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行英雄

父亲江涛在志愿军司令部

我的父亲江涛于1950年底至1957年底,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以下简称志司)度过了他31岁至38岁的时光,留下了近五万字的笔记和一百余张黑白相片,以及勋章、纪念章、证件、生活用品等遗物。因父亲英年早逝,我对这些遗物的故事细节知之不多,但结合父亲战友们的回忆录,那段历史的整体画面清晰地展现在我的眼前。





一、志司的部侦情报干部


抗美援朝时期,志愿军作战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运动战为主,与部分阵地战、游击战相结合,进行了五次战役。第二阶段以阵地战为主,开展持久的积极防御作战,最后发动了三次夏季反击战役。


第一阶段期间,父亲1950年11月第一次踏上了朝鲜战场的土地,任首批军委情报部赴朝情报调研组组长,参加了第二次、第三次和第四次战役。


第二阶段期间,父亲先后任志司作战处副处长、情报处处长,参加了1953年春反登陆战备和三次夏季反击战役。


直到1957年10月,父亲圆满完成了祖国交给的部队侦察与情报工作任务,凯旋回国。


上级之所以把这些任务交给父亲,与他的革命历程息息相关。父亲1938年8月从抗大毕业后,被选派到军委参谋部二局在延安举办的谍报训练班,抗战期间从事八路军的情报工作,解放战争期间在野战军带兵打仗,建国初期被选派到军委情报部领导部队侦察(以下简称部侦)工作。除了坚定的信仰,父亲在部队侦察、情报工作、指挥作战方面的经历与经验使他能够圆满地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





二、任首批情报工作调研组组长


1950年10月25日,抗美援朝战争拉开了序幕。11月中旬,军委总情报部决定组建首批情报工作调研组(以下简称调研组)赴朝鲜战场,由时任情报部部队侦察处副处长的我父亲江涛任组长,其任务是:1、指导、调研部队战场侦察工作,2、审问联合国军俘虏,3、搜集整理敌军情报。


调研组立即做好思想上、工作上、物质上的准备,抱着一去不复还的决心在情报部院内合影留念,他们是:江涛副处长、刘雨风科长、朱化副科长、朱永琪、王钟华、陈汉波、赵锐、蒋嘉、徐正浩。


1950年11月左起徐正浩、赵锐、王钟华、江涛、陈汉波、朱化、朱永琪、蒋嘉、刘雨风

11月23日,调研组从北京秘密出发,在沈阳军区摘下解放军帽徽和胸牌,身穿无任何标志的军装,配备了德国造手枪,于12月1日从吉林宽甸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因敌机白天狂轰滥炸,调研组只能利用夜幕在冰天雪地中艰难前进。沿途的残垣断壁与悲愤的老幼妇孺,激起了他们对敌人的无比愤慨。4日,调研组到达彭德怀司令员兼政委所在的志司驻地——大榆洞。调研组马上一分为二,父亲带朱永琪和赵锐随志司赴前线部队检查指导工作,其他六人到位于碧潼的志愿军战俘营审问俘虏。


除两位科长外,调研组成员多是刚入伍的青年学生,父亲注重手把手地培养他们成为我军的优秀情报干部。父亲给朱、赵布置任务做到事无巨细:1、搜集敌军文件,特别是美伪军的作战计划、密码、地图等。2、调研部队侦察工作,如何进行侦察?有何经验和困难?3、参加部队的作战总结……父亲对如何完成任务,如何行军,如何生活等细节作了详细、具体的说明和叮嘱,并鼓励他们凯旋而归。朱、赵深受感动,完满地完成了任务。


三、参加第二至第四次战役


在志愿军第一阶段作战五次战役中,父亲参加了第二至第四次战役。


第二次战役是扭转战局的战役。志愿军采取了“故意示弱,纵敌、骄敌和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毙、伤、俘敌3.6万余人,收复了“三八线”以北的全部领土及“三八线”以南的部分地区,迫使联合国军由进攻转入防御。正如彭德怀写道的:“此役确定了抗美战争胜利的基础,恢复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全部领土。”父亲留下了两张缴获美军坦克的老相片,相片的背后写着:“二次战役后军隅里附近,我一一八师的一个连击毁敌坦克九辆,此为其中之一。”




在第三次战役,我军对依托“三八线”防御的敌军发起全线进攻,将其击退至北纬37°线附近地区,占领了韩国首都汉城(今首尔),共歼敌19000多人。父亲那时的老相片显示:身穿无外罩的棉军衣,虽皮帽下的面庞疲惫、消瘦,但目光却依旧炯炯有神,展现了志愿军将士的英雄风采。


1951年1月江涛在志司


在第四次战役,为制止敌军发动的攻势,我军主力停止休整,撤出汉城,在“三八线”南北地区转入运动防御,歼敌7.8万余人,争取了掩护后续兵团到达的时间。父亲多年后回忆紧张的战斗情景时说:“我们在朝鲜搞情报的时候,一边刷牙一边看电报,放下牙刷马上就处理事情。”


第四次战役后,调研组任务结束,父亲回到情报部。


四、任志司作战处副处长


1953年1月22日江涛日记


1953年1月,父亲奉命赴志司轮换,任志司作战处任副处长。21日,军委情报部阎揆要部长给我父亲布置了任务,晚上部里召开了欢送会。22日,父亲再次登上出征的列车,这次与第一次赴朝有所不同:一是不再只穿无任何标志的军服,而增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胸牌。二是不再是秘密出征,在北京前门火车站受到了首都人民的热烈欢送。三是父亲不再是单身一人,而有了与年轻的妻子与襁褓中的女儿(我)的牵挂。


左起江涛、李炎、丁甘如、原星在志司


一路上冰雪湿滑、路窄坑多、地雷密布,发生了多起翻车事件。车祸造成了人员牺牲,战友伤势严重,幸好我父亲有惊无险。27日,父亲到达志司驻地桧仓郡,向杨得志副司令员和解方参谋长报到,任志司作战处任副处长。


1953月12月31日江涛与肖剑飞在志司


志司作战处处长先后是丁甘如、肖剑飞,副处长有杨迪、成普、原星。那时作战处内设作战、情报、军训、防化、测绘等科,父亲在作战处负责情报科工作。


作战处是志司首长能参善谋的助手,其主要任务是:


1、根据收集到的情报,研究敌、我、友的部队编制、武器装备,熟悉战区的兵要地理、气候变化,判断、分析、掌握瞬息万变的战况,及时向上级报告。


2、根据上级的意图拟制具体作战方案,向各部门和各部队传达、检查上级的指示和命令,组织协调部队的行动与集结,担负武器装备的分配与调整。


3、落实作战指挥所(邓华指挥所、韩先楚指挥所、东海岸指挥所、西海岸指挥所等)的组织分工,以及参谋的学习总结、部队的军事训练等。

1953年初,志愿军的重要任务是反登陆备战。1月20日,二战时盟军最高司令艾森豪威尔就任美国总统,承诺迅速结束朝鲜战争。作战处综合分析后认为:美军很可能从东、西海岸实施登陆作战,企图再现美军诺曼底登陆的雄风。经上报志司首长和党中央后,得到毛主席的充分肯定。作战处根据上级意图,夜以继日地实地勘察,拟定了陆、海、空和各兵种协同作战方案。此方案经首长批准与修改后,作战处标绘了作战地图,协助组建了的东、西海岸指挥部。迫于我军充分的防御体系和战术反击,美军4月26日被迫取消了大规模登陆计划,重新回到中断了半年的谈判桌前。


五、任志司情报处处长


志司成立之初设有情报侦察处,崔醒农、李士奇先后任副处长。后来情报处一度取消,情报工作划归到作战处的情报科负责,分为审理组与侦察组。1953年5月,经志司解方参谋长提议,志愿军首长批准:情报科改为情报处,父亲江涛任志司情报处处长。





军事情报是指挥作战的根据,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志愿军的情报工作主要有:


1、建立全线观察体系。组织一线部队在阵地建立各方位观察所监视敌人,配备高倍望远镜、炮队镜、有线电话或无线电报话机等侦察与传送情报。如上甘岭战斗中,我军各部队从正面、侧面、背面建立全线观察网,相互交换情报,及时发现敌方动态。


2、开展渗透潜伏侦察。在军、师、团、营选派机智勇敢的侦查员建立侦察分队,在预定地区寻找丛林、草地、乱石堆等潜伏获得情报。我侦察员可身穿南朝鲜或美军军装,袭击敌指挥所、捉“舌头”,我方共捉到“舌头”约3000人。


3、开展全面侦听工作。联合国军之间通话、空军飞行员交流、外国记者通讯常使用明语。我军从国内调配来英文翻译和朝鲜族学生,分到各部以报话机、无限电话、收音机、电台进行全天候侦听。要求部队打扫战场时注意收集敌方的密码本、地图、作战部署等文件,用于破译敌军密电。如上甘岭作战期间,15军话报侦听收到有价值的情报有270份。


4、审问俘虏获取情报。被我方捕获的俘虏近两万名,通常在前线先由作战部队进行初审,然后部分送到我军后方俘虏管理处审问,俘虏大都如实提供所知信息。我方通过审俘与研究缴获的文件,了解到敌军的作战部署、主官信息、部队编制、武器装备、训练情况、军事院校、战斗力、作战史等情报。


1950年11月审俘干部在碧潼志愿军战俘营


5、破获敌特分子。敌军用直升飞机夜间空投的方式,派遣大批特务空降我方区域,收集我军情报。如1953年初,在谷山之大角山地区一次空投特务96人。部分漏网敌特观察到我军在东、西海岸严阵以待的情报,使美军对大规模登陆计划犹豫不决,从而向我军发动“空、坦、炮、步协同作战实验”,被打败后彻底放弃了登陆计划。


6、分析研究上报情报。将来自各方的情报及时与相关部门一起汇总、分析、研究,及时上报志司首长与相关部门,并且适当通知友军。如:我军侦听到美军次日派大批飞机轰炸我鸭绿江水丰发电站的情报,上报后使我方有一天的时间采取应对措施,损失很小。


父亲除领导部队侦察工作外,还担负了志司建章立制、军事参考、刊物编辑等工作。


六、参加反登陆备战和夏季战役


父亲任志司情报处长时,正值1953年志愿军春季反登陆备战和夏季三次战役。期间,敌我双方在宽达200余公里的正面进行大小战斗133次,与上甘岭战役齐名的老秃山攻坚战是其中之一。


老秃山原名上浦防东山,因特殊的地理位置被美军看成是“汉城的北大门”,因被炮火所致草木皆无、遍地焦土、一片秃岭,从而得名为老秃山。美军称老秃山为其“最坚固的阵地”,在此部署重兵、架设7层拦截铁丝网、纵横交错的战壕、200多个地堡、配备航空兵和炮兵支援。三年来的数次战斗中,敌我反复争夺、几经易手,双方均伤亡惨重,其激烈拼杀之残酷可同上甘岭相提并论。1953年3月23日,志愿军47军423团从7个囤兵洞发起攻击,重新占领主峰阵地。美军实施毁灭性的轮番轰炸,423团白天兵力撤离、炮火控制,入夜再以兵力占领、固守阵地。直至28日,美军不得不放弃夺回老秃山的奢望。同年12月9日,父亲同战友们登上老秃山主峰,屹立在美军坦克上留下了胜利的合影。


1953年12月9日江涛(后排左2)和战友在老秃山缴获坦克

1953年12月9日江涛(左2)和战友在老秃山


1953年5月中旬,我军对“联合国军”进行了三次不同规模的进攻。经第一、第二次进攻作战,迫使“联合国军”方面作出妥协。此时,我军从板门店停战谈判处获取重要情报:美军有意接受停战协议条款,但李承晚仍在破坏停战。为此,志司部署了第三次进攻作战——金城战役,即抗美援朝的最后一战。我军以准确的部侦情报工作,掌握了李伪军的防御特点,查明了其纵深阵地的工事,为战役胜利提供了有利保证。我军以1483门火炮的绝对优势狠狠地教训了李伪军,一举歼敌5.3万人,收复土地160平方公里,迫使敌方在朝鲜停战谈判协定上签字,历时2年零9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宣告结束。


1953年12月3日江涛在朝鲜


七、在志司驻扎过的驻地


志司成立之初,毛主席为了彭老总的安全,主张志司设在中国边境一边。但彭老总的一贯作风是指挥部离前线很近,战斗一打响就要到第一线指挥所,亲自同前线指挥员通电话,直接了解情况和下命令。这样既便于了解战况、与部队联系,又是对志愿军将士无言的激励。志司在朝鲜先后驻扎过六个驻地:大榆洞、玉泉站、君子里、上甘岭、空寺洞和桧仓郡。父亲随志司先后驻扎过除空寺洞的五处驻地。


这些驻地大都是山洞、矿场、隧道或四面透风的山村小屋,气温降至摄氏零下20-30度,穿堂风吹得人全身僵硬、手脚麻木。君子里是志司的第三处驻地,有一处很大的矿洞。1951年1月25日至29日,中朝联合司令部在此召开了仅有的一次作战经验总结会议,父亲参加了这次会议。彭老总在会上做了三次战役以来总结与今后作战意图、任务的报告,其他志愿军首长和金日成将军先后做了发言。


桧仓郡是志司的最后一处驻地,父亲在此参加1955年5月志愿军召开了党的高级干部会议,留下多张他与志司首长、战友们的珍贵合影。桧仓郡的条件比其它驻地稍好一些,父亲初到时住在又黑又潮的山洞里,衣被、纸张均是湿漉漉的。他在1953年2月18日星期三的日记中写道到:“今天从洞内搬到室外来住,不湿了,却甚冷。”


1955年5月16日李志民等在志愿军干部会议,江涛(前排左2)

1955年5月朱德、滕代远、李志民、李济深、杨勇、张南生等,江涛(4排左12)


志司驻地遭受过敌机的九次轰炸,年仅28岁的毛岸英在第一次轰炸中牺牲,被安葬在志司桧仓郡驻地旁的志愿军烈士陵园。我父亲首次入朝,便得知毛岸英于五天前牺牲的消息,更加激发了他对毛主席的无比崇敬和为祖国而战的坚定信念。直到回国前,父亲多次与战友到桧仓郡的志愿军烈士陵园,缅怀安息在那里的毛岸英等134名烈士,并留下了十余张老相片。


1957年9月23日江涛(右3)和战友在毛岸英烈士墓



八、在碧潼志愿军战俘营


中朝双方协商:联合国军战俘由志愿军负责管理,南朝鲜军战俘由朝鲜人民军管理。审俘是获取情报的重要来源,俘管更是艰巨复杂的工作。被我军俘虏的战俘中一部分在前线便陆续被释放,例如志愿军入朝战斗刚打响时,就抓获的一批俘虏。彭老总命令:今天晚上就放!当时志愿军装束成朝鲜人民军,并通过释放的俘虏告之敌方:我们粮食供应困难、交通瘫痪等……用于迷惑敌人,果然志愿军的第一次战役把美军打得措手不及。


志愿军战俘营位于离我国边界不远的朝鲜平安北道碧潼郡,关押着约5000联合国军俘虏。那里开始遭受过敌机轰炸,后来打出了红十字会的标识,美军知道那里有他们的俘虏就不派飞机轰炸了。我俘管人员遵照人道主义精神,执行宽待俘虏的命令:1、保证战俘生命安全。2、保留战俘个人的财物。3、不侮辱战俘人格,不虐待战俘。4、如战俘有伤、有病,给予治疗。


我方对战俘实行军事管理,生活待遇按照志愿军战士的标准,尊重个人信仰,发生了多起不为战俘金表、金戒指等诱惑所动之事,用事实揭露了“中国军队虐杀战俘”的谎言。俘管干部组织战俘读书报、听广播、听报告、放电影、开座谈会等活动,帮助他们认识朝鲜战争的性质,揭露联合国军的罪行,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父亲负责收集整理的关于审问俘虏的文件汇编,收到了李克农上将的表彰。他留下的两张战俘营的老相片,分别展现了我俘管干部的精神面貌和战俘进入和平大会的和谐情景。


1951年2月在壁潼俘虏进入和平会场


九、在板门店谈判会址


开城东南8公里的板门店是开城与汉城(今首尔)之间的小村庄。1951年7月10日,朝鲜停战谈判先在开城市郊开始,10月25日移到板门店临时搭起的军用帐篷里谈判,谈谈停停、反反复复谈了158次,2年零18天。彭老总把我军停战谈判的方针概括为两句话:“打的坚决打,谈的耐心谈。”


1953年5月至7月的夏季反击战役,我军毙伤俘敌方12.3万余人,扩展阵地240平方公里,促进了朝鲜停战的实现。7月26日,我方用一个晚上建起一座1000多平方米的朝鲜风格木结构大厅,做停战协定签字会场。次日,双方谈判代表团首席代表在长方形的会议桌上签署了《朝鲜停战协定》,当晚22时朝鲜战场全线停火。之后,父亲与战友来到板门店停战谈判大厅,在大厅内外留下了珍贵的相片。他们还在开城市的姚庆祥烈士墓前悼念。


江涛与战友在板门店停战谈判会址



2014年10月29日,中国民政部、总政治部确认我军抗美援朝烈士共有197653名。姚庆祥烈士?(1927-1951)是志愿军军事警察排长,担负着停战谈判我方的警卫任务。1951年8月19日,姚庆祥率队在中立区的山坡上巡逻。多名美军非法潜入我方区域,向姚庆祥一行射击。姚庆祥和一名战士负伤,但他严守停战协议规定不还击,命令战友撤离,自己坚守原地。美军冲到他面前,企图将他拖过河界,造成我方入侵的假象。姚庆祥紧握手枪、宁死不屈、怒视敌人,美军狠毒地在他前额上打了两枪。年仅22岁的姚庆祥被追认一等功臣,授予“和平战士”称号。、


江涛(左1)与战友在开城姚庆祥烈士墓


十、来自祖国的亲切慰问


从1951年至1953年,祖国人民三次派慰问团赴朝慰问志愿军,最多时达4000人。他们带来了祖国人民的亲切关怀与问候,也带来了许多慰问品:纪念章、纪念册、象牙筷、搪瓷缸等。





1953年4月至12月,经周总理批准,徐玉兰、王文娟、黄艳飞等来自上海的越剧名伶赴朝慰问志愿军。5月7日,她们首先在志司演出;接着雪山做幕布、枪声伴乐声,辗转朝鲜战场慰问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她们唱《梁祝》、演《西厢》,深受志愿军喜爱。她们根据朝鲜话剧《春香》改编成越剧《春香传》演出,受到朝鲜人民的欢迎。她们一路演到开城,在板门店协助做战俘的遣返工作。越剧名伶在志司慰问演出时,与志愿军官兵结下了深厚的友情。她们与我父亲合影留念,还送给他签名的个人相片和剧照。


1953年8月后排右起:江涛、肖建飞、原星与越剧名伶在志司



志愿军是祖国人民心中“最可爱的人”。1950年11月,父亲第一次赴朝是秘密进入的。1953年1月,他再次赴朝在北京前门火车站受到了场面极为隆重的热烈欢送。1956年5月,父亲带领31人的志愿军归国观光代表团回到北京,与首都人民欢庆五一劳动节。



1953年左5起李志民、江涛、丁甘如、肖建飞在志司


十一、随时应对敌人的挑衅


从1953年7月27日到1958年7月27日停战的五年间,美、李军仍然制造紧张的局势,其在地面和空中越过军事分界线的挑衅活动达792起。美方制造种种障碍,反对协商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及和平解决朝鲜问题。


邓华司令员在9月29日的形势报告中指出:李伪拒绝在停战协议上签字,美军一天不撤,战争的威胁就存在一天。战争恢复的可能性不小,有可能美、李、蒋及协从国一齐干。我军的方针是政治上争取和,军事上准备打,要做好战争恢复的准备:1、加强现在阵地工事指导及东西海岸工事的保养。2、调整组织,准备力量,施行编制,增强战斗力量。3、加强物资管理,精减节约。4、加强军事训练。


1953年11月杨得志、邓华、李达、王蕴瑞、江涛(后排左7)等在志司


中朝双方同心协力,在政治上揭露敌方破坏停战协定的行为,在军事上随时应对美、李军的军事挑衅。我方修筑坑道1250公里,挖战壕6240公里,建地堡10万个。父亲负责的情报工作对敌我双方的军事情报准确到位,他在笔记中记载:1957年3月13日驻韩敌军部队实力统计:美军68395人、伪军644108人、联合国军7507人、劳务部队16470人,共736480人。


十二、与朝鲜和国际友人


朝鲜劳动党授予我父亲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二级国旗勋章,他珍藏着一些朝鲜百姓拉雪橇、赶驴车、挖水渠、玩游戏和家庭聚会的老相片。朝鲜百姓是勤劳、善良的人民,他们对志愿军怀有真诚的感情,一位朝鲜大娘说:“我们无法感激志愿军,就是把头发拔下来,打成草鞋让他们穿,也报答不了他们这片恩情。”


战争虽然停止了,但朝鲜人民仍在苦难中煎熬,志愿军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帮助朝鲜政府和人民修复战争的创伤。志愿军尊重朝鲜人民的风俗习惯,开荒造林,恢复生产,严守“不与朝方通婚”的纪律。


1956年11月左起江涛、原星、朝鲜人民军、傅文杰在朝鲜


志愿军得到当时社会主义阵营朋友的支持,父亲的老相片中既有与朝鲜人民军战友的合影,也有与苏联、波兰、匈牙利等国军人代表团的合影,还有这些国际友人赠送的明信片、签名相片等。如: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风光的明信片、苏联姑娘薇拉用俄文和中文签名的相片。


崔醒农(左2)江涛(右1)与国际友人



十三、在志司的学习与生活


不论在紧张的战争时期还是停战之后,部队都是一所大学校。父亲参加了志司的“在职军官的政治理论学习”,以及反对官僚主义、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整风运动等学习。


1957年6月李志民、杨勇、王平等在志司,江涛(后排左3)

江涛在志司的学习修业证


朝鲜战争期间,美军不顾国际公约,惨无人道地进行了细菌战,用苍蝇、跳骚、虱子、老鼠等散布霍乱、伤寒、鼠疫、回归等烈性传染病。当地军民目睹了这一铁的事实,美军俘虏对此也是供认不讳。首次与父亲赴朝的战友朱永琪不幸感染了斑疹伤寒,被送回国内治疗。我国政府严正抗议美军使用细菌武器,党中央决策全面展开反细菌战斗争,军委紧急调运了大量疫苗和防疫用品,取得了好的效果。父亲1953年2月先后两次注射了5毫升“四联疫苗”,虽注射后发烧、疼痛、恶心等反应强烈,但总算没有感染传染病。


首次赴朝时,父亲和战友们吃的是压缩饼干、炒面、馒头干,战斗间隙只能挤在铺着薄薄的稻草或玉米秸的地面,穿着棉鞋、和衣而眠,衣服里布满了虱子。回国后,我母亲帮助拆洗毛衣时,虱子抖搂了一地。父亲再次入朝时,洗澡仍是奢侈的享受,他在1953年2月22日星期日的日记中写到:“晚饭后等去洗澡,人多未洗而返。”


战地生活紧张、枯燥,缺乏适当的娱乐,特别是跳舞成了停战时期志司主要的娱乐生活。父亲不会跳舞,夜深人静便给北京的首长、战友、家人写信。但因战争时期邮寄障碍,虽然我父亲写给我母亲多封家信,但除了请回国战友直接带回的外极少收到。父亲挂念着远在千里之外的亲友,偶尔收到回信甚为欣喜。


父亲有头疼、失眠的病痛,紧张的战斗生活更令他时常头昏、身乏、精倦。他未告知他人,只是默默地写在日记里。


在纪念抗美援朝70周年的日子里,我再次打开父亲一件件珍贵的遗物和一页页有些模糊的笔记,不由得热泪盈眶。这场为新中国带来70年和平的伟大战争,永远不应被遗忘。

此文刊登在2020年10月《党史博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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