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天真
南下途中受命十八军，于11月5日抵达邵阳西面50多公里的桃花坪（今回隆县），6日继续西行二三十公里到达桃花坪以西的石下江。军长张国华去邵阳兵团部回来后对我说：“十八军的任务是进军贵州后将去西藏，中央决定调几位贵州籍的领导干部到贵州，也有你一个。你到兵团一号和二号（指杨勇司令员和苏振华政委)那里去一趟，他们要找你。”我赶到邵阳，杨勇说：“中央和西南军区首长命令五兵团进军贵州后十六军进川，十八军进藏，其余部队在贵州进入指定地区。兵团和刚建立的贵州省委已开过联席会议，部署了进军贵州和接管全省政权的工作，确定了贵阳市和遵义、镇远、安顺、毕节、铜仁等地、市级的领导机构和军管会，以及组成人员名单。中央确定调贵州籍的一些领导干部留在贵州工作，其中有曾固(即陈曾固)、徐健生，还有你，确定你任贵阳市市委书记兼市长。城市工作很重要，贵阳是你熟悉的地方，要先考虑接管工作，早作些准备。有什么问题可以找他（指旁边的徐运北），他是贵州省委副书记。你们还不认识吧，给你们介绍一下，”话没说完，徐运北说：“认识，延安时就认识的。”
要我回贵州并留在贵阳市工作，我是很高兴，但究竟怎样搞我也心中无数。徐运北把我叫到另一间房子里说：“我们都到贵州去，你这个贵阳市的市委书记兼市长要早点把接管贵阳后的事多考虑一下。”我说：“怎么考虑？我现在只有一个警卫员，一个通讯员，一个饲养员，总还要给我配备点人呀。”他笑着说：“你还用得着担心吗？还有一批人明天不到后天总要到，其中有夏页文、杜恩训是贵阳市委的委员，都是些很有能力的人，你放心。”并大体讲了一下干部配备的事。
没过两天，夏页文、杜恩训、陈泮洁以及张秉均、赵敬如等一批调贵阳工作的骨干都到了，还有一批军大的学员。这时颁发了贵阳市委、贵阳市人民政府的公章，一时也还用不上，原来的文书于琳留在十八军随部队行军，离开了我，只好把公章叫陈忠随身带着。
接管贵阳市的干部编成西进四支队，开始作进军贵阳的准备。那时，第五十三师师长王幼平已得通知准备出国当外交官，记不清是不是去罗马尼亚当大使，先到武汉训练，很快就要起程。他对我说：“你回贵州是上山，我出国是漂海，要分道扬镳了，照张相片留个纪念吧！”他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一部相机，把黎亮拉来三人合影，而这相片直到几年之后他回国改派任波兰大使时才托人带交给我。与部队上相处多年的许多同志一旦分别，依依不舍之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
向干部和战士介绍贵州从石下江出发前，张国华对我说：“有些人不知从哪里听来一些奇谈怪论，以为贵州的少数民族很野蛮，山里的人至今还长着尾巴，会吃人，这种谣传由你这个贵州人去澄清最能说服人，你给大家讲讲贵州的情况。长征时我到过贵州，老百姓很穷，你不要回避这个事实，不要把贵州说得怎样的好，要让大家思想上有个准备。”我按他的要求讲了一次，主要讲流传已久的“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我说这些形容天时、地理和人民贫穷的话，可以说反映了客观事实，但是雨水充足，有利农业，有什么不好？
山区地势起伏，林丰物厚，又有什么不好？然而贵州人民在历代反动统治阶级和封建地主长期的政治压迫、经济盘剥之下，哪有好日子过，哪有银钱养家糊口，有些地方的老百姓不要说三分银，连一分银也没有。不打倒反动派，不推翻封建剥削制度，贵州人民还要继续受苦，我们进军贵州，就是要去解放贵州的穷苦大众。
这个道理大家是容易理解的。至于说少数民族是不是长尾巴，是不是会吃人，我说：“我就是贵州人，也在少数民族地区搞过党的地下工作，贵州地下党员和爱国民主人土中就有许多人是少数民族，我从来没有看见过长尾巴的人，也从来没有听说过那里的少数民族会吃人。
少数民族同我们一样有鼻子有眼，一样吃粮食；他们的语言、穿着与我们不同，这并不奇怪，中国这样大，我们北方和南方老百姓的口音、穿着也不都一样，饮食习惯，民间习俗也有一些差别。红军长征时在贵州境内走过许多地方，到过少数民族地区，得到少数民族同胞的拥护和支持，不少人还参加了红军，我们党在少数民族中是有很高威望的，他们把红军称为穷苦人自己的队伍，我们怎能另眼看待他们！
少数民族朴实好客，只要你真诚相待，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不要称他们为‘苗子’，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一定会得到他们的拥护和爱戴。”某些干部和战士一时的误解和担心是容易排解的，而要改变贵州的落后状况却并非一朝一夕的事。贵州只有从落后中走出来，才能获得真正的、彻底的解放。
进入贵州省境从湖南向贵州进军，省级单位是一个大队，各地、市也分编成几个大队。
我们乘车到达湘西的芷江时，大桥被国民党炸断了，停留了好几天。11月15日贵阳解放，我们第二天才到达贵州东部的第一个县玉屏，赶到镇远县城住下。有个战士跑来对我说：“部长，你说得对，这里的少数民族很热情，很信得过我们，我偷偷看他们有没有尾巴，确实没有，但他们的房子里有山，真奇怪。
”我觉得他真淳朴好奇，硬是要核实尾巴的事；他说房子里有山是因为镇远县城一面靠山，一面临水，中间一条街贯穿通城，老百姓依山建屋，房子后面紧靠着山，从开着的大门往里透过后门看去，当然好像山在屋里一样。我给他这一说，他明白过来，笑着跑了。
18日，省委副书记徐运北在炉山向准备进入贵阳的干部作了动员报告，讲了接管贵阳的重要意义、接管方针、军事系统与地方系统的分工、教育和安置旧职员问题、要注意掌握的若千政策问题和工作作风问题。
会上还宣布了贵阳市军事接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我任军管会委员兼市政接管部部长。在炉山时，县委书记崔芳亭向徐运北、郭超汇报解放炉山和接管政权的情况时，徐运北拿了一张字条递给我说：“你的事情来了。”我接过一看，原来是地下党员李光庭、李长青、王芸生打听我是否回贵州，要找我。
当时，李光庭等不在县城，我就在字条上写了三条意见：“缴获的武装交给炉山县政府；筹备粮食；办完事情后到贵阳找我，”另写了一个证明李光庭等三人是中共党员的介绍信，徐运北在上面批示交崔芳亭接待办理。后来听崔芳亭说，他和炉山县委的同志听取了李光庭等三人的汇报，李光庭等还协助县委作了许多工作，肃清了炉山县境内一些成股的国民党残余武装
。重返贵阳在炉山住了几天，贵阳派来接我们的汽车一到，立即起程向贵阳进发，我和徐运北、郭超等同乘一辆美式中型吉普车，于1949年11月20日即贵阳解放后的第五天，到达贵阳图云关山顶时，下车俯览贵阳城，徐运北说：“想不到贵阳还有这么多房子，这个城市不小啊。”我说：“不管怎样，是个省会城市嘛，我们现在只看见南面一部分，市中心区看不到。
十年前我离开时，房子不少，但好房子也不多，城里街道很窄，没有一条像样的马路。”我凝视这离别了十年的地方，往昔隐蔽战线的对敌斗争情景，霎时又涌上心头；今已改天换地，而重振山河却任重道远。
原载《风雨八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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