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帆 0307研究动态
叶帆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
发表于《党史研究与教学》2024年第6期
摘要：
受过严格系统训练的军事干部，是党和军队在各历史时期最宝贵的人才。20世纪20年代末，苏联各初级军事院校在中国革命最困难、最缺乏军事干部之时，为中国共产党培养了260余名诸军兵种军事指挥人才，对中国革命战争和人民军队建设作出重要贡献。苏联军校招收培养中共学员，源自中共对武装斗争干部的迫切需求，是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指导和援助的重要举措，具有开始时间早、及时性强、育人规模大、正规化程度高、军事和党政教育并举、专业多元化与前瞻性强、实用性优异、育才成效显著等突出特点。本文力图对苏联各初级军校培养中共军事干部问题作全面系统的回溯研究，并对教育教学过程中的功过得失，以及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和影响，作客观的分析与总结，力图在一定程度上填补国内学界留苏军事教育领域研究的不足。
关键词：留苏教育；中共党员；军事干部；初级军校；苏联
苏联对中国共产党军事干部的教育问题涉及一系列重要课题，它不仅是中共和苏共、中国与苏联两党两国历史的组成部分，更是国际共运史、中共军史、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史、中国革命运动史、留学教育史、中苏友好交流史等专门史中的重要事件，具有不容忽视的研究价值。既往研究往往聚焦两党两国、中共与共产国际关系等宏观领域，而对于中共留苏教育问题关注较少，尤其是有关苏联为中共培养军事斗争骨干问题的研究，暂付阙如。苏联各初级军事院校的情况，几乎仅存在于中国学员的零星回忆之中。究其原因，主要是档案匮乏所致。苏联解体前，学界研究无法运用相关档案史料，直至20世纪90年代“档案革命”后，苏联各大党务和军事档案馆中大量卷宗解密，才为相关研究提供了可能。然而，留苏军事教育的相关史料，分别藏于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和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又因收存不集中，并未形成专门的全宗；加之语言障碍、经费支持等问题，导致目前这些史料仍难以被充分挖掘和利用，需要研究者持之以恒地探寻方可获得。这些客观原因的存在，极大制约了该问题的研究。
1927年秋，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因大革命失败而陷入最低谷的危难之际，在中国共产党人决定走上武装斗争道路却深感军事指挥人才匮乏之时，一大批苏联初级军事院校敞开大门，专为中国共产党培养了260余名受过系统专业训练的军事干部。然而，目前学界对这些苏联军事院校的研究极为薄弱，这与该事件的历史地位严重不符。迄今为止，笔者只找到两篇与本文内容有关的文章——唐艳香的《试论20世纪20年代中国留苏教育与中国革命》、杨奎松的《1925—1932年在苏联军校学习的中国学员调查表》。唐文以回忆录为基础，对莫斯科东方大学、伏龙芝军事学院、莫斯科步兵学校、托尔马乔夫军政学院的情况进行了简要介绍和初步探索，但因未运用档案史料，在系统性和扎实性上稍显欠缺。杨文披露了一份229人的留苏中国军事学员名单，但论述很少，因而并不具有严格意义上的研究性质。且杨文把“步兵联合学校”中的“соединённая”（联合）一词，错译为“通讯”，为使文意通顺，进而把“пехотная”（步兵）一词，倒推译为“陆军”，于是就把“莫斯科步兵联合学校”整个错译为“莫斯科陆军通讯学校”。当时中共紧缺的是能够直接指挥作战的军官，不可能把为数最多的学员派去学习通讯。此外，该文将学习时间的下限写成了1932年。虽然档案中所标记的时间的确如此，但应当说明的是，这些文件形成于1929或1930年，文件中所写的，并不是实际已执行的学习时间，而是根据院校学制推算的毕业时间。事实上，因革命形势所需，几乎所有中国学员均于1930年被派遣回国参加革命斗争，不存在整批学员留在苏联学习至1932年的情况。
此外，目前学界普遍认为，中共的军事教育最早可以追溯至1927年11月下旬，在江西省宁冈县砻市龙江书院创办的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第1团教导队，该队为我军最早的军事院校雏形。1928年8月，毛泽东、朱德在井冈山会师后，该教导队改称中国红军第4军教导队（亦称军官教导大队）。同年12月，在军官教导大队的基础上创办红军学校，至此，中国红军开始有了自己的“学校”。但在此阶段，由于革命根据地尚在初创时期，红军又处于幼年时代，长期没有固定的驻地，游击性和流动性都很大，因而军事办学也呈现出一种“随营性”和“短训性”的状况。加之既无教材亦无办学经验，故难以称得上“正规”。1930年代初，中共军事教育迎来正规化、规模化。笔者认为，这固然得益于红军和根据地的大发展，但也与1930年大批留苏中共军事学员提前结业归国密不可分，这一时期苏区创办的许多军事学校的领导者都有过留苏的经历。笔者关于留苏军事教育的最新研究成果表明，中共军事教育不仅开始时间更早，其正规化、系统化、规模化教育，也均早于目前已知的时间。
关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和托尔马乔夫军政学院等高级军事院校对中共军政干部的培养情况，笔者已在其他文中作过探讨。本文主要聚焦于苏联各初级军事院校对中国学员的培养问题。本文着力解决的问题有以下四点：第一，联共（布）与共产国际的考量——苏联为什么要为中共培养军事干部？第二，苏联初级军事院校是怎样培养中共干部的？第三，培养成效如何？第四，留苏初级军事教育的意义是什么？通过解决以上四个关键问题，力图推动留苏教育问题的整体研究，并为国内学界同行研究留苏群体及其归国后的革命实践，提供有益的参考。文中涉及的中国学员多为全国各地的重要党史人物，其赴苏留学前及在苏联时期的资料信息较为充分，但部分人员归国后的活动情况尚不明晰，希望引起相关党史部门的重视，深掘红色资源，共同推进相关研究。
一、三方的考量：苏联培养中共军事干部缘由
20世纪20年代末的中共留苏军事教育，源自中共对从事武装斗争干部的迫切需求，是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指导和援助的重要举措。在大革命失败的历史背景下，共产国际执委会紧急提出了一系列农民土地政策、军事建设和红军作战策略等方面的方针。其中“最重要的方面是在苏联的军事院校中培养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军事技术专家、参谋工作和侦查工作的组织者”。
苏联为中共培养军事干部随着20世纪20年代革命形势的发展而演进，经历了“无意识”“为国共”和“两专”三个阶段。
“无意识”阶段，是指从1921年秋至1922年12月这一短暂时期。1921年秋，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等首批中国学生入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以下简称东方大学）后，校方向他们征求专业意向，萧劲光、任岳、周昭秋、胡士廉等4人表示希望学习军事。东方大学在与共产国际执委会协调后，将他们派至莫斯科市郊的“红军学校”学习。1922年11月，陈独秀到苏俄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了解到有中国学生在学习军事后，十分不悦。陈独秀认为“现在中国不存在无产阶级直接革命的形势”，并质问萧劲光等人“你们学军事干什么？想当军阀呀？”有鉴于此，时任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书记处处长的维经斯基，于12月19日将这些中国学生派回东方大学。由此可以看出，在20世纪20年代初，无论是俄共（布）、共产国际，还是中共，都尚未意识到培养军事干部对未来革命运动的重要性。因此，俄方仅是出于对学生学习意向的尊重将他们安排去学习军事，呈现出明显的“无意识性”。
苏联有意识、有组织地培养中国军事干部，始于国共合作时期，目的是为满足大革命对军事人才的需要，因此可称之为“为国共”。1925年2月，为培养一批懂军事的共产党员到黄埔军校工作，共产国际和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中国代表团从东方大学的中国部，选拔了叶挺、聂荣臻、熊雄、朱克靖、颜昌颐、严信民、杨善集、傅烈、范易等27人，进入红军学校进行为期6个月的军事训练和学习。然而，这种“校外合作”的模式并未持续多久，很快便被“军事野营训练”和在莫斯科东方大学下专门开设的军事短训班或为期一年的军事政治班替代。朱德、欧阳钦、武兆镐等30人于1925年10月1日至1926年5月1日就读的，就是东方大学所开设的军事短训班。为顺应北伐战争对军事人才的迫切需要，1926年秋，在东方大学和孙逸仙中国劳动者大学（以下简称中山大学）设置军事教研室，任命军事指导员并开设相关课程，实行“军事预备役教育”。两校所有学生均在冬季研习军事理论，夏季进行实践训练。1926年11月30日，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中国委员会会议上指出：“中国革命者，包括共产党人在内，应当着手深入研究军事。他们不应当把军事看作次要的事情，因为军事在中国现在是中国革命极重要的因素。”斯大林还强调：“中国革命者，其中包括共产党人，应当学好军事，以便逐渐前进并在革命军队中担任某些领导职务。要使中国革命军队循着正确道路径向目的前进，其保证就在这里。不这样做，军队中的动摇和犹豫就会不可避免。”这就比较明确地提出了学好军事对于领导革命军队发展方向的重要意义。根据这一思想，1927年2月17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认为可以接收165名中国军官入苏联军事院校”“中国委员会保证军事学院大部分空缺提供给中共党员”“责成中国委员会采取措施加大共产党员在接收的165名中国军官中的比例”的决议。虽然这一决议因其后不久的国共合作破裂而没有得到贯彻执行，但充分表明了此时苏联领导层已下定决心要为中共成批地培养红色军事指挥官，也为后续相关政策的顺利推行奠定了基础。
所谓“两专”，是指在“专业军事院校”和“专为中国共产党”培养军事干部。1927年4月12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公然背叛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7月15日，以汪精卫为首的所谓左派国民党也撕下伪善的面具宣布“清共”，甚至提出了“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过一个”的恐怖口号。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失败，大批共产党人倒在血泊之中。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的第一枪，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军事工作一跃成为党的工作中心。然而，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中共组织发动的起义相继失败，其根本原因之一，在于没有建立一支区别于旧式军队的、由中共独立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一支军队的战斗力，来源于高素质的军政指挥员和全体士兵严格的军事训练。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就曾指出：“我们的兵，昨天入伍，今天就要打仗，简直无所谓训练。军事技术太差，作战只靠勇敢。”他多次请求，“希望中央和两省委多派连排长以上的军官来”，“党代表伤亡太多，除自办训练班训练补充外，希望中央和两省委派可充党代表的同志至少三十人来”。对训练有素的军事指挥员和政 工干部的渴盼，由此可见一斑。刘伯承在《南昌暴动始末记》和《军事问题补充报告》中，也尖锐地指出：“我们的党平日少有准备阶级的武装，党员军事人才非常缺乏。”广州起义时，“工人百分之七十五不会打枪，甚至自己打死自己人，得着敌人三十门大炮，只用了五门”。这样的 情况在当时普遍存在，是中共领导的一系列武装起义归于失败的原因之一。1927年5月6日，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不到一个月，共产国际代表赫梅廖夫就敏锐地指出中共军事工作存在的问题。他在给苏联军事情报部门负责人别尔津的绝密报告中，除了列举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对党的军事工作重视不够、中央军事部的人员组成薄弱、缺少经费和武器弹药等情况外，着重提出了“缺少训练有素的和高水平的中国军事工作人员”的问题。在今后必须做的几项工作里，赫梅廖夫率先明确提出在苏联为中共培养军事干部的建议，强调：“造就中国军事工作干部，在莫斯科对他们进行认真培训，并借助于他们深入开展业已开始的工作；提出从共产党员中为国民军培训指挥人员的问题，办法是在我们苏联的学校对他们进行培训，指望这些同志在遥远的将来能从事实际工作。”5月13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秘密会议上，决定以“中央书记斯大林”的名义给鲍罗廷、罗易和陈独秀指导性的“建议”，提出：“现在就应开始组建8个或10个由革命的农民和工人组成的、拥有绝对可靠的指挥人员的师团……此事不得拖延。”这一在苏联方面看来“不得拖延”的头等要务虽然指导方向正确，提出了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派这一挽救时局的关键问题，但终因脱离中国实际而未能实现。仅从成军所需的军事干部这一条上看，8—10个师即需要超过千名各级军官，中共在当时是根本无法做到的。1927年12月4日，苏联政府驻华全权代表越飞也特别提出：“准备一批受过军事训练的同志，按共产国际执委会系统派到中国去工作（军事工作，组建红军，农会工作等）。”大量史料表明，无论是中共自身，还是共产国际，或是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政府驻华代表，都在此时发现并指出了军事人才匮乏的问题。这样的现实情况与中共建军治军、开展革命武装斗争的目标和要求之间的矛盾，十分尖锐地暴露出来。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共无法依靠自己的力量填补大量的军事人才缺口。因此，在苏联境内对中共党员进行系统专业的军事培养，成为可行的选择。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党和国家领导集体始终高度关注中国革命形势的变化，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共产国际和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授意下，大批苏联军事院校向中共党员敞开大门，苏联对中共军事干部的培养自此进入专门军事院校培养时期。在招收中国学员的军事院校中，初级院校占据多数，包括：莫斯科温施利赫特红旗步兵学校（1929年4月更名为莫斯科阿申布伦纳和温施利赫特步兵联合学校）、莫斯科克拉辛炮兵学校、莫斯科共产国际军事工程学校、列宁格勒第二航空机械兵学校、列宁格勒军事通讯学校、特维尔共产国际骑兵学校、鲍里索格列布空军飞行员学校、列宁格勒空军军事理论学校、列宁格勒空军军事技术学校、奥伦堡第三军事飞行观察员学校等。
二、中国学员人数与入校方式考略
时至今日，要厘清在各个军事院校学习过的中国革命者的全部名单和具体人数实属不易，主要原因有四：第一，不同院校的学习期限不同，短至6个月，长到3年，同一院校在不同时期也有变化调整。第二，因革命形势的发展，时常出现学员需要提前应召回国的情况。第三，联共（布）的党内斗争对中国学生造成较大影响，一些学员因政治倾向“不正确”，未及完成学业即被开除或被遣送劳动改造。第四，要厘清中国学员的状况和变化，单靠回忆录是远远不够的。因回忆中常有遗漏且相互矛盾之处。据笔者掌握的资料看，1927—1930年苏联各初级军事院校中，共有260余名中国学生接受了较为系统的军事教育。
这些留苏的中国军事学员，许多人在归国后即成为各级红军的骨干力量，有的迅速成长为高级将领，有的则在军事教育方面建功立业。据笔者统计，曾在莫斯科步兵学校就读、任教员或翻译的有：黄河清（黄火青）、伍修权、庄振凤（庄田）、王智涛、田德修（吉合）、谢洪台（林恺）、傅清华、王浚欧（王如痴）、陈阿金、万永诚、唐赤英、秦超（秦志铭）、方复生、张锡龙、汤慕禹、王一鸣、艾逸之、吕振球、李修业、张克勋等，共计约140人。在莫斯科炮兵学校就读的有：朱瑞、郭化若、康根成、孙发力、竺清旦、朱茂榛等，共计约70人。在莫斯科军事工程学校就读的有：师西德（师哲）、邓绍圣、陈家齐、高煊等，共计约40人。在空军系统院校就读的有：常乾坤、王弼、唐铎、徐介藩、刘云、李乾元等10人。另有在列宁格勒军事通讯学校的涂作潮等4人，特维尔骑兵学校的马宗显等1人。
初级军事院校的中国学员来源有四：一是中山大学的毕业生；二是东方大学（含军事政治班）的毕业生；三是国内直接派送过来的学员；第四种情况比较特殊，他们是1925年由冯玉祥的国民军选送到基辅联合军官学校的青年军官，其中部分学员在苏联加入共青团或共产党，并于1927年毕业后转入莫斯科的军事院校。
不同院校及不同批次学员进入军事院校的过程大不相同。1927年5月26日和6月2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两次会议决定：“为了给特种部队（炮兵、空军、通信兵、装甲兵等）培训共产党干部，从中山大学今年毕业生中挑选100名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委托军事部门保证对他们进行培训。”“从中国高校100名毕业生中派40名到炮校学习、20名到航校学习、15名到通信学校学习，25名去学习装甲和机枪技术。”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两次开会研究中国学员的军事培养问题，不仅对学员总数作了规定，还对每个专业的具体人数、经费保障、学习期限等作了安排，充分体现出苏联领导层对他们的重视。根据上述决议，是年秋季入初级军校学习的，均为中山大学的首批毕业生，组织上曾派人向他们一一征求意见，并允许他们在步兵、炮兵、工兵、骑兵和海、空军兵种和学科中任选其一。在执行层面，考虑到部分专业在当时中国条件下短时期内难以应用，故在总人数基本不变的情况下对具体专业人数作了调整。首批入莫斯科步兵学校和军事工程学校的中国学员各12人，51人入炮兵学校，10人入空军系统院校，4人入列宁格勒军事通讯学校、11人入共产国际工农红军指挥官高级步兵战术学校（简称高级步兵学校）、14人入托尔马乔夫军政学院、5人入伏龙芝军事学院。
相较之下，1928年秋由东方大学军政班毕业后入初级军校的学员则没有这种权利，只能遵照指派到校学习。这批军事学员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数量激增；二是受教育水平低，知识基础差（部分学员甚至汉字都写不好）。苏联方面在分配学生入校时，未充分考虑这些特殊情况，采用了一些不恰当的方式，给后来的学习造成了不小的困难。一位军政班毕业生在给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中国代表团的信中反映道：“我们东大军事班过半数的同志，得校方命令分成若干小组，我们野营结束后被派送回莫，自上车一直抵此间车站，大家都不知道我们究将何往。下车后我们即被带往炮兵学校，过了一天，我们还不知道我们来此是干什么。昨晚本校党书记和副党代表召集我们谈话，讨论今后我们的学习问题，始知我们是住此校的。”这种分配方式造成的必然结果，就是许多学员并不具备足够的数理知识来学习炮兵学、军事工程学和航空机械、飞行等专业学科。因而请求转校的申请，便像雪片般飞至中共代表团的办公桌上。
为平息学员们的意见，也为了区分初级与中高级军事院校的界限，苏联方面对进入中级和高级军事院校制定了规则和限制，要求高级军校的学员应为党员且在国内担任过军官或通晓俄文。然而事与愿违，这个新规定招致众多学员的不满，他们抱怨道：“无产阶级在国内哪有资格和可能配当军官。学俄文又比不上懂得英法文的知识分子，这样取材，便不如在高射（即高级步兵学校）陆大（即伏龙芝军事学院）的门上，钉上‘无产阶级分子不许进此’的禁匾。”
这样的分歧源自对同一问题认识和理解角度与程度的差异。苏联当时已形成较为成熟稳定的社会及秩序，拥有较为完备的教学体系和台阶式的升学机制，自然不能允许未受完初等教育的中国学员直接进入中等或高等学府就读。而年轻的中国学员从自身立场出发，追求“绝对平等”，认为自己义无反顾地投身伟大的革命事业，来到世界革命的中心，却在这样一个本应没有阶级和不平等的地方，遇到与理想不同的现实，因而部分学员在入学之初就带有一定的负面情绪。造成这样的结果，苏联方面虽无大错，但遗憾的是没能在分配学习专业时考虑到每位学员的个人情况，并做好细致的解释说服工作，也为后来工作的开展制造了一定障碍。
三、初级军校的培养模式及中国学员学习情况
一份标为“绝密”的档案显示，苏联军事教育院校管理总局给步兵学校、炮兵学校、军事工程学校等初级军校中国学员制定的教学目标是：“培养不低于县级规模党委中军事部门的领导人、独立革命军事部队的指挥员和工农红军常设部队的指挥员。”1929年8月，为适应中国革命实际需要，在教学目标中着重提出：“中国同志的军事教育目标在于培养游击部队的指挥官。”对军事通讯学校中国学员的教育目标是：“培养能够为党保障大城市间无线电通讯的报务员、截听员。为此，他们应能用美德两国的器械制作接收和发报装置，在实践中实现通讯联络。”
为达成培养目标，军事院校管理总局还为各校制定了具体的教学要求，指出学员在毕业时能够做到以下几点：一、在当前中国的条件下可以担任游击队的组织者、指挥员和政治指导员；二、在不低于县级党委的一般政治领导下从事党的军事工作；三、获取地下革命军事工作经验，将来在中国红军中担任不低于连、加强营直至师级部队的军政指挥官；四、保证学员作为游击队指挥员的军事准备，同时使他们能够在和平时期从事党组织的军事工作；五、为军校毕业生将来成为中国红军部队的首批组织者、指挥员和军政领导者创造条件。这样的要求对于初级军校而言看似过高，但却符合当时中国的情况。许多苏联初级军校的毕业生回国后即在一线部队、各级军事部门或苏区的军事院校担任团级直至军级的军政领导职务。
因中国革命形势的迫切需要，苏联对中国学员的培养普遍带有一定的速成性，又因军事教育所要求的基础不同，各初级军事院校制定的学制也不尽相同。步兵学校学制为一年（1929年4月改为两年），炮兵学校、军事工程学校、列宁格勒军事通讯学校、空军系统院校学制为两至三年。
初级军校的学习分为军事课程和党政教育两个主要方面，其中军事课程和训练占教学时间的三分之二，党政教育占三分之一。每所军校依其专长设置相应的课程。莫斯科步兵学校的军事课程有：步兵战术、操练、武器、射击、地形学、战地工事学、内务条令、纪律条令、卫戍勤务等。政治课程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原理、政治经济学、联共（布）党史、党建和军队政治工作等。莫斯科炮兵学校除了一般课程外，还设有自然科学原理（数学和物理）课、战术课、炮兵学、仪器使用方法和地形测绘。军事工程学校的学员还要学习数学、代数、物理、化学、炮兵学、战地工事学、桥梁建设和工程学。列宁格勒空军航空机械兵学校的中国学生要研究学习航空发动机、飞机、飞行理论、战术、地形学、数学、物理、军事化学、飞行学、绘图、飞机机体、进行操练和体育课。列宁格勒军事通讯学校主要教授的有无线通信、有线通信、绘制军用地图、修理汽车、放狗、放鸽、木工和锻工等等。所有军事院校的学员都要学习如何使用枪械射击，如手枪、步枪，而步兵专业的学员还要学习使用马克沁重机枪、捷克轻机枪和迫击炮等。苏联军队重视骑兵，因而所有军校的学员都要学习骑马。步、炮、工三校还为文化水平较低的工人和农民学员，增设了政治常识和基础的理工科知识课程。
为谁培养人是每个院校都必须回答的首要问题，军校更是如此。鉴于多数中国学员的社会出身并非为产业工人，党龄较短、革命工作经验和政治知识极度匮乏的实际情况，莫斯科阿申布伦纳和温施利赫特步兵联合学校（以下简称“步联校”）提出党政教育工作“最根本的任务和最主要的内容是教育中国学员，使之成为对中国共产党忠诚的地下工作者”，并强调“学校所有政治课程和党政教育工作应确保使学员受到列宁主义的布尔什维主义的锻造，使之获得理论和政治知识，以及在群众中从事党政工作的能力”。学员在毕业后，应“能够立即在任何条件下从事党的和军事工作，并且能够正确地在工作中贯彻中共和共产国际的指示”。为确保所培养军事人才的政治属性，步联校还着重指出，“为完成我们的根本教育任务，党政教育应贯穿始终，如果学员的情况确有需要，可以削减他们的军事课程”。不惜削减军事课程以确保锻造的是为共产主义献身的红色战士，这样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大革命失败后的革命低谷时期，可谓切中肯綮。
语言障碍主要依靠翻译来解决。最初学校曾聘请一些中国移民做翻译，但后来发现这种做法效果不佳，因为他们只知道一些俄语的日常会话，完全不懂军事术语。1927年进入各军校学习的中国学员经过在中山大学两年的学习，俄语已达到一定的水平，所以他们都尽力不依靠翻译，而是自己听课学习。1928年第二批学员人数多，起初学校为他们专门开设俄语课。后来由于他们文化基础太薄弱，而中国又急需干部，校方决定让他们集中精力尽可能多地掌握军事知识，俄语课便停了。第一批毕业的学员中，有个别被留校作翻译，他们在教学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教授的内容都是刚学过的，一方面翻译起来比较顺畅，另一方面还能就讲题作详细的阐释和发挥。由此基本达到了以培育的人才去培养更多干部的目标。留苏教育的成果据此可窥知一二。
初级军事院校的校长通常为中将或少将级别。教员分为两类，一类是红军军官，人数相对较少，但多居领导岗位；另一类是具有丰富作战经验和军事知识的前帝俄军官，他们较为年长，资格也很老，其中有些人甚至参加过日俄战争。虽然这些前帝俄和白军军官的军阶也很高，但大多不是共产党员。这体现出苏联对前政权或敌对势力的人才采取十分包容的态度，选择相信和任用他们，以发挥每个人的才能建设新的社会主义国家。每位教员都有自己的一套教学方法。对此，伍修权有生动的描述：“老师们上课时很注重形象化的直观教学方法，通常是先提纲挈领地讲一下，然后让学员接触实物作实际练习，从中具体领会教员所讲的内容，然后又回到课堂，用提问等方式启发学员自己思考答案，这使大家学得都比较扎实。”军事工程学校战术教员古罗夫讲授的是基础作战单位（连、营、团）的作战准备、行动（进攻、防御、退却、迂回、侦察）以及完成作战的过程。师哲对他的课印象深刻，回忆道：“他讲得十分细致、明确和有条理。他旁征博引，以种种战术实例说明原则、原理，引人入胜，清晰易懂。他教我们在小沙盘上指挥部队作战，互为对手，由他裁决、评判，非常有趣。”
初级军事院校的学习生活非常紧张充实。以步兵学校夏季学期学员一天的生活为例，每天早晨5点即吹早哨，随后起床出操。早操后稍事休息，吃早饭。饭后一连训练7小时。结束训练后洗漱和清理武器、吃午饭、午休。下午和晚间时间相对自由，晚餐后有3小时的自由活动时间。学员们有的跑去踢足球，有的打篮球或者网球，练单杠、双杠等。此外，他们还各自整理笔记和阅读所需书籍，有时还会去上辅导课。初级军校通常对学员体能和基础军事训练的科目非常重视，投入了较多的教学时间。伍修权这样总结道：“这种生活虽然紧张刻板，却有十分丰富、充实的内容，感到每天都有一定的收获与长进。”
从国内来的军校学员深知祖国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党也正经历最困难的时期，能被派到苏联，在安定的环境中学习，实属不易。他们大都加倍刻苦努力，渴望学到更多的知识以利将来的革命活动。但由于1927和1928年两年中，中国学员所学的是同俄国学员一样的课程，没有设置专门针对中国学员的教学计划，加之分班过程中没有充分考虑学员的知识基础，因而导致步、炮、工三校的部分中国学员对课程十分不满。
东方大学和中山大学的毕业生往往对政治课有意见，认为课程几乎都已学过，没什么新内容。一名步校学员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中国代表团的信中抱怨道：“拿一份报纸在两点时间内读一般我们在几分钟内可以看完的中国新闻，口头做政治问答。政治经济从‘人之初’学起，什么是价值，价格？简单劳动？复杂劳动？法国大革命是什么？什么是阶级？什么是党？唉！叫人不要睡觉而且很有兴趣地学习，岂不难哉？请求减少或把它免除，他们说这是必需的，‘是命令的’，‘你们的讨论不能实现的’。”工校学员师哲也证实：“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得重新学习我们早已知道的东西。这对我们无疑是一个打击。这样做浪费青春年华，而对那些官僚主义者来讲是无所谓的。”
1928年进入初级军校学习的学员中，有的在国内已接受过一定军事教育、有一定的实践经验，有的则在东方大学和中山大学受过军事预备役训练。他们中的部分人对军事课程持批评态度，同样认为内容重复，难获新知。此外，一些军事课程设置也的确存在脱离中国实际的情况。例如，在苏联的军事院校中，滑雪射击被认为是红军战士的必备战斗技能，因此中国学员也要学习。这既不符合中国的地理状况，又未考虑中国学员多来自南方，难耐酷寒，不少学员因此生病。又如，俄罗斯国土多平原，中国则不然，尤其是南方多山地，但学校却不教授山地作战的方法。学员们还一致反映，认为执勤（如站岗、洗马等）占去了较多时间，应该将这些时间用在学习军事战术、技能和理论上。应当说明的是，学员们的不满和意见源自渴望新知、珍惜时光的迫切心情，他们多站在中国革命和党的立场上来反映问题，希望更多地掌握专业知识，以利将来的革命工作。
1928年秋，莫斯科步兵学校开始设立管理中国学员事务的“中国科”，并将学员悉数编入“中国连”。1929年4月，为便于集中统一管理，莫斯科步兵学校、炮兵学校和军事工程学校的中国特别班合至一处，档案文件中开始使用“莫斯科阿申布伦纳和温施利赫特同志步兵联合学校”的校名，各兵种在校中国学员共计145人。与此同时，鉴于培养中国学员的特殊性及过去教育实践中遇到的突出问题，步联校明确提出了教纲“中国化”的理念。指出“学校工作最重要的成绩标准，是在各科指挥员的培养过程中，最大限度地中国化，在所有教纲中都要充分考量所教授的内容将来在中国革命军事工作中的实际应用”，并规定“为达此目的，所有教师应当加强对中国的研究工作（历史，地理，经济，中国军队，中国革命问题）。由专家组系统地、全方位地指导教师采用适合的教学方法来教育中国学员。教师应定期开会讨论总结对中国学员的教育问题”。此外，学校还提出了应不断提高理论课教师和军事课教员的武装起义以及游击战术等科目内容水平的要求。为了解决课程内容脱离中国实际的问题，学校要求在1929年秋的新学期增加以下课程的比重：党的政治教育、中国经济地理、中共党史、中国革命问题，还要开设为中国学员设置的武装起义战术和理论、游击运动的组织和战术、中国军队研究、工人革命队伍的组织问题、农民与士兵、地下工作技术和中国条件下小队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等11门课程。以步联校炮兵科为例，学校的军事课程最主要的任务是“学习游击斗争的战术和组织，并最大限度地开拓学员战术视野”，在此基础上，“技战术学习的各个阶段均应侧重于炮兵学的研究，但必须学习在诸兵种联合作战的背景下配合游击队的行动”。除了在军事课程中反复强调游击战争的培养任务，在军事政治课程方面，重点教授在中国条件下的武装起义理论和战术、游击斗争的组织和战术，从工人、农民和士兵中组织革命队伍的问题，地下工作技术。在兵器学方面，学校强调学员“一定要学会使用在中国军队列装的和在中国拥有的特殊型号武器”，学校“应当竭尽所能地保障学员能够学习使用尽可能多的种类和型号的武器”，使学员在毕业时，即能够“独立轻松运用任何新型号的武器，并且能快速地教会不懂军事的工人、农民和士兵使用这种武器”。
在校方的上述努力下，中国学员对学习的兴趣不断提升，曾经存在的部分学员厌学和对设置课程不满的情况有了很大改善。
诚然，在苏联初级军事院校的教学和生活中，存在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教条主义、强迫命令、压制民主、缺乏沟通的问题；在早期的课程设置上，存在脱离中国实际的问题；生活方面待遇方面也有过于清苦的情况。但在研究、评价苏联对中共初级军事干部培养的问题时，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条件。首先，苏联军校之前并无培养外国学员的经验，仓促之间只能把培养本国学员的标准和计划套用到中国学员身上。其次，中国学员的来源构成十分复杂，有的具备较高的政治素养而未受过最起码的军事训练；有的已然受过一定的军事教育，甚至具有武装斗争的实际经验，却缺少政治常识；还有的是既无文化储备亦无军政实践的工农学员。人数激增又骤然合于一处，可谓众口难调，出现一些问题在所难免。还应看到，苏联军校方面致力于不断改正问题，如设置中国科、组建中国连、制定中国化的教学方案等，就是其努力的证明。
四、革命的召唤与中国学员回国
在许多留苏中国军事学员的生平履历中，都有“1930年回国”的表述，甚至招收培养中国学生最多的中山大学，也于1930年春夏停办。20世纪20年代的留苏热潮，在这一年戛然而止。令人不得不探寻个中缘由。
军事教育院校管理总局在1929—1930学年关于集中培养军事院校中国同志的决议案中，提出要继续从中国招收100名学员到莫斯科学习步兵专业、50名学习炮兵专业，要求他们中的70%出身为产业工人，30%为农民和游击队员。决议强调：“即便不能完成招生指标，也决不能以其他社会出身的学员来替代。”
遗憾的是，这一任务最终没有完成。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是生源的严重匮乏。中共中央1929年5月6日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的信中，道出了生源不足的原因：“在近两年期间有百分之六十至七十的老干部成了白色恐怖的牺牲品，而幸存者甚至还不够应付日常工作用的，因此我们无法派他们中一部分人到你们那里去学习。新的干部还只是在培训，其中多数人文化程度很低，没有参加过任何工作。只有在他们经过一段时间掌握一些实际工作经验后才能把他们派到莫斯科去。……在省里，除江苏和广东外，找不到工人同志去学习。”第二个主要原因是中共党员、共青团员的身体状况问题。由于国共合作破裂造成国内革命形势突变，在极其恶劣危险的斗争环境中，“比较积极参加工作的同志大部分都有病，完全健康的同志很少”。这样的普遍不佳的健康状况，显然不适宜到军事院校里“摸爬滚打”。第三个原因是中东路事件后，国民政府宣布与苏联断交，并对苏联进行各种反宣传，导致民众对苏联好感度严重降低。加上对各港口码头驶往苏联船只的严密监控，造成了事实上已无法选送大批学员赴苏的局面。
1927年南昌起义后，全国各地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相继创建与发展起来。伴随着农村土地革命不断深入和中共在白区工作的恢复与发展以及红军力量的不断壮大，中共对军事人才的需求迅速扩大。1930年4月14日，在中国担任军事顾问的马马耶夫在提交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的秘密报告中不仅建议：“加快结束中国学员在步兵学校和军事学院的学业（军事学院指伏龙芝军事学院）”，还提出“向步兵学校补充不少于100名学员，其中60%来自华南，40%来自华北”。这即是说，已成才的，应速速派回，学校的空缺，再派人补上，继续培养更多人才，充分体现出当时中共对军事干部的迫切渴望。此报告中，还有请共产国际向游击队活动地区派出五六名教官、派一两名同志任中共中央军事部成员、保障中央领导与游击队以及游击队之间的无线电联络等要求。4月15日，马马耶夫又向上级提交题为《中国的游击运动》的报告，再度呼吁：“大家很清楚指挥员问题的重要性。因此还应该采取一些措施，把在我们这里学习的军事骨干派往那里（苏区）去。”4月17日，李立三于上海给当时在莫斯科的周恩来和瞿秋白发来分析国内情况的信，信中要求：“尽快派遣能干的中国同志回国。”5月，中原大战爆发，国民党暂时放弃进攻红军，这为红军的发展壮大创造了有利条件。在此时期，中共领导的苏维埃运动已蔓延到江西、湖北、福建、广东、广西、湖南、河南、四川、安徽、江苏、浙江等11省。红军共成立14个军，人数约10万，并建立了中央（赣南、闽西）、湘鄂赣、鄂豫皖、洪湖湘鄂西、闽浙赣、广西左右江等根据地，革命力量得到较大发展，对军事干部的需求也随之大大增加。
在这样的情况下，苏联军事院校的中国学员绝大部分被派送回国，个别人员被派赴苏联机关、单位和部队服务。1930年夏，莫斯科步兵联合学校的中国连和中国科先后被撤销。因入校太晚学习时间不足以提前结业的十几名中国学员继续留校学习，与苏联学员混编，不再单独设组。除空军系统院校的毕业生多入苏联部队服役或升入中高级空军院校外，其他学校的学员均于1930年回国。苏联初级军事院校对中共军事干部大规模的培养工作，至此宣告结束。
五、苏联初级军校及其毕业生对中国革命的贡献
据笔者粗略统计，20年代曾在苏联接受过军事训练的中国学员，共有千人之众。他们之中，超过六成受到的是军事预备役训练，即东方大学开办的军事政治班、军事短训班和中山大学开设的军事理论课程及军事夏令营。朱德、叶挺、叶剑英、陈赓、杨尚昆、乌兰夫、甘泗淇、刘少文等，均曾受过此类军事教育。这些速成性的短训班虽然成绩斐然，但在系统性和正规化方面，较之专门的军事院校，则稍显欠缺。在初级、中级、高级军校培养的300余名中国学员中，初级军事院校的毕业生超过8成，构成了留苏军事学员的主体。
总结苏联初级军校对中共军事干部的培养，主要有以下五个显著特点：
第一，及时性强，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红军对干部的迫切需要。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最低谷期，在中共的工作中心转向创建人民军队开展武装斗争的关键时刻，苏联初级军校为中共成规模地培训、输送军事指挥人才和军队政工干部，无异于雪中送炭。
第二，突出党政（思想政治）教育，确保学员的政治属性。苏联军校明确提出教育的根本任务，是为中共培养忠诚的革命干部。各门政治课程互相配合、互相补充，共同建立起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旨在用布尔什维主义武装学员头脑，锻造具有较高政治素养的红色指挥官。
第三，育才专业多元化。苏联初级军事院校中的中国学员，以学习步兵专业的人数最多（约占50%），炮兵专业次之（27%），军事工程专业第三（15%），其余为空军、军事通讯等专业（8%），专业覆盖面广，人才培养全面。
第四，前瞻性强。在培训军兵种的多元化方面，不仅有陆军，还有空军；不仅有步兵，也有炮兵、航空兵、防空兵、工程兵、通讯兵，这为中共创建并领导多军兵种合成的现代化武装力量，预先准备了治军领导人才。
第五，实用性强。在克服程式化、教条化的教学缺陷之后，针对中国武装斗争的实际需要，设置武装起义战术和理论、游击运动的组织和战术等十一门课程。这些为中国学员量身定制的实用性极强的培训课程，犹如熊熊炉火，为中国革命熔炼并锻造了一批具有真才实学的实用型人才。
中国学员回国后，成长为一支治军建政等诸多方面的骨干队伍，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概括下来有以下五点：
第一，烈士众多。毕业于莫斯科克拉辛炮兵学校的朱瑞，在校期间，获得了学校“政治方面十分坚定，能够成为很好的指挥官、政治工作者和翻译员”的优秀评语。朱瑞后来的革命历程果然不负学校的评语。回国后，历任中央军委参谋科参谋、中共中央北方局军委书记、八路军第一纵队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和山东军政委员会书记、东北民主联军和东北军区炮兵司令员兼炮兵学校校长等职，1948年在辽沈战役中壮烈牺牲。中共中央在唁电中指出：“朱瑞同志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炮兵建设中功绩卓著”。2009年9月10日，朱瑞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纵观朱瑞的革命历程，其1927—1929年在莫斯科克拉辛炮兵学校的学习经历，对其后来的人生影响可谓至深至远。朱瑞如是说：“（在苏联学习时期）是我一生中最后明确确定革命人生观（为共产主义奋斗），坚定革命意志，及在思想、行为、组织与斗争中受到初步考验的时期……至于在红军及以后的一切时期，我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进步与前进着的。”正是在苏联学习期间，朱瑞由一个从未受过军事训练的普通革命青年，被锻造为共产党的红色炮兵指挥官，为其后来的成长和革命实践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毕业于特维尔共产国际骑兵学校的马宗显，在苏联学习期间获得了很好的鉴定，称他是一名“纪律性强、很努力的指挥员。对政治问题很感兴趣。在政治工作中十分积极。很好的一名指挥员、教员。”马宗显回国后，担任周恩来的警卫员，多次执行锄奸任务，被誉为“伍豪之剑”。历任工农红军第三十二师师长、红一师参谋长、红十师师长。1932年被叛徒出卖被捕，英勇就义。
据笔者不完全统计，苏联初级军校的毕业生中，得到国家有关部门确认的革命烈士，就有17名。和千千万万的革命先烈一样，他们用自己年轻的生命和青春热血，为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奠基。
第二，在人民军队军兵种现代化建设中功勋卓著，尤其是在空军、炮兵、防空兵、军事通讯等专业具有开创性。
列宁格勒第二航空机械兵学校的毕业生王弼，在校期间获得了“成绩完全满意，发展不坏，守纪律，积极做社会工作”的评语。回国后，王弼历任延安工程学校校长、中央军委作战部空军组组长、军委航空局政委。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副政委兼工程部长、空军副司令员、重工业部航空工业局副局长、第二机械工业部第四局副局长等职。王弼为中国人民空军的创建和航空事业的发展付出毕生精力，成为中国航空事业的先驱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的创始人之一。《人民日报》曾载文称他是“我党不可多得的几位航空技术老专家之一，同时是一位大公无私、不断追求进步、变革，力求我国繁荣昌盛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实干家”。
曾先后就读于列宁格勒空军军事理论学校和鲍里索格列布空军飞行员学校的常乾坤，是人民军队最早的飞行员之一。在苏联学习期间，常乾坤获得了如下评语：“总体发展好。理论素养高。在实践中能够运用理论知识，空中射击和轰炸的成绩格外好。（知识）消化能力强，纪律性强，对飞行工作有兴趣。一般军事和军事战术素养高，意志力强，具有主观能动性。身体条件好，不饮酒。善于根据战斗形势随机应变。”常乾坤回国后，历任八路军航空工程学校教务主任、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校长、军委航空局局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副司令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他参加人民空军的创建工作，在空军的军事训练、院校建设、科学研究、武器装备及民航事业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6年1月1日，东北局、东总在沈阳航空队的基础上组织成立了东北民主联军航空总队。东北民主联军后方司令部朱瑞司令员兼任航空总队总队长。在此期间，朱瑞说服感化日本教官、收集航空器材，创办了人民军队的第一所航校并担任首任校长（1946年10月由常乾坤接替）。正是这些苏联军校的毕业生，在一张白纸上，书写了人民空军最初的篇章。
日本投降后，朱瑞遵照中央和军委的指示，率领延安炮兵学校学员奔赴东北，组建新式的人民炮兵。然而形势的变化使原来接收日军装备，招兵买马的计划落空，朱瑞遂发动全校师生在东北广袤的土地上收集武器装备。除了接受苏军正式移交的部分老旧火炮外，他还通过莫斯科炮兵学校的同学、校友关系，从苏联一些部队弄回了十几门大炮。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之下，到1946年5月，共收集火炮七百多门，炮弹五十万发，坦克十二辆，以及一大批器材、零件，为东北人民炮兵奠定了物质基础。依靠这些装备，解放军组建起八十多个炮兵连、一个高炮大队、两个坦克队和一个修械所，为夺取辽沈战役的胜利贡献甚大。
瑞金时期，为防止敌机轰炸李德的驻地，王智涛用钢管焊成两副架子，架上重机枪，成为人民军队最早的两挺高射机枪。王智涛后来担任华东防空司令部副司令员，而司令员则由时任淞沪警备司令员、曾就读于莫斯科炮兵学校的郭化若兼任。两位苏联军校学员共同担负起保卫华东和上海蓝天的重任。
毕业于列宁格勒军事通讯学校的涂作潮，在校期间获得了如下评语：“政治素养足够，对现代革命运动问题认识清楚。个性坚强、严肃认真、精力充沛。特种无线电技术专业方面准备充分，具备担任无线电台副台长的能力，或可担任军事技术排的排长。守纪律，是一位好同志，可以指派其独立从事小型地下工作。”涂作潮回国后，即任中共中央特科机务员兼机务教员，在中央苏区，先后担任中央红军电台机务员兼机务教员、红军无线电大队第二任政委、无线电通信来料处主任、通信材料厂厂长等职。他靠着一把克丝钳、一把扳手和几把改锥，用缴获来的战利品、秘密购买的电子管，为红军组装、维修了第一批电台，帮助红军建立了“千里眼”和“顺风耳”。作为中央军委无线电学校的教员和上海秘密电台工作的领导者之一，涂作潮还培养出了中共隐秘工作的杰出英雄李白，在中共的隐蔽战线和无线电通信领域做出了重大贡献。
第三，对人民军队军事教育事业的开创与发展影响深远。
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共有朱瑞、郭化若、黄火青、常乾坤、王弼、伍修权、吉合、王智涛、唐铎、徐介藩、涂作潮、唐赤英、孙发力、吕振球等14名学员在各个时期，分别担任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红军大学、红军卫生学校、红军特科学校、军官学校、炮兵学校、无线电训练班、机械工程学校、航空学校、防空学校、军事工程学院、装甲兵工程学院的校长、教育主任、教员以及政治委员、政治指导员、党总支书记、教导员等职务，为中共和人民军队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军事人才。
此外，留苏军事学员，参照苏联军事院校的办学经验、制度，创办了人民军队一系列军事学校，并参考苏联军校的课程设置，结合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制定了本土化的军政训练计划，为人民军队军事教育事业的正规化、现代化奠定了基础。
第四，为我军的军事科学研究奠基助力。苏联军事专家为军事院校的中国学生编纂了大量有关军事组织、游击战争策略、军事技术等各方面的教材，在中国红军部队和院校里曾被广泛使用，如《苏军步兵战斗条令》《野战条令》《政治工作条例》《参谋工作条例》《后勤工作条例》等。留苏中国学员回国后，参考这些条令、条例，结合中国革命战争和工农红军的特点，编写了自己的条令、条例，作为机关工作和部队战斗训练的基本依据。这些条令、条例的贯彻实施，对于克服红军工作中的缺点，加强部队建设，使之逐步走向制度化、正规化，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直到1958年，叶剑英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仍指出：“部队和院校训练所采用的各种条令（如战斗条令、野战条令、舰艇条令等等）均是从苏联翻译过来的。”留苏中国学员还参考苏联军事教科书和科研成果，编写了《爆破学须知》《工程学常识》《步兵连、排重机关枪的使用概则》《防空知识、防空训练和应对敌空袭之技、战术》等教材、著作，为人民军队的军事理论以及军事科学的丰富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第五，中国学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的多个方面，贡献颇丰。
莫斯科步兵学校的黄火青，在校期间曾担任党支部书记，并获得了学校的高度评价：“他是一位坚定的党员同志，政治觉悟很高并积极参加党务和社会工作。学习成绩好，守纪律。对待操训课程态度好。可以被委任重要的工作。对党忠诚值得信赖的同志。”在另一份档案中，则有“身体健康、克己守纪、是一名可靠的同志，可以被委任重要的军事政治工作，或担任游击队指挥员”的表述。1930年回国后，黄火青即任红十四军一团政治委员兼参谋长、江南省委军委兵运书记等职。进入中央苏区后，历任工农红军学校总支书记、红五军团十四军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工农红军学校政治营政委、红军第一方面军九军团政治部主任。1934年10月参加长征。延安时期，先后任中央军委军政学院副院长，中央党校一部主任、秘书长。解放战争时期，任热河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天津市委第一书记、市长，中共东北局书记，辽宁省委第一书记。1978年3月至1983年6月，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党组书记。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共第十一届中央委员。在中共第十二大上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黄火青一生曾在多条战线上工作，取得了杰出的成就，与其在苏期间所获的优异评语相契合。
伍修权在莫斯科步兵学校学习期间，获得了校方很高的评价，称其为：“从学员中选拔出的翻译员。虽然军事课程的翻译和指挥工作做得都很好，但更适合从事政治课程的翻译。可被委任指挥工作。政治觉悟高。”回国后，任闽粤赣军区司令部参谋、瑞金红军学校连指导员、政治 营教导员、军事团教育主任、军委模范团政委、军委直属第三师政委、汀（州）连（城）军分区司令员兼政委，参加了数次反“围剿”作战。在长征中，作为李德的翻译员，列席遵义会议。在与“左”倾错误路线的斗争中，始终旗帜鲜明地拥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抗战爆发后，伍修权担任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上校处长。1945年，参与起草了朱德在“七大”的军事工作报告。日本投降后，赴东北参与协调与苏军的行动，获少将军衔。1947年后任东北军区参谋长兼军工部政委。在此期间，他还担任东北军区军政学校校长，参与筹建了我军第一所航空学校和第一所海军学校。新中国成立后，伍修权历任外交部苏欧司司长、副部长、驻南斯拉夫首任大使、中联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等职。曾陪同周恩来总理访苏，并参与起草中苏友好条约等一系列工作。1950年11月，出席联合国大会，痛斥了美国对我国领土台湾的入侵和战争威胁，维护了我国的主权和尊严。
师哲在延安时期，担任毛泽东的俄语翻译，主要负责毛泽东与斯大林、联共（布）中央、共产国际的电报往来和毛泽东接见苏联客人的翻译工作。他亲手完成中苏就有关皖南事变、整风运动、重庆谈判等重大事件往来电文的翻译工作。师哲还主持创建中共中央编译局、俄语专修学校和外文出版社，并首任局长、校长和社长。在中央机关工作期间，他长期兼任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同志的俄文翻译，多次参加中苏两党两国间的最高层会谈，为中苏两党两国的交流搭建语言桥梁。师哲俄文造诣高深，曾参与《毛泽东选集》1~3卷俄文版的翻译工作。他撰写并完成了《在历史巨人身边》《峰与谷》等著作，为我们留下了关于中苏关系史极为珍贵的遗产。
以上3位是初级军校学员的代表，是一个光荣群体的缩影。
结语
苏联初级军事院校对中共军政干部的培养，是在联共（布）、共产国际援助中共同国民党开展武装斗争的历史背景下展开的，是中共留苏军事教育链条中最重要的一环。这种援助，以培育树立坚定政治信仰，掌握先进军事政治知识和技战术人才群体为标志，对中国工农红军和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苏联各军事院校在教学实践中，经过不断地探索与改进，为中国学员设置了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教学内容，造就了合格的学以致用的红色军政人才。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些学员回国后，将在苏联军校学到的本领，理论联系实际地运用到中国革命战争中去，涌现出许多英勇善战、功勋卓著的高级将领。据不完全统计，在各个时期担任过师级以上的军政职务者，即有30余人。他们以自己的杰出贡献，谱写了党史、军史、军事教育史上的华彩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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