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的京剧革命史

1963年2月22日晚上,正在上海组织“第一篇真正有分量”的批判文章的“女客人”,待大幕拉开之后,悄然步入上海愚园路二一八号的红都剧场。

  她只是来看戏的,不想惊动剧团。那是上海爱华沪剧团在演出沪剧《红灯记》。她借口身体不好,没有接见演员,但在中场休息时说了一句:“这个戏很不错。”

  江青很早就注意这个戏。那是1958年,哈尔滨京剧院新编了一出现代题材京剧《革命自有后来人》。江青看了沪剧《红灯记》,觉得比《革命自有后来人》好。

  这时的江青,要一手抓“批判”,一手抓“创作”,用她的话来说,叫做“大破大立”。她要“立”的第一个戏,便是《红灯记》。她从十二个同类剧本中,选中了爱华沪剧团的本子,决定改编为京剧。

  须知,早在1931年1月22日北平的《晨报》上,便登载过这样的广告:“山东王泊生昆剧团来平,李云鹤演出《玉堂春》。”十七岁的李云鹤,后来成为蓝苹,后来又成为江青。她自幼在山东省立实验剧院学平剧、昆剧。对于戏剧的爱好,尤其是对于京剧的爱好,使江青着手发动“京剧革命”。

  不过,江青最初还不能最直接给剧团下达任务,不能不借助于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

  林默涵曾如此回忆:

  在上海休养的江青看了上海爱华沪剧团演出的《红灯记》,她向我推荐这个本子,建议改编成京剧。我看了觉得不错,便交给了阿甲。阿甲同志是精通京剧艺术的,他不仅写过剧本,擅长导演,而且自己的表演也很精彩。在他和翁偶虹同志的合作下,剧本很快改编成了,即由阿甲执导排演。全戏排完后,请总理看,总理加以肯定。后来,江青也看了。在《红灯记》的修改过程中,江青横加干预,给阿甲等同志造成了很大困难。一天晚上,江青忽然跑到总理那里发脾气,说京剧院不尊重她,不听她的意见,纠缠到快天亮。总理无奈,只好对她说:“你先回去休息,我叫林默涵抓,如果他抓不好,我亲自抓!”第二天,总理的秘书许明同志(在文革期间,她被“四人帮”迫害死了)打电话告诉我这些情况,她说:“总理说要你抓,你若抓不好,他亲自抓。”我说:“这样的事情怎么好麻烦总理呢?我一定努力抓,请总理放心!”

  为了提高《红灯记》的演出水平,我建议《红灯记》剧组的同志到上海学习、观摩爱华沪剧团的演出(引者注:这是在1964年8月),由我带领。还有哈尔滨《革命自有后来人》剧组的同志也一块去。爱华沪剧团为我们演出了两次。为了答谢上海爱华沪剧团的同志,我们邀请了沪剧团的导演和几位主要演员来京观看京剧《红灯记》的演出(引者注;这是在1964年11月)。那天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给毛主席及其他领导同志演出,主席同爱华沪剧团的同志们亲切握手,他们非常高兴。①(① 《林默涵谈〈红灯记〉创作经过》,1988年4月27日《中国文化报》。)

  阿甲,亦即符律衡,在延安曾与江青同台演出过京剧《打渔杀家》。在京剧方面,阿甲兼演员、编剧、导演于一身,富有经验。接到江青推荐的沪剧《红灯记》剧本,就仔仔细细地进行改编。

  关于《红灯记》的改编,江青曾这样讲述过:

  为《红灯记》我是花了不少心血的。我为了想查明这个故事是虚构还是写实,曾到处打听作者的地址。想和他谈谈,就是找不到,我真怕作者用了真姓名而又未搞清事实。假如这个剧本竟为叛徒立了传,那可怎么办?单是这件工作,就占去了我很多时间。其它关于剧本处理方面的,就不说它了。

  对这个剧本(爱华沪剧团的演出本),我是既喜欢,又不喜欢。喜欢它,是因为它写好了几个革命的英雄人物;不喜欢它,是因为它还不是从生活出发的,没有写清楚当时的典型环境。可是,我看了很多同一题材的不同剧本之后,感到还是爱华沪剧团的本子好。其它有的剧本对人物简直有很大的歪曲,使我看了一半就想走开。所以,决心把这个戏介绍给中国京剧院……

京剧《红灯记》中,李玉和一角最初由李少春扮演;李铁梅一角本来选定唱功极佳的杜近芳,但是杜近芳毕竟年岁偏大,改用刘长瑜;李奶奶一角由高玉倩扮演;鸠山一角,自然非袁世海莫属。演员阵营颇强,加上阿甲编导功力深,京剧《红灯记》波澜起伏,谱成一台嘹亮的崭新的“国戏”。

  面对如此阵营强大的剧组,江青却如一个唠叨不已的老太婆,絮絮叨叨地发“指示”。她在1964年5月23日、5月31日、6月20日、7月1日、7月13日(这天两次)、11月5日,七次接见剧组,随口而说,说了一大堆琐琐碎碎的意见。她的每一句话,每一条意见,都成了“指示”,导演必须遵命。

  以下摘录她的原话,可见她的种种“指示”之一斑:

  铁梅举红灯跑回场,可缩短些。

  奶奶的服装补的不是地方!七场(指监狱)景太堵心。

  李玉和一家人进、出门,要随手关门,要给群众一个安全感。

  铁梅上场(第一场)不要戴围巾,见爹爹递纸条后,临走时玉和把自己的围巾给她围上。

  铁梅叫奶奶的声音太刺耳,不要那么高。

  这个戏不适合用“南梆子”。

  李玉和受刑后上场,可以扶住椅子

  刑场上的石头,要靠前些。

  粥棚场,磨刀人不要吃粥。

  演李玉和一角的李少春,为人耿直,对江青的“指示”不愿句句照办,后来由B角钱浩梁所代替。

  编导阿甲由于“不听话”,在“文革”中受够批斗,幸存于世。1987年,八十高龄的他,是他从事戏剧工作五十周年纪念。他复排《红灯记》,在北京公演。他曾感慨万千,说了这么一番话:

  有的人把《红灯记》看作是江青搞的,其实这出戏的创作与江青没关系,是她剽窃了我们的创作成果…… ①(① 唐斯复:《看阿甲老人复排(红灯记)》,1987年12月25日《文汇报》。)

《沙家浜》与《智取威虎山》的“样板化”

  1964年7月,毛泽东看了京剧《芦荡火种》。毛泽东说:“要突出武装斗争的作用,强调武装的革命消灭武装的******,戏的结尾要正面打进去。加强军民关系的戏,加强正面人物的音乐形象。”

  “要改《沙家浜》。”

  按照毛泽东的意见作了修改之后,京剧《沙家浜》的名声就更响亮了,成了全国文艺界学习的“样板”。

  江青在上海“抓”走了两出戏,得力于柯庆施的支持。江青在1965年4月27日,曾这样谈及柯庆施:

  “柯庆施同志应该永远纪念他。他始终是站在第一线的。柯庆施同志曾经说:‘我喜欢京剧,可是现在不看了。’我说还是要看,我们要把它救活。”

  柯庆施跟“女客人”配合默契。1963年12月25日至次年1月22日,在柯庆施的倡导下,华东区话剧观摩演出在上海举行。贯穿这次观摩演出的,便是柯庆施在1963年初提出的“大写十三年”。

  江青在来沪观摩华东区话剧演出时,又抓了一出新的京剧“样板”——《智取威虎山》。这一回与前两次不同,这块“样板”由上海京剧院排演。

  江青一次次对《智取威虎山》剧组下“指示”。她曾说:“《智取威虎山》的问题是一平,二散,三乱。”

  然而,当她听见别人对《智取威虎山》颇有微词时,她勃然变色,说了一番声色俱厉的话:

  “有人说《智取威虎山》是‘话剧加唱’,是‘白开水’。当然,这个戏有缺点,我心里有本账。但是,这个戏是革命的。现代戏有革命的,不革命的,甚至******的。他们说这些话,不是反对我们的缺点,而是有意无意地来反对革命,至少给我们泄气。白开水,有什么不好呢?有白开水比没有好。因为有了白开水,就可以泡茶,酿酒。我们把他们的这些意见顶回去了。” ①(① 江青,1965年4月27日对《智取威虎山》剧组的讲话。)

  《智取威虎山》的主角、杨子荣的饰演者童祥苓,经历了类似于赵燕侠的命运。

  童祥苓当年二十九岁,进入《智取威虎山》剧组,他那一双虎虎有神的大眼睛,他的纯熟的演技,把杨子荣演活了,演绝了。

  随着《智取威虎山》成为“样板戏”,童祥苓曾“风光”了两年多,名震全国。

  1966年底,童祥苓忽地从舞台上消失!

  他万万没有想到,他写给姐姐童芷苓的一封信,落入造反派手中,一下子把他“揪”了出来。

  他是姐姐一手扶植成长,步入京剧艺术殿堂的。可是,由于沈醉回忆录中提及一笔,使童芷苓遭殃。沈醉写及,在军统头子戴笠过生日那天,曾叫童芷苓去唱堂会。在那样的年月,戴笠有召,作为一个艺人,童芷苓安敢不去?在“文革”中,这件事被上了“阶级斗争”的纲,童芷苓被打成“文化特务”。

  童祥苓怎么也想不通,姐姐会是“文化特务”?他给“牛棚”中的姐姐去信安慰,这信被造反派抄走,他也就遭殃了。

  于是,他“下台”了。整整两年多没上过舞台。据他回忆,为了姐姐的问题,他写了八十多份检查,还过不了关!

  1969年,他忽地被起用,重演杨子荣!

  他怎么会突然“走运”的呢?那是因为京剧《智取威虎山》要拍成电影。虽然全国各地许多个剧团在排演这出戏,却没有一个演员能像他那样把杨子荣演得出色。江青左思右想,为了保证电影的质量,为了使杨子荣形象生辉,不得已起用童祥苓。

  电影拍完了,传来江青的指示:“养养身体,不要再上舞台演戏了,搞点技术工作。” ①(① 潘真、徐平:《今日“杨子荣”追踪》,《上海滩》1990年2期。)

  从此,童祥苓又“下台”。直至江青成了“阶下囚”,他这才重新活跃于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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