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行英雄

李雪峰回忆录–太行十年

李雪峰 著 太行区党委史编委会 张宏伟 整理

一、走上革命道路

在回顾太行山10年的工作经历前,先谈谈我是怎样走上革命道路的。

我的家乡在山西省运城地区永济县(现已改为永济市)永济位于山西省西南部,是中华文明发祥地之一,相传中的舜曾在此建都。

我于1907 年 1 月 19 日(光绪三十二年腊月初六)出生在永济任阳村。我出生时家境比较富裕。在我5岁时开始上私塾,老师是位老秀才,人很好,有学问。读私塾5年,接受了启蒙教育。1917年我到永济县第五高等小学读书。五四运动爆发后,学校老师给我们讲五四运动,讲巴黎和会上中国政府如何妥协。我们认为对那些卖国贼该反该打,大家议论纷纷。回到家里,跟家里人宣传爱国思想,实际上都是老师讲的。什么叫爱国思想,我们自己并不清楚。

1922年,我从五高毕业,那时14 岁。我一门心思想到省城太原读书,家里却想让我做事,结果我在永济县当了小学教员。1923、1924 年教了两年书,1 925年教了一个学期。经过一些曲折和个人的努力,在亲友的帮助下,我考上了山西省立国民师范学校。

山西省立国民师范是阎锡山在辛亥革命之后创办的。阎锡山早年留学日本,崇尚军国主义。他极力鼓吹日本的军国主义理论,主张中国走军国主义道路。他办国民师范的目的是为了培养具有军国民思想的小学教师。因此在该校中专门设有军事课,配备有军事教员。开始是军事编制,班叫队,两年制。徐向前就毕业于这种两年制班。后来学制改为5年,队改为班。薄一波、程子华他们是五年制班的学生。到我进入国民师范时又改为 6 年制,分前期师范、后期师范。前期3年学基础课,后期3年学专业课,分为文史科、艺术科。学校校长是和阎锡山一起留学日本、一起搞国民革命的赵戴文。学校管理很严,课程除了军事课、文化课外,还办有实习工厂、农场,让学生实习。我在校时曾在制笔厂实习,学习怎样造毛笔。学校全部官费,每年发统一制服,每月发三块八银元饭费。

在国民师范6年,是我真正开始认真读书的时期。在前期师范的3年中,我偏向于文科,对作文、诗集感兴趣。到后期师范时,我自然选择了文史科,把精力放在文史方面。这一时期开始读的书以国学为主,没有人指导,从书里边找书,范围也大。

这时正值大革命时期,太原的革命也轰轰烈烈,国民师范的许多学生都参加了。因此,我已不可能闭门读书。这一时期我还没有投身到太革命的行动中去,但也看了一些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小册子,如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 有关“解放”与“革命”等内容的书报。当时对北洋军阀、国民党的那套从思想上讲很反感,而对学术、学者比较尊重。

我从读文史类书中逐渐接触到自然科学。如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以及地质学、天文学、心理学方面的,甚至还看了一些技术性方面的读物。那时求知欲特别高,只要抓到一本书,总想把这本书看完,但是,很难都理解。对我思想影响大的书中有一本《科学概论》,作者叫任鸿俊。我看的是上卷(下卷没有再出),主要讲科学方法。这时还看了克鲁鲍特金的书。这个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很有知识,在学生中有影响。他讲无政府主义是从生物讲起的。我在读了一段自然科学的书后,转向逻辑学。由于思想没有成型,什么都想看一看,确实如人们常说的"饥不择食”。由于腹中知识贫乏,拼命想利用在校期间的有利条件多学习一些知识。

大约在 1929 年,国民师范的月刊约我写文章。此前我已给他们写过一篇题目叫《封建势力与中国》的文章。编辑部给我的题目是写有关民生史观的文章。民生史观是孙中山提出的,我读了许多孙中山的书。这时我刚读了不少自热科学方面的书,而且写文章还可以有稿费,就答应了。这一篇讲孙中山民生史观的文章,他们要求写2万字。我收集了一些资料,写了8万字,内容是用唯物史观驳民生史观的,同编辑部要求写成以民生史观批判唯物史观的意见正好相反,我就没有交给他们。

1929 年以后我开始转到读哲学书籍。从科学到哲学的转变是从读罗家伦的《科学与玄学》一书引起的。在这本书中,他没有正面否定科学,但强调玄学。玄学就是哲学。当然他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本上是资本主义的哲学,是唯心论的哲学。他认为任何科学都离不开玄学。这就引起我读哲学书的兴趣。我从读书中开始转到哲学,再从哲学转到马克思主义,这是我青年时期思想发展的过程。

我讲以上这些是想说明,在我接受马克思主义,走向革命道路以前,头脑中曾有过这么多的各式各样的知识,我是在接触正面的、反面的、唯物的、唯心的等知识的过程中,在摸索、比较中走上革命道路的。

读哲学书时,开始主要是读唯心主义的哲学书。由于当时我很相信科学,慢慢地对唯心主义有了怀疑,唯物主义逐渐占了上风。但是,当时理解的唯物论实际是机械唯物论。我前面讲过,曾写过一篇8 万字的文章,用唯物论(实际是机械唯物论)专批民生史观的唯心论。当时,把孙中山的书,凡是能找到的都看了,对他讲的三民主义,我基本上弄清楚了。读哲学书时,也读哲学史,读唯心论、唯物论的原著,思考社会发展的动力是什么,社会为什么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这就讲到生产力,讲到人,讲到生产关系,讲到上层建筑。这里面,最关键的是人。社会进步的动力是人,社会发展的动力是人。从古到今,社会都是靠人推动发展的。唯物史观就是分析人的社会,所以马克思讲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

1931年秋,我从山西省立国民师范学校毕业。毕业考试时,大家认为我一定考第一名,因为觉得我读了那么多书,又很刻苦。其实我读的大多是课外书,对考试名次无所帮助。考试完出榜时,我排在第四名。按规定,前五名可以保送上山西大学教育学院。因此我没有参加升学考试,被保送到教育学院。

教育学院实际上是山西省立国民师范的高等师范部,每年只招一个班。开始归国民师范管,以后国民政府教育部进行整顿,将高等师范部改为附属于山西大学的教育学院。我上教育学院时,已把名称改成山西大学教育学院了。

还在国民师范时,我们曾搞了一个书报合作社,和上海中共中央的一个发行部有关系,他们经常给我们寄进步书刊。我和上海联系用假名,如用过“孟秋声”、”盂鸣求”等,主要是购买书时用。许多马恩列斯的书,进步的、革命的报刊就是从那里购买的。到教育学院后,继续从他们那里购买,因此对马克思主义,对共产党,对红军,都知道。对中国学术界的动态,思想界的动向,我一直很感兴趣。

上教育学院时,正是中国思想界、学术界展开关于中国社会性质、中国社会史论战的高潮时期,对我很有吸引力,我千方百计寻找有关这方面的论著和报道文章。此后开始集中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其中比较多的是有关哲学、历史的书。我读书有两个特点,一是没有读过的、别的书中介绍过的、别人提出的都想读,因此既广又杂;二是喜欢穷源溯流,看到一家的观点,就想找它的渊源,还想看同它相对立的观点,从中得出自己的看法。到太原后,读书从古代到现代,从文史到自然科学,到哲学,再转到社会科学。上教育学院后,比较集中在哲学、社会科学方面了。

30 年代初,中国思想界、学术界关于中国社会史的论战是从 20 年代后期开始的。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主要集中在中国社会究竟是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还是已经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中国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都研究过中国社会问题,但没有认识到中国社会的本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开始应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社会,开始提出中国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因此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但是,有的人不同意,认为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结,中国无产阶级的任务是有待将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种争论不仅在国内有,在国外也有。在当时的共产国际、苏联党内,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任务就存在两种观点。斯大林、布哈林代表的一派认为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的革命是反帝反封建。托洛茨基代表的一派认为中国已是资本主义国家,中国应该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

继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之后,又引发了中国社会史问题的论战,涉及许多历史理论问题和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如中国社会是否在历史上有过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是否经历过奴隶制社会?中国封建社会从什么时候开始? 秦汉以后中国一直处在什么社会?中国为什么始终未能进入工业资本主义时代?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的性质是什么?等等,这些问题之所以发生争论,主要是因为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阶级关系急剧变化,各派政治斗争异常激烈复杂。中国社会向何处去,怎样推动中国社会发展,是许多人关心和探讨的问题。这一阶段,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和其他外国的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大量在国内翻译出版,各种报刊刊登各式各样的思想主张和学术观点,使我有机会了解论战各方的观点,从中分析比较,确定自己的观点。

在教育学院的头两年中(1931 、1932 年),我开始一边读书,一边还指导一些青年学生读书,并同他们讨论问题。在这时,有一本1 930 年出版的书对我影响较大,就是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主将之一郭沫若著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这是一本中国最早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古代史的著作。在书中,郭沫若以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为指导,征引古代文献,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演变过程,提出中国社会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几个历史阶段,并阐明西周以前是原始社会,西周是奴隶制时代,东周以后,特别是秦以后进入了封建时代。他认为,马克思所指出的亚细亚的、古典的、封建的和近代的生产方式的进化阶段,在中国历史上也存在。我找来这本书中提到的恩格斯的著作读,引起极大兴趣。此后有一本苏联编的、已译成中文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我也读了。这一段读《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费尔巴哈论》等。还读了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等。从这些书中.我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接受了唯物论和辩证法。读了书,就和一些人研究、讨论,实际上是进行宣传,这样团结了一批人。有不少青年学生,这时和我认识, 一起读书,讨论问题,许多人后来参加了革命,有的加入共产党比我还早。比如梁文英、乔明甫、杨绍曾、马希贤等。我这时的思想,主要在读书上,先从理论上弄清楚马克思列宁主义、弄清楚中国革命的性质和道路,再去实践。因此,没有先去参加组织。结果,我的朋友中,念书少的反而参加革命早,我这个念书多的人反而参加革命比较晚。

促使我走上革命道路的另一个原因是1931年发生的九一八事变。九一八事变对我震动很大,使我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从书本中转到了实践中。太原的学生对国民政府的不抵抗主义强烈不满,组织了山西省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各个大中学校都参加了,向省政府提出要求,要求声援东北人民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要求南京国民政府出兵抗日。学生的爱国行动得到各界的支待。当时,国民党山西省党部负责人叫苗培成,还担任省教育厅厅长。国民党在山西很不得人心,学生举行反日游行和向政府请愿,苗培成横加指责,更激起学生不满。12 月18日,山西省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组织大规模的游行请愿, 有几千人,到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去,要求国民党中央政府取消不准学生抗日救国的反动法令。苗培成和省党部负责人韩克温命令省党部的义勇队向学生开枪,当场打死进山中学学生穆光政,打伤 10 余名学生,引起学生和市民的极大愤慨,他们到大原警备司令部要求荣鸿胪司令惩办杀人凶手,查封国民党省党部。这时,刚从大连回到山西的阎锡山乘机查封了国民党省党部。此后,直到七七事变前,国民党在山西一直不能公开活动。12 月18日的游行请愿,体现了群众的力量。此后成立了山西各界 12 • 18 惨案后援会,召开穆光政列士追悼会 ,搞抬棺游行, 通电全国,并在大原中山公园建立了穆光政列士纪念碑。凶手被荣鸿胪扣押后,国民党中央政府以异地审判的名义,押解到河南郑州开释。阎锡山借12 • 18 惨案赶走国民党在山西的组织后,认为目的已经达到,也不去追究凶手,他和蒋介石达成协议,出任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重掌山西大权。蒋阎之间因中原大战引发的矛盾至此化解。

1932 年,阎锡山采取比较开明的态度。一是他刚从中原大战的失败中恢复权力,集中力量致力于山西的政冶、经济建设,充实山西实力;另一方面他在大连避难时研究了多年从政冶省的经验教训,感到对群众的统治不能过激,要有一套新的办法。他一边扩军,建立以军工为主的工业体系;一边兴办官办的群众团体,利用群众团体对付我党领导的革命运动。一时,山西群众团体纷纷建立,什么中国青年救国会、建设救国社、工人自强协会、农 民自强协会、妇女自强协会、教育改进会、地方自治促进会、倡用国货实践团等,许多学生被拉进这些组织。在这种形势下,山西的共产党组织也改变斗争策略,对官办群众团体采取利用的方针,派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参加进去,利用合法身份开展革命活动。同时,在山西建立党的外围革命团体,成立了山西省社会科学家联盟(简称社联)、山西教育者联盟(简称教联)、山西省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山西文化总同盟(简称文总)和山西抗日反帝同盟会等.

我在这一年的冬天,参加了另外一个革命团体–山西革命互济会。这个组织最早是1925年9 月由中共中央在大革命发动时于上海成立的,当时叫中国济难会,任务是营救被反动派逮捕的革命者,筹款救济他们的家属。1929 年12 月改为中国革命互济会,在各省市设立分会。1930 年 1 月,中国革命互济会山西分会负责人为高举(即高克亭负责)。1931 年秋高举被捕后停止了一段活动,到1932年10 月恢复活动,由共产党员王伯唐负责。我参加互济会时,山西革命运动正在发展时期,在太原组织了纪念12 • 18 惨案1周年活动,会后游行,进行街头讲演。我参加了活动,但没有出头。这时,我的主要精力仍旧是读书,主要是社会科学方面的书,读马列的书更多些,实际上我已经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我参加互济会后,首先把我的同乡好友郑林介绍到互济会,他又介绍他的同学任肇庭(即任志远)参加。我们很快发展到 20多人。到1933 年,由于受党内“左"倾冒险主义影响,在山西的党团组织在街上公开搞“飞行集会”,号召群众起来夺权,使党团组织和革命团体遭受破坏。当时我不主张那样,因为条件不成熟,因此我们互济会被破坏不大。破坏最大的是山西抗日反帝同盟会,他们公开在教育会内挂牌办公,引起当局注意,领导被捕,会员名册落入敌手。这一年10 月,共产党员安敦厚(平遥人,字子希)找我,介绍我加入共产党,从此我成为共产党员。他让我仍负责互济会的工作,担任互济会党团负责人。他还和我商量,要恢复被破坏的抗日反帝同盟会。但不能再用这个名字,改称反日会,不公开挂牌。开始反日会就安敦厚和我两个人,不久我又介绍了同学王邦荣到反日会,实际工作由我和他搞。

1934 年春天,中共山西特委被破坏,许多共产党员和革命团体负责人被捕,我由于没有公开出面活动,没有引起敌人注意,仍在暗中活动。特委被破坏后组织了中共山西临时工委,由王伯唐负责,我也参加了临时工委的领导工作,主要分管宣传。临时工委中还有李启华(当时叫郭进忠)、张国声。临时工委组成后,决定趁国民政府教育部决定在1934 年暑期开始,将中等学校毕业考试由各校自行考式改为会考一事 ,发动一场反会考斗争,由我负责领导。

国民政府教育部决定实行会考的目的,是为了压制全国各地青年学生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强迫学生在校埋头读书,不问政治。我通过当时的左翼组织,首先发动国民师范、第一师范的学生,提出会考是法西斯制度,目的是扼杀学生自由,反对学生爱国。原来我们提反会考制度,后来把“制度”两字去掉了,这是一个策略问题。因为会考制度是国民政府的命令,全国都一样,反对就成反政府了。反会考就不一样了,只是要求不会考,学生都能毕业就可以了。口号一变,参加的人就多了,也容易争取到各方面的支持。

1934 年5月,太原各校学生联合成立了太原中等学校应届毕业生同学会,由国民师范的学生刘跃夫、陈捷弟、李汝山等出面,组织反会考斗争。这场斗争是在党组织领导下进行的,每一次大的运动我们都在事先进行了策划研究。6 月初,应届毕业生同学会向新闻界公开讲述了要求免去会考的理由,得到记者们的同情支持。我们又通过各个左翼革命团体到全省各地进行联络,争取各地统一行动。中旬,应届毕业生同学会派代表到山西省教育厅交涉,要求免除会考。由于代表中混入捣乱分子,交涉没有成功。我们决定举行游行示威、请愿。6 月19 日,我们组织了2000多名学生到省教育厅请愿。教育厅长冀贡泉不敢出来见学生,派一个科长应付。学生往里冲,非要见厅长不行。这时,守卫教育厅的军警出面阻拦,许多学生被打伤,30 多人被抓去。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劝同学会领导要适时组织同学退却,不要硬来,以避免流血。同时要撤消总罢考的计划,准备参加会考,要想方设法营救被捕学生。经过这场斗争,省教育厅也怕把事情再闹大,释放了被抓学生,降低了考题难度,太原 2000 多学生除个别因学习太弱未毕业外,绝大多数顺利毕业。

反会考斗争虽然没有完全取得胜利,但是在斗争中锻炼了青年学生,不少人后来都成为共产党员,革命的骨干。从斗争情况看,我们的王要教训是没有同工农的斗争结合起来,只有学生自己干,很难取得胜利。另外我们对上层的清况也不清楚,没有充分利用上层的矛盾。当时我们没有那么高明的策略思想,只想着搞得轰轰烈烈,还是比较幼稚的。

1934年冬天,中共山西省工委经中共上海中央局批准正武成立,王伯唐任书记,我任宣传部长,张国声任组织部长,郭进忠仍是工委委员。

反会考斗争后,我们把工作扩大到各界,不仅在学生、教师中,还到工人中去讲课,做工人的工作。

1935年春,中共上海中央局要山西工委的工作报告,王伯唐找我们几个开会,写了一封密信,要我顺便送到上海去。因为我正好有机会,就是教育学院组织毕业班去南京、上海参观,利用参观做掩护,去送材料。我到上海按照约定的接头、地点、时间,把工委的报告送去了。

从上海回来,才知道我走后山西的党组织又一次被破坏,郑林也被捕了。夏天,参加完毕业考试,在运城的山西省立第二师范的校长找我,想让我去当教师。我向组织上汇报后,组织上说运城正缺人,同意我去,决定让我利用当教师的机会恢复运城的党组织。我正准备走时,袚阎锡山的特务盯上了,他们准备抓我。幸亏一个过去给我们做过饭的厨师,绰号叫二不楞的平遥人,及时给我报信,在段若宗等人的帮助下,我们设计摆脱了特务,我化了装坐火车离开太原到了北平。这时,再回山西已不可能,因此也就没有到运城第二师范去。我留在了北平,等待接关系和分配工作。这就到了1935 年 9 月了。

我到北平时,华北正处在政局大动荡时期。日本帝国主义步步进逼,国民党政府节节退让,北平的党组织于1935 年12月9日发动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游行示威,遭到国民党军队和警察的镇压。一二九运动后,学生在北平宣布总罢课,得到华北和全国人民的声援,并把这场抗日救亡斗争发展到工人、农民中去,在全国掀起抗日爱国运动新高潮。

由于我的党组织关系在山西,因此未直接参加北平的抗日救亡斗争。直到中共中央12 月在陕北召开瓦窑堡会议后,我的组织关系才从山西经过中央转交给北方局,并决定我不再回山西,留在北方局工作。1936 年1月,北平市委书记林枫调到北方局工作,北方局决定由我出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吴德任副书记,何凤元任组织部长,徐高阮任宣传部长。

一二九运动中,北平学生组织了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到河北农村、工厂进行宣传。在宣传中,成立了中国青年救亡先锋团和民族解放先锋队,把参加宣传的同学组织起来开展活动。宣传团回到北平后,中国青年救亡先锋团和民族解放先锋队合并,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市委在民先内建立了党团,由黄敬任书记。

我任北平市委书记时,正值学校放寒假,虽然学生运动比较活跃,但参加人数不太多,处于低潮。1936年的春节是1月24日,元宵节是2月7日。我上任大约在春节以后,元宵节前这一段时间。元宵节过后,我们正在组织学生复课时,北平反动当局根据国民政府发布的《维待治安紧急办法》开始大肆逮捕在一二九运动中积极参加活动的学生,有200 多名爰国学生被捕入狱,同时,反动当局下令取缔北平学生联合会。反动当局的镇压激起学生、教师和各界的强烈反对,他们纷纷声援学生。这时发生了河北省立北平高级中学学生郭清被捕后,在狱中被折磨至死事件,更激起民愤。北平学生联合会于3 月31日在北京大学三院组织有千余人参加的追悼大会,会后举行抬棺游行,在长安街上遭到军警镇压 ,50多人被捕。三三一抬棺游行后,北平的革命形势处于低潮,斗争更加困难。刘少奇在天津从报上看到三三一抬棺游行的消息后,立即给中共北平市委写信,批评这次行动,指出郭清是应该追悼的,应利用这件事来激发群众抗日反汉奸的情绪。但不应采取今天这样的方式。他提出,当敌人想尽一切办法来进攻爱国人民的时候,处于防御地位的爱国阵线,应该采取的正确的策略是:更加巩固与扩大人民的统一战线,保存、巩固与加强自己的组织和阵地,暂时避免和敌人进行决定胜负的战斗,以准备击退敌人对人民的进攻。北平市委恨据刘少奇的指示,总结了学生运动的经验教训,对抬棺游行造成的后果进行了善后处理.纠正了学生运动中“左"的偏向。经过营救,因抬棺游行被捕的学生大部分被释放。

在这一时期中,我们还主动争取国民党将领宋哲元。经过工作,宋哲元有了转变。以后我们以各种方式,通过他把一批关在狱中的共产党员营救出狱。薄一波等61人从草岚子监狱中被释放,也是通过宋哲元起了作用。

1936年4月底,北方局改组北平市委,李葆华接替我任市委书记,我仍在市委,曾先后任过组织部长、宣传部长,一直从事北平地下党的秘密工作。

1936 年12 月西安事变发生后,国内形势发生了变化,抗日救亡已成为全国上下的一致要求。1937年1月中共北方局派我到河北省石家庄,担任中共直中特委书记。到石家庄工作不久,北方局通知我到延安参加党的白区工作会议。大约在4 月初,我离开石家庄经郑州、西安,到陕北,去参加中央召开的白区工作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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