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主帅刘伯承北渡淮河记

吴忠

1947年6月30日,刘伯承、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在鲁西南突然强渡黄河,发起鲁西南战役,歼灭国民党军九个半旅,揭开了我军转入战略进攻的序幕。

敌人被打得蒙头转向。

蒋介石慌忙从各地调集重兵,企图围歼我军主力于郓城、鄄城和黄河以南狭小地域。

8月初,我11纵队和地方武装于黄河渡口佯动,造成我军北渡假象,刘邓首长却率主力4个纵队跳出敌人合围圈,向大别山挺进。

这无异于在蒋介石反动集团的软腹部插上一把钢刀,更使敌人怕得要死。

为清除这一致命大患,蒋介石于11月下旬成立了以国防部长白崇禧兼主任的“国防部九江指挥部”,并抽调33个旅的兵力,妄图以所谓“总力战”,围歼进入大别山区的我刘邓大军。

形势极为严峻:敌人兵力超过我军一倍以上,武器装备则占有更大优势;我军进入大别山区之后,虽然积极开展了建立根据地的工作,但毕竟只有三四个月时间,群众尚未充分发动,粮食和各种物资供应都非常困难;大别山区地域狭窄,敌我双方共有50多个旅的兵力拥挤在这一狭小区域之内,回旋余地小,使我军灵活机动的优势难以发挥,不便于调动和歼灭敌人。

为了彻底粉碎敌人对大别山区的围攻,并着眼于整个中原解放区的最后确立与巩固,根据中央军委指示,中共中央中原局和野战军党委决定由邓小平政委、李先念副司令员率野战军前方指挥所及第2、3、6纵队,在地方武装配合下,坚持大别山区斗争,积极打击和拖住分散敌人;由刘伯承司令员、张际春副政委率中原局机关、野战军后方指挥所及第1纵队,转向淮河以北、沙河以南的淮西地区,并指挥第10、第12纵队在桐柏、江汉地区展开,创建新的根据地,从外线调动、打击敌人。

12月11日,前后两个指挥所在湖北礼山(今大悟)县黄陂站正式分开,刘司令员即率后方指挥所由此北上。

我所在的第1纵队20旅,自进入大别山区,就被留置于固始、潢川、罗山、光山地区,担负开辟根据地的任务。

纵队则率第1、2、19旅继续南下寻机歼敌,一度进抵长江北岸,攻占广济、蕲春等地。

在决定刘伯承司令员率1纵队北上淮西之后,20旅奉命于罗山以南的马家畈一带集结,并随即同北返的纵队主力会合。

12月13日上午,纵队杨勇司令员、苏振华政委召见我和旅政委刘振国同志。

杨司令员先简单讲述了这次部队北上的意义,然后布置我旅任务。

他对我们进入淮西地区后的任务讲得比较简略,却详细交代了我们在行军途中的任务。

他说,因为20旅前段时间一直在附近地区发动群众和打游击,对敌情和地方情况都比较熟悉,所以纵队决定把北上途中警卫刘司令员、野战军后指和中原局机关的任务交给我旅。

他大体规定了行军路线,并要我们注意选择渡口,必要时准备架设浮桥。

最后提出了警卫工作的基本要求。

他一再强调要提高警惕,务必做到万无一失。

考虑到我们单独行动和敌情多变的实际情况,为减少指挥层次,以利争取时间,应付意外情况,行军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允许我们直接向刘司令员、张副政委汇报请示。

下达任务之后,杨司令员微蹙着两道浓眉,表情严肃地一再嘱咐我们:“这是你们旅当前的首要任务,也是十分艰巨光荣的任务。

你们务必尽最大努力,确保首长和领导机关的安全。

”作为旅长,我深感责任重大。

回到旅部,我们立即召开党委会议,认真研究贯彻纵队首长指示的方案和措施。

根据我们掌握的情报,纵队前进方向右侧的光山、潢川等地,只驻有敌人的一些地方团队,对我威胁不大;主要威胁来自左侧,敌军主力一部正从平汉路以东向我疾进,企图拦截、歼灭北上我军。

因此,必须重点加强左翼警戒,加强对敌情掌握,要乘敌之隙,隐蔽开进,尽量避免与敌接触和纠缠。

具体部署是:全旅分两路开进,旅主力在左,依次为59团、旅直属队、58团;62团在右,野战军后指和中原局机关位于62团行军队形中间。

行军部署确定之后,我同刘振国同志便遵照纵队首长的指示,去野战军后指当面向刘司令员汇报。

我们两人虽然都在刘司令员领导指挥之下工作多年,曾多次见过刘司令员,但像现在这样直接接触却是初次。

一路上我认真思考着在首长面前怎样汇报才好。

刘司令员见到我们很高兴,亲切地招呼我们坐下。

他穿着套灰布棉军衣,上衣又肥又长,一看就知道是在大别山区手工缝制的;那布是稻草灰染的,颜色深一块浅一块。

刘司令员先询问了我们部队情况。

当时部队离开冀鲁豫解放区已经四五个月,由于长时间的连续行军、作战,部队减员和物资装备损耗很大;全旅原有六千多人,到现在减员将近一半;在进大别山区时,部队离开了公路,全旅的一百多辆胶轮运输车和大部分重型装备都埋在了淮河以南山区,旅炮兵营的九门山炮和六门战防炮各剩下一门,而且炮弹极少,每个步兵营原配备的三挺重机枪也只剩下了一挺;由于没有巩固的后方,兵员和物资都得不到必要补充;加上北方战士远离家乡,生活不习惯,思想问题多,这些都使部队的战斗力受到一定削弱。

我主要汇报了部队的减员情况,对其他方面的问题则一笔带过,我相信多数困难都将随着我们的不断胜利和努力工作得到解决,而不愿在首长面前多说。

接着我着重汇报了我们对当前敌情的判断和行军部署。

在我们汇报过程中,刘司令员不时点一点头,汇报结束,表示赞同我们的部署。

我们都很想听刘司令员谈谈对未来战局的展望。

首长好象很了解我们的心愿,不待我们提出,便对我们所关心的一些问题作了扼要的阐述。

谈到这次分兵行动,他说:“敌人调集33个旅围攻大别山区,乍看气势汹汹,其实恰恰暴露了他们的虚弱。

看来,敌人直到现在也没完全摸清我们的意图,他怕我们在大别山生根,但更怕我们南渡长江,或西越大巴山进入四川,插到他们的大后方去。

大别山地区太敏感了,敌人即使消灭不了我们,也想把我们赶到黄河以北去。

我们这一拳确实打到了蒋介石的痛处,围攻大别山正是他护痛的表现。

33个旅从哪里来?还不是拆了东墙补西墙,从其他战场抽调。

这样将会打乱他对山东陕北的重点进攻部署。

我们既进了大别山,就绝不会放弃它,这是我们能否最后确立与巩固中原解放区的关键。

我们要在大别山生根、发展,敌人则想把我们消灭、撵走,敌我之间必然要进行激烈的争夺。

敌人还是有力量的。

毛主席一再告诫我们,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但在战术上则要重视敌人。

就大别山区来说,敌优我劣的形势短期难有根本改变,大别山的斗争是艰苦的,小平、先念同志肩上的担子很重。

但是,我相信,他们能够领导全区军民,粉碎敌人的围攻。

我们这次部分主力北上,目的之一也是为了内外线互相配合,共同完成这一战略任务。

”刘司令员稍一停顿,忽然话锋一转:“刚才你们汇报了部队的减员情况和存在的其他问题。

实际上各个部队存在的问题恐怕比你们讲的还多,还严重,而且,这种状况同样短期难有大的改变。

你们不说,我也清楚。

不过你们一定要注意:比实力,比武器装备,目前我们确实都不如敌人,但有一个可以和敌人比,那就是比斗志。

这一点我们任何时候都应该比敌人强。

两军相争,一讲斗志,二讲斗法,谁的斗志高,用兵得法,谁就打胜仗。

进入大别山之后,恰恰在我们需要大大提高斗志的时候,有些部队却忽视了这方面的工作,比如逃亡现象增多,就说明有些人对目前的困难看得过多、过重,信心不足。

这个问题应当引起我们的充分重视。

斗志必须强化。

我们的政治工作必须加强,特别要加强政治工作的针对性、灵活性。

”刘司令员在谈话中列举了大量敌我双方的情况,他娓娓而谈,如数家珍,他那惊人的记忆力和对各个问题的深刻分析,精辟见解,都给我们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他的谈话不仅使我们对当前的斗争充满了信心,而且提高了对整个战局发展的认识。

他对部队越是在艰难的条件下越要提高斗志、加强政治工作的指示,更是一语破的,抓到了当前部队问题的要害。

刘振国同志表示要向全旅的干部认真传达,组织学习,要在这次执行新的任务过程中做出成效来。

当天黄昏,部队开始行动,预定到北向店一带宿营。

那里距信(阳)潢(川)公路只有十几公里。

这条公路是敌人横向机动的要道,也是敌军围攻大别山区的一道外围封锁线,常有敌军活动。

把宿营地安排在北向店一带,既便于及时掌握敌情,组织部队迅速通过这条公路;又可保证有一定时间应付意外情况,是个比较有利的机动位置。

部队行进一路顺利。

黎明时分,即将到达宿营地时,忽然,左路行军纵队的前方响起一阵枪声,但很快便又归于沉寂。

我带领几名参谋人员急速向前赶去。

走到北向店村南口,见到59团一名参谋和几名战士,旁边还蹲着两个敌军士兵。

参谋报告说:他们团的前卫连进村时与一小股敌人遭遇,打了一阵,敌人趁黑夜溃散,抓了十几名俘虏;该团已向预定宿营地继续前进。

团首长指示留下两名俘虏上送旅部,以便旅首长了解当面敌情。

我立即进行审问。

两名俘虏很害怕,结结巴巴地供认他们是敌整编11师搜索营的,昨晚他们约一个连的兵力出来执行侦察任务,大部队现集结在此以西约二三十公里的地方。

再问其他情况,他们便说不上来了。

这使我陷入了沉思:敌人搜索分队执行的是什么任务?他们是进行一般侦察呢?还是为后方的大部队探路设营?敌人是否已经察觉了我军的行动意图?敌人大部队有无可能很快接近我们?正当我苦苦思索的时候,旅警卫连连长蒋富忽然跑来大声报告:“首长,我们抓住敌人一个军官。

”原来,警卫连进村后,到一户老百姓家敲门找向导。

那家男主人开门后,神色慌张,讲话支支吾吾,还不时回头向屋里张望。

这引起了战士们的警觉,他们进到屋里略加搜索,便从床底下搜出一个蒋军军官。

两名战士把这个军官押送到我跟前,是一名上尉。

战士中有一人手里提着军官的手枪和一个很精致的小公文挎包。

对这军官的审间,进行得很顺利。

原来他就是被59团前卫连打散的那个搜索连的连长。

他说,敌整编11师主力已经进抵罗(山)宣(化店)公路的莽张店一带,并将继续东进,他们连就是到前面来侦察设营的。

他指了指那个公文包:“宿营位置都标在图上了。

”参谋赶紧取出地图摊在地上,警卫员递上电筒,我借着微弱的亮光,见上面画着大大小小的圈圈,仔细一看,不由得吃了一惊:原来敌我双方的宿营位置竟然重叠在一起了。

敌人也将在同一天到北向店一带宿营。

敌人一般是天亮之后开始行动,按行程计算,大约中午后就将同我们遭遇。

这个送上门的情报真是太重要,太及时了,不难设想,如果没有这意外收获,一旦与敌人主力遭遇,将会出现什么情况,造成什么后果。

情况紧急,原定的宿营部署必须立即改变;我与刘振国同志、旅参谋长李明同志就地研究了应变措施,决定全旅立即向原定宿营地以东转移,但又不宜走得过远,因为我们旅是同野战军后指和中原局机关一起行动,行进速度较慢,如被敌军赶上,行进中难以组织有力的抵抗,会造成不应有的损失。

我们的计划是同敌人保持一定距离,选择有利地形构筑工事,敌如来攻,则顽强阻击,只要坚持到天黑,即可摆脱敌人。

据此,我们决定以北向店以东约七八公里的马岗作为阻击敌人的主阵地;同时向马岗以东派出警戒,以防光山之敌袭我侧后;野战军后指拟安排到马岗东北的一个村庄宿营。

在我们作出变更部署的决定时,两路行军纵队的多数单位还在行进之中。

58、59团与旅直属队同沿一条道路开进,通知他们比较容易;而在右路开进的野战军后指机关和62团,则不知他们已进抵什么位置。

我们立即起草了一份报告并附一份新的宿营部署图,交给旅作战科长陈雷,要他赶往后指预定宿营地小寨面报刘司令员;如后指尚未到达,则赶赴先头部队59团传达命令,然后再迅速转回小寨,等候刘司令员。

陈科长由骑兵通信班护送飞奔而去,我们仍不放心。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又派旅部警卫班长张合林带领该班,持报告和新的宿营部署图,沿右路纵队的行军路线寻找刘司令员。

为防该班与敌遭遇,临时把旅部最好的驳壳枪集中起来给他们,并配备了充足的子弹。

恰在这时,纵队杨司令员、苏政委来到我们旅部。

我们汇报了当面敌情和变更部暑的情况,杨、苏首长批准了我们的决心。

敌人来势汹汹,而且已经迫近我军,要想甩掉敌人已很困难,一场恶战似不可免。

时间刻不容缓,杨司令员、苏政委迅速就地制定了抗击进犯之敌的方案:命令在我旅之后行进的二旅急速前进,抢占北向店南侧至罗陈店以东的有利地形,组织坚强防御,确保野战军后指和中原局领导机关的安全。

陈雷同志赶到小寨时,野战军后指尚未抵达,他即按指示去59团。

张合林班长赶到右路,遇到62团后卫,得知野战军后指机关已经过去,他们又跑步向前追赶。

刘司令员率后指机关在陈雷同志走后不久到达小寨。

这时虽已破晓,但天气很冷,老百姓都还没有起床。

他在村头遇到一个从北边邻村来拾粪的老农。

平易近人善于联系群众的刘司令员便和他攀谈起来:“老乡,你们村里住了队伍没有?”“住了,昨天夜里来的。

他们一进村就砍树。

”“什么?砍树?砍树干什么?”“他们在村边挖了很多深坑,把砍下的树架在上面。

”刘司令员没有再问下去。

砍群众的树做工事,我们部队不会干这种事。

他马上叫一名参谋带一个战士,按那老农指的方向去察明情况。

经过一夜鞍马困顿的刘司令员,不但自己不肯进屋休息,并命令全体人员就地待命,所有骡马不得卸鞍。

他往返踱步,等候参谋的侦察结果。

忽然,北面传来枪声,原来是参谋和战士接近村头时,被敌人哨兵发现,敌哨兵开枪打死了战土,参谋被追返回,敌人未敢追击。

恰在敌哨兵与后指的参谋交火之际,警卫班长张合林来到刘司令员面前。

听了张合林的报告,又看了我们的报告和宿营部署图,刘司令员命令大家立即向新的宿营地转移。

天亮时,全旅的宿营部署调整大体就绪,电话兵紧张地架设旅指挥所通向各个团的有线电话。

通往62团的线路刚刚架通,团长杜海林便打电话找我,我以为他要汇报宿营情况,不料他却说:“刘司令员要和你讲话。

”“吴忠同志吗?和你讲两件事……”我立即听出,一向讲话从容不迫的刘司令员,这时声音有些急促。

我插断了他的话说:“司令员,我们旅部距62团不远,我马上跑步到您那边去…”。

“不用了,还是电话上讲快些。

我讲两件事:第一,请你告诉我:杨勇、苏振华同志在什么位置?第二,中原局的几位领导同志不??知走到哪里去了,我不放心,你们赶快派出部队营救一下。

”我简要汇报了在北向店村头见到杨、苏首长的情况。

关于中原局领导同志的下落问题,听到刘司令员用了“营救”这个字眼,我顿时紧张起来,万一中原局的领导同志发生意外,那将是我们最大的失职。

放下电话,我以最快的速度赶到距旅部最近的59团。

部队正在村外的一块空地上集合,团长董振洪和政委阴法唐站在个高坎上,准备讲话。

见到我,他们迎上前来。

我简要地向他们说明了情况,然后下达命令,要求全团成宽大正面展开,轻装跑步,向西、向北搜索前进,建立起稳固的警卫区域,如果中原局的领导同志遇险,要不惜一切代价营救。

由于雾气未消,能见度低,我又特别交代:步枪手要上刺刀,准备和敌人白刃格斗。

董振洪同志向全团高声传达了我的命令,并对各营任务作了区分,霎时间,田野里响起了一片铁器的碰撞声,使用步枪的战士都上好了刺刀;接着又是一片“嘭!嘭!”的甩背包声;然后又是一片口令声,部队象潮水一般向西、向北涌去,很快消失在晨雾中,空场里丢下遍地背包。

离开59团,我觉得有些情况需要当面向刘司令员汇报,便快步到62团团部。

刘司令员正在和62团领导同志谈话,见我来,他连连招手:“快来,快来。

”我向他详细汇报了今晨发生的情况和我们对变更宿营部署,准备抗击敌人进攻的考虑。

他不断点,称赞我们决心果断,处置得当,并笑着说:“那个国民党连长立了一大功,要不是他,我们今天就有好戏看了”,但一提到中原局的同志,他又有些焦灼不安,深为他们的安全担心。

刘司令员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经常身历险境,但他总是临危不惧,处变不惊,每次又都化险为夷,转危为安,表现出一个革命家的非凡胆略。

但是,对部属,对同志,特别是对地方领导同志的安全问题,他却时时挂在心上,唯恐发生意外,关心他人远胜于关心自已。

我向刘司令员谈了对中原局负责同志下落的看法:他们的前后左右都有部队,即使他们走错了路,也不大可能走出我旅的配置警戒地域;敌人主力部队离我们还有一定距离,敌人的小分队不可能轻易突入我旅的警戒纵深与中原局机关遭遇,何况直到现在没有听到枪声,估计他们是在附近地域迷失了方向,现在天已大亮,不难找到他们。

听了我的分析判断,刘司令员的心绪好多了。

果然,不大一会儿,旅指挥所打来电话,说59团报告,已经找到了中原局的同志。

刘司令员的脸上立刻露出了笑容。

我请他到旅部同我们一起吃饭,他高兴的答应了。

走在路上,他说古论今,谈笑风生。

我们旅部小灶的炊事员是个“解放兵”,原来是敌人一个军长的厨师,能做一手好川菜。

那天我特别吩咐他多做两个菜,他也确有办法,在那样困难的条件下,居然做了一个扒肘子和一个回锅肉。

刘司令员赞不绝口:“好久没吃到这样的正宗川味菜了,真是吃得安逸!”我们刚刚吃过饭,59团领导干部便陪同中原局的李雪峰、刘子久、陈少敏等同志来了。

见到他们,刘司令员像久别重逢似的亲人,亲热地同他们打招呼,问他们是否遇到了敌人。

他们说,机关在转移时,由于前面的人没有跟紧,一出村便走错了路,这带都是迂回曲折的稻田小路,天色又黑,以致迷失了方向,走了很多冤枉路。

这也算是有惊无险吧。

大家听后都哈哈大笑。

刘司令员尤其高兴,他拍着陈少敏同志的肩膀说:“你们快去吃饭,这里的大师傅做的川菜实在有味道。

有饭就吃,有觉就睡,养好身体要紧!”中原局的领导同志进屋吃饭去了。

刘司令员不顾天冷,坐在院子里同大家聊天。

他的许多妙语,不时引起阵阵笑声。

这里看不到上下级在一起时的那种拘谨气氛,甚至使人暂时忘记了战争。

这天,我们原准备拉开架子和敌人打一场硬仗,但情况的发展却不象我们料想的那样严重。

敌整编11师主力被纵队2旅阻止在北向店以南和罗陈店一带,无法东进,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号称“五大主力”之一的敌整编11师,装备好,战斗力强,他们在猛烈炮火的支援下,向2旅阵地发起了从连到团规模的数十次连续进攻,但在我2旅的顽强阻击下,伤亡3000多人,竟不能越雷池一步。

2旅也付出伤亡近千人的代价。

该敌只有少量先头部队前出到我旅警戒地域,59团打了一下,敌人立即缩了回去,我军也未出击。

当晚,我们继续北上。

按原定计划,本应于孙铁铺东西一线通过信潢公路,不久前,第12纵队和第10纵队就是在我们旅接应下从这里进入大别山的。

但由于现在发现敌整编11师正在东进,孙铁铺在敌人半日行程之内,为避免与敌遭遇,便决定从孙铁铺以东约20公里的寨河镇通过信潢公路,进至淮河以南的八里岔一带宿营。

刘司令员同意这一部署。

考虑到这一夜行程较远,路又不好,夜间天色很黑,刘司令员视力差,骑马和步行都有不便,我们特地为他准备了一副担架,挑选了七八名身体强壮的战士,请他坐担架走。

刘司令员坚决不肯,只好作罢。

由于有了前一天遇到紧急情况时联络困难的教训,这次我们除派出侧方警戒外,全旅改成一路纵队开进,并由兵力比较充实的59团担任前卫团,旅部和野战军后指机关在59团之后行进。

我除偶尔策马向前看部队的行军情况外,大部时间都跟随在刘司令员的左右。

夜间行军要求肃静,又要防止摔跤,人们长时间处于紧张状态之中,别容易疲劳,越发感到夜长路漫漫。

刘司令员不时低声问我一些情况。

部队上路走了一阵,他忽然间我:“我的电灯泡子跟上来了没有?”我诧异地问:“什么电灯泡子?”“哎,就是我的机关嘛,它脆弱得很,一点也碰不得,行军要扛着它走,一住下来就要用它,一天也离不开它。

”“我们把后指安排在旅直属队后面了。

”我这才明白,刘司令员发问的意思主要是想知道自卫能力不强的后指机关在什么位置,安全有无问题,于是又补充一句,“后指的后面是58团和62团。

”“唔。

”他放心了。

严冬的黑夜格外静谧。

远处西南方向不时传来断断续续的枪炮声,说明兄弟部队一直在与敌人保持接触。

大约午夜时分,刘司令员忽然又问:“后指跟上来没有?”“跟上了。

”“你看见了吗?”我没看见,是听作战科长讲的。

刘司令员要求别人回答问题具体、准确、肯定,不允许有半点含糊。

我于是在路边停下,看着行军纵队不断从我身边走过。

野战军后指机关终于上来了。

后队伍的特点是骡马多,驮的是通信器材和文件档案,因而他们虽然人数不算太多,但行军队伍却比一个营还要长。

我一直等到后指的行军纵队全部通过,并问明无人掉队之后,才又策马赶到前面向刘司令员作了报告。

这一夜行军平安无事,拂晓前部队宿营。

跟踪我们的敌人被甩到几十公里之外,在一两天内敌军主力不可能赶上我们,经请示刘司令员,决定部队在八里岔一带休息一天,作渡河准备这里距淮河约10多公里。

12月16日上午,部队从息县东南10多公里处大举渡河。

息县只驻有敌人少量保安部队,侦知我们大军到来,吓得紧闭城门,胆战心惊,唯恐我们攻打。

据我们对掌握的敌情分析,敌人虽然发现我军北上,却并不了解我军的企图,敌军的注意力仍然集中于大别山区。

几个月前我们进军大别山时,敌人除调集重兵前堵后追外,还天天派飞机侦察、袭扰,而这次北上却未见到一架敌机,这说明敌人对我们并不重视,很可能把我们看成“被迫北窜”的“小股共军”。

由于敌情顾虑不大,同时渡河组织工作比较复杂,为确保安全,我们把渡河时间选在白天。

而且,这样大张旗鼓地渡河,还可以调动敌人,减轻对大别山区我军的压力。

我们旅的几个领导干部都提前来到渡口,组织指挥部队渡河。

冬天河水深及股际,没有船只,也没有桥梁,部队全部徒涉。

59团首先渡河,占领了对岸渡口两侧有利地形担任警戒。

旅主力和机关,在河南岸稍事休息整顿,便在宽大正面成多路纵队渡河。

这与前几天的静悄悄的夜间行军恰成鲜明对比。

这天从一早便下着小雪,天色灰暗,还刮着小风,是入冬以来最冷的一天。

靠近岸边的地被缓慢的流水冲入河心。

由于事先进行了充分的动员鼓动工作,而踩得“嘎吧嘎吧”乱响,一片片碎冰被缓慢的流水冲入河心。

由于事先进行了充分的动员鼓动工作,而且又是北上,部队情绪很高,有些战士在冰冷的河水里还互相开些玩笑。

我们几个领导干部都把自己的马让出来,往返驮送病号和女同志过河。

刘司令员来了,他骑在一匹高大的白马上,同我打过招呼后,便在后指机关骑兵警卫分队护卫下,迎着风雪从容渡过淮河。

战马激起一片片浪花,溅湿了他的棉裤,他毫不理会。

目送刘司令员上了对岸,我们几个领导干部不顾大家的劝阻也加入了徒涉的行列。

水寒刺骨,我图省事,没有脱下棉裤。

一到河心,棉裤和棉衣的下摆全湿透了,两条腿像是绑上了两块大石头,每前进一步都十分吃力,刚一上岸,冷风一吹,两排牙齿再也不听使唤,象连发机枪似地打起了冷颤。

更糟糕的是,湿透的棉裤被冷风一吹很快便结了冰,两腿竟然无法打弯,一走动便发出“喀嚓喀嚓”的响声。

我用拳头使劲把棉裤上的冰打碎,又奋力猛跑,几十分钟之后冰碴慢慢溶化,又使劲拧出水来,才觉得好受多了。

到达宿营地后,我还没来得及去见刘司令员,忽然又接到他的电话。

我以为他可能对今后部队的行动有所指示。

不料,他却问我在过河后不远处的路旁,是否看到一个死人?那是什么人?为什么死在那里?我被问住了。

我感到奇怪。

为什么我竞没有发现?为什么无人向我反映这一情况?我马上要机关查明。

不久,旅政治部主任康健同志亲自来告诉我:死者是息县城郊一个敌人派出所所长,此人作恶多端,民愤极大,因而被我处决。

当我将查明的情况向刘司令员汇报时,他虽未批评我们,但这件事对我的启示却是很深的:首先是首长这种事无巨细,事事留心,发现问题及时查处的认真精神,值得我们很好学习,作为一个领导干部,这点非常重要;其次,它提醒我们必须注意掌握政策,特别是在杀人问题上,必须十分谨慎。

在一次党委开会时,我专门讲了这件事。

以后我们旅在开辟新区工作中,执行政策没有发生大的偏差,就有我们从这次事件中受到教育的因素。

淮河以北是新解放区。

在国民党的长期统治下,这里的反动社会基础比较雄厚,地方顽杂武装活动猖獗。

渡河后的最初几天我们每次进村宿营,几乎都遭到顽杂武装的冷枪射击。

旅军械股股长翟衍顺,在第一天宿营时,刚一进村便被击伤。

他身边的同志立即沿着枪响的方向组织搜索,却连个人影也找不到。

对付这种敌人真比对付敌正规军要麻烦得多。

为了确保刘司令员和中原局领导同志的安全,并保证他们能够很快进村展开工作和休息,我们派出精明强干的干部和战斗力强的分队,每天都提前到达首长们预定宿营的村庄进行搜素和设营,同时严密组织驻地警卫,真正做到了万无一失。

进入淮西地区之后,纵队命令我旅在息县、正阳一带发动群众,进行休整;1旅、2旅则在汝南、确山、驻马店一带活动。

此时,在中央军委统一指挥下,华东陈毅、粟裕野战军主力,在鲁西南重创敌军之后,已胜利挺进豫皖苏地区;陈赓、谢富治兵团则横扫豫西,已经在豫鄂陕地区展开。

这样,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成品字形展开于中原地区,使中原地区由敌人进攻我解放区的重要后方,变成了我夺取全国胜利的前进基地。

敌人兵力愈感不足,对我进行的所谓“重点进攻”也已难以为继了。

为了更紧密地协调三路大军的作战行动,共同完成中央军委赋予的经略中原的任务,刘司令员决定率野战军后指机关,进驻豫皖苏地区。

首长就要离开我们旅了,我和刘振国同志又去谒见刘司令员,听取他对我们今后工作的指示,并提出我们要亲率部队担负途中警卫任务。

刘司令员没有同意。

他恳切地说:不但你们不必要去,就是你们派其他人去,也不需要带很多部队。

你们还有重要任务。

野战军对你们纵队抵达新区后的任务,已有具体指示。

当前你们急需做的,就是要趁敌军主力尚未进抵淮西的有利时机,迅速攻占敌人据守的各个城镇,打好开辟新区的第一炮。

兵贵神速,时不我待,如果等敌人援军赶到,加强了守备力量,再去攻打就可能要付出几倍的代价。

现在就要根据纵队赋予你们的作战任务抓紧做好各项准备工作。

”刘司令员还告诉我们,他已电告豫皖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同志到汝南埠受领任务,我们只需将他送至汝南埠就可以了。

我们见首长讲得如此严肃恳切,也考虑到从我们驻地到汝南埠不过半日行程,附近又无敌人正规军活动,便决定按照首长指示,派58团团长郄晋武同志率部执行护送任务。

在刘司令员去豫皖苏区这天一早,我和旅的几位领导同志将首长送到村头。

临别时,刘司令员和我们一一握手,一再嘱附要迅速周密地做好消灭敌人的准备工作,努力开创新局面。

上马以后,他还不时回过头来挥手致意。

这天,雪后初晴,红日格外艳丽,好似预示着我们的斗争在经过严冬风雪的考验之后,就要迎来明媚的春天。

随着刘司令员的身影迎着朝阳渐渐远去,灿烂的阳光洒满了整个中原大地。

1989年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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