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这篇文章，聊一聊华人华侨对国家对民族的历史贡献。
大家可能对这个群体是既熟悉又陌生，熟悉是因为新闻报道、中学历史中经常会提到这个群体；陌生是因为，大部分人对他们只有一个笼统的概念。
这些个群体说起来人数不小，但在14亿人口面前依然显得人数稀少。
但里面随便说出几个人的名字，都家喻户晓，名气特别大，比如冯如（中国航空之父）、陈嘉庚、司徒美堂、詹天佑、钱学森、邓稼先等等。
如果再扩大到“海归”，那就更厉害了，近代以来，叱咤风云的各知名人物，不少都是海归，比如孙文、黄兴、周公、邓公、鲁迅，名字写都写不下。
在最近的统计数据中，中国在外国的华人华侨，总计有6000万人，分布在全世界198个国家，这是个相当恐惧的数字，超过不少国家的总人口。
从民国以来，政府就非常重视这个群体，现在的国务院中，就有一个正部级的高规格办事机构-国务院侨务办公室。
在日常生活中，我能常把这两个词放在一起用，实际上他们也是有很多交集和紧密联系的。
但严格来来说，二者还是有区别的，华人是指拥有中国血统但加入外国国籍的人，华侨则指人在国外，但依然保留中国国籍的人。
1
中国位于亚洲东部，很早就形成了成熟的政治统治模式，大一统的大规模共同体下，中原王朝实现了财富和人口的快速增长。
到唐宋时，由于海贸的大发展，海上丝绸之路已经非常繁华，已经有部分沿海的中国人到南洋一带生活。
到了元代，统治的疆域太大，来自草原的蒙古人很难理解中原王朝的治理逻辑，同时也觉得这种模式很麻烦，于是把治理草原那种粗放的承包制治理模式带到了中原。
这样，整个中国就出现了非常大的自由空间，从事各行各业的各种限制也被消除了，有人把这种模式称为“忽必烈自由经济”。
中国的富庶让对外贸易的规模进一步增加，来自东方的各种商品深受欧洲喜爱，到元朝末年，中国累计了唐宋的发展，已经拥有了非常高超的造船、航海技术，出海远行的人也大大增加。
后来明末皇权争霸战中，位于长江中上游地区的陈友谅，水军特别厉害，包括后来郑和能够多下远洋航行，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就是继承了唐宋元的造船和航海技术。
取代蒙古政权的朱明王朝，由于朱洪武强烈的农民气质，原本外向型的国家迅速走向了内向型，越发趋于保守。
朱洪武以自己对农村的理解来认识整个国家，认为商业、航海这些事儿不仅与国无益，反而有害。
在洪武大帝看来，最好的臣民就是安土重迁的农民，农民一辈子就待在自己的土地上，认真种地，好好纳税，没事儿别瞎溜达，即使要外出，也得找官府开介绍信。
这就不仅仅是禁止出海，甚至禁止出村，这套管理体制的影响深远，延绵至今。
在朱皇帝看来，如果每个村子都井井有条，那么整个国家就井然有序，一片祥和，非常典型的直线思维。
很显然，朱洪武的理想就是把整个国家打造成一个大型的村庄。
自唐宋元以来，繁华的对外贸易，中国人已经频繁出现在东亚、东南亚的海域。
以海港为基地，已经有大量中国人在这些地方经商、种地生息。
这些地方也出现大批的华人集聚点，历史书上著名的“三佛齐”，就是这其中之一。
中国是什么时候开始落后于世界历史大潮的？
普遍的共识是始于大航海时代。
大航海时代落后的原因不是中国人不愿意参与大航海或者技术落后，而是在于统治者的治理逻辑出了大问题。
由于认识不到航海、贸易的巨大好处，同时由于沿海海盗的骚扰，朱明一改唐宋元的海洋政策，相继关闭各贸易港口，甚至于片板不得下海。
整个明清期间，海洋政策间或有所松动，但整体以限制打击为主，历史学界给了一个名词“闭关锁国”。
天朝对藩属国、蛮夷有极强的宽容度，但对于流落海外、侨居他乡的国民，却是另一副霸道加穷凶极恶的态度。
除了不承认他们是本国臣民外，还以各种歧视政策予以打击，甚至直接出兵剿灭。
汉唐以来，中原王朝形成了一种霸道的气质，就是今天网络上常说的“虽远必诛”，但那时候诛的是异族敌人。
而到明清天子，却对准了自己人，郑和下西洋，就在爪哇“三佛齐”大开杀戒，杀死当地华人领袖陈祖义，杀死5000多当地华人。
虽然有天朝的严酷高压政策，但是老百姓吃饱饭的问题，向来是比天还大的事儿。
封建统治者只关心自己的统治稳定不稳定，老百姓的吃饭问题，向来只能排在皇位稳固的后面。
在皇帝眼里，老百姓能不能吃饭本身就无足轻重，你没有吃饱饭的机会，但有饿死的权利。
农业向来是个低产出的行业，尤其在两广、福建一带，山区为主，耕地有限，仅有的土地根本无法养活越来越多的人口。
本国政府不让搞海洋贸易，但老百姓总不能自己饿死自己，于是大胆的人便铤而走险，由合法的海贸变成非法的走私。
走私又导致政府再次加大打击力度，政府的打击力度反过来促使这些海商不得不自己武装起来，进而形成大家熟知的一个词“海盗”。
在中国的历史上，给这些武装商人集团有个专门的名词“倭寇”。
实际上，这里面90%都是中国人，日本和其他外国人只占少数，而且不是决策者，只是打工的。
从明朝中期开始就连续不断的“倭患”，根本原因就在于落后的海洋政策，逼人上梁山。
反观同时代欧洲的各国，对海洋贸易采取完全相反的鼓励政策，欧洲各国政府都大力支持对外贸易和开拓，甚至收编海盗为国效力。
英国女王为了支持远航，甚至卖掉了头顶王冠的宝石；荷兰、英国、法国为了扩大外贸，筹集资金，开创性地发明了公司模式，建立了有史以来最牛的公司-东印度公司。
虽然在大航海起步阶段，中国的海洋力量并不比欧洲差，但一个面对的是举国支持的政府，一个面对的是满怀敌意的政府。
尽管后来出现了像郑芝龙、郑成功这样可以称霸东亚、东南亚海域的霸主，但终究缺乏中央政府的支持，这些海域一步步被西方列强控制。
华人也一次又一次的因为缺乏武力保护而遭受抢劫甚至屠杀，不得不在西洋人的奴役下，过着待宰羔羊的生活。
尽管他们精明、勤劳，非常善于创造财富。
2
时间轴到了1840年，高傲、顽固、古老的中华帝国被英国的坚船利炮打得一败涂地。
封闭的帝国不得不在武力的胁迫下签订条约，被迫打开国门。
国门的敞开，让沿海，尤其是广东和福建人，再次掀起一轮又一轮的下南洋的大潮，在国内饥寒交迫的平民用脚投票，希望自己的拼命，能给自己、后代及家族拼出一个好的未来。
所以，即使到今天，潮汕地区的人，一直拥有较强的商业和拼搏思维。
从这个时候开始，出国的各方面也逐渐发生了一些变化。
以前是民间底层人的行为，去的方向也主要是南洋地区，也就是今天的东南亚各国。
而1840年以后，出国的人，除了底层谋生活的人之外，越来越多的政府外交官、考察团开始频繁远航。
另外就是国家公派大量留学生到欧美、日本学习，条件好的家庭，也大批自费到这些国家留学。
太平天国失败后，数十万太平军及家属无路可走，不得不移民流落到南美洲的智利、秘鲁一带。
于是，在东南亚、日本、美国、南美洲、欧洲，都逐渐形成了华人集聚区，华人社区，唐人街。
和其他国家的移民有很大不同，华人的特点是把挣钱摆在第一位，并且对故乡有一种其他种族没有的特殊感情。
在华人看来，自己现在呆的地方，不是自己的家乡，只是自己打工赚钱的一个中转站，最终自己是要荣归故里、衣锦还乡、落叶归根的。
于是，这些移居海外的华人就埋头苦干，一个劲儿地挣钱，既不关心社区建设，也不关心政治博弈，更不愿意融入当地圈子。
这就和其他族群，尤其是欧洲来的族群，比如爱尔兰移民截然相反。
虽然都是在本国内的底层，但是爱尔兰人特别喜欢参与政治，不断地推举本族群里的能人竞选议员，然后通过议影响议会，通过对自己有利的法律。
另外，他们还组织工会，通过罢工争取自己更有利的权益。
对于这些，华人社区基本都是不参与，不但不参与，反而在罢工的时候主动复工。
这就大大激化了双方的矛盾，华人认为你罢你的工作，我挣我的钱，互不干扰。
爱尔兰人则认为华工不讲武德，都是工人阶级，为什么拆台？当工人的叛徒。
于是，双方冲突不断，最后演变成美国国会推出了一部臭名昭著的排华法案，一部华人的血泪史。
其他地方的排华没有这么法律化、体系化，但总体而言，华人在异国他乡，受尽了各种歧视、打压。
当时及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华人华侨认为自己受欺负的原因是“背后没有一个强大的祖国”。
华人华侨于是做出两项大的应对措施，一个是短期决策，抱团成立自己的武装社团，比如大家常听说的一个组织洪门美洲堂口以及后来的美洲洪门致公堂。
另一个则是以实际行动支持建立一个强大的祖国，想尽办法支持他们认为应该支持的国内政治集团。
3
这个思路和孙中山的革命不谋而合。
实际上，孙中山的革命，支持的主力一直不在国内，反而是在国外的留学生和华人华侨当中。
孙中山甚至加入了洪门，一度担任洪门的龙头老大-总理。
所以，孙总理这个名号，并不是后来担任国民党总理而来的，而是来自于洪门的老大名号。
加上革命党的鼓动宣传，大部分华人华侨都认为满清是个顽固、腐朽、落后又残暴的政权，他们统治的政府是无可救药的。
唯一的希望就是要依靠孙先生的革命党，彻底推翻满清统治，结束皇帝专制时代，仿照美国，建立三权分立的共和国，实现三民主义。
所以，在辛亥革命成功以前，孙先生领导武装起义，基本模式就是:在海外留学生华人华侨中发展骨干，并主要由华人华侨募捐筹集革命经费，然后拿经费购买武器、收买国内的会党（黑社会）造反。
这也是我党批评孙的地方，不发动群众参加革命。
后来，革命成功了，为了推举自己看重的人当上临时大总统，海外致公堂甚至连发几千封电报予以支援。
可以说，孙文领导的革命过程中，海外华人华侨是居功至伟的。
按照之前的约定，华人华侨以类似入股的方式支援革命，革命成功之日就应该是兑现承诺的时刻，孙先生也曾多次重申要邀请海外洪门回国建党，共享政权。
但屁股决定脑袋，当革命者自己真的坐上统治者位置后，考虑的纬度就更多了。
这时候的革命党认为自己无论如何不能和黑社会搞在一起，于是对海外洪门回国建党参与政权的愿望各种敷衍，直到最后革命党被袁世凯再次赶走。
当孙黄因“二次革命”失败，出逃海外后，又再次想起了华人华侨，发出邀请致公堂过来商讨建党。
信任一旦破裂，要想破镜重圆几乎是不大可能的，这一次洪门开始同孙决裂。
后来洪门建立了中国致公党，总部设立于美洲，公推的领袖居然是后来孙中山的死对头-陈炯明。
到今天为止，中国致公党，依然是新中国的八大民主党派之一，发挥参证议政的重要作用。
新成立的中华民国，不论是北洋时期还是国民政府时代，都对侨务相当重视，一改过去歧视加消灭的政策。
对于国家建设，侨民往往倾注巨大的热情，不少海外华侨归国建设国家，在各行各业都有他们的身影，并在在沿海一带投资大量建厂。
比较有名气的像南洋的简玉阶兄弟，陈嘉庚等等。
华侨华人为中国早期工业化做了杰出贡献，中国第一家工业化生产葡萄酒企业——张裕酿酒公司，中国第一家民族电灯厂——广州华商电灯厂，中国第一家民族火柴厂——佛山巧明火柴厂等都是由海外华侨华人兴建的。
可以说，民国时代的自由开放政策，即吸引了大量爱国华人华侨归国，同时又促使更大规模的本国人出国，让这个群体的规模和影响力变得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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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日本鬼子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抗日战争爆发；1937年，日本鬼子发动“七七事变”，全面抗战爆发。
在这个过程中，全世界是800万的华人华侨对中国的这场伟大的卫国战争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成为整个华人华侨历史上最光辉夺目的时刻。
首先是在国际舆论宣传方面。
美国、欧洲、南洋等各国的华人华侨，纷纷走上各国的街头游行示威，向全世界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
抗战期间，华人华侨在各国先后涌现出3000多个抗日团体，创办了150多家抗日报刊，通过组织集会、散发传单、演出戏剧、发表演讲、募集钱物、战地采访等形式，为动员团结抗战、揭露日军罪行奔走呼号。
同时，华人华侨还掀起抵制日货 ，阻止战略物资运进日本。
这些行动大大孤立了日本，让世界更多人了解同情中国抗战，同时还打击了日本的对外经济贸易。
第二，是在投资方面。
为了支持国家抗战建国，华人华侨纷纷投资建厂支持国家经济发展，有人做过统计，在1937年以前，侨民总投资超过16亿，抗战全面爆发后的4年时间，投资依然依然高达3亿元。
华人华侨拥有国内企业难以突破的优势，在市场、资金、技术、人才、设备方面都同国际社会非常密切。
正是发挥以上优势，他们在抗战最艰难的时候，帮助后方在工矿、医药、军工、金融发展方面做了大量贡献。
第三，直接参与抗战。
抗战爆发后，各国的华人华侨，尤其是美国和南洋地区，累计有4万名爱国华侨归国直接参战。
这些群体大多家境富裕，不少都受过相当程度的教育，各方面素质相当高。
以当时的高技术兵种空军为例，飞行员主要来自于国内的富裕家庭和华侨，美国侨民前后贡献了200名飞行员，这些人大多牺牲在祖国的万里长空。
战争开始后，缺乏足够的司机和汽车修理工，南洋华侨先后组织了3000多名子弟承担这个任务，1000多名南洋机工牺牲在祖国的运输线上。
另外，在医疗、军工、炮兵等大量技术岗位及军队指挥官（比如我军著名将领叶飞）方面，都有大批侨民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四，就是抗日军费方面。
中国是个农业国，开战前中央政府的收入主要来自于关税和工商税，地方政府收入主要是农业税。
战争一打响，就是一个巨大的吞金兽。
同时由于开战初期我们就丢失了沿海大部分地区，这些都是国家财税的精华之地，关税完了，工商业也受到毁灭性摧残。
税收的压力转向农业、农村和农民，但这毕竟是个低收入的行业和群体，沉重的负担几乎要把农民逼入绝境。
为了弥补战争带来的巨大军费开支。
这时候，海外的华人群体对国家的抗战，起到了柱石的稳定作用。
战后的1946年统计，全世界的800万华人华侨，累计有400万人为中国的抗战捐过款。
你可得注意，800万人不全是成人，有大量没有挣钱能力的老人、儿童，可以说，每个有能力华人华侨的都出了大力。
对军费的开支，首先表现在捐款，这捐款有多少？
战后统计，光是中央政府收到的就高达33亿元，还不包括向地方政府及八路军、新四军的捐赠。
抗争期间，每个月军费开支要7000万元左右，当时的蒋委员长绞尽脑汁也找不到这么多钱。
正好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归国访问，蒋委员长就把国家的困难给陈讲述，最后几乎带着恳求的声音期望华侨是否可以按月捐赠？
什么意思，就是一个堂堂的国家领袖，向侨民要钱乞讨了！
如果不是情势危急，断不会出现如此情景，陈嘉庚先生几乎潸然泪下，表示一定全力以赴。
而中午宴请的时候，为了表示对陈先生的尊重，委员长整了一大桌子丰盛的饭菜招待。
陈嘉庚见后勃然大怒，说国家现在如此困难，后方请客却如此铺张浪费，说的委员长一阵脸红，但也很快诚恳地接受了意见。
在每月7000万元的捐款中，华侨每月几乎达到2000万元，就是说全国三分之一的军费是华侨捐赠的。
然后就是认购各种公债，这些公债发行时政府都承诺要归还，实际上后来国府垮台，这些公债几乎全部成为了变相的无偿捐赠。
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国民政府发行22种各类公债，华侨群体认购超过数亿元。
支援的另一种形式，便是汇款，这笔费用高达数十亿元。
最后一种捐赠的重要形式就是捐各种物资，抗战全面爆发后5年内，广大侨胞共捐献飞机高达217架，美洲华侨捐救护车200辆，马来亚、缅甸华侨捐卡车计300辆，越南华侨捐铁甲车多辆，马来西亚华侨一次性捐助巨量药品。
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华人华侨贡献的资金总额，保守估计不下100亿元。
为了支持国内抗战，华人华侨群体，几乎是毁家纾难，大批企业家几乎变卖厂子，有的同胞甚至因为捐赠沦为乞丐或者出家为僧为尼。
而南洋的华人华侨，在日本攻占当地后，更是遭受到了各种残酷的迫害。
华人华侨，对母国，有着更加深沉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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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中国伟大的卫国战争终于取得全面胜利，但抗日战争的胜利并没有阻止内战的爆发。
1946-1949年，国共进行了三年大规模的较量，最终年轻的共产党打败了老朽不堪的国民党，蒋中正只得带着200万人退守几个海岛。
内战末期，又有大批人出海侨居，形成历史上的又一次大规模出海潮。
50年代，随着中共政权的逐步稳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向海外华人华侨发出了建设国家的号召。
并在待遇、地位、家属等方面给了相当优厚的条件。
一大批海外爱国华人华侨归来建设祖国，这其中有大量科学家、技术人员、学者，这对百废待兴的新中国至关重要。
据统计，这个时期大概有2500名优秀人才回归祖国大陆，包括大家熟知的钱学森、钱三强、邓稼先、华罗庚、李四光等等。
我们常说的国防利器的突破-“两弹一星”等，关键的核心技术，大部分都是这些归国人员贡献的。
但总体而言，由于后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运动不断进行，最后甚至进化到了文化大革命，这种不利的政治环境让华人华侨望而却步，尤其是他们都有复杂的家庭、社会关系。
另一方面，在新中国被封锁的情况下，侨民以侨汇（给家属汇钱）的名义，向大陆提供了大量外汇，据统计从1949-1978年，累计有20-25亿美元通过侨汇进入大陆。
这一时期，华人华侨和内地的交往受到政策的很大影响。
真正带来变化的，还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大陆终于走出了十年动乱，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被否定，代之以来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这个目标让知识分子、华人华侨有了广阔的活动空间和一展拳脚的舞台。
而且随着国门的打开，“吸收世界其他先进文明”的动力，留学出国潮一波高过一波，而国家的不断进步，经济的发展，又让越来越多的人归国，这就是大家所说的“海归”。
这当中有没有所谓的间谍和叛国者呢？
当然有，问题是哪个群体没有，不是海归的人员，间谍和叛国者也不在少数。
乱贴标签是非常不合适的，要么是坏，要么是蠢，要么就是故意吸引眼球博取流量。
永远不要低估中国人的爱国热情和民族气节，卖国求荣、背叛祖宗的永远是极少数。
言归正传，我们今天能过上前所未有的好日子，归功于伟大的“改革开放”政策。
同样是改革开放，苏联东欧的改革开放都失败了，而中国的却取得了罕见的成功。
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有数量庞大的海外华人华侨，他们当中有大量人商业界、工业界、金融界影响巨大，并有广阔的国际人脉。
这些人和企业拥有成熟的企业、先进的技术、完整的生产销售产业链、足够的资金，而且当时世界经济不景气，正愁新市场的开发。
中国宣布改革开放，先是开放四个经济特区，然后再开放沿海14个城市。
什么原因？
就是经过深思熟虑，有充分利用华人华侨资源的考虑。
改革开放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一开放，外国人就过来投资了。
恰恰相反，外国人由于不了解甚至恐惧，根本不敢贸然来投资。
反而是特区和开放城市，充分发挥华人华侨的人脉资源，派出一批又一批的亲友游说团队，说服港澳台及其他海外华人华侨归国投资。
早期华商投资主要集中于广东和福建两大侨乡，尤其是经济特区，这些企业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投资最早的外资企业，不仅为中国带来了资金，也为中国带来了技术、管理和人才，当然投资的侨民自己也赚的盆满钵满。
正是由于他们的示范效应，才吸引了其他的外资到中国投资开发。
据统计，改革开发的外资中，有超过60%是华人华侨群体贡献的。
这些远在海外的侨民，对祖国有深厚的文化认同感，对祖国的强大有强烈的愿望。
6
再说一说最近这几年的事儿，说起来真是悲喜交加。
2020年年底，中国爆发了前所未见的大瘟疫，新冠状病毒肺炎。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这样一幕，当时病毒处于初期，毒性特别强，致死率特别高，武汉宣布封城战疫。
一时间，中国的医用口罩、医用防护服突然需求剧增，现有存货完全不够用，国内厂子的产能也跟不上来。
于是，全球的海外华人华侨、留学生群体，数千万人打了一场世界范围内的战疫人民战争。
这些在各国的海外人士，不计成本、疯狂地在世界各地的药店采购口罩、防护服等医疗物资，然后一批又一批的捐赠给国内。
甚至一度导致这些医疗物资在世界范围内出现短缺，对于这种场景，谁能不感动？
当中国防疫出现全面好转，世界范围内又大流行之际，留学生华人华侨有的就想回国避难。
国家和大部分民众都表现了极大的欢迎，有难同当嘛！
当时就出现了一些极端思维的言论，比如“干啥啥不行，投毒第一名”“建设祖国你不在，回家避难跑的快”，当时政府也在第一时间予以了批驳。
当然这种言论是少数，但多少让人觉得无耻、寒心，同时也撕裂了社会的共同价值。
历史已经证明，中国要崛起强大，必须走开放的道路，必须拥抱全球化，绝不能回到自我封闭的老路。
华人、华侨、留学生及海归，恰恰是中国与世界融合的最有效载体。
中国的产品、文化要走向世界，同时要吸收世界先进技术、文明，这些都需要人来做，哪个群体最有优势？
毫无疑问是华人华侨及留学生群体，包括海归。
任何群体，成员都不会是纯色单一的，就算是纪律最严、家法最狠的团体，也无法完全保证绝对安全。
有问题，就找出问题、解决问题，不要随意扣帽子，乱贴标签，搞扩大化，绝不能因为一两个害群之马，干出亲者痛仇者快的事儿。
成年人，就该有成年的思维，什么是成年人思维？
无非就是多年前周公提出的“求同存异”，能合作的时候就合作，不能合作的时候就等待机会下次合作。
如果仅仅是因为看法不同、理念不合、利益不同频而没有合作成功，就怀恨在心，甚至掀桌子，这就是典型的巨婴心态。
如何看待华人华侨这个群体。
一句话:总体而言，这是个对国家对民族做出过巨大贡献的群体，功劳不可磨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