再躲了再出去,先将两袋干粮从门口掷出去,免遭损失。这时只听到有人在叫:“快出来!快出来!”在向我打招呼,我向外一望,前屋已经烧着了,再不离开就不行了。于是,乘敌机打过一梭子机枪的间隙,我立即跑出来,向对面的屋檐下跑去,开始向山上运动。敌机还在施虐,火烧得也越来越大了,火光冲天,整个夜空被浓烟烈火笼罩着。大约又过了半个小时,敌机才离去,大家从各个方向出来抢救。接着,我们随军部同志转移。在转移途中,与廖参谋长谈了我们的来意,商定赵去124师,以搜集敌军文件为重点;今晚侦察科长可能回部,我随科长带领侦察分队深入敌后执行侦察任务。午夜,侦察科长回部队没有吃晚饭,也没有休息,又要马上出发执行敌后侦察任务。大家都感到很疲劳,我向科长说明来意,并要跟随他一起行动。开始他有顾虑,怕出意外,一再让我留在军部,经过再三说明情况,他才容许同行。

(3)遭敌袭击,背部负伤

科长带领的是军侦察连,任务是深入敌后查明敌兵力部署、附近地形等情况。保障军第三次战役所需的情况。科长和侦察参谋、警卫员组成一个指挥小组。我随指挥小组行动。当我们追至安亭里时,科长将侦察连部署在山上,带着指挥小组成员下山到一独立屋里去做饭,准备饭后再追。安亭里是敌我的中间地带,地势敌高我低,山上有稀疏的小树林。我们正在吃饭,突闻枪声,开始以为我侦察连不慎走火,枪声越来越近越紧,向我独立屋方向射来,始悉遭敌袭击。我们即出屋作了反击。由于我们都是短枪,射程短,压不住敌势,加上侦察连一时还未弄清情况,没法掩护我们。情况越来越紧,我们便回击边向山上撤,却遭到重大伤亡。科长牺牲,参谋失踪,警卫员双腿负伤,行动困难。我背部中弹,离头部很近,尚能行动,只能在山坡上等待时机。后听到敌向我山坡逼近的叫喊声,我想再不走有被俘的危险了,急忙一个跃进向山顶跑去,企图与侦察连会合。跑到山顶未遇侦察连,翻过山顶向山下跑去,跑不多远,巧遇到我第一次下部队时认识的三十九军姜参谋。他们也是带领侦察分队拟在这一带渗入敌后执行侦察任务的,闻听枪声前来摸情况。见到我,把我接了回去。他们的军医还检查了我的伤处,给伤口上了药。后来回到军部还发给我挂彩费。

到了三十九军侦察科,我想今后怎样完成组织上交给我的任务呢?这次战役跟随侦察队到敌后去侦察的机会决不能失去。如果返回四十二军,他们要处理善后工作,一时不可能深入敌后侦察,我将失去了机会,不如跟随三十九军深入敌后侦察。我就想得这样简单,也就向三十九军蔡科长说明我的想法,并请容许我与他们同行,并给赵锐写了封信,让他负责了解42军的侦察工作情况。后来,回到北京,组织上就此事对我进行了批评,指出:四十二军遭此损失,我是上级机关下去的,没有协助他们做好善后工作,也不请示报告,就一走了事,这是严重的组织纪律问题。是的,我这个参军才一年的“小牛犊”,当时思想上根本没有想到这些,只从完成我自己的任务考虑。在革命队伍中,没有严格的组织纪律是不可能做好革命工作的,组织上批评得对。

这次遭敌袭击的教训是深刻的,我认为主要是由指挥员的麻痹大意,丧失警惕性所致。

另:

这次随三十九军侦察分队深入敌后侦察活动,历时约4-5个昼夜,采取奇袭、伏击、夜摸等手段,捕获美军5名、李伪军X名,提供了与作战有关的不少重要情报,起了很好的作用。对我来说,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与敌面对面的侦察战斗活动,体验了侦察兵胆大心细、以少胜多、英勇善战的风范,锻炼很大,终身难忘。

我们俘获的俘虏中,不管是美军还是李伪军,不论是白人还是黑人,战斗力都很差,一经战斗乖乖地当了俘虏,被俘后又十分怕苦怕死。在押着他们与我们一起送往敌后过程中比较听话,叫他们怎么行动就规规矩矩地怎么行动;询问他们情况,一般都能如实提供;听到敌机声,他们自动地隐蔽得又快又好。当我与敌迂回时,他们乖乖地听从我们的指挥,很怕被打死。他们不会夜间行动,许多场合还得我们照顾他们,免得把我们的行动暴露了。后来我们撤回时,把他们交给俘管部门。

(浏览 710 次, 今日访问 1人 )

发表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