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行英雄

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高级步兵学校的前辈们

石岭白鹤

陆指史话】“总高”轶事

龙盘哺英编辑部 龙盘哺英

撰文 | 熊 伟

配图 | 钱 坤*



南京紫金山,站在中山陵392级台阶的最高处,只需向正南方向一指,你就已经准确定位了两公里外南京理工大学的中轴线。对这所211、985重点高校,南京市民最熟悉的,当属年年相约早春,在参天蔽日的水杉林中丛丛盛开的“二月兰”花海,再有,就是从友谊河边陈庚、孔丛洲将军雕像,以及“兵器博物馆”等标的中揣摩出这所院校的军工背景,还会从校园内分隔均匀、整齐划一的建筑布局中,体会到不一样的大学氛围。

然而陆指人记得,那里曾是学院的前身——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高级步兵学校(简称“总高”)的办学所在,我们引以为傲的“毛主席训词”、开国将帅莅临视察、培养以张万年、迟浩田、傅全有等为杰出代表的知名校友,就出自那个大院子里。

干在孝陵卫,死埋紫金山

1952年,朝鲜战争进入谈判阶段,时任志愿军副司令员兼九兵团司令的宋时轮,奉命回国筹建总高。校址定于何处?争议很大,一开始军委的方案是放在石家庄,但参与筹建的苏联顾问团经过反复考察,坚持放在南京,并指明放在孝陵卫——当时还是华东军区第三高级步校的地盘。

争论到了毛主席那里,经过综合衡量,包括听取聂荣臻、粟裕等人的意见,最终由毛主席批示拍板:“同意总高级步兵学校改设南京,并与第三高级步校合并”。

可以想象,1952年那个夏天,当宋时轮踏上孝陵卫这片土地,背靠郁郁葱葱的紫金山,他的心情一定十分满意这个校址的选择,所以上任伊始就提出“干在孝陵卫,死埋紫金山”的口号。

历史证明,在南京办学颇为明智,尤其是孝陵卫,自古就是谋兵论战之地。

所谓“孝陵卫”,位于中山门外、紫金山南麓,因明朝时驻扎守卫朱元璋陵园(“孝陵”)的部队而得名,自此600多年,孝陵卫这个地盘始终与军事、军事教育相关,故有“孝陵卫营房”之称。

往前追溯,清末,这里驻江南大营。上世纪30年代,驻着国民党的“御林军”——中央军校教导总队。1937年南京陷落,敌寇在这里开办士官学校,对外称“金陵部队”。抗战胜利,国民党还都南京,将中央训练团、陆军大学、陆军参谋学校等均设于此。

几百年间,孝陵卫与兵家结缘。


南京理工大学校徽


南理工最著名的历史建筑,其校徽中心的图案就是这个“二道门”,为1946年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地位比照今天的中央党校)所建大门,据说当年蒋介石为标榜自己是孙中山的正统继承人,有意选址于此,以“二道门”为地标的营区中轴线对接中山陵,象征“继承总理遗志”。

进入新中国,孝陵卫营房更成为红色军校的一个圣地。先是1949年4月,刘邓率“二野”解放南京,这里成为二野军政大学办学所在(哈军工前身)。同年10月,二野挥师大西南,军大在宁招收的1万多名各地知识青年也一起随军出征。

1950年1月,陈毅担任校长的华东军政大学迁移至此。1951年1月,华东军大与华北军大共同组建由刘伯承元帅领导的军事学院(国防大学、海军和空军指挥学院前身),另以华东军大下辖的4个总队在孝陵卫成立第三高级步校。

把这些发展脉络一拎,可以觅得我军当今最知名军校的血脉传承,从这个角度看,说孝陵卫是军校“圣地”,当不为过。

总高在孝陵卫办学,条件颇为“优越”。先看营房资源,据记载,总高政治部和文化教授会使用的是原国民党陆军大学楼群,合同战术、射击、炮兵等教授会使用原参谋学校办公楼,大到战术场地、礼堂操场、游泳池,小到桌椅板凳一应俱全。还有许多远离校本部的“飞地”,如铁匠营80号,原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旧址,为总高卫生处所用,等等。

再看教学资源,在南京的大批国民党军队留用人员,填补了办学师资的空缺,一开始竟占到了教员比例的60%,“败军之将”当老师,这在电视剧《亮剑》中多有描述;还有汤山、句容大片现成的教学演习场地,等等。总而言之,总高具备办一所现代军校所需要的全部硬件资源。

“干在孝陵卫,死埋紫金山”,完全可以理解宋时轮校长与孝陵卫同在、与紫金山终老的踌躇满志,这位黄埔军校五期生,打了二三十年的仗,终于走进了宽敞明亮的房子,坐上稳当舒适的椅子,干起自己并不陌生的军事教育事业了,他当然要施展拳脚大干一番。

【二】“做掌握现代军事技术的模范和领导者”、“铁心干教育”做掌握现代军事技术的模范和领导者、铁心干教育

总高之地位,有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可比照,后者被形容为“听到它的名字就想敬礼”,有“红军大脑”之誉。

向苏联学习,这是朝鲜战争后“一边倒”的政治背景决定的。毋庸讳言,总高一开始就是参照“伏龙芝”模式组建,是培养合成指挥员的高等军事院校;在教学上由“老大哥”手把手的教,除学校设苏军总顾问外,12个教授会(相当于现在的教学系)都有苏联顾问指导,教学方式特别注重条令、条例,规范学习,6小时一贯制,考试三堂会审,等等。

学苏军又不惟苏军。创办总高的将帅们一定记忆犹新,相去不远的30年代,党和红军吃过“共产国际”、军事顾问的亏,不然就不会有万里长征的筚路蓝缕,以及教条主义、“左”倾冒险主义造成的损兵折将。

毛主席对“总高”寄予厚望,1953年1月,在为总高开学特别题写的训词中写到:“做掌握现代军事技术的模范和领导者”。一个月后他又亲临南京视察,在接见军事学院领导和“总高”宋时轮校长时指示:军事学院要把师以上的教材,总高级步校要把团以下的教材分别搞出来,以供给全军使用。党的领袖具体指导院校的教材编写,这并不多见,从中可见历史伟人总揽全局下的事无巨细,以及对军队正规化建设的迫切之情。

毛泽东在聂荣臻报告上批示,成立总高(一)


毛泽东在聂荣臻报告上批示,成立总高(二)


对总高的办学指导,宋校长有清醒认识,在建校后的第一次干部党员大会上,他就讲:“一切以教学为中心,一切为教学服务;以苏联为师,学习苏联先进军事科学,反对经验主义,防止教条主义;提高共产主义思想水平,反对个人主义;深入教学实际,建设正规作风,反对官僚主义”。对于学习苏军,他指出“既要认真学习,又不能照搬照套,要取其长,避其短”“编写教材要以我为主”,等等。

要独立自主首先要有自己的教员队伍,因为建院办学,房子土地接收过来就能用,而教员却不能不自己培养。宋校长面临的实际困难是:占教员比例60%的原国民党人员,思想上不能适应苏军和解放军军事教学工作,而我军有军事经验并能胜任教学工作的干部,又希望到一线部队工作,不安心留在学校搞教学。

迄今我们采访的两位“总高”时期的教员,都讲到宋校长对培养“以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教员的重视。为了栓心留人,他挨个找教授会领导和部分教员谈话,给他们加油打气,同时也不无严肃地告诫:“毛主席说过,要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干革命就要准备吃亏,要铁心干教育,要准备一辈子吃亏。”后来,通过开办师资培训速成班,学校在三年时间里培养了500多名以党员干部为骨干的军、政、文教员。

对于教学,宋时轮常说:“抓教学也要像打仗一样,动真的,干实的。”总高教学的一大特点就是实兵实弹。学员考核有一条硬杠杠就是射击成绩必须全优,所以校园里乒乒乓乓的枪声从来不绝于耳。


1953年总高在青岛组织抗登陆演习


再就是实兵演习,又称为“见学”,据记载,从1953至1956年,总高组织大大小小的军事演习有100余次,平均每个月都有一到两次,规模由连到师,从步兵到多兵种联合;演习情况从常规条件到原子条件。采访的老首长至今还印象深刻的演习有三次:一是在汤山、句容组织的航空兵、炮兵和步兵联合实兵演习;二是在苏州举行的水网稻田攻防实兵演习,属于新型武器装备和诸兵种协同条件下的战术训练,参演部队之多,据说整个苏州城的旅馆都被演习部队包下;三是在青岛组织的远程指挥演习,指挥部在孝陵卫本部通过大功率电台下达指令。

尽管办学时间不长,但总高建成了“步兵的真正的训练机构和学术研究机构”,实现了“在不太长的时间里,轮训出大批德才兼备的具有现代化军事素质的营、团级军事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

为正规而正规,不是生活小事

有这样一个现象,我军将帅创办军校,在倾注心血的同时,也以自己的作风人格塑造着校风校格,由此打下鲜明的个人印记,正如我们一提“军事学院”,总会情不自禁地用“刘帅的军事学院”这样的表述。同样的,“总高”时期的老人,也会言必称“宋时轮校长”如何如何。

总高办学6年,只有两任校长,其中宋时轮干了5年。作为一名战功卓著的名将,宋时轮一生正气,有着难能可贵的唯实、无私品质,这主要体现在他治校严格,以及真心诚意爱护部属上,因此做了许多一般领导很难做到的事情,但也很好地把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统一了起来,由此赢得“总高人”的拥护爱戴和长久纪念。

总高学员大都是“李云龙”式的干部,职务较高,年龄较大,立过战功,基本没进过校门,是在“战争大学”中成长的。看过这样的记载,学员入学规定不许带武器,但有的学员箱子里带了枪,有的吃饭卡个碗,抓两个馒头,找墙根一蹲,顺碗边吸溜。有的广东来的学员,上面穿军礼服,脚上屐着拖鞋。正如刘帅批评的,是“农民习气、游击作风”。


总高阅兵方队在天安门前预演


宋时轮认为:“为正规而正规,不是生活小事”。他要求把“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八字校风刷到二道门的门头上,同时给学员立规矩:新生一入校,先集中搞搜枪运动,汽车移交,警卫员、勤务员取消,同新兵一样出操。抓行政的庄田副校长每天一大早检查宿舍,起床号一响,车子就到宿舍门口,号一停就进宿舍,看谁起床迟,抓住就挨训。不管什么事,不对就批评,以致学员看到庄副校长就跑。

宋校长对教学更是极端负责任,他亲手制定以课表为主轴的计划、控制、检查一条龙的教学管理方法,坚持亲自到课堂听课,亲身体验,有一点不对的地方都要严肃批评指正。对此,原“总高”战术教授会教员、王炳琦老首长讲了自己挨训的“趣事”:当时他还是30出头的年轻教员,一次正在进行室外课教学,宋校长不打招呼的来听课,由于离得比较远,他有意放低了声音,心里盘算的是怕校长听清楚了,万一讲不好会挨训;结果出乎意料,课后宋校长“质问”战术教授会主任:“有没有给这个教员吃饭?”反过来鼓励自己要大胆地讲,不要怕出错。王老说,这其实是宋校长很策略的批评,也体现了对年轻教员的爱护。

宋校长的严,还体现在一个和“种树”有关的故事上。可能是因为种树和育人有某种联系,宋校长爱种树,总高每年种多少树,种什么树,在哪里种,都要亲自过问,还会亲自去数。有个上尉股长,虚报了8棵树成绩,被关禁闭一周。一次春季植树,恰逢宋校长去北京开会,开会回来后,他立即在院里检查植树情况,发现几个该种的地方没有种,就把几位校务部领导叫到办公室批评,部长做了检讨、立下补种的军令状才算过关。很多年后,已调任北京的宋时轮每次来南京,都会回孝陵卫看他种的树,并叮嘱当时炮兵工程学院的领导一定要爱护好。


南京理工大学校园风景


由于治校严格,宋时轮女儿听到别人不少议论,回家就对父亲说:“爸爸,你要求太严格了,别人都怕你。”然而,一方面是“严”,另一方面是“爱”,其实严也是因为爱。为了把总高建设好,宋校长精心设计营区规划,将营区区分为学员区、办公区、宿舍区、科研图书阅览区等,在专修室、图书馆安装电动沙盘、灯光音响显示等电化教具,就连教员、学员用的手提皮包、图板和米尺等教学工具,也都是专门在上海定做的。

“总高一来,先建食堂”。宋校长对办好伙食非常重视,可能是因为“伙食能顶半个指导员”。总高有8个大食堂,他经常不打招呼的“评比树标”,往往是临开饭前通知各个食堂送一份当餐的饭菜到校部,然后把各个负责的领导叫到一起评比,好的当场发标兵牌子,差的脸上就挂不住了。

总高是吃肉大户,宋校长请江苏省领导帮忙,将句容半个县的生猪划归总高采购。很快学校自己办养猪场、豆腐房、酱菜场等,能够自给自足了,就退还了生猪征购区。结果不久后总部下达停止部队搞生产的文件,宋校长看了文件后说:“我们搞生产是为了自给,减轻市场供应的压力,又不与民争利,停止它干什么?”他决定养猪场还继续办,由他去向总部报告。

类似这种唯实的故事还有很多,也正因为如此,有的总高人当时即便有怨言,过后还是感念老校长的恩情。校长治校,这是近期一位领导在通读院史后总结的办学传统。宋时轮老校长“以正治校”的故事,求实务实的作风,至今仍是一个很高的标杆,这与彭雪枫老校长的“培养懂政治的军事家,会军事的政治家”,张云逸老校长的“一切为了战争、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是我们需要继承的宝贵财富。

“总高”撤并与孝陵卫营房后记

令人遗憾的是,曾经辉煌的总高,在1959年因故中止办学,撤出孝陵卫营房,并入位于黄埔路的南京军事学院。全校955名干部,一半组建为军事学院基本系二部,另一半则分配到国防部五院、军事科学院、各军兵种部队和医院等30多处。

再后来,就是1966年文革开始,全军院校停办,南京军事学院也被撤销,直至1978年组建“南高”,恢复办学至今。


总高修建的大教室


总高为什么撤并,文献表述是:“由于军事学院与总高级步兵学校的训练任务有些重复”。的确,1957年刘帅的“军事学院”战役系、战史系迁往北京,成立培养高级干部的高等军事学院,留下的基本、防化、情报等系,成立中级的“南京军事学院”,培养团级干部。这样一来,同在南京的军事学院和总高在培养目标、教学内容、学员学制等方面出现雷同重复,总高的生源也有不少的削减。

然而,还有一些重要事件引人联想,比如1956年后中苏关系恶化,“向老大哥学习”受到了质疑;1957年批评学苏联是“教条主义”,开始整风反右,总高停课半年多,也是这一年,宋时轮校长先是向军委申请到军事学院学习,后被调任军事科学院任副院长;1958年“反教条主义”扩大化,刘伯承、宋时轮均被点名批评。运动高潮时,孝陵卫营房如“狂风暴雨”,甚至人在北京的宋时轮,又被要求返回总高接受批判……

尽管是返校接受批判,在大会小会上做检讨,但宋校长还是那样“倔”,不认为总高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在挨批斗的间隙,还劝学校不要参与正在全国如火如荼的“大办钢铁”,不要在校园里建小高炉,有力量的话应该去支持正规企业去炼钢。

这就是老校长,什么时候都不肯弯腰!

…………

孝陵卫营房在“总高”撤出后,曾经荒芜过一段时间,1959年4月,高射炮兵学校搬迁至此,由于只是师级架子,人员很少,住在总高的大院子里,用当地人的话说是“小人穿大衣——不合身”,许多营房被附近驻军及居民占用。据采访的一位老首长讲,59年困难时期,军事学院有不少教员在孝陵卫营房种红薯充饥。


校址-孝陵卫1号


1962年8月,高射炮校与在武昌的炮兵工程学院互换校址,后者是“哈军工”的一支,时任院长孔丛洲将军也是传奇人物。1966年,炮兵工程学院转制为地方院校,为华东工程学院,发展至今就是南京理工大学。

值得一提的是,1978年我院前身——“南高”恢复办学,筹建人员通过实地调查,提出索回孝陵卫营房,期以继承“总高”衣钵,但华东工学院的上级——原第五机械工业部坚持不让。1978年1月,筹办人员向军委训练委员会主任——原“总高”校长宋时轮汇报,宋时轮当即拍板,在浦口花旗营南京军区军政干校校址上办学,也就是学院如今的校址。而在50年代,花旗营这块地是“总高”训练部队的营房,所以也是衣钵相传、一脉相承了。

…………

如今的“孝陵卫营房”,远去了门禁森森、喊杀阵阵,已成为开放办学的菁菁校园,梧桐树下的霓裳靓影,运动场上的生龙活虎,到处充满着新鲜的活力。当年的营房格局不断被改变,多元的生活方式正在消解传统的价值观念。


南京理工大学


历史的变迁是无情的,而眷恋情感是真挚的。当年,“总高人”为了共同的革命理想,在这片土地燃烧激情,他们都是背井离乡军人,是在血火厮杀中的幸存者,他们一定对学校这个安居乐业之所十分依恋,所以以校为家。今天,我们继承了“总高”的事业,那么他们当年的家,也应是我们心灵的故土吧?

谨以此文纪念我们的“总高”前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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