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伏太行盼日出 ——父亲张文进抗战时期在长治开展情报工作的往事

作者:张宇(北京)

我的父亲张文进,于1919年11月15日出生在河北省新乐县东紫烟村一户农民家庭。


海军后勤部正军职顾问、开国大校张文进

1936年6月加入共青团,1937年4月抱着誓死不当亡国奴的决心在山西太原参加了牺牲救国同盟会。1937年10月由共青团转入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历任抗日军政大学学员、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三纵队襄垣县游击队队长、牺盟会高平县特派员(县长刘湘萍)兼高平独立营政治教导员(营长王毓淮)、决死三纵队第9团3营政治教导员、八路军太行第三军分区襄垣独立营政治委员、太行第四军分区情报处(对外称“第十八集团军太南办事处”)谍报派遣股股长兼长治情报站站长、分区情报处主任。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太行第三军分区情报处主任、太行第二军分区情报处主任、团参谋长,1947年起任太行第四军分区(后兼独七旅)团政治委员、平原军区团长、第二十兵团师参谋长。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任志愿军第66军196师参谋长,归国后历任海军后勤干部部副部长,海军后勤学校校长,海军后勤部政治部主任,海军后勤部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正军职顾问等职。

1983年1月27日在北京逝世。


1974年2月张文进全家合影.前排为张文进、张兰青夫妇。后排左2为本文作者张宇。

父亲生前经常向子女们讲述他在战争年代的故事,但讲得最多、最吸引我的还是他抗日战争时期在山西长治地区出生入死做地下隐蔽工作的惊险故事。

1942年夏季,日寇向我八路军太行根据地进行“大扫荡”,所到之处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由于我根据地情报来源少,在日寇的“扫荡”和“蚕食”下,对于敌人的奔袭和偷袭,时常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损失非常严重,根据地也缩小了。

为了及时准确掌握敌人对根据地的进攻动向,急需加强对长治的情报工作。上级党组织鉴于我父亲于1938年至1942年期间,在山西高平县当过牺盟会特派员兼独立营教导员,又在襄垣县独立营当过政治委员,对长治地区的敌情有所了解,加上他政治忠诚可靠,作战机智勇敢,决定派他到驻在太南根据地平顺县的太行第四军分区情报处工作。

1943年3月,父亲到平顺县寺头村报到时,正赶上太行部队精简整编,新编第一旅与太行第四军分区合并。为加强军事情报侦察工作,上级将八路军前方总部情报处直接领导下的太行四分区情报站(负责人李新农,对外名义是第十八集团军太南办事处主任)和太行第四军分区司令部侦察股、新编第一旅司令部侦察股等三个任务性质相近的情报侦察机构合并为太行第四军分区情报处(对外仍保留第十八集团军太南办事处的名义),处长李新农,下辖谍报派遣股、部队侦察股和材料整理股。
父亲调四分区情报处后,先是任一股(谍报派遣股,专管内线与单线联系等隐蔽战线的工作)副股长。1943年9月崔星股长调新成立的太行八分区情报处后,父亲任一股股长(二股是部队侦察股,股长江涛)。父亲领受的第一个任务是建立通往长治城(也称潞安府)的情报交通线和长治情报站,了解和掌握长治城及周围日伪军驻扎、部队番号、兵力调动等情况,重点是查明敌人“扫荡”前粮秣调拨、运输和分路出发到根据地的情况。目的是使我方能提前知晓敌人的动向,及时调动部队反击,组织根据地群众转移到安全地带。

父亲回忆说,长治是晋东南地区的战略要地,城里驻着日军一个师团部,所辖部队分布在邯长、临屯、白晋公路沿线的城镇和据点上。那里的敌情变化,关系到八路军太行、太岳两个根据地的安危。他十分明白肩上担子的份量,更清楚做为完成这一紧迫任务的第一步是在长治城郊建立一个可靠的立足点。当时分区情报处机关设在八路军平顺根据地的东寺头村,在此村还驻有军分区司令部和政治部和分区领导、太行四地委领导和机关。而父亲他们情报处一股(该股对内对外都是保密的)的谍报侦察人员平时集中驻扎在平顺根据地五区的北社和东、西五马一带。以此为基地向长治、潞城、壶关等敌占区和游击区派出情报分站、建立地下交通线,情报一个村接一个村传递。各情报分站传来的情报信息到东五马东坡汇集整理,并通过电话将情报传送到军分区,军分区情报处汇总后,再向左权麻田八路军总部情报处报告。

父亲要建立通往长治城的交通线和情报网站,首要任务是调查走访摸清情况。他从平顺军分区机关寺头村出发,一路走,一路向沿途我方抗日区政府详细了解当地的情况,如:游击区、敌占区的情况,各村两面村长的品德和为人,他们对抗日的态度及可靠程度等情况。摸准没什么问题之后,再进村走访。沿途风餐露宿,一村挨一村,边走边将平顺寺头到长治城沿途情况详细掌握在心中。日本侵略者为长久占领中国,将其占领区进行了严密的网格化管理。长治城郭周围所有村镇住户都被其纳入网格中。要插入这些网格,建立党的秘密交通情报站异常困难。因为在敌占区人生地不熟,稍不谨慎便会落入敌特手中,一旦被敌人抓住,只有两条路:第一条路就是贪生怕死当叛徒,出卖组织和同志。父亲说,他们的地下情报组织都是单线联系,每个情报员只知道自己的上线和下线,其他一概不知,一旦出了叛徒就能扯出一条线的人。叛徒活了性命会被敌人放出来,但共产党八路军不会放过他,因为他出卖了组织和其他同志,所以一定会将叛徒处死。另一条路是咬紧牙关,坚守党的机密,受尽酷刑也不屈服,最后被敌人处死。

父亲常对我们说:当年八路军的情报人员就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干革命,一旦被敌人抓住,横竖都是一个死,绝对不能出卖党组织和上下线的同志。相信自己死了,党组织一定会替他报仇雪恨。

在建立长治情报站最初,父亲是单枪匹马在长治郊区,对已被敌人网格化管理的村子一个一个摸情况,目的是想找一个在敌占区附近的可靠村子落脚,以便开展情报侦察工作。

据父亲回忆:一天,他来到长治城东北的双桥庄盐店沟村,这个村庄当时在敌人的网格管理中归潞城管,距长治约有十五、六里路,分散住在山的南坡上,站在山顶,上党盆地和邯长公路尽收眼底。在村子最北头的山坳上住着一户郭姓人家,是从河南林县逃荒来到此处落脚谋生的。女主人姓王叫王三妞,四十多岁。丈夫郭老汉和大儿子郭银科天天在山上种地,小儿子水科只有十岁,天天放羊,还有一个女儿未嫁。

父亲一看这户人家老实可靠,他家地形也好,三面环山,距最近的邻居也有一百多米,既隐蔽又安静,站在他家窑顶上,可清楚地看到东、南、西三面情况变化,北面是深山,一旦敌人来了,可迅速撤进深山。因此,父亲就想将这户人家发展成我党的秘密交通站,就与女主人王大娘攀谈起来,王妈妈发自内心的说:“八路军好,待人和气,还打日本鬼子。”

接着,父亲又与她闲谈,进一步了解双桥庄盐店沟村里的情况,有多少住户?都是干什么的?家里有没有亲戚给敌人干事?

王大娘如数家珍一一道来,三十几户人家的情况全被父亲掌握的清清楚楚。

父亲认为村里的住户关系单纯,政治条件好,最后决定以此处为基础发展情报交通,再逐步深入到长治城内敌伪机关和郊区据点内。

父亲经过几个月的努力,终于取得了成绩,在长治市里敌伪中间也布置下了内线,建立了几条秘密情报交通线,直通城外基础可靠的村庄,总枢纽设在老顶山双桥庄盐店沟村王大娘家,她的大儿子郭银科(解放后在长治市金属公司当干部)当了情报站的地下交通员,负责传递情报。他们全家统称我父亲为“老张”。其实,我父亲当年只有二十四、五岁。

长治城内的情报送到双桥庄盐店沟村情报站,由地下交通员转送到平顺根据地八路军太行四分区情报处。

凡重要情报都插有鸡毛,这种鸡毛信一送到王大娘家片刻不能耽搁,立即由交通员风雨无阻、马不停蹄的送往平顺根据地。

父亲每每谈到当年的情况,总是感叹道:“老百姓真好,他们咱为八路军办事,真是豁出了性命”。

父亲是军人出身,平时走路腰板总挺得很直,但为了进入长治城里开展情报工作,就在双桥庄背个马搭子,练了几天老百姓走路的姿势,两腿叉开走,弯着腰,见了守城门的伪军也学着老百姓的样子点头哈腰,一口一个“老总”、“老总”的叫着,还掏良民证,总能顺利进城。

为了顺利进出城门,他将伪军守门卫兵所有人的家庭住址,家庭成员都背得烂熟于心。

一天,父亲执行完侦察任务后出城,一个伪军队长看出他不像一般老百姓,便将带到一边审问,还要将他抓走。父亲明白一旦被抓走再无生还可能,他凑到伪军队长耳边悄悄说:“我就是你们要抓的老张!我此次出城,城里有人目送我,城外有人等着接我,别看都穿老百姓衣裳,可是十几双眼睛都盯着咱俩那!你家是某某村的,你父亲名字叫某某,你在家排行老几,你家大门朝哪开我都知道,你现在把我抓走,今天晚上你全家人都会被抓走,我死了,不出三天你定会死。”那个伪军队长瞪大眼睛,盯着老张看了半天,一声不敢吭,竟将身子转了过去,后背对着我父亲,父亲趁机飞快出了城。

此后,父亲通过内线,知道伪军队长哪天值班守门,就专拣这天进出城门,那小子一看到父亲来了,赶紧背过身,装看不见,放他自由出入城门。

据此,父亲讲,一定要了解他,拿住他的短处,制服他,控制他,只有这样才能战胜敌人。

父亲的战友卢镜昇叔叔(抗战时期曾任太行第四军分区政治部敌工科日军干事、副科长、科长)1987年撰文“发生在敌占区的故事–秤锤老张”,在长治《巍巍太行》季刊上登出,其中写道:“1943年某月的一天,太行四分区情报处一股副股长张文进身穿便衣,到长治城南一带了解敌伪军的活动情况,结果在秦家庄和一队伪军遭遇了。他想迅速避开,但还是被伪军发现了。他被伪军跟踪包围在长治城郊的一座庙中,随身只携带了一只驳壳枪,子弹本来就不多,刚才被敌人追赶时已被用完,其他武器有没有。敌众我寡,硬拼是没用的。他沉着冷静,急中生智,将门后的一个秤锤投向敌群,并突然大喝一声:看家伙!,敌人看见一个黑呼呼的东西带着个尾巴迎面甩来,吓得撅着屁股爬了一地。父亲趁机箭步冲出大庙。敌人单等着手榴弹爆炸,等清醒后,才明白上了八路的当。带慌忙整顿队伍追赶时,老张已跑得无影无踪了。”父亲这段故事是我看了卢镜昇叔叔写的文章(责任编辑雷平)后才知道的。父亲生前没有给我们讲过。八路军太南办事处主任李新农伯伯在他写的回忆录《书生革命》一书中的115页,也提到过父亲当年机智脱险的故事。

父亲对王大娘舍命救他念念不忘:一次,他进城取重要情报,在回双桥庄的半路上,因为打摆子(疟疾)发高烧,加上又冷、又饿、又累,竟然昏死在路上,郭银科的母亲王大娘在山上左等右等也不见到我父亲回来,她心急如焚,爬到山顶向长治方向张望,突然看到山下路上躺着一个人,一动不动,她拐着一双小脚,急匆匆下山,走进一看竟是已近昏死过去的老张,王大娘瘦小的身子,又是一双小脚,竟不顾一切拼命背起了昏死的“老张”(当地老乡就这样称呼我父亲),一步一步艰难地挪回到山上,回家后又将平日舍不得吃,用来换油、盐的鸡蛋冲蛋花给“老张”灌进嘴里,还将仅剩的小米煮了粥喂他吃,“老张”终于被她们救醒了。父亲后来经常对我们讲,要不是王大娘抢救及时,我当年就死在半路上了。

父亲还常回忆起王大娘的小儿子水科,说水科天天站在最高处放羊,其实是监视敌情,一旦有敌伪军上山,他就喊“狼来了!狼来了!”。我父亲张文进和情报人员立即从他家转移进深山,敌人根本抓不到人。夏季,暴风雨来了,天上掉下鸽蛋大的冰雹,在山顶放哨的小水科无处躲藏,头上竟被砸出好几个大包。

讲起王大娘的女儿父亲怀念有加。当年父亲经常在双桥庄找关系谈话,了解敌情,汇总情报,整理材料。王大娘就让她女儿守在窑洞口做针线活儿,监视山下敌人的动向。有一次,正是深秋,天气转冷,天刚蒙蒙亮,敌人突然闯进了庄,我父亲穿着单衣仓促钻进山上的玉米地里,很长时间也没动静,他又冷又饿,又不敢离开玉米地,正在为难,王大娘的女儿提着篮子装成摘菜上山来的,及时给“老张”送来衣服和吃食,并告诉“老张”敌人是抢粮食来的,已经走了。

父亲说,他和王大娘的大儿子郭银科在半山腰挖了一个暗窑,冬天辅上干草在上面睡觉,夏天则睡在长满庄稼的地里。双桥庄的老百姓很苦,1942年到1943年太行山闹大饥荒,加上敌人的封锁扫荡,一年四季缺衣少吃,但是一旦我父亲“老张”来了,王大娘一家就将省下的小米、土豆给他吃。父亲深有体会地说:“那时候,真是体现八路军和老百姓鱼水情深啊。”

正是由于有了许多像王大娘这样的老百姓真情掩护,父亲在这条情报线上工作了三年时间,敌人只知道有个“分区老张”,但始终无法抓住他,而敌人情报却源源不断被送往八路军军分区和总部,有力的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鬼子再也无法展开大规模扫荡,八路军太行军区、总部还专门通报嘉奖了父亲他们情报处。其中包括几个重要情报:

一是上党战役中长治敌军兵力部署的情报。因为情报详细准确,所以战上党时减少了我军不必要伤亡。

二是长治机场的情报,当时机场只有少量国民党把守,父亲他们的情报处得知这一消息后,即刻转报总部,太行军区李达司令员迅速派兵连夜飞奔长治,抢先攻下长治飞机场。正因为长治情报站给太行军区司令部提供的情报准确、清楚、及时,我军大部队进城时,总部为了表彰情报处,特意让父亲领导的情报处(当时父亲是分区情报处长)走在队伍的最前列。多年后我父亲一提起此殊荣,还是喜不自禁,满脸的高兴。

父亲说过,解放长治的情报是分两条渠道分别送到总部的,总部根据两路内容一致的情报部署周密的攻打长治城方案。父亲他们情报处的情报和另一路情报都很准确,总部也是根据送出的情报制定了攻城兵力部署。在那种兵临城下的形势下,连个鸽子飞进城也要被敌人抓住,何况是人?但他们情报处得到的情报是谁传递出来的,我父亲始终没说过。父亲当年在长治建的情报网里有谁,他也从来没跟我们讲过。

但他说过战友焦万里和李福海打入敌营的故事。上党战役临开战前两天,为了万无一失,党组织又将太行四分区政治部敌工站(对外称八路军太南联络处)的敌工干部焦万里和李福海两位派进长治城取情报。敌人此时已狗急跳墙,对进出城的人员检查异常严格,当即将焦万里(化名姓刘)抓住关了,还未来得及审问,长治就解放了。李福海则被我们的关系户藏了起来。“文革”期间他俩都挨了不少整,受尽审查苦难,父亲总说他们的案子是冤枉的。

父亲时常提起战友李庚鑫给过他一件羊皮袄的事。上世纪四十年代长治的隆冬,滴水成冰,冬天常能冻死人。父亲穿着单薄的棉袄经常穿梭在往返在敌占区至军分区的大山里,寒风夹杂着雪花,打在身上很快就把人吹透了,他冻得直打寒战。一次他对战友李庚鑫(负责潞城情报站)说帮忙找个羊皮袄御寒,没几天李庚鑫就搞来一件大羊皮袄送给我父亲,我父亲将皮袄穿在身上暖在心里,十分感激李庚鑫,真是战友情深深似海,雪中送炭不言谢。

父亲还讲过李庚鑫锄奸的事。一次,上级派下来的县长去赴任,半路被一个汉奸截杀了,这个坏人有武功,能“蝎子爬”(两手撑地,脚朝天行走)半里地。这个坏家伙还把护送县长的战士一气杀了十几个。消息传到我父亲这里,他气坏了,找到干过锄奸队长的李庚鑫,命令他三天之内必须将此人的脑袋提来。李庚鑫足智多谋,利用这个汉奸逛妓院的机会,果真将这个汉奸的人头提了回来。

(此文载于《红色太行》201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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