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记者贝特兰访问延安与山西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五篇文章为《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这位英国记者贝特兰是何人?詹姆斯·贝特兰(1910——1993)出生于新西兰的奥克兰,1932年获奥克兰大学文学硕士,1935年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后在伦敦《泰晤士报》工作,出访过德国、意大利、苏联等国。1936年,他作为罗得斯奖学金访问学者在北平燕京大学进修中文、研究远东政治,并兼任多家英国报刊的特邀记者。他在中国受到埃德加·斯诺夫妇等好友和爱国学生运动的影响,是一位坚定的反法西斯主义者。他于西安事变后采访张学良、杨虎城,发表了公正的报道与评价,并同史沫莱特在西安电台用英语对外广播,打破了国民党的新闻封锁。

赴延安采访毛泽东


  1937年冬贝特兰在山西

1937年金秋,贝特兰受毛泽东的邀请访问延安,多年后他自豪地说,“我是第一位访问延安的英国记者。”踏上延安的土地,他感叹延安的风光:我从没看见过像延安这样风景如画的中国城市,仿佛一幅宋人山水画似的。他惊异延安的艰苦:“外交部”、“招待所”的床就是普通的砖炕,饭菜只是不发酵的中国“面包”或高粱饭。他感慨延安的圣洁:这是中国的一个“进步的实验区”,红军到来发生了很大地改善。

在抗日军政大学的露天广场,贝特兰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毛泽东用家乡话向抗大学员作政治形势报告,报告讲得深刻、具体,又很幽默。之后,贝特兰被邀请与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一起吃便饭,毛泽东向他询问了一些国际形势的问题。

在延安毛泽东居住的窑洞——“一间隐蔽在延安高耸绝壁下面、宽敞的山洞住宅”里,毛泽东与贝特兰连续几天进行了交谈。贝特兰眼里的毛泽东“身材高瘦,头发很长,向后梳着,回答问题时思路清晰,沉稳有力。他不停的吸着烟,一支接一支。”谈话从傍晚开始,谈到深夜,桌上蜡烛的烛泪流成一条条沟槽,烛光映出的影子映在弧形的屋顶。期间秘书不断地送来电报和文件,毛泽东在谈话的间隙批阅这些文件。

毛泽东和蔼的性格、谈笑风生的风格深深地打动了贝特兰,他后来评价说:“说句老实话,我在中国所遇到的一切人中间,毛泽东头脑的冷静和稳健是无比的,这一点打动了我的心。和他谈话的时候,任何人就立刻感到一种巨大的智力,一个非常优越的头脑,活泼而稳健的沿着有条不紊的线索移动着。这种卓越的智慧配合着对于任何问题真正实际的了解,和对于本国人民的深刻认识。毛泽东具有超群出众的、足以代表中国式的、最好的精神特征的精明与韧性。就是这个原因使他在这一向充满了机灵的政治投机家的中国成为一个成功的政治战略家。”

贝特兰随身携带着两个笔记本,密密麻麻地记录着采访毛泽东的谈话。贝特兰把这两个笔记本视为珍宝,伴随了他的一生。贝特兰说:“采访毛泽东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一次采访。‘毛选’里有我的名字,使亿万人都知道有个英国记者叫贝特兰。”
这次采访被整理成约八千字的文章《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于1937年10月25日在延安正式发表,并被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全文分为“中国共产党和抗日战争”、“抗日战争的情况和教训”、“在抗日战争中的八路军”、“抗日战争中的投降主义”、“民主制度和抗日战争”五个方面,以贝特兰提问、毛泽东回答的形式,分析了抗战初期中国的政治形势与任务,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路线与政策,指出了中国抗战的战略与战术。

赴山西采访八路军

1937年初冬,贝特兰随一支八路军小分队从延安出发、东渡黄河、进入山西考察。他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在山西弥漫着雪花的山谷里,我曾分别和八路军各队的人们一起同行,有时走路,有时骑马,有时坐军用汽车。我可以说,受尽了一个外国人所能忍受的一切。”

贝特兰沿途目睹了日军的种种侵略暴行,溃败的国军与土匪对百姓的侵害;同时也亲历了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组织一切抗日力量,开展游击战争抗击日军,深受广大民众包括外国传教士在内的欢迎与信任。


1937年冬贝特兰与萧克在山西

贝特兰深入山西八路军敌后抗日根据地,先赴晋北八路军120师所在地采访贺龙、萧克。

贝特兰眼中的贺龙:坚强有力的两肩上,长着一头短发、圆圆如枪弹的头颅,一双怪样掩蔽着的、像在睡觉时的眼睛充满着同情的欢悦,阔嘴上蓄着一行浓黑的胡须……当得知南京沦陷时,贺龙低声说:“南京是失去了。但是我们将把它夺回来!”

贝特兰眼中的萧克:时常带着一叠地图,躲到自己的房里去,而次日晨出房时,总是眼眶深陷,能献出一个使他的同志们得研究数日的复杂军事计划。萧克是少数每天写日记的共产党将领之一,并且还有一部很长的,根据他自己在长征时代经历所得的记述,是一部文艺杰作。

深冬,贝特兰从晋西赴晋东南,采访八路军总部的朱德、彭德怀、左权等八路军将领。他对这些领导人有了直接的、较深的了解,由衷地钦敬他们,相信中国抗日的希望在于中国共产党和其领导抗日武装。他详细地记录了八路军高级将领的英雄形象,广大指战员前仆后继、奋勇杀敌的牺牲精神,尽其所能把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和取得的成就告诉全世界。他坚信:“世界上任何军队,如果对抗苏醒中的中国的全部力量,必遭失败。”

途经武汉助抗战

1938年2月,贝特兰结束采访延安、山西后,赴香港途经武汉,来到汉口长春街57号(原日本租界中街9号)。这幢四层楼房是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周恩来、董必武、秦邦宪、叶剑英、邓颖超等中共领导人在这里领导中共中央长江局的工作。
贝特兰在办事处采访了周恩来,他眼中周恩来的形象是:黑色的眼睛充满了生气和活力,每当他谈话,两眼就发出光来。这位多才多艺的共产党发言人,一定是睡得很少的,因为他常常是忙于重大的交涉,但是他的态度依然是很温和而具外交的手腕……周恩来告诉贝特兰:我们不但在战时,而且在战后,都要继续拥护统一战线,中国的情形更适合于建立一种民主共和国,任何对于政治上团结的威胁是不会从他们那方面发出来的。

周恩来与贝特兰交谈后,请他把延安和山西敌后抗日根据地缺医少药的情况写成详细的报告,委托他赴香港时当面转交给宋庆龄。贝特兰回到香港后,立即面见宋庆龄,积极促进了国际救援中国抗战,也兑现了他在武汉面见白求恩的承诺。


 1938年2月白求恩在武汉

人们对白求恩的了解离不开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中介绍:“白求恩同志是加拿大共产党员,五十多岁了,为了帮助中国的抗日战争,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去年春上到延安,后来到五台山工作,不幸以身殉职。”但白求恩那张最著名的半身肖像相片是由贝特兰拍摄的,知道的人可能不多。

1938年1月,白求恩率国际医疗队从香港出发赴延安。2月,他在武汉一座大教堂的台阶上,与从延安赴香港的贝特兰相遇,两位国际志愿者亲切地交谈。白求恩说:我到大西北去创办战地医院,不担心自己的医疗能力和经验,但就怕医疗设备和药品供应不上。贝特兰安慰白求恩说:放心去吧,我一定设法保证提供你所需要的医疗物资。

贝特兰看到从南方来的白求恩衣服很单薄,便把自己从西北回来的所有行装——御寒的衣裤、帽子和行囊都送给白求恩,并说:拿着吧,在物资奇缺的大西北,这些都是你用得上的。

分别时,贝特兰在大教堂前为白求恩拍摄了一张相片。这便是白求恩最具代表性的相片,也是他最喜欢的相片,因为这张相片与他心中的偶像——列宁同志十分神似。

为八路军送物资

1938年6月,宋庆龄根据周恩来的建议,与廖承志、贝特兰等人商议,在香港建立了一个国际性救援机构“保卫中国同盟”(简称“保盟”)。该机构的任务是为了抗击日本侵略,“鼓励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民主的人士进一步努力以医药、救济物资供应中国”。


1939年到达延安的米勒医生

贝特兰是“保盟”的发起人之一,担任了“保盟”的首届中央委员,积极参加了组织救援机构的工作。“保盟”筹集到国际援助的600箱医疗用品、15000加仑汽油和一辆救护车准备送往延安,共计12辆大卡车。其中这辆大型救护车是英国约翰.桑尼克洛夫爵士为八路军订制的,车上配有野战外科手术的各种设备。但是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将这批珍贵物资从香港送往千里之外的延安,是一项危险艰难的使命。

1939年6月,贝特兰主动负责带队,同汉斯·米勒医生等一行人担负了运送这批物资的任务。他们从香港登上小巧的近海货轮“泰山号”启程,首先前往越南的海防市,再经越南陆路经广西、贵州、四川进入陕西。他们一路上遭遇过多次空袭轰炸、狂风暴雨、道路塌方、汽车爆胎、发动机故障等重重艰难。庞大的救护车和车队经过山路险峻、河流险滩,特别是在遵义市桐梓县的72道急转弯的山路,稍不留心就有翻车的危险。为防日军空袭,他们常在夜间行驶;遇国军盘查,他们就说是给国军送的。

贝特兰等人在贵州境内不幸感染了疟疾,经过短期的治疗和休整后再次上路。历经近3个月的长途跋涉抵达西安时,贝特兰决定回新西兰参战,米勒带队继续将这批物资送达延安。党中央、毛主席和延安军民热烈欢迎米勒一行的到来,这批物品为八路军抗战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之后,贝特兰担任了英国驻华使馆新闻官,并拿起武器参加了保卫香港的战斗。香港沦陷后,他被日军俘虏,囚于香港和日本的战俘营达4年之久,受尽折磨。二战结束后,他发起成立了新西兰中国友好协会,并应邀于1956年、1986年两次来华访问。


  老年贝特兰

贝特兰坚守记者的信念:要认真严肃的为正义、真理而拼搏,到实践中,到火热的生活中去,是写好新闻的源泉。他将与毛泽东的谈话整理、打印成两份文稿,去世前经路易·艾黎的秘书吕婉如的帮助,无偿捐献给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他撰写中国抗战的著作有《中国的危机》、《华北前线》、《战争的阴影》、《在中国的岁月》等,其中包含了大量在延安、山西等地采访积累的素材,这些及时、公正、客观的报道赢得了国内外对共产党、八路军的广泛同情和支持。中国人民不会忘记这位正义的国际志愿者贝特兰!


 贝特兰整理与毛泽东的谈话第一稿

贝特兰整理与毛泽东的谈话第二稿

 吕婉如帮助捐献给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的信封



此文刊登在2019年2月《红色太行》报、第一期《长治方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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