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理论家，身经百战的刘帅，是我军参谋工作的奠基人。他对建立、健全和发展我军司令部工作，从实践到理论都做出了卓越贡献。南昌暴动时，他担任参谋团委员兼参谋长；1932年，当中国工农红军建立总参谋部时，他担任总参谋长；1934年反五次“围剿”时，他因为反对李德的作战方针，曾一度被撤销总长职务，但不久，随着李德军事路线的日益破产，他得以复职，直到长征结束调任援西军总指挥为止，他一直是红军的总长。在这个期间，他为建立司令部各部门的组织和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为建设红军和组织指挥作战出谋划策，迭挫强敌，战功卓著。
为了统一对司令部建设的认识，他于1932-1935年初，在紧张的作战情况下，陆续翻译发表了《苏军司令部野外勤务教令》，并写了一篇《译者前言》。在这篇《译者前言》里，他精辟地论述了军队指挥的历史发展趋势，和中国工农红军司令部建设的方向。他一反中国旧军队把参谋工作当作军队的附属品，把参谋人员当作“主官”的“谋士”，甚至当作“主官”的仆役等腐朽观念，确立了司令部在我军的首脑地位，和参谋人员同指挥员的正确关系。他指出：“司令部就是首长实行指挥军队的指挥机关，司令部主任—-参谋长就是首长的第一助手和代理人。因此首长应使司令部在自己决心之下，自动而宽大地活动起来；而司令部则应重视首长决心的权力，站在他的阴影里面”，“使司令部在自己决心之下，自动而宽大地活动”。这对指挥员来讲，就是要善于发挥司令部的作用，指导它，支持它，使用它，使之成为最得力的助手，切不可限制它的工作。对于参谋人员来讲，就是说：授权有限，不得越权行事；要埋头苦干，甘当无名英雄，未决定的事不得外泄，已决定的事即使是出之于自己的谋划，也不得吹嘘自己；但要主动、积极地充分发挥自己的职能，研究考虑问题的范围是无限的。那种爱出名、好表现，到处炫耀自己的庸俗作风，那种推推动动，不推不动的工作态度，同一个参谋人员应有的修养是格格不入的。
此后，随着我军建设的发展，刘伯承同志更加强调司令部的首脑地位和作用，继续为加强司令部建设呕心沥血。在抗日战争时期他指出：“我们发展了大量的军队，必须有善于组织作战与善于军队建设的强有力的司令部及其参谋人员，才能从战术、技术与指挥上提高军队的战斗力。这一点首先要全军认识，特别要兵团首长重视，并展开所属参谋勤务。”11954年，他在军事学院两个系第一期学员毕业典礼大会上讲话时又说：“应认识司令部是军队的首脑，在现代化、正规化军队建设中尤为重要。”
建设具有首脑作用的司令部的基础是要造就一大批忠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具有较高政治、军事素养的，有丰富科学文化知识的，既善于思考又能实干的参谋人员。1932年，刘伯承同志为建立司令部各个部门的工作，曾选调了一批优秀的、工农出身而又有作战经验的干部到司令部工作。中央红军学校1932年扩建为红军大学时，他决定在该校设置上级参谋系，培养参谋人员。抗日战争时期，在129师，抽调了大批政治坚定、有一定作战经验的营长、政治教导员、连长、指导员开办参谋训练队，他曾亲自教课。经过分期（共办3期）训练后，分配到各兵团担任参谋。在他主持军事学院工作期间，为适应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需要，不仅训练与培养了大批善于组织与指挥现代化的、诸军兵种合成作战的指挥员，也训练培养了大批参谋人员。
刘伯承同志历来强调采取有效措施，提高现职参谋人员。他常批评那种只使用不培养参谋人员的领导干部，特别批评那种使用顺手了，欣赏其才能了，上边调不动，学校不肯送，又不让下部队锻炼，结果误了人才的培养，有害党的事业的现象。1941年7月，根据刘伯承、邓小平同志批准的报告提纲，129师参谋长会议作出如下决定：对现职参谋人员，除政治学习外，每周讲两次军事课，先讲步兵战斗条令并配合以战术作业；坚持每日两小时学习制，其中一半用来学习军事，并具体要求，旅、团参谋长及科、股长与知识分子参谋，应于年内学完步兵战斗条令、阵中要务令（以军队指挥纲要作参考）和本师抗战二周年战术报告2,其他参谋人员于半年以内学完步兵战斗条令及二周年战术报告。1942年，《合同战术》第一部出版后，也列为参谋人员必读。会议还要求以旅及军分区为单位，每月对所属参谋实行一次战术作业测验，并将答卷送一份到师，以便考核（冀南三个月送一次）；要加强文化学习，首先是语文、科学常识和数学。刘伯承同志早就讲过：语文“重在文字通顺，是取得深造政治、军事的锁钥……然后学算术、自然。各级干部应当作严重的战斗任务来完成。”3
在长期战争中，为了建设具有首脑作用的司令部和加速参谋人员的培养，刘伯承同志采取过很多得力措施，其中主要的，至今仍有其现实意义的是：
一、他特别强调提高参谋人员的政治觉悟。
他主张利用一切机会加强参谋人员的政治学习和党性锻炼。他说：“政治重在接受马列主义的教育，深入无产阶级意识锻炼。”4要学习、研究党的各项政策和各个时期的政治主张，特别要加强每个参谋人员忠于民族解放事业及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强意志的锻炼。邓小平同志在1941年参谋长会议上讲到参谋人员的修养时说：“在今天的工作中不了解政治，仅知道军事是不能完成我们的任务的。革命战术的特点，就是处处估计到政治情况，要懂得各项政策才能使军事与政治密切的结合起来。”这是根本性的教育，这是参谋人员以什么精神，用什么思想指导自己行动的根本问题。没有这一条，就不懂为谁参为谁谋，也不知道参什么谋什么。同样，没有这一条也就缺乏为共产主义事业的大无畏的献身精神。我们是革命的军队，革命的军队主要的是在高度政治觉悟的基础上来讲业务与技术的。解放战争中的淮海战役后，中原大军区的参谋长李达同志曾向军委写过一次《中原军区参谋工作综合报告》，在这份报告里说：南下进军以前，“我们野战军司令部本身，乃是由晋冀鲁豫军区司令部临时分化的一个简单的战斗指挥所。由于大进军仓促成行，各级司令部均未及整饬和充实，战略展开后又先后建立了7个军区及35个军分区的机构，各纵队有的则分出一部分人员组织军区与军分区司令部，有的则兼理军区与军分区司令部的工作，有的则以一部分司令部工作人员分遣于县、区（如桐柏、江汉），因而组织更形简陋。……淮海大会战中，由于战役规模之空前宏大，战役时间延长，所需军火、军需品之浩巨，尤其是作战与战斗方式完全进入现代化而又极复杂的正规程度，而我们则仍以前此之司令部（虽然临时组成了运输司令部，也起了不少的作用）来遂行关于会战与战役的组织任务，这就感到处处吃力，处处赶不上战局的迅速发展。所幸者，全体工作人员，均尚能刻苦负责，发扬了任劳任怨的精神，大多以这一部门兼做另一部门的工作，或以一个人兼做几个人的工作，加以其他部门的协助及各级首长人员的直接动手参与帮助……故一般的尚圆满完成了任务。”再加上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当时不少参谋人员文化、技术水平都比较低，在如此紧张的情况下，只能以“人一能之已倍之或数倍的艰苦精神”来完成任务。以这样简单的司令部成功地组织指挥，像淮海、渡江、进军川黔、成都等大的战役，应该说是历史的奇迹，而我们的参谋人员如果缺乏为实现党中央、中央军委赋予的任务的高度责任感和忠于民族解放及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强意志，脑子里意想着什么个人得失、个人名位等等，要完成如此繁重艰巨的任务，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二、重视知识和知识分子。
红军时代，我军中的知识分子干部很少。抗日战争期间，我们的参谋队伍是两种成份组成的，一种是工农干部，一种是知识分子干部。但他们中的大部分是土地革命出来的工农干部。为了使这部分人变为知识分子，使之成为合格的参谋人才，必须进一步吸收合格的知识分子加入参谋工作队伍。为此，刘伯承同志要求，“工农分子知识化，知识分子实际化、群众化，全体马列主义化”。5工农分子及知识分子之间应该很好地融洽起来，学长补短，他说：“工农干部如不提高文化，即不能使实践经验透过文化与理论贯穿起来，只能停滞在低级朦胧的军事常识阶段。知识分子如不善于使用自己的文化工具去研究军事学理，或只在书本上打圈子，不愿与实际联系，只注意接受过去战争流血的经验而不尊重今日流血的经验，则不是空洞无边的武盲，即是军事上的条文主义与形式主义。”6
刘伯承同志十分注意培养提拔知识分子干部。1942年在《军事工作实施纲要》中规定：“各团应选一个较有战斗及管理经验的知识分子干部当副营长，经过一定时间的锻炼后，准备提升团参谋长。”对于有专门知识而缺乏军事知识的干部，加紧进行战役、战术的教育，使之成为专门人才。
为了我军建设和加强司令部工作，刘伯承同志主张有计划地吸收与溶化富有军事学基础的旧军事人才，给以政治改造，使为我用。在参谋队伍中，实行工农干部、知识分子学生及经过改造的外来军官三结合的方针。为此，他千方百计地罗致人才。1938年9月1日，他写信给在冀南地区的徐向前、宋任穷、李菁玉、杨秀峰诸同志，希望他们为129师随营学校选送相当中学程度的知识分子前来受训，准备毕业后担任文化教员。并说：“此处还要军事人才，尤其年轻有本事的军校学生（步、骑、炮、工乃至经理军医都缺）。此刻军队急需此种军事人才来提高我们的军事学习，以适应抗战前途—-正规大战的要求。望罗致10人到我们教育机关来做‘种’。此是我们军队的建设工作急需逐步建立的事。”1942年要求“继续抽调与引用留学的知识分子及军事专门家的干部，健全司令部的组织”。71948年6月5日，在河南南阳彰新庄中原军区高干会议上，他还提出：“对蒋军专科军官应该利用，以帮助我们学术的改进。”为了说服大家，统一认识，他接着讲：“苏联利用白俄军官是列宁主张的，但以后有些叛变，好多人主张不用白俄军官，但列宁坚决地说：即使叛变，亦要用白俄军官，因叛变的总是少数。”会后不久，于1948年9月10日在《关于中原军区野战军4个月指挥工作的指示》中又强调，“注意管教俘虏，争取各兵种（尤其炮、工、辎）人才”。由此可见他对罗致人才确已达到了如饥似渴的程度。
刘伯承同志要求参谋人员，对于业务要专业精通，达到熟能生巧的程度。对于自己主管的业务，在成为“活字典”，不能一问三不知。并且说：战术、技术尤须如此。“战术、技术仅知原则而不能在各种情况中作实地的熟练演习，特别作实战的锻炼、发展，也是空口说白话，无补于事。现在我们的战术、技术就是要研究，要发展，要创造。然而不专就不能精通，不熟练就不能生巧。”8
他还特别提倡首先在参谋人员中，继而在整个部队内，造成刻苦学习勤于研究军事学术的风气。他常向参谋人员提出一些现实作战遇到的和未来作战可能遇到的学术问题，要大家研究；当缴获一件新的兵器时，他要组织参谋人员熟悉它的战术、技术性能，研究对付它的办法。1941年参谋长会议，还特别作了一条规定：各个时期下发的战术指示，要首先在参谋人员中进行讨论和学习。这种学习和研究是同现实斗争紧密结合的，因而斗争形势愈紧张，斗争形势遇到转折的时候更要加紧。在1943年训练工作纲要里规定：“各级干部特别是营以上指挥干部应以本身业务学习的模范行动，造成热烈的研究军事学术的风尚。”在逐鹿中原，进入大规模运动战之前，他讲：“今后大兵团作战，必须提高学术。部队中要发扬学习风气。学习教材应以毛主席十大军事原则为主，参考苏联的《合同战术》及美国的《战术纲要》。但必须从实际出发，就是要考虑敌我的装备、编制、训练、作战等一切不同因素，而求得辩证的学术，在党的领导下，用三大民主提高我们的学术。”9为把这种学习研究的结果运用于部队的训练，他提出实行“以战养战”的办法加强训练。他说：“各兵种、各业务人员必须就实战研究与练习中提高各自的技术、战术及其他业务的技能。各该首长就是各该业务的教员，但必须在军事民主、兵教官的总结与学习中首先细心研究以精通业务并参考所置备的简要的图书编出教材才能做一个好教员。这里必须造成勤于研究军事学术的风气，反对只打仗不训练的错误观点。”10
三、实行指挥员、参谋人员的交流。
上述参谋长会议上规定，所有指挥员都须当参谋长，主张一般指挥员，最好经由高一级的参谋长递任高一级的指挥员。同时应有计划地把参谋工作者中的优秀分子担任为指挥员。刘伯承同志认为：缺乏知识的指挥员由于缺乏条理地接受新事物的条件，会妨碍司令部计划与企图迅速在部队中的实施，而以优秀又有军事学基础的参谋人员转任指挥员，既可提高我军掌握科学技术的能力，又可影响和刺激某些文化程度不高的指挥员加速提高文化学习的进程。
可惜，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一主张未完全实现。所以李达同志在前述的综合报告里写道：“我们部队中有科学知识的干部不多，以致使一部分知识分子，长期埋头于司令部工作，使他们与部队实际生活，尤其是战斗生活缺乏切实联系的机会，故对战争发展中的新事物体验不够深刻和及时，也影响到司令部工作通常落后于形势发展的需要。”这既不利于司令部工作的发展，也不利于这一部分人的培养。这是一条历史的教训，汲取这一教训，今天更有必要。
四、司令部的模范作用与战斗化。
刘伯承同志历来对自己、对司令部机关要求很严。凡上级和本部下达的条令、命令、训令、指示以及要求部队执行的所有规定，司令部都必须带头执行。比如：
精简机构，司令部带头精简。所以从129师到第二野战军司令部的机构人数都非常少。刘伯承、邓小平等领导同志在这方面也做出了榜样。整个战争年代，他们一直是依托作战室办公，除开会外，有事都到作战室去办，来往电文不出作战室，所有领导干部都不设专职秘书，而参谋处的作战科，从鲁西南战役到大别山到成立中原军区，只有4个参谋。
整顿纪律，从司令部整起。1946年8月25日，刘伯承、邓小平同志亲自抓直属队的群众纪律。邓小平政委讲：“带部队的同志，对部队纪律整顿得好坏，首先要看他的直属队，甚至要看他的直属人员和他的警卫员。”刘伯承司令员号召大家“对破坏纪律的分子，不要采取自由主义，都起来维护纪律。从思想上说，破坏纪律的也不过百分之三或四，多数起来维护纪律，歪风就不能抬头”。
实现正规化，首先从司令部着手。1949年1月7日，淮海战役刚结束，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当谈到军队正规化建设时，刘伯承同志讲：“正规化，现在是转变关头，如何正规化，从何着手，想来只有首先从司令部着手。只有加强司令部，才能组织战争。”
部队遇到困难，司令部带头克服。1947年10月初，部队进到大别山区不久，群众工作尚未打基础，部队处于无后方情况下作战，在我一纵、二纵歼敌56师新17旅时，野战军司令部的干部、战士，除少数指挥人员和警卫人员外，都去抬担架，转运伤员。当冬天到来时，全军冬衣尚未解决，刘伯承同志亲自指导参谋们缝制棉衣。
刘伯承、邓小平同志，一向要求司令部的工作要做到三个“面向”，即：1.面向部队，关心部队的生活，一切为着部队的扩大、巩固，特别是战斗力的提高与不断加强；2.面向敌人，深刻地研究敌人，积极设法定出战胜敌人的对策；3.面向战争，学习研究战争，学习观察与掌握战场，研究掌握与操纵情况，研究领导与组织战争，一切为着战争的胜利。
工作中遇到失误，首长和司令部首先承担责任进行检讨。渡江作战前的部队开进，对四兵团所经路线的困难估计不足，使该兵团在军需供应上遇到了困难，以致在辎重部队参战民工中发生了严重的破坏群众纪律情况。除事后派人前往调查赔偿外，在给毛主席、中央军委的报告中并检讨了未做好组织工作。
关于司令部机关的战斗化问题，李达同志曾有专文论述，这里就不再讲了。
凡是在刘伯承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过的参谋人员都会记得，他历来要求各级首长要拿自己忠实于革命事业的表现，要拿自己本职的军事技能和政治修养，要拿自己关心部属物质生活的行动来取得部属的信仰。他自己更是身体力行。对于参谋人员的工作，他利用一切机会慈祥地、循循善诱地、具体耐心地指点。他提出各种启发性的问题，平等地同参谋人员讨论；他逐段逐句地修改参谋人员起草的军事文书；对于那些应该是参谋人员做的而还做不好或不会做的事，他常常亲自做出样子，要大家学习；他亲自研究情况，在定下决心之后，他亲拟基本命令，起草战术指示，指导参谋人员检查工作；战役结束后，亲自总结经验教训。
他自己这样做，同样要求兵团首长也这样做。在《关于中原野战军4个月指挥工作的指示》中，当谈到发挥作战、通信、侦察、训练、军政、卫生和后勤等部门的助手作用时，他要求“各该首长必须根据‘少而精’的原则，把这些部门的人员健全起来，规定各人的工作范围，使之放手工作，随时同他们研究情况，检讨工作，指导他们以工作的方针步骤，定出计划，深入部队检查实施。这里必须反对轻视参谋工作的观点。”他无愧是全军参谋人员的良师和楷模。
（1983年8月1日）
注：
1 引自《我们怎样从1940年向1941年迈进》
2 指《两年来华北游击战争经验教训的初步整理》
3、4、5 引自《目前部队工作报告提纲》1939年6月25日
6 引自《129师1941年军事工作总结报告》1941年12月
7 引自《1942年军事工作实施纲要》
8 引自《总结太行军区1942年2月反“扫荡”的军事经验教训》
9 引自《中原区的任务和行动方向》1948年6月5日
10 引自《关于中原军区野战军4个月指挥工作的指示》1948年9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