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行英雄

高扬革命经历

五、从冀豫特委到冀西地委

8月初,接到通知,调我到冀豫特委任宣传部长。那时,书记张玺是1936年从北京草栏子胡同监狱被释放的党员之一,组织部长侯富山,是从太原监狱被释放的老党员。特委辖武安、涉县、磁县、黎城、襄垣、沙河、邢台等7县,驻地在武安县万古城。特委办党员学习班,没有学习课本,讲课人主要是我,我讲的都是根据自己的认识,讲党员的基本知识,即进行启蒙教育。那些听课的党员觉得讲的新鲜,是自己从来没有听过的,所以十分认真听。后来了解这些党员都是贫苦农民,在革命工作中表现得大多不错。学习班三个星期为一期,所辖各县用半年时间就轮训了一遍。依靠这些党员开展了农村的群众工作,组织农会、自卫队和搞减租减息等。

那时集中区村干部开会不容易,县干部的活动主要是到群众中间去。下去在农民家中吃饭、睡觉,亲如家人,当县委书记的带个通讯员,没有马骑。1939年3月至4月,冀豫特委改为邢台地委,机关迁到邢台浆水镇,辖区南到沙河,北到赞皇、临城、元氏、井陉、获鹿。不久,地委机关先后迁到临城郝庄、赞皇马峪,又迁回北平附近的槐疙瘩,在那里一直住到我离开太行一地委。1939年,那里的地委书记是王孝慈,我任组织部长。1940年1月我接任地委书记,1941年开始兼任太行第一军分区政委,司令员是秦基伟。后来这个地委,又管了山西的平定、昔阳与和顺的东部,称平东、昔东和和东县。当时地委机关有40多人。伙食标准稍高于本地的富裕中农。粮食每人每月30多斤,麦子收了吃面,谷子收了吃小米,因为两季之间粮食无剩余可调剂。吃的油是本地产的核桃油或者黄楝子油,每人每日3钱,后来增加到5钱。吃的菜主要是土豆、萝卜和蔓菁,在冀西几年,没吃过白菜,因为那里不种白菜。冀南银行成立之后,发行了纸币,其一元币相当于银元一元,在晋冀鲁豫根据地通行。根据地党政军加上地方群众团体干部和其他各种公务人员都过的是军事共产主义生活。我们地委机关住的是老百姓的房子。我住单间,有十四五岁小勤务员帮忙打扫房间,打水洗漱,在机关工作活动和到外地去,我有警卫员照顾。地委几个委员有马可骑,而那时县长有马,县委书记无马,大概因为县长乃一县人民之长,而县委书记则不是。

1940年1月,我军剿除了国民党给番号的侯如庸和于珩顽固军队,日寇随即对我一分区根据地进行“大扫荡”。我们知道敌人出动后,向里川沟转移。我们退到内邱尽西边的山区小村子,敌人距我们很远就不再前进了。这时候地委宣传部长王一伦正在元氏县检查工作,他带着县委机关人员及县大队退到一个大山的顶上,那里只有几户人家,有县公粮仓库。日寇追踪这批人马,但天下大雨,看不见山顶云雾里的情况,不敢上山。

赞皇县根据地北部有一个区被侯如庸、于珩国民党地方部队占据着,前已述及。1940年1月某日,我八路军从山西昔阳境内出动,奔袭正在上早操的该部队,他们措手不及,全部缴械,只有侯如庸和于珩乘乱率亲随跑到敌占区,转国民党大后方去了。

有一次我从井陉回赞皇,半路接到通知,说该区来了一股国民党部队,全部由青年学生组成,装备整齐,打算跨过正太铁路到晋察冀根据地去。我在一个村子里碰到了这支部队,他们正在吃晚饭,我骑马快速走出村子,因为被他们截住盘问,有危险。这支部队在正太路附近敌占区被我军消灭了。

地委每年召集县委书记、县长到地委开两三次会。各县汇报、总结前一段时间的工作,地委布置下一步工作重点,对敌情进行分析,组织自卫队、农会活动。为了招待参加会议的县领导干部,地委把伙食标准提高一些。买些鸡和猪肉,总共20多人,开小灶,招待客人吃饭。在我住处的外屋有个大方桌,再加一张桌子,坐20多人,做的鸡块或者肉块加上菜,用柳木桶提来,每人盛一大碗。也不是顿顿如此。开几天会,大家改善伙食,交流感情,高高兴兴地回去了。那时县与县、县与地委之间以及上、下、左、右关系融洽,和和睦睦,工作上也没有严重脱离群众和违法乱纪的现象。

我出差到外地,到县区机关,便交点粮票吃饭,像到家一样,如果沿路没有县区机关,就住老百姓家,像找店住一样。有时到区党委开会,我们从驻地出发,到嶂石岩山脚下歇歇脚,吃顿饭,那里无机关,只有老百姓家。上山的路不好走,必须在天黑之前赶过山顶,山里无人家,还得继续前行20多里,才能见到村庄,叫小东峪。住到那里,再20里是皋洛镇,600多户的集镇,像小城市一样。在小东峪住宿、吃饭,往正南走,都是老根据地,没有机关就到老百姓家里过夜,拆门板,自带行李睡觉。到县委机关,做点山西莜面,这就算是招待我们过路人了。有一次在和顺县委,给我们做莜面饸铬,我在锅边看着,操作的女同志用一种山西本地压面食的工具,她很有力气,一下就压出好几十条,挺细、好吃,但有硬。

1942年5月,敌人对太行根据地进行“扫荡”,我们前方总部参谋长左权同志牺牲了,其他损失也较大。后来听说,主要是对敌情估计有误。原以为敌人计划“扫荡”晋察冀根据地。敌军进入我边沿区是为抵御我军向其铁路线的袭击,总部领导机关和北方局机关没有转向外线而是退向根据地偏城区域,以致被敌军围困了。这次“扫荡”,我区没有什么损失。当时我和专员杨维到昔阳县检查工作,准备带领昔阳县独立营100多人和地方干部组成六七十人的工作队到敌占区活动。两支队伍正在一个半山坳村庄集合,发现距驻地北边二三里之遥的北山坳有支敌人队伍,细看约百余人,是“黑鬼”(我们那时给伪军起的浑号)。接着又看见正西方的河川路上来了一支日寇。我们只好相机向太行山下,河北内邱县境撤退。因为敌人是从正太路出发的,可见南边老区和冀西内邱县根据地没有敌人。我们带两支队伍下到内邱的小岭底村,留在山上的侦察人员确认敌人已经南下根据地腹地,而冀西方面敌人也还没有接近我们。在小岭底休息了一天,我们又返回山上,查明敌人没有后续部队,我们就率所部向平定县方向转移。我们派出两名战士,由本地人带路,顺着山路走,山路崎岖,天黑,很难走,一夜才走了18里。天亮了,远处的情况也看清楚了,周围无敌人,我们爬到了山顶,这才觉得安全。山的顶部是一个台地。山高大约有2000公尺,长一些灌木。向山下望去,有一个不小的村庄,有小路可通。在山顶上有一个老头,搭个窝棚,孤身一人,开点荒。大家行走一夜,累够呛,坐在山顶上,为躲过敌人的“扫荡”而高兴,于是派出侦察员下山去摸情况。大阳出来了,天气不冷。侦察人员弄清了村庄情况,提出了部队去就食的意见。我们这一队人沿着下山的小路,来到了那个小村庄,村里的人给我们分别煮大锅小米饭掺土豆。

1943年的情况就不同了。设“扫荡”之前,已经进行了反“扫荡”准备,地委,专署和军分区机关编在一起,带了军分区基干团,一路撤出原驻地。县政府人员少,各选出自己的转移方向。从我们住处往北转,山上的的敌人一路已经过去了,山下的敌人还没来,我们转到一个大村庄,村名现在已经忘了,跳出了改人的包围圈。当时太行区民兵总负责人杨其疏散到我分区,朝鲜族著名革命音乐家郑律成,也在我们那里。那里山边有小河,郑律成回捕鱼,闲着无事,大家跟着捕鱼吃。到村子里买鸡,吃鸡时,军分区副政委郭峰同志说:这鸡没味道,挺老,汤也不是味。找炊事员来,他坦白地说把焦了,倒了残余的原汤重煮,所以鸡和汤味道不好。

1940年百团大战之后到1943年上半年,我区的敌我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抗战初到1940年初,我们山区根据地地位巩固了,丘陵地带和平原则由于敌人在铁路公路沿线逐渐增加兵力而沦为敌占区和敌我争夺的游击区。到1942年前后,由于日寇侧重向国民党华中地区的进攻及与美英在太平洋作战,华北兵力相对减少,所以根据地形势从地区缩小到不断扩大。日寇在敌我交争的地带处于防御状态,在那里建立碉堡封锁线。我离开冀西的时候,冀西地区和山西东部已经形成了从根据地缩小转向平汉铁路、正太铁路沿线发展的态势了。

六、在太行七地委

1943年7月3日接到太行区党委的电话,调我到新建的太行七地委任书记。那时不像现在,地委及所属县委的情况,委员们都清楚,没有什么需要交待的事情,我召集一地委委员开了一次会,两三天之后就离开赞皇槐疙瘩到区党委去了。

从昔阳,经过和顺回到了辽县。再往南走才到区党委驻地涉县赤岸村,走了整五天加半天。当时豫北地区国民党的孙殿英的新五军和庞炳勋的四十军在日寇“扫荡”中投降了敌人,林县县城沦陷了。区党委向我介绍了豫北地区的有关情况。我随即从赤岸出发,又走了三天才到了七地委地界。其时抗大六分校已经转移到那里。太行军区政委黄镇在建地委之初曾兼任地委书记,我去时已经回军区去了。原五分区副司令员皮定钧则被调任七分区司令员,他已经带一个排,到林县城南合涧一带活动去了。我带一个排,由连长率领,在黄昏后,想从林县城西绕道南下,与皮定钧会合。到距林县城十几里路的地方,尖兵回来报告说,前边一个大村庄有灯火、哨兵,但不知是什么部队。派人前去喊话,得知原来是皮定钧率领的部队。皮定钧我原来见过,是老红军,精干、勇敢,见了面,吃过饭,从城西山边南下到了姚村。抗大已经先到那里,村子很大,抗大人员也很多,边区政府民政厅长李一清也在那里。当时地委没有几个人。副书记刘刚原是地下地委书记。刘刚向我介绍了本地区的情况,住了几天,专员艾大炎才到。姚村是个大村镇,这地方是老根据地,较富裕,几年没吃过羊肉馅饺子,在这里吃到了。年轻贪食,闹得第二天胃还不舒服。没过几天,日寇对我们驻地进行突然袭击。我从床上起来,手枪摸不到了。刘刚路熟,拉我快走,刚出胡同,想出就近的西寨门,可是西寨门外枪响了几声,我们只得转东,这时我的警卫员找到了我的手枪,也来了,同抗大人员因拥挤而前行缓慢地拥向北寨门。这一段用了很长时间,到了墙很高的北寨门,走出寨门外的人很多,但没有枪声,知道了敌寇并没有包围北面,心里稍为宽松些。走了20多里,上了一个山坡,附近没有敌情,混乱的队伍才安定下来。天亮了,敌寇未曾进姚村就退回林县城去了。我们进了附近一个村子,休息,进餐,探明姚村敌情,全部转移出来的人员又回到了姚村。

1943年8月18日发起林南战役,李达为总指挥。皮定钧带着七分区部队,加抗大的战斗部队,总共三四个团参战,战役的意图为消灭林县日寇及附近据点的伪军。当时的部署由皮定钧指挥一路,围攻南北陵阳。按指定时间发起进攻。因团干部无表,掌握时间不准确,我和皮定钧站在南北陵阳外围的小山坡上,指挥战斗。南北陵阳为大村镇,由东北人组成的伪军,经过战斗被消灭了,团长也做了俘虏,俘获了2000多人。县城的敌人数目不大,顽军经过战斗,基本被消灭,只剩部分日军,据守几个炮楼顽抗。最后用炸药把炮楼全部炸毁,日军变成了灰烬。这一战役总共俘伪军4000多人。

林县城经过兵祸,日寇、国民党兵的抢掠,工商业什么都没剩下,街上连一个饭馆都没有,只剩下一些破房子。这时地委所属山区部分已连成一片,只剩下临淇镇,是日本人的据点,有日军一个中队,平时他们很少出来。临淇镇周围是一个小平坝子,山间的一块平地,位于淇水边上,乃产粮区。我们地委辖新乡、林南、辉县、获嘉、武陟、汲县、淇县、汤阴等8县,在平汉路东划归我区管理的有原武、阳武两县,全是敌占区。山里统一了,开展各项工作,地主豪绅不少,反动势力也较强,粮食较多,征的公粮本地区的部队和地方工作人员吃不完,以其一部分支援老根据地。这地方的气候较好,羊也多,军队和地方公职人员日常伙食都改善了。有一次“扫满”,我们退到太行山商处,山西河南交界处东井、西井的小村庄,要买羊杀吃,村民不卖,结果是用太行七专署名义借了几头羊。那里缺水,只能用岩石夹缝滴出的水。我们地委专署人数不多,住几天就转移了。本地人曾受日寇、顽军的欺压剥削,我们开展减租减息、征粮、征兵工作,组织农会、民兵、自卫队等,工作好做,再加上我们这些人已经有了开辟根据地的经验,老百姓的觉悟也高,局势很快就稳定下来了。后来,临淇据点敌人因孤立难援,被迫撤走了。

1943年国民党占据林县时闹旱灾,饿死不少人,我们住的林南河西村女主人就饿死了,她的小女孩十三四岁哭娘声音,现在如在耳边。我们组织修渠道,灌山边水田,以工代赈,每个民工一天二斤口粮,有些民工节约口粮,带给家里人。从那以后,没有再饿死人。在林南地区进行减租减息、发动群众的工作中,有一次大规模的行动。林南的西部深山里,有一家大地主,整座山的核桃树都是属他的,农民在那里拾一个核桃就要罚银元一元。他家里有水牢,雇很多长工,残酷剥削自不待言。我部队南下时,有5个侦察员经过此地,被其家人杀害。我们建立新政权,局势稳定之后,组织全县上千人的农民代表集中到那里。时属夏季,该地主庄园院里院外,都住了农民,打开仓库吃喝了两三天,由林南县长万达主持农民代表大会公审恶霸反动地主,将其处决了。

1944年各项工作开展迅速,但夏季出现了蝗灾。从山下飞到根据地来的蝗虫遮天蔽日,如大片乌云,还带着呜呜的响声。大批蝗虫一落地,大片农作物几分钟就被吃得青叶全无了。当时没有灭蝗药物,只得用传统的方法。我们动员村民不分老少,不分佃户地主,凡能劳动的人全部出动到田地里打蝗虫。说来有些奇怪,你大群人打蝗,蝗虫就飞走了,还看到似乎有带头起飞的。这年辉县敌占区无人组织灭蝗,蝗灾严重损害庄稼,而我们根据地则损失不大。为了防止下一年蝗虫滋生,我们又组织了挖蝗卵活动,在田边墙角石块成堆的地方挖蝗卵。农民们很积极,特别是儿童。这样1945年林南根据地竟没有发生蝗灾。

辉县原有的地下党可以公开了,党员不少。县委书记是王云青。辉县局面改变很快。那里因有地下党几年的工作基础,从老根据地派去的干部有建设根据地的经验,加上铁路线距辉县山区较远,日美太平洋争夺战正酣,日军左支右绌,对这里鞭长莫及。所以到1945年时,太行七分区政治经济情况较太行老根据地已经差别不大了。获嘉县也原有地下党工作,梁心明是县委书记,他是林县人,师范学校学生,党派他去获嘉县当小学教员,在那里结了婚。我们派人与其联系上,准备把他们做了工作的地方武装拉上山。我们的部队一去,地下党就公开了。梁心明当县大队政委,当地的老百姓非常奇怪。首次梁心明带着爱人上山汇报工作,他爱人特别惊讶,问:“这是什么地方,对我们这么热乎。”获嘉、武陟的原来敌占区,经过一年多宣传组织工作,很快稳定下来了。

林县县城东是东姚地区,从林县城有一条公路通往平汉铁路线上的安阳县城。那个地区红枪会势力很大。林南战役后,地委派干部到那里开展工作。因为对红枪会的势力及其反动性认识不足,遇到了他们的袭击,县委宣传部部长张伯文不幸牺牲。前几年我故地重游,到林县东姚曾凭吊地方政府为张伯文立的纪念碑。张伯文牺牲和工作队撤出东姚后,军分区司令员皮定钧曾率部队去东姚,解除了红枪会的武装,以后他们未有什么活动。

1944年夏,日军从临淇镇撤走后,地委机关搬到临淇西边不远的淇阳城。那是有几百户人家的大村,有几户大地主。地委机关和军分区住到一个地主大院里。大院分东西两个院落,中间有角门相通。西边为地委机关,东边为军分区司令部、政治部。我住的内院上房住房东的老太大、儿子、儿媳。家已没落,儿子十七八岁,在我临淇区政府工作。他们住在内院正房,是旧形式的二层楼房。我和组织部长住东西厢房,地委工作人员住前院。地委机关总共只有20多人。地委组织部长李友九系北京清华大学学生,无宣传部长,由我兼任,出版了地区的油印小报。我住的房间很宽敞,双人带栏干的棕床。外间很大,地委领导干部在那里吃饭。

这时黄河以北没有国民党部队了。他们原有的部队或者撤走,或者投敌。日本军队在铁路线上也没有多少。而太行根据地各方面情况却有所改善。我们的武装力量有很大的发展,党政军机关实行大生产运动,农民得到了减租减息的利益。有了小型军事工业,建立了小型兵工厂,手榴弹、地雷、掷弹筒能够自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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