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滕久昕——滕代远之子，中国铁道博物馆退休干部。
一、
1937年冬，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1939年2月18日，改设“中共中央社会部”，这是继“中共中央特科”之后，中央一级管理和领导情报保卫工作的专门机构，部长是康生，副部长先后有潘汉年、孔原、李克农等。
1938年8月，在苏联学习情报工作的我的母亲林一回到了延安，经中央组织部分配，到枣园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对外称中央敌区工作委员会）工作，主任为周恩来，副主任张浩。不久，周恩来去国统区谈判，主任由康生接任，副主任是潘汉年。林一随即参加了特工委训练班，班长是白栋材，党支部书记罗青长，学员有李才、李成、李振远、吴成、石坚等同志，女同志只有林一和周梅影两个。学习时间不到3个月。
训练班结束时，正赶上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召开，从9月29日到11月6日，在延安桥儿沟中央党校召开了六中全会扩大会议。中央特工委干部部部长陈刚把母亲林一送到党校，当然不是参加会议，只要求她在那休息几天。在这里，母亲和我的父亲，任中央军委参谋长的滕代远相遇了。他们曾经在苏联见过面，这次重逢，彼此有了进一步了解。父亲真诚希望和林一结成伴侣，并直接提出来征求林一的意见。经过几天的慎重考虑，林一表示同意。“就这样定下了终身大事。”这是母亲《自传》里的一段文字。
1938年11月6日，党的六中全会闭幕，特工委机关由兰家坪搬到枣园，林一被任命为机要科长，受秘书长王中领导。12月的延安下起了小雪，宝塔山披上了银装，父亲滕代远与母亲林一结婚了，地点在中央军委驻地王家坪。“代远准备了一桌比较丰盛的饭菜，约请几位熟悉我们、工作常接触的同志参加，大家边喝酒边吃饭，直到很晚才走。第二天早饭后，我就回到枣园机要科。”林一在《自传》里面如是说。
枣园地处延安西北部，距离城内约十几里路。园里环境幽雅，人烟稀少。机要科只有林一、陈英和金信3个女同志，院内北边高坡上建有一排5个大窑洞，左起第四个窑洞就是她们3个人的办公地点与宿舍。第一个窑洞住社会部长康生;第二个住秘书长王中;第三个住秘书处王炎堂;第五个先住潘汉年后住孔原。大家都自觉遵守保密制度，自己知道的事情不向别人讲，不该知道的不去问。窑洞里4张木质小桌靠在一起，中间用高粱秆做成支架，糊上几层白纸挡住，工作时互相看不见。休息时，只能在窑洞前面的平台上活动，晒太阳。伙食是小米干饭或稀饭，菜是土豆、萝卜加白菜，油水很少。每逢周六下午，母亲到十几里外的中央军委驻地王家坪去看望父亲，呆上一天，周日下午返回，父亲经常步行把母亲送回枣园。
1939年2月18日，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被撤销，中共中央新组建了中央社会部（又称中央情报部），负责领导全党各根据地和边区的保卫和情报工作，康生任部长，王稼祥、叶剑英、李克农任副部长，后来孔原、潘汉年也担任副部长。当年夏天，林一随土改工作团到延川参加为期3个月的土改后，回到延安。22岁的她被任命为中社部秘书长，机要科长则由刘志汉接替。秘书处下辖机要、收发和管理3个科，还有几个领导秘书，负责与延安保卫处、军委锄奸部、军委二局、蒋管区保密电台译电组等部门协调，负责中社部特费保管、使用、结算、报销，组织接待中社部的客人及前方回延安的重要领导同志与各界社会知名人士。当时的延安，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习惯夜间办公，每天在22时以后，通讯员才把传阅文件送来，经部领导阅后，有的上报中央书记处，有的转走，有的退回，有的留下次日处理，每天要忙到次日凌晨一两点才睡觉。本来就不胖的林一，身体更加瘦弱。
二、
1940年5月下旬，父亲滕代远奉命前往山西武乡就任抗大总校副校长。这一年的冬天，中社部领导找母亲谈话，要她率领一个7人组成的情报保卫工作组，前往晋东南八路军前方总部开辟工作，该组由林一负责，人员有张箴、靳选清（金克）、任道先、宗韬、林放（郭有義）、孟庆煊（孟寒月）。工作组有电台、译电人员，还有准备派出人员，任务是搜集敌伪军政宪特情况，了解掌握打入我内部的敌人特务人员情况，方法是派人打入敌占区，深入敌伪内部，长期埋伏，开展隐蔽工作，保卫我党我军进行反敌特斗争。工作组受北方局领导，电台可直接向延安中社部汇报。母亲一行路经晋西北军区司令部时，受到贺龙司令员的热情接待，好吃好住，临走时还送了一件灰布面羊羔皮大衣和一头骡子，表示关怀。工作组继续向同蒲铁路线前进，晋西北派出交通部队护送，在榆次留宿一夜，半夜起来通过敌人封锁线。快到铁路边时，忽然前方出现许多黑影，由于是夜晚看不清楚是什么，大家立即卧倒。部队侦察后才知道是农民娶亲队伍，白天怕遇到敌人骚扰，只好夜间用花轿接新娘，大家虚惊一场。过了铁路就到了晋东南太行山二军分区，行军一个多月，人困马乏，稍事休息后继续前进。12月底，终于到了前总驻地辽县（今左权县）武军寺村，见到北方局代理书记彭德怀、野战政治部主任罗瑞卿和北方局组织部长刘锡五，汇报了任务和人员情况。首长们非常高兴地欢迎他们，名义上将他们安排在前总秘书处以秘书身份工作，但实际上由彭德怀直接领导。到达前总后，他们马上开展工作，调查了解情况，将随行的郭有义、孟寒月2同志分别派往河南开封、河北邢台，利用关系设立了情报站。虽然小试牛刀，毕竟初露锋芒。但仅靠这些是不够的，还要不断充实和发展才行。
1941年夏，向领导请示后，24岁的母亲林一带上彭德怀的亲笔信，和张箴一同步行两天，前往河北邢台浆水村抗大总校驻地，任务是选调干部。抗大校长名义上是林彪，实际上没有到过前方抗大总校。当时由副校长滕代远负责，教育长是何长工，政治部主任是张际春。由于是来挑选从事隐蔽战线工作的干部，学校首长都非常重视，立即陪同她到政治部组织科，通过看档案挑选出20多个干部，逐一谈话后，返回八路军前总。这样小山沟里办起了第一批情报保卫工作人员训练班，彭德怀、组织部长刘锡五、保卫部长杨奇清、副参谋长左权等首长都来讲课。林一和张箴担任大部分课程的讲解。经过严格训练，这些干部分别被派往敌占区邢台、石家庄、北平、天津、南京、安阳、开封、郑州、青岛、哈尔滨、沈阳等地设点。
1941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情报部，作为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统一的军政战略情报机关。林一在《自传》里写道：“这标志中共情报工作的战略转变，表明情报工作由原来搞报警性和保卫性情报转变到搞军政战略性情报，实现了由‘防转变为‘攻，对情报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中社部与中情部是一个机构两块牌子，主要任务是军政战略情报的获取与研究，也保留较小的机构指导各根据地的保卫工作，指导保卫工作用中社部的名义;指导情报工作用中情部的名义。根据形势发展，前总司令部成立情报科，林一任科长，直接归左权领导。这一年冬天，又成立情报处，处长左权，副处长项本立。驻地仍在武军寺，下设一科派遣科，科长林一;二科情报科，科长魏国运;三科技术侦察，科长钱江;四科爆破科，科长由项本立兼任。
1942年5月，敌人以2万人的兵力，在晋东南地区实行大规模“扫荡”，母亲林一奉命自行突围。她携带一支小手枪和敌占区同志代号、秘密通信地址、接头暗号等绝密文件，抱定突围不成就牺牲，绝不当俘虏的信念，冒着枪林弹雨，在一处梯田里卧倒，用双手扒开一个洞，将文件埋进洞里，想着人不在了文件在，绝不能让文件落到敌人手里。天已见黑，敌人不善夜战，胡乱打了一阵枪，就撤走了。突围中，林一遇到彭德怀的爱人浦安修和两个男同志，他们躲进山上老乡放羊避雨的一个小土洞里，挤在一起过了一夜。两天后，碰到总部派出的巡逻队，这才把他们带回集合地。见到首长和战友后第一句话是：“你还活着？”在清点人数时才得知副参谋长左权掩护后勤人员撤退时英勇牺牲了，大家非常悲愤。稳定下来后，林一带领助手前去梯田寻找埋藏的文件，但始终没有找到。为此，北方局组织部长刘锡五找林一谈话后，给了她一个党内警告处分。后来，我方派出人员在敌占区没有被捕和暴露，一切工作正常进行，证明文件没有落到敌人手里。即便如此，直到1956年母亲在北京铁路局副局长任上才被撤销处分。这个处分她背了14年之久。
1942年8月25日，38岁的父亲奉命接替左权担任八路军前总参谋长兼情报处长。母亲此时在情报处一科派遣科任科长，二科与司令部合并;三科保留;四科撤销。年底，父亲滕代远提出需要召开一次情报工作会议，总结过去工作，提出今后任务。会议的组织及准备汇报材料的任务就落到母亲身上，她全力以赴，认真细致地做了分工，系统搜集派出情报站最新消息及人员布置情况，拟出了隐蔽工作条例草案。会议于12月8日在上麻田召开，参会人员是来自5个军分区及太岳区的情报处处长。一二九师参议室主任申伯纯（当时该师没成立情报处，工作由参议室管）等人。首先由滕代远作总结报告，第一部分讲一年来的工作成绩、工作缺点和经验教训;第二部分讲到今后的工作任务和方法及各部门之间的配合关系。会议还根据实际情况，制订了几个工作条例;要求一二九师成立情报处，将原来由前总直辖的一、二、四、六军分区情报站，划归该处领导;各军分区可成立情报分处;正式确定太岳、冀南军区成立情报处，情报处与情报分处与同级参谋处为平行关系;在各战略区设立情报委员会。会议明确了各级情报部门的分工，明确了情报部门与军区、军分区党政军领导机关的关系;情报部门与锄奸、敌工部门的关系，提出了4项今后的工作任务。会议对林一起草的秘密工作条例、特费开支条例、外出工作人员守则、外出人员途中守则等规定，进行了认真讨论并提出修改意见。
此次情报工作会议被认为是八路军情报工作的里程碑。之后，情报工作有了新的发展，派出人员逐渐在敌占区立脚并取得合法身份，不断回送一些有价值的情报。1941年夏，最早派出的徐祖芳（徐楚光）到南京工作，在汪精卫伪陆军军部任科长，长期对汪伪警卫第三师师长钟剑魂进行策反。当年8月，钟剑魂率部2500余人在南京武装起义，全部参加新四军，受总部通电表扬;1942年夏，派出姚继鸣在北平建立情报站;1943年春，派出王岳石在北平建立情报站，通过关系潜伏到北平伪警察七队任大队长;后又派出滕代远的警卫员史怀善赴北平担任王的助手，冀中军区派出的宁致远也转交王领导，不久就当上北平伪警察局内五分局长;1943年5月，派出贾建国到北平建立情报站，这是北平建立的第三个情报站;同年8月，派出的郭有义由安阳打入开封市，担任伪契税局事务主任;派出的吴敏、曾洁光、金克、唐醒民建立了开封情报站，还设立了秘密电台，与总部联系，情报工作搞得风生水起。
三、
1944年11月至1945年1月，林一化装后只身经安阳前往开封、北平和天津等敌占区检查情报工作，以“娘家人”的工作代号，看望潜伏下来并取得成绩的同志，送去总部首长的关心与问候、传达上级有关文件和指示。检查中，她发现地下电台及天线安装的隐蔽存在问题，便立即指出，适时提醒我军情报人员在外出时身上不能有任何武器和纸片，所有地址和联系暗号全部都要记在脑子里。母亲曾坐在交通员拉的人力车上听取汇报，也曾与其他情报人员扮作恋人在中山公园散步中布置工作。原计划还想多去几处看看，但此时的母亲肚子里正怀着我的二哥，已有5个月身孕，行动不太方便，只能返回总部驻地。她在《自传》里深有感触地写道：“情报工作能亲自到第一线看看，增加了许多实践知识，比只坐在机关指导工作有利得多。”
从1940年冬受命率领7人小组前往晋东南八路军前总开辟情报工作开始，到1945年1月只身前往敌占区检查情报工作返回总部为止，母亲林一在隐蔽战线从事情报工作有近5年时间，她兢兢业业，精益求精，没有发生任何问题，对我党、我军的情报工作做出了重大贡献。
1945年8月15日中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25日，滕代远和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等高级将领奉命搭乘美军机返回太行山指挥部队接受日军投降。在出发之前的8月19日上午，父亲就前总情报工作专门向党中央作了汇报。汇报是以召开中央社会部和情报部部务会议的形式进行的。参加会议的有：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中央社会部和情报部部长康生;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毛泽东亲自提任的情报部副部长李克农;中央社会部副部长兼干部部部长陈刚;中央社会部一室（情报）师哲;中央社会部一室主任冯铉（又名萧立）;负责记录的是时任中央社会部一室副主任、负责情报、机要工作的罗青长。
滕代远以“简单地谈谈集（總）情（报）工作吧”这句开场白，开始了他的汇报。滕代远首先介绍：当前发展的线索有450多个，总部执掌的大小情报站20个，基本关系103个，是党员的61个，外面发展的71个，有投机性倾向的4个，平、津、太（原）、开（封）区域发展伪高级职员23个。他还逐一介绍了北平站、开封站、太原站、天津站、石门站（石家庄）、哈尔滨站的工作开展情况。滕代远很认真地对情报工作提出几点意见：如搜集情报的分工、对隐蔽战线干部要着重军事知识教育、对情报打入工作的认识、对长期埋伏的认识和大胆使用社会关系的认识;开展情报工作的方法，即重视敌伪上层关系，又需采取群众路线，利用合法身份作掩护，公开与秘密相配合。政治攻势、军事打击、经济封锁相配合。对于情报交通工作的建立与加强，也总结了保证上下安全联系，及时输送情报，建立电台，有线电话和无线电台相配合。注意利用关系在敌伪军中设立电台为我服务。在情工经费方面，提出自己的意见：只靠预算不行，要自己搞物资交换，经费不能只靠上面，还要靠自己经营。他提出对情报工作的研究要更为迫切，要求半个月情报处开会一次，专门研判情报信息，定期向延安报告，也希望上面派人下来巡视或传达指示。关于如何对K（即KMT，国民党的英文缩写）为主开展工作，是一个新问题，目前K特工作薄弱，请求中情部及时交换有关K的情报，在设置站、组方面应该有个规定，以便我们执行。
滕代远汇报到最后一句话是：“林一的问题最好这里解决。”
滕代远汇报内容详细，事例夹在其中，领导们很满意。
李克农接着发言，讲的是干部问题，提到对鲁克等16名干部的任命。
最后，康生作了总结，又说：“（情报工作）（太行山）根据地抗战以来是第一，林一要传令嘉奖。”最后又说：“林一问题，参谋长酌情办理。”滕代远汇报结束时提到自己的爱人林一，中社部领导康生在总结发言里面两次提到林一，究竟是什么原因？
笔者分析：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前总情报处即将撤销。此时，林一究竟如何分配工作，滕代远希望延安的领导有一个明确态度。另外，抗战以来，太行山根据地所进行的情报工作是比较好的。林一在1941年秋被任命为八路军前总情报处派遣科科长，所做的工作十分出色，成绩大损失小。
后来，根据形势发展需要，1945年年底，前总情报处被撤销，晋冀鲁豫中央局成立了国军工作部，薄一波任部长，申伯纯任副部长，一室主任是陶希晋，母亲林一被任命为副主任，主要任务负责城市工作。原情报处在开封，郑州等地的工作，统归一室领导。
我从父母撰写的回忆材料及其本人填写的干部档案留底草稿里面，均未发现有关对“林一要传令嘉奖”的文字记录，看来这个传令嘉奖问题还真被父亲给“酌情”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