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行英雄

牺牲在南京的最后一批中共中央特科红队队员

红色IP 作者:李宁(江苏警官学院)《档案与建设》2020年10期



1927年至1935年,在中共中央特科红队存在的8年时间里,共有40多名队员先后牺牲,最后几位在南京牺牲的红队队员为邝惠安(龚昌荣)、孟华庭、祝金明等。在他们牺牲5个月后,中央特科完成了历史使命,红队队员撤离上海,奔赴新的征程。

一、中央特科红队的由来及发展

1927年,中共第五届中央委员、上海总工会委员长赵世炎提议建立工人秘密武装“红队”,以对付中共内部隐藏的叛徒与特务,保卫中共内部安全。南昌起义后,中共中央迁回上海,同年11月中旬,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在上海召开,周恩来与会时建议在上海建立中共的专业情报保卫机构,中央特科由此诞生,并由周恩来直接领导。特科先后成立了四个科,其中第三科为行动科,又名红队,于中央特科内部被形象地称为“打狗队”。红队作为中共一支小型化、武装化力量,成员主要源自两部分:一部分是1927年上海工人纠察队的骨干,这部分人曾参加过上海工人武装起义;还有一部分是当年的北伐军军人,他们都是从战火中走出来的,其中有不少人是身经百战的神枪手和爆破能手。除了打击特务、惩治叛徒外,红队的另一项重要任务是与特科的其他部门配合联动,做好中央的重要会议的秘密警戒等保障工作。行动科发展势头迅速,到1929年下半年,人员发展到三四十人,主要武器有短枪如勃朗宁、左轮、驳壳枪,另有一批化学手榴弹,能使敌人流泪,队员们叫它“流泪弹”,每次行动以后,遇有敌人追捕,就扔出去,迟滞敌人追捕(队员们自己带着特制的防护眼镜不受影响)。由于特科在国民党军队驻浦东的炮兵营中构建了秘密联系,故红队能从炮兵营中随时调取枪支,甚至包括机枪等重武器。还能随时从洋行里买枪,并由洋行派人送到。

特科的交通工具涵盖了小型汽车、摩托车与自行车等,以自行车为主。这些自行车都是不登记的,没有牌照号码,紧急关头及时丢弃即可。中共的一般同志被捕,大多为中国互济总会出手营救,唯有中央负责人被捕,才会由中央特科组织开展营救。红队成立之初由顾顺章兼任队长,1931年4月顾顺章被捕叛变后,康生与夏采曦兼任过一段时间的红队队长。夏采曦离开上海后,就由龚昌荣(化名邝惠安)负责红队工作,队员有孟华庭、赵轩、祝金明等人。同时,龚昌荣还担任上海中央局保卫部部长一职。

二、邝惠安等红队队员锄奸

邝惠安,原名龚昌荣,化名邝福安。他在中学时就参加了一些革命活动。1925年6月,其奉命前往广州参加省港大罢工。稍后。省港罢工委员会纠察队模范队在广州成立,鉴于邝惠安在罢工中的出色表现,其被任命为中队指导员。之后不久,邝惠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6年秋天,省港罢工纠察队改组后,邝惠安被编入缉私卫商团,担任连政训员,这个职务使得邝惠安有更多的机会学军事、练枪法,为今后成为百发百中的“神枪手”筑牢了坚实的基础。

1927年4月15日,国民党在广州发动反革命政变,由于邝惠安的中共党员身份已经暴露,党组织命他迅速撤离。广州起义前,他依照中共组织指示组建起一支工人赤卫队,也称敢死队,邝惠安任赤卫队连长。12月11日凌晨,广州起义爆发,邝惠安率领赤卫队埋伏在明星戏院,配合军官教导团攻占国民党广州市公安局,攻占成功后,他率领赤卫队员攻打国民党第四军军部。在寡不敌众的情况下,为进一步保全革命力量,邝惠安带领赤卫队撤出广州。之后在花县,广州起义部队与工人赤卫队被整编为红四师,转战到海陆丰地区,邝惠安担任红军连长,坚持开展游击战争。在一次掩护大部队撤退时,他埋伏在小山坡阻击敌人,弹无虚发,掩护部队安全转移。同志们看到邝惠安百发百中的枪法,他由此得名“神枪手”。

为了对付叛徒、特务的破坏,保卫党组织的安全,1930年7月,中共香港市委组织了一支武装队伍,这支队伍有个通俗的名字,叫“打狗队”。受组织委派,邝惠安前往香港担任打狗队队长。打狗队的重要职责在于保卫中共广东省委和香港党组织的安全。邝惠安的到来为这支打狗队增添了胆识与力量,他们行走在香港街头,令叛徒、特务闻风丧胆。每一次处决叛徒,香港当局都大为震惊,叛徒、特务也心惊胆战,不敢单独出门。邝惠安的名声传播出去了,但他不能再在香港活动了。为了保护他,党组织选择将他转移到上海。

1930年10月,邝惠安来到上海。1934年,中共上海中央局的老龚(化名)被捕叛变,向上海中统特务供出了上海党组织的机关地址和有关领导人。上海中统特务还命令老龚深入中共组织内部充当特务机关的内线,打入遭受破坏后重新组建的中共上海中央局与中共江苏省委内部。中央局与江苏省委及时察觉出老龚的异样,对他产生了怀疑,特科不动声色地对他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令党组织震惊:老龚叛变了。

党组织遂决定除掉老龚,将这个任务交给了红队。为了执行这一任务,邝惠安与红队的队员赵轩、孟华庭、祝金明等人进行了周密布置,通过反复现场侦察与方案讨论,最终确定了行动方案。

1934年10月26日,红队在上海仁济医院按计划进行一次“锄奸行动”。“锄奸行动”由赵轩装扮“富商”执行,邝惠安指挥,孟华庭、祝金明负责接应。赵轩手捧鲜花以探望“病人”为由进入医院,而孟华庭则在院外掩护接应,一旦发生了其他情况祝金明就见机行事,通过狙击巡捕房的警车来声东击西,保护赵轩及时逃离。赵轩走进了病房,叛徒老龚(也叫熊国华)正在病床上昏睡,赵轩抛却鲜花,拔出手枪朝老龚头部连射三发子弹,随后赶来的特务也被其迅速消灭。当他从医院出来时,正遇法租界的巡捕慌慌张张地赶到医院,赵轩便顺势抓住巡捕的胳膊说:楼上有人被杀,快,快去给巡捕房打电话。随即便与前去打电话的巡捕一同消失在人群中。赵轩顺利地完成此次任务,负责盯梢的孟华庭、祝金明也都及时地撤离医院。

叛徒老龚的死亡在上海引起轩然大波。这则新闻在报纸上用特别号刊出,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国民党特务上海行动区和上海市警备司令部把红队队员列为抓捕的主要对象,发动叛徒提供有关红队线索,集中反动力量对红队展开跟踪围捕。

三、邝惠安等红队队员落入敌手

邝惠安当时居住在上海法租界的巨赖达路凤翔银楼。1934年11月初的一天上午,邝惠安离家前往霞飞路。一直在凤翔银楼门口盯梢的两个特务紧随其后,一辆停在路边的汽车立即启动,缓缓地跟在他们的后面。拥有超强侦查直觉的邝惠安用余光察觉到背后有人跟踪,加快行进速度。走至霞飞路中段时,其被埋伏在四周的十余名特务团团围住,久经沙场的邝惠安先下手为强,干净利落地摔倒数名特务,终因寡不敌众而不幸被捕。与此同时,孟华庭、赵轩、祝金明等几位同志也相继被捕。几日之内,特科有30余名相关人员遭到逮捕。

紧跟在邝惠安后面的那辆汽车里坐着两个特务,他们原计划对邝惠安实行绑架,结果惊动了外国巡捕,特务们不得不将红队队员交给租界捕房。红队队员向来谨慎,身上并未留有任何有效证据。由于缺乏有力证据,外国捕房未能断定案件性质。特务便以上海警察局的名义,将邝惠安等人从巡捕房引渡到特务机关审讯。为获得上海中共组织的情况和中共领导人的住址,以及中央特科获取情报的信息来源,国民党特务不分昼夜地对他们进行轮番审讯,严刑拷打,并让叛徒当面指证。敌人又从邝惠安家中搜出手枪27支、炸弹2枚、弹夹26只、子弹1003粒、刺刀1柄、钢丝马夹1件、文件1宗。因此,邝惠安的妻子张美香也被捕入狱(后释放)。革命者陈同生曾与红队队员被关押在同一个监狱里,他《在最黑暗年月里的战斗》一文叙述了邝惠安等人被捕进监狱的情形:“我看到孟华庭,心中突然紧张。他望了我一眼,摇了摇头。后面跟进来的是邝惠安,还有一个是小祝,接着是两个女人和一个皮肤黑黑的麻子,最后一个是赵轩。我心里想:‘特科’几个主要的同志都被捕了,这是怎么一回事?他们都戴上脚镣手铐,由宪兵监视着不准说话,也不准我们靠近。看面貌他们似乎几天未洗过脸,坐在我们对面,都是非常疲倦的样子,偶然望望我,眼角上带点微笑,似乎表示并未屈服。他们很快被押走了。老赵在临行时双手握拳举在胸前,向我致意。我明白他的意思:咱们的心永远应该是坚定的。”


南京瞻园路的国民政府首都宪兵司令部看守所


南京老虎桥的民国江苏第一监狱

上海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刑庭开庭审理了邝惠安等人,以犯有人命重案指控邝惠安等人。邝惠安很平静地说:我们并不是为私仇,是为国家民族奋斗。其他几人也都如是。

12月6日,赵轩、孟华庭、祝金明等四人被上海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刑庭以危害民国、预谋杀人等罪名判死刑,从上海押往南京。

四、红队队员狱中坚持斗争

被带到南京后,邝惠安、赵轩、孟华庭、祝金明四人直接被关押至首都宪兵司令部看守所。此前,陈同生亦被转押到这里。巧合的是,孟华庭与陈同生又被关在同一个号子里。孟华庭趁号子里的人都熟睡时告诉陈同生:“看来,中国革命确实受了很大损失,白区工作非重新搞起不行。我们这些人够判几个死刑,是没有活着出去的希望的,敌人决不会放过我们。他们对于干过武装斗争的是一个也不会留着的。你千万别承认干过红军,你们要尽可能保存自己,活下去。敌人想尽一切方法来糟蹋我们的生命,来屈辱我们的精神,我们一定要保持共产党员的纯洁!”陈同生听到上海党的组织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破坏,以及敌人的内奸已经打入到了中共的领导机关之后,不禁流下眼泪。

作为红队队员的孟华庭,又名孟华亭,化名老李,是河北人。在陈同生的眼里,孟华庭是个标准的美男子。看守所的人大都乐于与他相处,只有特务恨他。孟华庭在狱中曾对陈同生说过,希望陈同生能活着出狱,能给革命作家们捎个信,让他们多创作一些红旗歌那样的诗。因为好的诗歌就像是最勇敢的战士所喜爱的冲锋号一样。他想通过创作诗歌与唱歌等形式,来激励同志们,使得他们能够继续战斗下去,去完成他们所未能完成的事业。

反动派在发现死逼硬撬无果后,开始向红队战士发射“糖衣炮弹”,企图从红队战士口中骗取情报。军法处的法官以死刑来威胁他们,告诉他们只有国民政府的特赦才有可能免除他们的死刑,而要想获得特赦就必须出卖共产党在上海的组织机构领导成员,然而,红队战士们没有泄露任何信息。邝惠安他们对难友说:我们应当为党牺牲,我们在牺牲前不会给党带来耻辱。请相信我们,我们的心永远与党在一起的。

剧作家田汉回忆,他曾与邝惠安、祝金明等红队队员关押在一起。他曾就枪法问题请教过赵轩:如何在惩处叛徒时,将枪法练得那么准确,总是一枪即可置敌于死地。赵轩认为枪法只要能够勤奋苦练,就能提升技术;但面对敌人的时候,枪法能否精准,就变成了政治问题,而非技术问题。平时训练得百发百中,并不是真正紧张决斗时候所能展现的水平,甚至难以沉着射击,更不用说击中敌人要害了。赵轩总结道:“只有对为什么要打死敌人的道理了解得非常明确,对打倒敌人的重大意义有彻底的认识,对于敌人毫无恐惧,才能做到心准、手准。”

赵轩在说这话时,刚刚被施以酷刑。作为河北人,赵轩出生于并不富裕的农民家庭,曾用名杜增起,长得浓眉大眼,颇具大将风度,曾参与过冯玉祥、吉鸿昌领导的抗日同盟军,当过团长。他身逢绝境时依然泰然。陈同生说,在狱中,赵轩不太爱讲话,讲话时很严谨,是个勇敢沉着的人。红队的另一名队员祝金明,又名华田,江西人,也没有提供任何口供,同样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枪手。

1935年4月13日下午4时,邝惠安、赵轩、孟华庭、祝金明四人被从南京宪兵司令部军法处押出,由两辆汽车运载,前往江苏第一监狱。随后,被“绑于刑柱,执行绞决”。

1935年4月15日,南京《新民报》刊载了邝惠安、赵轩、孟华亭、祝金明遇害的新闻。邝惠安年仅32岁,同时牺牲的孟华庭28岁,祝金明30岁,赵轩31岁。

在上海地区坚持斗争的中共组织除中央特科和文委外,几乎被破坏殆尽。作为临时中央的派出机构上海中央局于1935年7月停止活动。在上海地区存在8年的中央特科,于1935年9月正式结束活动。

【来源:《档案与建设》2020年10期,作者李宁(江苏警官学院)】

(浏览 57 次, 今日访问 1人 )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