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水无香
母亲的荣耀
作者 张小岗
一、 开国大典：二野惟一的女代表
公元1949年秋，第二野战军完成淮海决战，挥师南下，以摧枯拉朽之势强渡长江天险，迅速席卷浙、赣、闽诸省，开始做挺进大西南的各项准备。我的母亲曾克，时年32岁，在第二野战军新华社野战记者团任记者。也许，是因为她记下了太多这支英雄大军南征北战的真实进程，也许，是因为女人本不属于战争，而万马军中的她就显得尤为出众。总之，母亲自己并没有想到，一件显赫、荣耀，可遇而不可求的特殊任务，即将摆在她的面前。
8月27日，第二野战军政委邓小平和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张际春，致信滕代远、杨立三、蔡树藩、张南生：“二野参加新政协会议代表，经我们请示中央，现决定以刘伯承、滕代远、杨立三、蔡树藩、钱信忠、高树勋、廖运周（率110师起义，现任4兵团师长）、布克（16军组织部长）、马宁（12军随校副校长）、曾克（女、作家、记者）10同志为代表，以张南生、卫小堂二同志为候补代表。伯承同志将随后到达，曾克同志已在北平。”
前排左起：滕代远、蔡树藩、刘伯承、高树勋、杨立三；后排左起：母亲曾克、张南生、钱信忠、马宁、廖运周、布克、卫小堂。
新中国如同一个新生儿，就要呱呱坠地了，能够亲耳聆听他的第一声啼哭，亲自为他的诞生、成长做准备和筹划，这是母亲那一代为新中国而不懈奋斗的共产党人、革命军人最最向往的殊荣啊！多少先烈没有等到这一天就含笑九泉；多少将士仍在前线浴血杀敌，无暇思考庆祝胜利；还有多少尚在国民党占领区像江姐那样的同志，只能在黑牢、密室里，“含着热泪绣红旗”，遥祝祖国的新生。比起他们，荣幸地成为代表几十万将士的惟一女性，赴北平出席中国人民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参加开国大典。母亲——你太幸福、太令人羡慕了！
“曾克同志已在北平”。母亲是先于代表团其他人抵达北平，她要参加全国首届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会议。母亲是军人，同时也是延安和解放区文学界的重要作家。在成为二野政协会议代表之前，她已被选为二野首届文代会代表，先期从部队赶赴北平。非常遗憾的是，至今我没有找到母亲专门回顾参加第一届政协会议的文章。她在晚年整理自己一生的作品，准备出版《曾克文集》时，在“开国大典”目录下，只注明了“待查”二字。她肯定是写过的，但写的东西太多，连她自己也记不清在哪儿了。这使我今天无法全面系统地了解母亲这一段难忘的经历，只能从她的一些其他作品的字里行间，依稀分辨出在那些激动人心的日子里，母亲的亲历、亲为，所思、所感。
母亲写道：
1949年，我跟着刘、邓战淮海、过长江。8月中旬，我又和他们一起从浙江前线来到北平参加全国第一届政协会议。亲眼看见了五星红旗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升起，还为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挖了土。
刘伯承司令员是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第二野战军代表团的团长。差不多有半个月的时间，我天天和刘司令员在一起开会、接见记者，我向他学习了很多东西。
母亲是以二野战地记者身份当选代表的，她是来工作的，不是来参观的。她要把这永载史册的时刻记录下来，不负新闻工作者的职责，不负二野几十万官兵的重托。她夜以继日地思考着、写作着。然而，那时的军队和解放区毕竟是一穷二白，随军记者的全部“装备”最多也就是一个本子、一支钢笔。母亲回忆说：
政协会议期间，看到不少大后方来的新闻记者，人人都带着照相机，有的甚至拿着小型摄影机采访。我像孩子看到小朋友吃糖那样贪馋地向代表团负责人之一张南生同志提出：希望能得到一个照相机。
于是，张南生向邓小平政委反映了这个情况，远在千里之外的小平政委立即批准同意，令人从北平寄卖行给母亲买了一部德国蔡司120相机。“这是给你装备的新的武器，你要认真学会使用它！”邓政委的关怀和嘱咐，给了母亲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们至今仍能看到，母亲用邓政委装备的新“武器”，边干边学，拍摄了许多大会纪实照片。
著名的“开国大典”照，版本其实很多，徐肖冰、候波夫妇的作品也许是经典，但还有其他人在不同的角度也拍了。母亲“十一”那天也在天安门城楼上，这张毛泽东手持演讲稿，林伯渠、张澜、周恩来、李济深等人环立两侧的照片，就是母亲拍摄的。
尽管站立的位置不是很好，有点低了，焦距也有些许不清，但这毕竟是一个女兵平生第一次使用照相机这种新式武器的战果。
在天安门上，母亲还抓拍了许多镜头，其中较珍贵的有：康克清、李坚真、李贞和杨之华四位大姐的合影；刘伯承、陈毅、粟裕、滕代远等将领观看阅兵式；民主人士和外国友人观礼游行盛况等。
由于工作性质的关系，母亲与许多国家领导人有过接触，其中印象最深，感情最真的，当属周恩来、邓颖超夫妇。那是因为，1940年在国民党特务横行的重庆，是周恩来、邓颖超夫妇保护并安排母亲奔赴延安，从此向着光明之路飞奔。
九年之后，母亲在第一次政协会上，首先见到了同为妇女代表的邓颖超。在大会休息时或妇女、文艺界分组讨论会上，她们亲切畅谈。邓大姐还把母亲接到中南海西花厅家中，从工作到生活，无微不至地关怀、问讯。她用手抚摸着母亲军帽上的红星和胸前白底黑字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章，深情地说：“佩戴五星帽徽的的姑娘，你更漂亮了。我那八角帽上的红五星，不是党的其他工作需要，我可舍不得摘下它。红五星是革命烈士鲜血铸成的，它将千秋万代镶铸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上。新中国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人民的枪杆子，用生命夺取的。作为一个女军人是值得骄傲的！希望你佩戴着它，把革命进行到底，解放全中国。”
在开国大典的人群中，母亲忽然听到有人呼唤她的名字，定睛一看，竟是周恩来副主席！“你怎么还是这样瘦啊！解放军不会吃不饱饭吧？”周恩来走过来握住母亲的手，关切地问：“大概是在大别山跟小保队（地主反动武装）斗争累了吧？在首都抓紧时间休息一下。可是不能停步哟！要记住毛主席的话，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母亲激动得流出了热泪，她感叹周恩来的惊人记忆力和对干部无微不至的关心、了解，这也是母亲革命到底的巨大动力。
从此，母亲的生命，就同她深深热爱的祖国，同天安门血肉相连了！从天安门出发，她随刘邓大军继续西进，解放大西南，踏遍云贵川；从天安门出发，她开始了自己崭新的六十年创作生涯！
每年的国庆节，她可以哪儿也不去，但必定要去天安门，去摸一摸她亲手为之奠基过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去望一望那红墙金瓦的巍峨城楼，站在世界第一大的广场上凝望、聆听、遐想，久久地、久久地不愿离去。
母亲聚精会神地聆听记录着
贺龙与参加第一届政协会议的女代表合影。
二、深入前线：写战士、写英雄
母亲曾克1917年出生于河南太康（今属周口）一个贫苦知识分子的家庭。她的高小、初中、高中都是在姥爷就职的开封北仓女子中学度过的。这是一所由共产党员和具有进步思想的老师任教的著名女校。母亲从小在父亲的影响下，较早接触到民主思潮，逐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935年冬，她积极参加河南地下党领导的配合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的请愿卧轨运动，被当局勒令退学，从此走上抗日救亡的道路。
1940年冬，在周恩来副主席的亲自安排下，母亲辗转数千里，从敌后方的重庆到达延安，加入延安文艺界抗敌协会。1942年，母亲有幸被邀请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亲耳聆听了毛泽东同志在座谈会上的讲话，受到极为深刻的思想启迪。同年，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母亲用老舍先生在重庆送她的一条花毛毯和自己生产的一些小东西，和老乡换了一条小毛驴，驮着5岁的孩子（我的哥哥）和简单的行李，迫不及待地奔赴太行山根据地。她在担任晋冀鲁豫文联理事、《北方杂志》编委的同时，深入太行腹心地区左权、武乡、长治、邢台等老区，和群众一起住窑洞、睡热炕，共商发展生产、土地改革、支援前线的新任务；收集八路军129师在八年抗战中留下的动人故事和朱德、彭德怀、左权、刘伯承、邓小平等同志神话般的传说，创作了《过年》《元宵节》《掩护》《女射击手》等作品。
晚年母亲在回顾自己的一生时，这样说道：“我是一个文艺女兵。每当提及我从事文学创作经历的时候，就首先想到我走上革命道路的过程。不革命我绝对不会搞写作。这除了时代的先决条件之外，我的家庭、学校给我的影响和准备条件，也是不能忽视的。可是给予我锻炼最大，让我吸吮最丰富的乳汁，用炮火、硝烟和战友、群众的深情营养我的，还是我正式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名战士以后。这是我一生中最重要、最宝贵的年代，也是我的文艺实践最充实的阶段。”
从1937年抗战开始，母亲不止一次地穿过军装，到过抗日军队和游击队，采访过八路军延安留守部队和太行山前线部队的指战员、民兵，写过一些报告文学和小说，然而，当1947年初，她以野战记者的身份来到晋冀鲁豫野战军，向刘邓首长报到，野战军新华分社的编制名单上正式记录下她的名字时，她才真正感觉到自己已经成为一名革命战士。那一年，她刚好30岁，还是一位有着6岁儿子的母亲。
母亲穿上军装后，下决心以普通战士的身份，较长期的跟随一个部队行动，到离前线最近的地方去，写战士，写英雄。她选择了陈锡联任司令员的第3纵队，主要是7旅、19团。这是我八路军第129师最老的部队，响当当的385旅769团，是国共双方都认可的抗战四大名团之一！
母亲这一跟，就是三年。豫北战役、鲁西南战役、千里跃进大别山、淮海战役、渡江战役、进军大西南。母亲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留下几十万字的作品，为后人了解那个波澜壮阔的年代，了解刘邓大军这支英雄部队的光辉业绩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母亲与野战军新华分社记者在前线
1947年3月，母亲到达部队一个多月后，晋冀鲁豫野战军为策应陕北、山东两解放区粉碎国民党军的重点进攻，为我军即将转入战略进攻创造条件，以第1、第2、第3、第6纵队及冀南、太行、冀鲁豫军区部队共10万余人，发起了豫北战役。
豫北战役历时近两个月，共歼灭国民党军4万余人。当部队攻打汤阴时，母亲不听劝告，硬挤进前沿的营指挥所，目睹了19团3营营长南峰岚机敏果断的指挥，感受到指挥所紧张有序的作战气氛。随后，她跟着南营长、孙坚教导员和通信员小白狗一起冲进了汤阴城。
在攻打安阳外围据点时，母亲随南营长、孙教导员陪同纵队陈锡联司令员查看地形。突然，敌人一发盲目发射的炮弹呼啸而至，南营长和19团李长林团长几乎同时把母亲和陈司令员一起按到在地，身边的其他人也都趴到地上。与此同时，炮弹落地，掀起的尘土和震落的树枝撒了他们一身。就这样，以营长南峰岚为代表的我军基层指战员的鲜活形象、可贵品质印在了母亲的心里，她也如痴如狂地爱上了这支部队！
不久，7旅在大湖营地区全歼国民党第49旅，母亲采写了反映19团3营战斗情况的通讯《突击大湖营》，这是他加入刘邓大军后的第一篇作品。
豫北战役结束，转入休整，评功评奖，召开英模大会。母亲与旅宣教科的同志们一起准备会场、写烈士祭文、筹建战绩馆。在这些工作中，她广泛接触基层官兵，搜集记录了20多位英模的事迹材料，为日后的创作打下了基础。
19团3营10连特等战斗英雄史玉伦和他的3班，是母亲密切关注的英模集体。她曾多次深入史玉伦班，参加他们的座谈会，同战士们同吃一锅饭，像老大姐一样与战士们谈心拉家常，对战士们的心理、语言都了如指掌，对史玉伦善于指挥和团结部队的特点体会尤深。母亲在豫北整训英模大会期间的日记中写道：
1947年6月14日 晴
英雄们自由活动，我到19团去，在史玉伦和张福友（10连9班班长）那里玩了半天。史玉伦班的同志们个个精神欢愉，玩着瞎子摸枪游戏，他们告诉我，无论黑夜如何紧张的情况，每个人都能很快地辨认出自己的武器。他们说了很多对大会的感想，认识是清楚的，心是坚定的。
也就是从这时起，母亲开始写特写《模范第三班》，为领导机关总结推广3纵队“自己的王克勤”提供了参考。在英模大会期间，母亲了解到8旅22团炮兵连炊事员戴龙保是部队驻地翻身农民，其妻子系支前模范，感觉很有教育意义，就主动承担了动员戴龙保妻子到大会发言的任务。通过几次登门拜访，启发戴龙保妻子回忆还乡团对她的迫害，鼓励她走上讲台，给部队进行了一次思想动员。不久，母亲把戴龙保妻子带着孩子来送部队出发大反攻的感人一幕，写了一篇速写《送别》。
1947年6月，中央军委命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于月底强渡黄河，先在鲁西南地区求歼敌军，而后向大别山进击，在鄂豫皖边界地区实施战略展开。6月27日，先头部队秘密渡河，自6月30日夜起，晋冀鲁豫野战军4个纵队13个旅共12万余人一举突破国民党军黄河防线，进入鲁西南地区。
母亲就在这南征大军的行列里。她珍惜自己的军旅生涯，感慨自己终于选对了人生的路，从而文思泉涌、浑身仿佛有使不完的劲。下面这一段日记，就是这种状态的真实写照。
1947年6月27日 夜雨
六十里沙窝地，几乎走了一夜。今天我们已经出了汤阴县境，完全进入冀鲁豫地区了。我们穿过不知多少树林，两次下过陇海的人，对这个地区留下水与沙恼人的印象。我没有经历过，却特别爱这黄腾腾的沙原。我们几十路，不，几百路、几千路大军在这沙原上行进着，将要像大小川流一样，汇集在新的土地上。落日真红的可爱，燃烧了半个天。
这才是真正军队生活的开始啊，我的心有着说不出的激奋，在队伍里走着，一点也不 疲倦。月亮夜夜伴送着我们。后半夜，我骑在马上，夏夜的凉风吹着，马有秩序的前进着，我望着月亮，望着被月亮照亮的无尽头的广阔的原野，望着无数我们的队伍，情绪太复杂了，这种生活是应该深深体味的。十年前，我也经历过夏季原野旅行的生活，但心情是绝然不同的，那时的思想是茫然的，现在，觉得全身是力量，满脑是信心和希望，因为，我已经走对了路。
母亲的报告文学《挺进大别山》中的《沙原上》一段，就是这篇日记的进一步升发。
1947年7月13日至28日，晋冀鲁豫野战军经数次攻击，占领羊山，全歼国民党整编第66师，生俘中将司令官宋瑞珂。至此，晋冀鲁豫野战军以歼敌9个半旅的战果结束鲁西南战役。
在羊山战役期间，母亲始终随部队行动，在纵队、旅两级政治机关做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有时，冒着生命危险，随政治部领导徒步穿越敌占村庄，到基层部队了解情况；有时，在雨夜睡梦中惊醒，顾不上拿行李就匆忙转移，趟过齐腰深的泥水，浑身湿透。更多的时候，是以普通一兵的身份参与动员担架、搜集草席、照顾伤员、审讯俘虏等工作。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她也没有放弃记战地日记，字里行间留下了许多羊山战况的真实片段。及至战役结束，母亲在纵队开会时，听到19团南峰岚营长和他的通信员小白狗同志在攻占羊山的最后战斗中牺牲的消息，万分悲痛！
南营长是母亲到部队后接触的第一位基层指挥员，上下级都一致称赞他的优秀，某种程度上，他也是母亲认识人民军队的引路人。母亲本想更长期地去了解他，帮助他工作，没想到就这样永别了。那天晚上，母亲彻夜难眠……
“天快亮时，我才摸回屋来，心里闷郁郁的，也不想点灯就躺下了。一直睡不着，想写写我认识的第一个营长，和我很追念的通信员白狗。”
于是，她提笔写下了《我认识的第一位营长》。
第二天，听说史玉伦班在羊山战斗中，全班打得只剩一人，但19团的士气并没有被打掉，他们正前赴后继走着英雄的路。
母亲再次激情澎湃，赶写了《史玉伦同志永垂不朽》。
时任史玉伦烈士所在连连长,后任12军副军长的赵金来前辈在他的回忆录《我是一个兵》中，专门写了“大别山上的特殊战友”一节，深动地描述了母亲曾克当年深入他们连队的往事。他这样写道：
一天，连里来了一个作家，叫曾克，是个女的，当时好像30岁的样子，小个子，短头发。这次她是来体验部队生活的——她一来连队，就要求睡到班里“体验生活”。我没同意，对她说：“如果你睡在班里，你紧张，战士们也紧张，别弄得他们睡不着觉。”后来在她的一再坚持下，还是在班里住了一个晚上。以后，她跟着咱们团，体验生活二年多，一直跟着咱过长江。渡江胜利的消息还是她利用团里的电台，向党中央报告我们登陆成功的消息的……后来她把这段生活写成了书，叫做《光荣的人们》。解放后，她还专门送给我一本，以资纪念。
三、大别山见证了她青春的芳华
1947年8月初，鉴于陕北“甚为困难”的严重局势，为调动国民党军向南，刘伯承、邓小平遵照党中央指示，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第1、2、3、6四个纵队12万余人，在刚刚结束鲁西南战役，未及休整的情况下，毅然决然发起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战略行动。
由于挺进大别山系插入敌人心脏地区，无后方作战，条件极其艰苦，部队规定，非战斗部队的女同志，除卫生部门和文工团员外，一律不参加行动。野战军政治部宣传部领导找母亲谈话，问她是否可以考虑留在河北工作。问题提得非常突然，母亲敏感地察觉到有些不对。虽然，对方再三提到女同志，还有孩子，以及未来大进军中可能遇到的困难，但母亲总觉得他们有些不够负责任，怕麻烦，不重视女同志工作。因此，母亲立刻表示，自己必须跟部队行动，一切问题自己负责。领导让她好好考虑，她干脆地回答：早已考虑成熟。
母亲挺不愉快的从领导那里出来，见到同为野战记者的葛洛等同志，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他们，一边说，一边情感冲动地流下了眼泪。晚上，母亲经过强烈的思想斗争，最后告诫自己:定下的决心是任何东西也不可动摇的,决不能半途放弃，否则将会留下终生的遗憾。母亲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夜，心难安定下来。我决心随部队南征的心，必须亲自向张副政委说明，求他批准。踏着月色到司令部去找际春同志，在司令部门前徘徊多次，未敢入内，最后一次，在街口转角处遇上了刘司令员。向他说明了夜出的意图，他亲自带我找到张副政委请战。他俩人都被我的决心打动了，说破例来个特殊处理，答应我参加南征，并立即打电话请示邓政委，邓亦同意，嘱告诉组织部、宣传部、记者团领导。回住处立即准备行装。
于是，女记者夜“闯”野战军司令部，向刘、邓、张首长请战，终获批准的事，一时在部队传为美谈。
接下来，就是早有准备而又始料不及的艰苦卓绝。天上飞机轰炸，地上追兵尾随，江、淮、河道道天堑，黄泛区泥泞一望无边……
“每天要赶一百多里呀，那不是行军，是跑、是拼命！身上的东西能扔的都扔了，实在跑不动了，上来两个战士架着我继续跑。过黄泛区时，脚上的布鞋被淤泥沾掉，只剩鞋带勒在脚面上，我就这么踩在两坨泥团上跑了一天！”
回忆当年这段经历，母亲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她在日记中写道：
“在巨野县城外，敌人‘五头’的重轰炸机冲着我们飞来。我们躲在一棵槐树下隐蔽，飞机转瞬间就在我们头上扫射起来。子弹打着树枝，炸弹在几十米外的地方爆裂，马惊了，从我的头上踩过去，把帽子也踩丢了，当一阵混乱和惊恐过去，九个人才在一个鹿砦下的隐蔽沟内聚齐。一路上飞机没有离开我们的头顶，一次一次伏在庄稼地里，耽误了很多时间。”
8月中旬，部队过陇海铁路，母亲及时记载了发生在身边的几次敌军袭扰和大军跨过陇海路的实况，写了《第一次的小战斗》《大动脉跳动了》。接着，她又写了《过涡河》。部队渡淮河，她写了《船家娘》；部队到固始，她写了《人民民主县长上了任》。所有这些，都是在行军、战斗和休息的一分一秒中，在膝盖和弹药箱上，用在国民党保公所捡到的公文纸背面或最廉价的黄表纸订成的小本子上写下的。
南征途中，母亲不仅忠于职守，以笔为枪，留下大量文字作品，还积极参加各种宣传和群众工作。1947年8月下旬，部队进入皖北敌占区，这里的群众深受地主老财的压迫剥削，被抢走了最后的粮食，生活极其艰难。7旅政治部了解到尚有两家地主有存粮，决定打土豪、开仓放粮。母亲参加了这次行动。群众听说解放军分粮食，蜂拥而至，强行打开粮仓,推到墙壁，现场难以控制。母亲和民运部的同志们费了很大力气维持现场秩序，安抚群众情绪，并将第二个、第三个粮仓陆续打开，然后把男人、老人、女人、小孩分开来，依次进行分配。这个过程中，地主不断向群众做出仁慈施舍的样子，母亲当着群众的面对地主进行了驳斥，把他们奉承搬来的凳子让给等待的群众坐，端来的水也给群众喝，直到嗓子喊哑了，军装被汗水浸透。群众体恤的把自己的斗笠给母亲戴上，还争着给她打扇子。一场暴雨下来，群众没有散，母亲和他们一同站在雨里，直到天黑，一共放了200多担粮。母亲亲手具名给地主打了借条，心里感到有说不出的畅快。
历尽艰辛，刘邓大军终于进入阔别十多年的“鄂豫皖苏区”，大别山的苍松翠柏、莽莽林涛张开双臂把它的儿女拥入怀中。母亲很快写出《我们来到了大别山》，描述了部队回到故乡，与坚持游击战争的游击队员们胜利会师的情景。
大别山是红四方面军的发源地，而红四方面军是刘邓大军的前身。在麻城县新田铺，当年从大别山走出来的老红军、3纵队陈锡联司令员的老母亲让小儿子用独轮车推着，来找离别十多年的儿子，母亲与纵队民运部的同志一同接待了他们，安排了一次感人的母子相会，并不失时机地写出了通讯《陈锡联司令员会见妈妈》，不久，解放区人民都听到了这篇文章的广播。
为了进一步培养锻炼母亲的独立工作能力，组织上安排她到皖西区做重建根据地的工作，担任岳西县二区土改工作队队长。
大别山是我党曾经三度撤离过的根据地，群众遭受过国民党还乡团残酷的报复性屠杀，这次，蒋介石为解心腹之患，从各解放区调回几倍于我的兵力对付我军，加之初期建政和土改时,我们的政策也犯有右和左的错误，致使工作十分艰险。考虑到一位女同志可能遇到的风险和困难，兼任皖西军区副政委的阎红彦和区党委书记彭涛把一位有经验的保卫干事分配到母亲的工作队，不久，阎副政委还亲自给母亲送来了一支勃朗宁小手枪。
母亲有生以来第一次以“领导”的身份，独立开展工作，度过了半年颇带传奇色彩的难忘生活。她穿着便衣，腰挂手枪，白天带领群众打土豪、分浮财，晚上组织工作队员深入老乡家中做宣传，召开积极分子会议。一时间，工作队和曾队长的名声四起，群众拍手叫好，敌人则恨之入骨。一次，地主武装“小保队”获知母亲要到某村开会，预先设伏于会场——一间小屋内，专等“曾队长”上钩。所幸的是，母亲临时有其他事情，派通信员代她去赴会，那位小同志一进门就被砍了一刀，幸而转身逃脱。这一刀，是替母亲挨的！
关于大别山土改斗争，母亲在她《女战士的自述》一文中写道：
“这一段工作是极端艰苦、惊险的半年。由于大别山根据地曾经多次得而复失，又是敌人视为卧榻之侧的要地，前几次敌人还乡团对根据地人民施行过最残酷的摧残，这次又有多于我五倍之兵力，故日夜都在进行生死搏斗。我带领群众几乎有三个月（冬日）栖息于雪拥的山洞，游击于山头，又全靠人民群众掩护，取得胜利。这段斗争，我曾写过两篇小说《依靠群众》《前赴后继》和《铁树开了花》等若干散文及电影剧本《中央突破》，但尚不能反映其百分之一。”
在报告文学集《和岳西群众共患难的半年》中，母亲写了这样一个片段：
一天黑夜，雪下的把山道统统盖满了。两天来没有听到什么敌情，我们工作队在穿心庵山下十多里的一个湾子里住下来。大家铺好了稻草，把多天来没有脱过的衣服也松了松，准备好好休息一下。半夜里，月桂喘着气，和哨兵一同跑来找我，顾不得拍打浑身的雪，喊着说：“曾队长，敌人的尖兵到了田头畈，天黑的时候，我跑去了，是蒋保长亲自把狗们搬回来的，我赶忙跑来给你送信！”
我们立刻集合起来向北转移，准备找机会消灭这一帮反动家伙。月桂走在前面给我们带路。雪又落满了她一身。她走得那么快，那么有力，好像什么也不怕……
那些日子，在大别山人民中间，在战士的行列中和行军、作战及大小会议上，到处活跃着母亲的身影。人民军队与人民的血肉关系和集体英雄主义的气概，指战员前仆后继、视死如归的高贵品格，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高超的指挥艺术、卓绝的胆略、精诚的团结，这一切都深深教育着母亲。她把见到的、经历的、感受到的尽一切可能都记下来，写出来。
由于部队频繁转战，稿件寄发困难，除少数短稿作为新闻稿通过电台发往晋冀鲁豫《人民日报》等报刊发表外，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得以陆续出版。其中包括短篇小说《战地婚筵》、中篇报告文学集《走向前线》和堪称代表作的著名报告文学集《挺进大别山》。
茅盾先生在该书序文《读〈挺进大别山〉》中说：“我觉得这里所写的人物虽然还不过是一种素描,有时还只是一个剪影,可是很生动,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可以看得出来：作者‘随时记录’,未尝刻画求工，用一句老调，便是‘信手拈来’，神韵尽然。为什么能够如此呢？因为作者是生活在部队中，在战斗中，她的脉博是和部队和战斗相一致的。”这本集子包括六组速写，综合来读，可以“看到挺进大别山这一伟大的英勇的进军的轮廓”。
“世上有朵美丽的花，那是青春吐芳华”。大别山，令母亲一生魂牵梦绕！她曾不止一次说过，“那是我留下青春最难忘足迹的地方，是我创作的第二个丰收期。”
油画《曾克在大别山》（艾轩作）
这本书收录有母亲曾克多篇文章
四、兵心依旧 军魂永远
1948年春，母亲在土改工作队艰苦战斗半年后，突然接到张际春副政委的通知，要她立即回野政（野战军政治部），第3纵队副政委闫红彦专门派人去接她，此时，部队也开始撤离大别山，向中原转进。
见到张副政委后，母亲万万没有想到，原来是她的父母亲，我的姥爷姥姥经过颠沛流离，从河南开封来到了我军驻扎的鲁山县。姥爷曾次亮，多年任教于河南开封北仓女中，在古天文历法研究上有很深造诣。开封解放后，他被作为第二批保护对象接到豫西解放区，受到中原野战军刘伯承、邓小平等领导的欢迎。张副政委特意安排母亲来与双亲见面，并明确指示母亲在父母处住下来，帮助做这批新来客人的工作。姥爷姥姥终于见到了他们分离10年的大女儿，母亲也得以详细了解了10年来二老和全家在敌占区苦苦挣扎的经历。两代人都对共产党、人民军队充满感激，对即将到来的光明满怀期望。
不久，野战军政治部《战士报》社发起部队群众性文艺创作征文活动，号召全军指战员拿起笔，记述自1947年6月抢渡黄河天险至1948年春胜利完成大别山根据地恢复重建战略任务这一伟大史实，编辑出版《南征一年》纪实丛书，共10集。母亲从活动发起、组稿到编辑出版，参与了这项工作的全过程，受到野战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张际春的表扬。
母亲撰写的《我认识的第一个营长》《陈锡联司令员会见了妈妈》《铁树开了花》等13篇文章被收录在《南征一年》3纵分册中。这些作品后来有的出了单行本，有的在文学刊物上发表、在电台广播，有的还改编为连环画，受到广大读者喜爱。
“虎踞龙盘今胜昔，人间正道是沧桑”。接下来的日子里，母亲随部队参加了淮海、渡江、进军西南等战役战斗，继续深入连队、火线，救护伤员，传递消息；给战士读写家信，为基层起草立功喜报，作战经验总结材料。指战员们忘记了她是一位女同志，休息时，和她偎挤在一个山凹里、门洞中；战场上，用身体替他挡弹片；行军中，背她渡过没腰的河水。
戎马倥偬中，母亲依然不知疲倦地采访写作。在马背上、在战斗空隙里，写出几十万字的新闻、通讯、小说、散文、报告文学。
1949年4月21日，渡江战役发起。天已黄昏，母亲与新华社记者杜宏随二野3兵团指挥部到达长江边，隐蔽在离炮兵阵地不远的指挥阵地上。突击船只早已准备就绪，陈锡联司令员的脸上严肃镇静，没有了平日的笑意。他好像根本没有看到母亲与杜宏，只是不时和身边的参谋们对表，一再询问准备得怎么样了。眼看就到发出开船命令的时刻，他突然向身边的通信兵命令说：“立即告诉一号、二号、三号突击船，准备开动！”
就在此时，陈司令员竟指定身旁的母亲去四号船传口令。母亲毫不犹豫，立即像其他通信兵一样，立正敬礼，高呼“保证完成任务”，迅速跑向四号船位，将命令传达给指挥员。不到半分钟，她又回到陈司令员身旁，司令员好像根本没有察觉。母亲自己都没想到，她竟然当了一回前沿通信兵。
“轰！轰轰……”我军万炮齐鸣，母亲被大炮的巨响震得差点倒在地上，耳朵顷刻间什么都听不到了。她挣扎着爬起来，遥望万船齐发的壮观景象。只见天空红了，江水红了，江南的天和地一片火光。
在强大炮火掩护下，突击船队穿过南岸敌人炮弹激起的水柱，仅用15分钟即登陆成功。母亲和杜宏带着电台，随第二波突击船登上“铁板洲”对岸的江南土地，在敌人仓皇逃窜后留下的阵地上，迅即发出了《胜利横渡长江》的新闻稿，经新华总社发到全国，上海《新华日报》很快登载了。据说，这是最早报道人民解放军胜利渡长江的新闻。
1949年9月，母亲作为第二野战军惟一的女代表，荣幸地出席在北平召开的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参加开国大典，亲眼目睹了新中国的诞生！会后，她立即奔赴前线，随第二野战军进军大西南，走完了解放战争的最后历程。
1950年，重庆解放后，刚换上新式裙装不久的母亲，就奉刘邓首长之命，依依不舍的脱下心爱的军装，转业、“归队”到重庆市文联、作协工作。
母亲的转业证上写着，姓名：曾克，性别：女，民族：汉，年龄：33岁，政治面目：中共党员，级别：团职。就是以这样的一个起点，母亲开始了她此后整整60年“新生命的检阅”。
作为一名参加过延安文艺座谈会的革命作家，作为亲历人民解放战争的战地记者，母亲一生坚持“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一生都在写兵、写英雄！她对人民军队有着特殊感情，始终把自己当作一位女战士。在离开军队以后，她先后创作出版了小说集《一同成长》《新人》《前赴后继》《第十四个儿子》，歌剧《第九户人家》，话剧《针锋相对》等作品，而这些作品无一不是反映军队生活或军民关系的。
1980年，在李达、秦基伟等老领导的支持下，二野一些老同志联合发起撰写《刘伯承传》的提议，得到中央军委批准，列入全军8个元帅传记的统一编撰规划。母亲承担撰写了她最熟悉的“挺进大别山”时期的二章，获得读者与史学界的一致好评。
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后，年已八旬的母亲组织老作家老同志赴深圳，向解放军驻港部队赠送书画作品。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70周年、新中国成立50周年、新世纪的到来，这些重大纪念日她一个也没放过，自筹资金编辑出版了大型图文集《长征鼓角》《世纪的辉煌》《世纪的步伐》,继续为弘扬中国革命、人民军队优良传统和光荣历史奉献余力。
晚年的母亲，以顽强的毅力克服体弱多病的困难，坚持文学创作，连续出版了《水晶般的心》《乘着歌声的翅膀》《战犹酣——刘伯承邓小平从太行山到大别山》《比翼奋飞》等作品。她还经常撰文推荐新人新作，热情扶持文学新人成长。
母亲对曾经战斗过的革命老区感情笃深。她和大别山区安徽岳西、太湖县的领导和群众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经常通过书信、电话和当面谈话，了解老区的发展变化和人民群众的生活情况，为老区的发展出谋划策，在《人民日报》撰文回顾和介绍大别山的革命历史。母亲曾多次向大别山老区捐献财物、书籍，并把自己一本新出版作品的稿费全部捐给了岳西希望小学。
1978年,母亲被调到北京参加恢复中国文联、中国作协的筹备组工作,并任中国文联及作协领导小组(党组)成员。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母亲担任中国作家协会驻会老作家党支部书记十余年。丁玲、张天翼、沙汀、康濯、罗烽、白朗、草明、舒群、严辰、逯斐、李准等著名作家都是这个支部的成员。母亲工作尽心尽职，热情周到，使党支部活动内容丰富,有声有色。1994年，这个党支部荣获中直机关优秀党支部称号。
1986年7月，69岁的母亲离休了，但她仍然关注党、国家和人民军队的大事，热衷公益事业，继续不停地写作，病弱的身躯里，似乎充盈着无穷的兴趣与精力。她参与建立延安文艺协会并担任副会长，身体力行践行和传播《讲话》精神；她创办《中国风》杂志，并亲任主编，使刊物成为坚持党的文艺路线，热情讴歌新时期主旋律的阵地。
母亲自194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曾参加中国作协第一、二、三、四次代表大会。2006年, 89岁高龄的母亲作为特邀嘉宾,又参加了第七次作代会。
本文作者与母亲合影与天安门广场
2009年12月11日，母亲在北京病逝，终年93岁。
在举行母亲告别仪式的八宝山殡仪馆东大厅门口，悬挂着一幅黑色挽幛，是我同兄妹、妻女、老友反复推敲、磋商后拟定的。
上联：中原女儿太行大别携笔赴戎书壮举
下联：文坛巾帼延安北平亲莅两会传美名
横批：深刻怀念曾克同志。
那天，凡来告别的领导、亲友、叔叔阿姨，都说这个挽幛写得好，“把你妈妈的一生概括得恰到好处”。而我想说的是，不是我写得好，是母亲一生的路确实很充实，很精彩！作为从硝烟战火中走过的一代女兵,她将人生最美好的青春年华献给了祖国的解放事业,是中华民族优秀女性的杰出代表,是平凡而伟大的巾帼英雄!
本文作者张小岗系曾克的小儿子，原总政大校,1979年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
作者的父亲是二野著名军旅作家柯岗（即12军首任宣传部部长张克刚）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刘伯承传》、《金桥》、《不知名的作者》、《不屈的人们》、《不可摇撼的心》、《红军的妈妈》、《逐鹿中原》、《三战陇海》、《骆陀队》、《金桥》等。诗集《小诗集》，散文集《因为我们是幸福的》(合作)，短篇小说集《八朗里和五里河》、《边疆》、《一同成长》、《这是发生在北京》、《柳雪岚》，长诗《长着翅膀的朱银马》，多幕话剧剧本《针锋相对》，通讯集《三千七百万零三十元》，电影文学剧本《中央突破》(合作)，《柯岗文集》(5卷)等。报告文学集《风雪高原红花开》获西南军区创作一等奖。
【编后记】
从小我生活在12军31师（即三纵七旅）这支英雄部队的的大院里，少年时代的我就读过《三战陇海》、《逐鹿中原》，知道柯岗是二野著名的作家。但当时的我并不知道他的夫人也是一名战地记者，军旅作家。
曾克阿姨最难能可贵的是：作为女同志而且还带着一个幼儿，在部队千里跃进大别山时，她没有像绝大多数女同志那样留守后方，而是坚持作为随军记者参加了二野在解放战争中所有的重大战役。写作了《挺进大别山》、《战犹酣》、《针锋相对》等一系列反映二野战史的上百万字的报告文学、小说、剧本等。深受刘邓首长和广大指战员的称赞。正如向守志上将2016年为我主编的《兵妈妈》一书题词：
铁肩柔情担道义，
巾帼英雄多传奇！
来自作品集军旗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