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团大战

      7月中旬,左权来到第一二九师师部,传达彭德怀的上述设想。

      他对刘伯承、邓小平说,为了粉碎日寇的“囚笼政策”,振奋、坚定敌后根据地和全国军民的胜利信心,制止国民党的投降活动,牵制日军的南进和西犯,彭副总司令准备组织发动一次破袭日军交通干线和据点的进攻战役,主要目标定在正太路,由第一二九师和晋察冀军区共同负责实施;平汉、同蒲、白晋、平绥、津浦、北宁各线配合行动。

      第一二○师和各铁路沿线的部队都参加作战。

      刘伯承、邓小平欣然表示赞同。

      又经过一个多月的酝酿,《关于破袭正太路战役的预备命令》出台了。

      随后,八路军总部正式召开军事会议,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杨尚昆参加,会议正式决定发动一次大规模的破袭战。

      周恩来飞回延安,商议《中央提示案》,同一天,还是9月22日,远在重庆的周恩来飞抵延安,他带来了国民政府的《中央提示案》——一份限共、反共的文件。

      所谓《中央提示案》,是指1940年7月16日国民党提出的所谓《中央提示案》。

      主要内容是:取消陕甘宁边区,代以陕北行政区公署,归陕西省政府领导;缩编八路军、新四军,并限制其防地。

      随着局势的发展,国民党掀起了新的反共高潮。

      国民党中央推动各地及各党政军机关拟具防共办法,不可避免地使本来就已经充满摩擦的国共紧张关系更趋白热化了,并且迅速开始发展到军事冲突的地步。

      在国民党占据军事优势的地区,国民党防共限共的办法自然容易奏效,共产党方面难免要遭受损失。

      如在平江和确山两地的新四军留守机关人数寥寥,受到国民党地方势力围攻,不免死伤惨重。

      在双方力量势均力敌的地区,对抗的结果却只能采取折中的办法,妥协解决。

      如在陕甘宁边区陇东方面的镇原和宁县,原本就是个双重政权的地区,国民党任命的镇原专员公署依照上级指令“自动恢复权力”,“绝对强硬不稍退让”,指使保安队“到处搜捕捣乱分子”,捕去八路军三八五旅工作人员6名,意图逼走八路军,结果引起三八五旅的报复。

      双方你捕我的人,我捕你的人,终于引发军事冲突,国民党镇原县长、专员及保安大队均被赶出镇原县城。

      与此同时,邻近之宁县亦发生相同情况。

      毛泽东据此曾明确提出“采取强硬态度”,坚持镇原、宁县、庆阳等5县“全归边区管辖”,但由于国民党方面调来一六五师武装介入,形成军事对峙,最终双方也还是只能相互妥协,承认一切恢复原状了事。

      周恩来1939年6月3日曾致函蒋介石称:近来各地摩擦日益加剧,“考其原因,地方幼稚,举动失常,固为肇事近因,但自国民党五中全会后,中央发有防制异党活动办法之通告,实予地方上以极大之刺激。

      因是,各地磨擦渐趋普遍,武装冲突者有之,中共党员被暗杀者有之,被捕者有之,被骂为汉奸者有之,其所出版之书报多被查禁,其所参加之团体多被封闭,其所来往之友朋多被怀疑,其所从事之工作多受限制。盖以为如是,可以防制共党之活动,可以缩小边区之范围。殊不知愈恃压力,愈不足以服人之心,愈难收预期之效果。

      ”1940年初,国民党高层干部上书蒋,明白提出,倭寇、汪逆、中共三者,已均为我之敌人,“倭汪为我绝对之敌,中共则横陈于敌我之间,其所处形势,比倭汪尤难对付……假定中共势力继续膨胀,各地冲突继续发生,尤以中共活动范围漫无限制,我既不能消灭之,又不能调整运用之,徒加以不生效果之防止,即所谓以磨擦对磨擦,则久而久之,到处滋漫,对消我之抗战武力,扰乱我之社会秩序,动摇我之政治基础?

      ”鉴于当前局势,似应本各个击破之法,划清国共两军作战界线,即将冀察战区给予中共,任命朱彭为总副司令,而将黄河以南以及长江流域所有中共部队强制调赴北方,并示意只准向东四省发展,不准向南进出,在黄河以南尤其是长江流域,任何地方不容丝毫客气,雷厉风行,禁绝并剿灭中共一切活动分子,确保国民党之统制态势,则情势转变,可望发生如下之效果:免去中共部队与国军杂处之状态,并坚固自己阵容;使中共转向其锋,与倭寇及伪组织直接冲突;肃清华中华南之中共势力;抗战胜利后,我可根据华北人民之请求,单独处置中共,并可乘东四省之极度骚乱,相机收复全部失地。

      据此,他们提出:目前应“先成立一肃清黄河以南中共势力之计划案”,以八路军及新四军完全调赴该战区为条件,任命朱彭为冀察战区总副司令和冀察两省省府主席,“其不服调动者,即认为贼匪,一律剿灭之”。

      进入1940年之后,国共两党的军事摩擦已经白热化起来。

      中共中央通过将近一年的反摩擦斗争,已经取得了空前的成就,“晋西北顽固势力已全部肃清,(河北)石(友三)、高(树勋)已溃败,残部退山东之菏泽,朱怀冰一个师大部被消灭,鹿(钟麟)、朱(怀冰)退(河南)辉县”,“在华北特别在汾离公路、白屯公路、长治、磁县、大名之线以北,我们已占绝对优势,山东境内我顽两方尚在对峙中,惟我有政权之县份已达四十县”。

      因此,中国共产党制定了新的发展目标,要“将整个华北直至皖南江南打成一片,化为民主的抗日根据地,置于共产党进步势力管理之下,同时极大发展鄂中与鄂东,以便与全国工作相配合”。且要力争在最短的时间里能够达到扩军百万的目标。在进行军事斗争的同时,党仍然要努力争取中间势力,特别是争取200万友军反对“剿共”,至少对“剿共”消极。国民党内要求军事反共的呼声日高,蒋介石显然也跃跃欲试。他在日记中表明自信,由于日军攻势已停,自己已经具备了“抗倭剿共,尽可双管齐下”的实力。

      当然,他了解,对共产党在这个时候还“不宜全盘破裂”,只宜“先取守势”和“局部斗争”。

      因此,蒋不同意展开大规模的“剿共”战争,而是倾向于各个击破的战法。

      考虑到华北八路军已经占据相当优势地位,国民党在敌后难有作为,蒋这时最关心的其实还是华中地区。

      他对中共军队进入山东,并开始向华中敌后转进的情况高度警觉。

      得知新四军有化整为零,“迅速完成各地游击根据地,江北以潜山青苔关一带,豫鲁皖边区以永城夏邑一带,江南以茅山并以一部相机占领天目山以为浙西之根据地”的计划,即严令下属:对“第三战区内之新四军以及其他共党之行动,应严密注意防范,如其有越规行动,应不稍留情,从严制裁”。

      而对军令部拟具《关于肃清淮河流域及陇海路以南异党军队的指导方案》,他只是不同意调动李品仙、韩德勤各集团之一部进出于淮南路以东及洪泽湖以南地区,以李仙洲军(附骑兵一师)与韩德勤之一部进出于淮河以北地区,将该地区内之中共军队压迫于大江以南或相机剿灭之的做法,称“用此种正式作战,用大规模进剿办法,必难奏效,应以政治工作为主,再配属正规军特种训练多数之小部队,如此进剿方能有效也”。

      蒋介石的意见是稳扎稳打,各个击破,力求局部剿肃成功。

      因此,他一面要求第三战区逼迫新四军江北部队退回江南,一面密令李品仙、韩德勤等选编精干部队肃清淮南路两侧及蒙(城)、涡(阳)、宿(县)、永(城)各附近地区之中共军队及其各级组织,尔后相机迅速进出于洪泽湖南北附近地区,协力将中共军队压迫于大江以南,或一举剿灭之。

      1940年5月以后,国民党高层就如何根本解决国共摩擦冲突问题逐渐达成共识,划界谈判的工作开始提上日程。

      按照国民党方面拟定的方案,八路军和新四军应“全部开入旧黄河河道以北(指自山西介休、平遥、太谷、长治,河北邯郸、馆陶,到山东齐河以北)之冀察两省和晋东北及冀鲁交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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