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宁新桥成立红十三师 红军“绝命后卫”为革命献身

“绝命后卫”红三十四师几乎全军覆灭,数千闽西子弟血洒湘江,悲情感天动地。可您是否知道,另有一支加入了许多闽西子弟的后卫师,最终也几乎全军覆灭,同样悲壮!

我说的是红十三师,一支在泰宁新桥成立的“坚师”。

红十三师与红三十四师同属红五军团,都是红军长征时的“铁流后卫”。1934年11月28日,在湖南道县,两个师最后一次并肩战斗,因为一个命令:红三十四师接替红六师防务——从此永别。

两天后(12月1日拂晓),红十三师抢渡过了湘江。数小时后,红三十四师也赶到了湘江边,却陷入绝境。

硝烟散去,让我们回顾红十三师的战斗历程。



戴氏官厅,红十三师三十八团在此驻扎过

在新桥组建师部

先说红十三师所在的红五军团的来历。

这是一支起义部队。

它的前身是从西北调来“围剿”红军的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1931年12月14日,在参谋长赵博生和旅长季振同、董振堂等率领下,1.7万余名官兵在江西宁都起义,改编为红五军团。这支部队受过正规军事训练,装备好,善打硬仗,尤以善用大刀拼杀闻名。

普遍记载,1933年6月,红五军团奉命将原红十三军各师缩编为红十三师,取消红十五军,编为红十三师三十七团;将博生、胜利、石城模范师,编为红十四师。两师各辖三个大团,全军团共1.1万人。军团长董振堂(1895—1937),政治委员朱瑞(1905—1948),参谋长陈伯钧(1910—1974),政治部主任刘伯坚(1895—1935)。

而在1932年底,红五军团第十三军军部和第十五军各师师部已奉命取消。据《陈伯钧日记》,原红十三军各师直属军团,1933年5月18日起重新编制,5月29日以后,师改称为团,但没提及谁任师长。

有资料表明,红十五军军长李青云任红十三师师长。

但是,军团参谋长陈伯钧在日记里,只提及6月11日“按方面军新规定重新分工”,6月12日,“驻军徐坊。今日朱良才、唐天际诸同志率初、中级干部七八十人,去前塅成立十四师”,只字未提其他缩编之事。

普遍记述,李青云病逝于1934年夏,但在1933年8月9日,陈伯钧在池头“得十四师报告,青云同志去十四师途中病故”。(《陈伯钧日记》)但没提谁继任师长。

可见红十三师各团直属军团。所以,1933年8月19日,陈伯钧这样记述任命:“三十八团团长程子华同志调十四师任师长。”不必提及十三师。

事实上,直到1933年10月4日,红十三师师部才在泰宁县新桥组建,陈伯钧任师长,下辖三个大团。

关于这个节点的历史,几乎失忆。

《世纪征程——泰宁县革命史大事纪略》记述:“10月4日,东方军左、右两路纵队分别由彭德怀、董振堂率领,赶到泰宁的新桥和大田集结。”

普遍记载,彭德怀、滕代远1933年10月4日率右纵队抵达新桥。其实是抵达大田——朱德、周恩来1933年9月27日电报《关于各军团行动和战略的指示》很明确:“东方兵团仍由彭、滕指挥,分两纵队于明二十八日开始前进集中,彭、滕率右纵队(四、五、十九三个师)取道大干、桥头、泽坊、朱口之线,十月三、四两日,集中大田市。”(《东方军研究》)

10月3日十三时许,红五军团抵达新桥。“晚饭后,董(振堂)、朱(瑞)、刘(伯坚)等同志回军团部,谈及组织十三师师部。最后决定以宋任穷同志为政治部主任,暂时代理政委,我为师长。”(《陈伯钧日记》)

第二天早饭后,陈伯钧就“忙于调遣人员成立十三师师部”,“午饭后,即将行李移去十三师师部。”“今日各部都大吃猪肉,追问结果,才知今日已是中秋。”由军团参谋长任师长,这是因为陈伯钧上书反对当时“左”倾的硬拼。

此后,陈伯钧日记出现“我师”和三十七团、三十八团、三十九团字眼。

1934年10月4日,陈伯钧日记写道:“驻军塘石。今日是本师师部成立周年纪念日。”还小结了战果:“在这战斗的一年中,我们也曾在黎川北端之上下南、胡坊、得胜关、新桥、邱家隘、广昌、驿前、高兴圩、狮子垇等处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光辉战绩。”

可以说,红十三师是在泰宁县新桥正式成立的。

在泰宁的反击战

第五次反“围剿”进行到约6个月时,中央苏区的东大门出现险情。

当时的情形是这样的:夺去北大门黎川的陈诚所辖的北路军将由德胜关攻击入闽,从东大门突入的汤恩伯所辖的东路军将向泰宁北面挺进,两路敌军的意图是:在新桥会师,利用“联保制”和“碉堡推进”两大新的“围剿”策略,将红军主力往建宁方向驱赶,不断缩小包围圈,最终将中央红军一网打尽。

1934年3月17日,红十三师从江西南丰赶来增援泰宁,接到的命令是:“主力务于19日十五时前赶到泰宁。”但泰宁城在十四时许失守。红十三师从梅口急行军两日,翻越峨嵋峰,于3月21日十五时抵达新桥。

彭德怀、杨尚昆、林彪、聂荣臻率红一军团一、二师,红三军团四、五师,也赶到峨嵋峰一带警戒。

驰援大军与两路劲敌相遇,新桥反击战骤然打响。

红十三师作为先头部队,任务是:“拒止或打击向新桥前进敌人——汤、樊两纵队,并配合友军消灭其一部。”(陈伯钧《新桥战斗中坚师的英勇战绩》)

3月22日一大早,三十八团一营三连赶往大源村北边的盐隘、巫寮和茶花隘,扼守闽赣交界的关口,以防敌北路军翻越武夷山,与北上的东路军会师。

红三连一赶到巫寮,就发动群众,军民一起在盐隘挖战壕。

说来真险!当天,北路军第三纵队指挥官樊嵩甫率七十九师及第六师十七旅从德胜关出发,正以一个营向盐隘侦察前进。所幸,红三连翻越峨嵋峰后,忍住了饥困,长途奔跑,抢占了制高点!此时,凭借隘口刚修的工事,突然袭击,打得敌军仓惶溃退。红军乘胜猛追,追过了牛岗地到达半岭时,发现前有大部队,就边打边撤,退守盐隘。

时近黄昏,敌以一个团占据盐隘右侧高山,另一个团扼守牛岗地半岭一线,以待明日强攻夺隘。可是当晚,红三连先发制人,沿大道突袭牛岗地,冲进敌团部的驻地,白天打垮一个营,夜里又打垮一个团。

天亮了,敌军开始反扑。在机枪和迫击炮的掩护下,两个团以密集的队形猛攻盐隘。红军居高临下,沉着应战,打退了敌人几次冲锋。但寡不敌众,便于上午十一时撤离盐隘。

茶花隘,也称巫寮隘,是阻击入闽之敌的最后关口,敌我双方志在必得,红五连顽强阻击。危急时刻,三十八团团长徐月达(?—1934)派二、三两营赶来增援,一举击退了敌人。午后,敌人拼力夺隘,攻势越来越猛,轻、重机枪齐射,再加炮击,红军人少,挡不住集群冲锋,不得不在下午十五时放弃茶花隘,退守大源。

这一撤,敌军将警戒黎川茅店方向的红军一、二、五连的后路截断了。团参谋长刘丕基(?—1937)临危不惧,率领他们突破敌军的包围,沿着隘下的山岭迂回,绕至大源,归还建制,继续阻击从隘口下来的敌人,直到第二天上午八时,还守住大源。

傍晚十七时,红十三师师部获悉:东路军汤恩伯部第四师第十旅及二十四团,由泰宁县城出发已抵达上青,正在宿营。新桥距上青约10公里,中间只隔着一道大杉岭山脉。南北敌军会师在即,情形危矣,陈伯钧师长命令:三十九团火速占领制高点“上岭下”隘口,次日消灭来犯之敌。

敌第四师战史十年,首任师长张辉瓒参加第一次大“围剿”,被红军捉获。汤恩伯接任师长,更是赣粤闽鄂“剿共军”第十纵队总指挥,但此次所率其实只有三个团,是打击的好机会。

谁知,中革军委当晚传令:留一军团一师在新桥瑶际蓬一线警戒,十三师立即经坑坪村的坑色、坪寮退回三军团司令部驻地帐干、新华庵一带,免遭敌人南北两路的夹击。原来,有人误报了“大源失守”的消息——这样,原定24日攻击汤恩伯部的计划落空。

24日,汤恩伯部乘红军转移之机,派一部进入岭下、张信地附近,主力向西北方推进到三仙岭(又称三仙岽)高地。同一天,红三十八团撤出大源,樊嵩甫部推进到大源一线集结。85年后,大源村见证者的后代对我复述当时的红军、白军,他们举了一个例子:红军来到大源,把门板卸下当床睡,走时会重新安好——白军来了,把门板劈了当柴烧!

3月25日拂晓前,汤恩伯部主力越过大杉岭,开进了新桥古镇,向大源村南边海拔千余米的瑶际蓬高地发起攻击。主攻的第十九团凭借重武器的掩护构成纵深火网,向红军阵地压迫前进,红一军团第一师一团杨得志的两个营节节阻击。

九时三十分,红一师在瑶际蓬浴血奋战,打退敌军7次冲锋,与敌人白刃肉搏,巩固了阵地。十一时许,红十三师赶来增援。三十八团不顾连续作战和长途行军的疲劳,仅十几分钟就投入战斗,在半山拦腰截击敌人,乘胜向瑶际蓬第一座山峰发起反击,配合一、三军团把国民党军赶回新桥。

但是,敌人仗着武器精良,当街架炮反击,试图凭借轻、重机枪的严密火力,迂回包抄尾追而来的红军。决战时刻,红军中的党员、干部带头反冲锋,锐不可挡,突入新桥街时,敌人弃下弹药、辎重、伤兵,四散奔逃。第四师十旅旅长王万龄将制服上的符号撕掉,混入士兵中逃出新桥。国民党军溃退时,放火烧毁了新桥街道两侧的民房、店铺,连街头的木桥也烧了,以此阻止红军的追击。

当天下午,红十三师向新桥东南追击到“张信地”,立即调整兵力,强攻敌人“上岭下”“下岭下”两个阵地,攻陷了两座刚修的堡垒。当晚,红三军团赶到张信地接替红十三师。

27日,敌北路军二三七旅从东面向瑶际蓬阵地发起进攻,重占新桥的敌东路军也派出第二十团,迂回到瑶际蓬侧面助战。这次守卫瑶际蓬高地的是红十三师,他们熟悉大源南部的地形,派兵从水源村和邓家地抄小路奔袭水埠,截断敌北路军的后路。

中午十三时,樊嵩甫部强攻瑶际蓬,几经争夺,红军退守瑶际蓬西端高地。国民党军攻占了瑶际蓬,终于实现第三、第十南北两路纵队会师新桥的战略意图——泰宁县委党史办主任童杨认为,这意味着,“从而完成蒋介石既定的‘铁桶战略’,再而导致红军长征和湘江战役的结局”。

历时6天的新桥反击战结束。

这一场反击,悲壮惨烈。开国少将鲁瑞林(1912-1999)时任三十八团一营三连指导员,他回忆说:“此役我们伤亡极大,我三十八团团长、团政委以至连、排级干部,除剩下我一个人外,全部光荣牺牲了。”(《回忆新桥运动战》)

在闽西北的最后日子

1934年3月29日,敌军占据泰宁县新桥的瑶际蓬后,开始分段构筑碉堡,但无前进企图。红军与敌军相峙了两天,便退守峨嵋峰。

4月2日,红十三师撤向新华庵休整。5日,敌北路军第三纵队从新桥返回大源,开往南丰方向。红一、三军团奉命回师,保卫广昌,红十三师留在峨嵋峰一带迟滞敌人和进行休整,一直坚持到4月15日才离开。

红十三师在泰宁新华庵休整期间,4月3日,“三十七团补充新战士约五百名”;4月4日,“三十八团补充新战士三百卅余人”;4月6日,“补充团开来三百七十余名,编入三十九团”。“虽系新战士,情绪却高”。(《陈伯钧日记》)

新战士来自哪里?当然是闽西北的子弟!1934年2月,泰宁开展“扩红突击月”活动,全县加入红军的有1000余人,仅大田就有150余人。(《世纪征程——泰宁县革命史大事纪略》)

补充的同时,不忘深造。4月14日,红十三师选送一批战斗骨干,去红军学校、第二步兵学校和军事连(军团办的)学习。短训结束后,分配去各部队任连、排长。

这是红军打不垮的秘密。

4月16日,红十三师在建宁西溪,召开全师连以上军、政、党干部大会,批评与自我批评“官僚主义和机会主义的领导方式”,然后,由猛进剧社演出新剧。当天,领到单衣3000件、子弹2万发,公略学校分配来连长10名、排长20名,指导员5名。同时,审查各团连以上干部,发现比较动摇的,一律免职。第二天,军团供给部又发来军服1000余件,还有慰劳的猪仔3头。这也是红军打不垮的秘密。

4月18日,红十三师经建宁甘家隘,进入江西南丰,去参加广昌保卫战。转战数月,直到1934年10月18日十八时,红十三师从兴国县曲利向于都仓前夜行军,20日深夜,最后一批渡过于都河,开始长征。

长征中的“铁流后卫”

长征时,红一、三军团前面开路,红八、九军团紧随其后,中央、军委两个纵队居中,红五军团因为受过正规军事训练,作为长征队伍的最后卫。

此时,红五军团重要领导人是军团长董振堂、政委李卓然、参谋长刘伯承和中央代表陈云。军团下辖红十三师(师长陈伯钧)、红三十四师(师长陈树湘)两个师,共六个团,一万人,他们要对付十几万追敌,意味着每天都要激战。事实正是如此。

从1934年10月18日起,红十三师断后,几乎连续十三天昼伏夜行,为的是避免敌机侦察和轰炸。但是,“天黑,路小,行李、辎重太多,行两步,停三步,一夜只走了二十里路。”

红十三师“每天打掩护,走夜路,急行军,受风寒,饿肚皮,像这样的疲劳状态中,加上天空敌军的轰炸,地下敌人四面八方的反击、迂回包围。”(李雪三《紧急渡湘水》)一路行军作战,护卫中央红军主力到了湘江边。

11月25日,中革军委下达了抢渡湘江的命令。红五军团兵分两路,进行梯次后卫阻击:一路为军团部和红十三师,掩护军委第一纵队(红星纵队);一路为红三十四师,掩护军委第二纵队(红章纵队)。

28日,红十三师在道县七里湾、山子脚、童子山一线布防,“我红三十四师亦于是日下午到齐”。第二天,红十三师主阵地转移到蒋家岭附近,原先防线由红三十四师派队接替。两支英雄后卫师,默契配合。此时,红五军团已锐减到不足5000人。

29日下午十五时,中革军委电令红三十四师去新圩枫树脚接替红六师防务。红十三师原定十二时挨次撤退,为了等红八军团,直到十五时以后,主力才边打边走,最迟离开道县,经永安关,进入广西灌阳文市。

30日,红十三师成为全军的最后卫。十五时许,红十三师发现红八军团在水东一线被桂军截断去路,陈伯钧当即下令三十八团占领鲁坚(全州两河乡鲁枧村)西北高地,掩护其他部队,并且“夹带比我大两倍的落伍人员”,绕过隔壁山,赶去石塘圩集合。

红八军团“转向鲁坚靠我后尾跟进”,在隔壁山分开后,奉命前往界首过江——然而错失良机,转向凤凰嘴徒涉过江,遭敌机轰炸,全军团战斗人员只剩600余人,后来编入红五军团。

这一天,红一、红三、红九军团和军委一、二纵队渡过了湘江,而红五军团的红十三师、红三十四师这两个后卫师,仍在东岸与敌激战,面临遭敌分割包围的危险。

红十三师抵达石塘圩,已是零点过后了。这时,“军团参谋长刘伯承派了一个科长来找我们,带来陈云同志写的信,说这是紧急关头,关系中国革命的命运,希望你们下最大的决心,赶快拉过湘江。那时拉过多少就多少,拉不过去就丢掉了。”(陈伯钧《中国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历史情况的回忆》)

尽管打了一天仗,行走五六十里路,连一顿饭也没吃,又饥又累又困,但是,接到命令,红十三师“即不停顿地向麻子渡前进,(急行军四十多里),到江边正赶上主力,过河后,天已拂晓。”(《陈伯钧日记》)

此时是1934年12月1日清晨,红十三师渡过了湘江。

关于红十三师抢渡湘江,有说是军团政委李卓然(1899—1989)的决定:红五军团阻击任务已经完成,但撤退的命令没有下达。没有命令,很多人说不能撤。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看情况紧急,果断地说:“撤!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将来如果怪罪下来,无非是砍我的脑袋。”于是,红十三师的兵力得以保全。(贺文春《李卓然子女心中的父亲形象》)

总之,红十三师以生死时速夜行军,在天亮时抢渡了湘江。真是万幸啊!

几个小时后,即12月1日中午,红三十四师赶到湘江边时,渡口已被敌军占领。全师在东岸激战一星期,最终仅极少数红军死里逃生。

12月16日,红十三师在洪州接到将红五、红八军团合并的命令,刘伯承恢复红军总参谋长职务,陈伯钧任军团参谋长。

此后,红五军团仍是“铁流后卫”,只不过主要由红十三师独任了。遵义会议后,红五军团撤销十三师编制,缩编为三个团,直接归军团指挥。1935年5月初,红五军团,原红十三师的三个团再次担任全军总后卫。

刘伯承元帅后来评价:“十三师是我最放心的师!”时任红一军团政委的聂荣臻元帅,1972年在北戴河疗养时对陈伯钧说:“要不是你的十三师在湘江战役与敌苦战一整天,我们前面的部队没那么顺利渡江,早不知是什么结局了。”(叶介甫《红军“干才”陈伯钧》)

红十三师出过不少人才。闽西上杭“九军十八师”中,有3位将军在红十三师工作过:袁子钦中将曾任红十三师政治部组织科科长;丁甘如少将曾任红十三师三十九团团部测绘员;张力雄少将曾任红十三师连指导员——1939年12月29日,抗大二分校校长陈伯钧抵达河北灵寿县祁林院,有人拉他去吃结婚酒,一看新郎,原来是福建人,当年下属中的连指导员。陈伯钧在日记中写成“张联雄”。

以下悲伤结局,据资料编写——1935年7月,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红五军团改称“红五军”,董振堂任军长,曾日三(1904—1937)代理政委,曹里怀(1909—1998,中将)代理参谋长(险被张国焘杀害,幸为朱德所救,调离红五军)。

1936年1月,原红五军缩编为红十三师,原红三十三军缩编为红十五师,组成新的红五军。10月下旬,红五军奉命西渡黄河。11月8日,红五军编入西路军,下辖五个团,其中三个团参加甘肃高台战斗,至1937年1月20日,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红十三师师长叶崇本等2000余人,几乎全部牺牲。

红五军另外两个团驻守临泽,1937年3月中旬编为右支队,向东行进,遭敌重兵围攻,大部战死,一部被俘。军参谋长毕占云(1903—1977,中将)等人,分散绕回陕北。

红五军团就这样损失殆尽,多少闽西子弟血洒陇原!

镇安桥,红军从这里前往建宁
镇安桥,红军从这里前往建宁

陈伯钧在闽西北

陈伯钧1910年出生在四川达县河市坝洗脚溪陈家,排行第六。父亲武秀才,家教甚严,母亲贤惠持家。他读过省立师范、黄埔军校六期,参加秋收起义。1932年夏,22岁的陈伯钧任红五军军长,因支持毛泽东的主张,当年秋,调任瑞金工农红军学校政治营营长。

1933年1月初,赵博生牺牲,中革军委调陈伯钧回前线。17日,他从瑞金冒雨启程,途经建宁5天,第3天是除夕,在建宁县城吃年夜饭。然后,经将军殿去江西资溪红军总部报到,接任红五军团参谋长。

此行,陈伯钧留下了一首诗——1月23日翻越武夷山时,见“山上竹木均被冰雪压俯,如拱揖状”,赋诗《感竹》:

冰雪高压,俯身如弧;

赤阳一照,高耸自如!

呜呼万灵,岂不如物?

第四次反“围剿”后,红五军团奉命加入东方军战斗。1933年9月4日下午,陈伯钧率部由黎川团村出发,经德胜关、巫寮,深夜抵达泰宁新桥大源村。此后38天里,转战将乐万安、三官渡、高塘和顺昌漠布,以及沙县高桥、夏茂,直到奉命回师黎川,于10月2日下午,返抵泰宁城。

此行,陈伯钧在战斗之余,阅读了《论反对派》、《红军中的政治工作》、《斗争》报、《红色中华》报,以及各种宣传品和白区杂志《新中华》《申报月刊》。每天写日记,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他如此记述秋季行军将乐县万安时所见:

“晨三时出发,沿小溪向东南,转弯抹角,林壑优美,时而峻崖绝壁,时而绿荫参天,颇有‘蜀山’趣味。”

在沙县,经高桥到夏茂,他写道:

“昨夜细雨微风,缠绵不已。正秋凉时候,铁器生寒,单衣不堪。看千万战士络绎不绝,宛如长蛇,雄姿过人,杀敌精神足备。”

抵达泰宁县城时,傍晚上街理发后,“沿途偶有所感”,吟诗一首《过泰宁》:

来时暑未去,去时露已寒。

问君匝月中,流了几多汗。

10月3日下午驻军新桥,第二天(中秋节)组建红五军团十三师师部,陈伯钧任师长。5日,入赣作战,因屡建功业,红十三师被中革军委命名为“坚师”,毛泽东阅读战绩,不禁赞呼:“红十三师万岁!”(王永恒《纪念陈伯钧将军诞生一百周年》)

黎川失守后,红军主力回撤泰宁,进入防御阶段。12月16日,红十三师师部驻扎在巫寮,至1934年1月24日,驻在巫寮达33天。

巫寮在大源村北的茶花隘与盐隘之间,三四里都是大岭,岭外是黎川,只在垇里住着十来户人家,非常偏僻。泰宁人这样吓唬顽儿:再闹?卖你去巫寮!

红十三师先头部队抵达大源村,宿营戴氏官厅时,听说里面有一户人家的孩子即将临盆,红军就露宿街边,等孩子生了才入住。

这个孩子名叫戴盛发,我采访他时,86岁了,耳聪目明。问起生日,正是12月16日。

师部驻在巫寮期间,陈伯钧阅读《苏联野战条令》,开展教育培训,指导防空、防毒演习,讨论运动防御战术,给侦察连上课……非常重视提升战斗力。

1934年1月24日,积雪未化,朔风甚烈,红十三师从新桥经黎川去切断黄坊与隘上的交通线,阻止敌军进入建宁包抄。26日抵达邱家隘、将军殿,展开激战,直到2月21日,师部一直宿营将军殿,牢牢守住了阵地。然后,出击江西。

汤恩伯部进攻泰宁,红十三师奉命驰援,3月17日傍晚抵达甘家隘。第二天赶往泰宁,县城却在抵达的前一个小时失守了。

陈伯钧率部翻越峨嵋峰,参加了新桥反击战,直到退守新华庵,4月15日奉命撤离,于4月18日经建宁去江西参加广昌保卫战。这一个月中,陈伯钧大部分时间在新桥行军、打仗、备战,对著名的峨嵋峰有过宝贵的描述:“山中多竹木并夹以山茶树,茶花正开,红艳可爱。山之土质亦良,但多荒芜无所出。若努力经营,多种花木果菜,真不亚于桃源仙境呢!”

三天后,红十三师接急信,转移到峨嵋山后的新华庵。时为春季,晚上二十时,“轻装急进,棉衣裤完全脱下”,“越峻岭、上峨嵋,峭壁十里,休息三次,征战七载从未经此悬岩。”(《陈伯钧日记》)

陈伯钧有诗人气质。3月31日,他在日记中写道:

“部署后即登峨嵋峰巅察看地形。山顶至庙子尚有数百米高下,攀援时许,始达最高处,俯视四周,均矮如伏犬。山之东南,倾斜颇急,不易攀登。山顶有乱石砌成小山峰,并备香炉,不知其为孤坟或迷信之胜景。山高多云雾,风甚烈,终日均在怒涛中。”

4月18日中午,陈伯钧在甘家隘休息。下午十四时,他走向江西,当年10月参加长征,率部成为铁流后卫,因善打阻击,赢得“铁屁股”的美誉。

以下是陈伯钧的重要履历,据资料编写:

1935年7月4日,到达懋功,与红四方面军第九军会合后,调任红九军参谋长,脱离了红五军团。第二年2月任红四军参谋长,7月任红二方面军第六军团军团长。1937年8月,红六军团编为八路军120师359旅,陈伯钧任旅长,参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1955年荣获上将军衔。

来源: ?三明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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