阜成门六号院
建国以来正反经验告诉我们，民营经济萎缩，只会带来普遍性的失业，民营经济的就业主力作用是无可替代的，离开发展民营经济谈就业，都是不可行的。
（一）
最近去江西共青城，共青城的三代创业者与北京来的朋友们进行了座谈。席间，第一代共青城创业者们绘声绘色地讲述了，1955年98位上海知青来到这里艰难创业的经历，经过三十年的奋斗，终于把这片鄱阳湖边的荒地变成一个初具规模的现代化新城。胡德平同志也讲了从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中期，耀邦同志作为团中央第一书记，对解决当时城市青年就业问题，做出的种种努力，可以说青年就业是他这期间最操心的问题，也是当时团中央工作的重心。
这些发言，给我很多启发，也不禁让人思索：1950年代中期本是国民经济大发展的时候，一五期间工业总产值增加了128%，为什么反倒出现了大量城市青年失业问题，甚至比解放前更突出？为什么就业问题以后越来越严重，此后到改革开放，中央一直在为这个问题发愁？从50年代末设立户籍门槛，禁止农村人口自由流入城市，到60年代强制机关分流下放，到文革中的知识青年下乡，实质都是因为城市就业问题一直不能解决，不得不把农村人进城的路堵死，并且把过剩的城市劳动力分流到农村去。
这种局面的产生，里面原因是很复杂的，比如说，跟人口增长率持续很高有关，也跟政局长期不安定有关。但是从根本上来说，还是出在经济体制上，归根结蒂是照搬苏联模式，消灭了一切私有经济，实行无差别的国有垄断下的计划经济造成的。
当然也不是说计划经济就完全不好，它的确有助于落后国家快速完成资本积累，进行工业投资和基础建设，奠定工业化所必备的基础。不仅仅是苏联，就连韩国、中国台湾等后发经济体，也都曾经借用计划手段发展经济。但是在国民经济各个领域无差别进行国有化，实行计划经济，就犯了机械主义的错误。
因为，行政的力量、计划的高效性，并不是在所有领域都应验，比如在国计民生最紧密的商业、贸易、轻工业上，就远远不如私有经济灵活高效。所以，通过三大改造消灭了私人工商业后，社会问题也随之而来：我们消灭了社会自发形成的最有效的物资流通体系后，马上出现了物资短缺问题；我们消灭了私人工商业这个最大的就业容器，青年失业问题也就马上来了。
后者具体来说，以重工业国企大生产为核心的计划经济根本不需要这么多劳动力，当时国家每1亿元投资，重工业只能解决5000个就业岗位，而轻工业、服务业至少可以解决2万个，并且后者利税是前者5倍以上；实行物资配给制后，服务业仅剩下供销社、国营百货或国营餐馆等，本来是作为最大就业门类的服务业，也就不需要那么多人，1952年城镇就业人口60%以上集中于第三产业，到1978年下降到36%，如果剔除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就业比例则降至25%以下。
所以， 计划体制下的经济发展成为低就业、低利税、低收入的增长，按照1970年人民币不变价格，1952年至1978年全国工业总产值增长了15倍，而城镇就业只增长了不到3倍，财政收入增长了5倍余；职工收入增长则更低，二十五年间仅增加了44%（446元到644元）。经济活动的最真实成果反映在就业和收入上，就业和收入可以说是经济政策成效的试金石，如果不能实现这两个基本需求，就不能说是发展性的增长。
本来建国初期，我们面临一个实现工业化的很好条件，国家安定，人口增长率高，社会各阶层信心十足，经过上百年近代化，积累了可观的优秀企业和企业家群体。如果实行恰当的经济政策和外交政策，这些青年劳动力本是我们宝贵的人力资本和有活力的消费市场，中国也可以实现日本“神武景气”式的奇迹。
但是呆板的计划体制，反倒是让年轻人成为社会的累赘，失业人员积压越来越多。到改革前，全国有返城知识青年1300多万，待分配大中专学生和退役军人200多万，加上留城待业人口320万，一共有失业人员2000余万，而当时城镇劳动力规模约1.15亿，实际失业率达到17%左右。
再以文初所提到的上海为例，三大改造前的1952年，大致21万人没有工作。一五期间，虽然上海工厂总数和工业总产值在急剧扩张，失业问题却空前严峻起来，净迁出人口达58.7万，60年代早期又以下放或青年支边垦荒等形式分流38余万人 (狄菊馨《建国以来上海市人口发展的若干特点初探》）；文革期间，上海市又有111万青年上山下乡，累计分流人员超过200万。到文革结束，上海城内有41.6万返城待业青年，同时还有其他各种待业青年、社会闲散人员23万多，社会失业人员至少64万，远远高于解放初期 （谢玲丽《上海人口发展60年》、《上海计划志··劳动力》）。
（1961年-1965年，上海市共有14000多青年以参加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等形式，下放分流到江西，该校后来更名为江西农业大学）
北京、天津的情况也差不多。1979年，北京有待业人员40多万，占劳动力总数的12.5%；天津有待业人员38万，占比为15.2%。在全国而言，这三个直辖市经济最发达，人口增长率最低，就业问题尚且如此，其他地方更严重。不能不说， 计划体制对于解决就业问题出现了“系统性失灵”，年轻人毕业即失业是非常普遍的现象，除了一些人可以通过参军或走后门方式，获得较好工作机会，多数年轻人根本得不到有效就业。数千万迷茫转而愤怒的青年，其实成为推动结束文革，实行改革的一个重要基础动力。
（二）
对于当时的就业问题，以及国民经济其他严重问题，大家在解决对策上出现了分歧，相当一部分人认为，计划体制是完美的，后来这些问题是因为违背了那个体制，所谓“拨乱反正”，就是要回归到1957年之前的状态；而少部分先知先觉者，已经认识到计划体制是就业等一系列问题的根源，必须改变这个体制，胡耀邦是其中之一。早在三中全会前的1978年4月，他在中央党校就指出：全世界都是从农村吸引人到城市，只有我们是从城市到农村，这是什么马克思主义？ （《胡耀邦思想年谱》，第160页）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胡耀邦在1979年6月的全国宣传部门领导吹风会上说：“一说就业，就讲厂房、投资和全民所有制，这不行”。他还举例，宝钢这么大的项目才需要3万工人，而要解决两千万待业青年就业问题，不可能纯粹依靠国企，把人涌向重工业只能是新的“祸国殃民”；过去我们把集体经济、个体经济、服务业搞臭了，现在要给他们恢复名誉，通过这些行业来解决就业问题。对于当时，国家在宣传上把“失业”称为“待业”，胡耀邦对此也非常不以为然，认为没必要掩盖社会矛盾、自欺欺人。 （《胡耀邦思想年谱》，第369页）
这时候，薛暮桥正在写作《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系统反思计划体制的问题，胡耀邦对薛暮桥的研究很赞赏，专门在中央党校为他提供安静的创造环境。这时候，薛暮桥也关注到当时青年就业难问题，为此提出两条腿走路的设想：一方面支持国有企业扩大招工规模，另一方面要破除对公有制的迷信，鼓励返城青年经营个体生意。 薛暮桥生动地说，过去我们在堵资本主义的后路，其实堵上了老百姓的生路。
对于薛暮桥的意见，胡耀邦极为重视，鼓励他把观点整理出来，后来薛暮桥写了一篇《关于城镇劳动就业问题的几点意见》，耀邦专门安排发表在1979年7月5日的《理论动态》上，并且还请他给在党校学习的省市领导讲讲怎么搞活就业 （《薛暮桥回忆录》，第349页；及笔者对当年《理论动态》编辑组成员沈宝祥教授的采访）。
经过这些思想动员酝酿，1980年胡耀邦担任总书记后，立即主持召开召开全国劳动就业工作会议，提出了“三扇门”就业思路。1981年中央又相继出台了《关于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若干政策性规定》和《关于广开门路，搞活经济，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若干规定》（中央42号文件）。这两个文件实现了党在所有制问题论述上的历史性突破，明确指出，一定范围的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的必要补充，多种经济形式长期并存，是我党的长远战略决策，决不是一种权宜之计；并提出了支持个体经济发展的18项措施，这也是在新中国历史上破天荒的第一次。
（摆摊创业的青年个体户）
受此鼓励，到1983年底全国城镇工商业个体户就达到590万户，解决就业746万人，1987年底，个体户突破1000万，解决就业近2000万，那些无照的自谋生计的商贩更是千万计 （吴敬琏《中国经济改革历程》）。我国就业结构也得到极大优化，第三产业就业容量急剧增加，以商业和餐饮为例，1978年就业人口为923万，到1987年已是3727万。
所以，虽然民营经济在当下经济学解读中，有诸多战略意义，但是 新时代民营经济的产生，却是出于解决就业问题这个朴素愿望。事实也证明，发展民营经济和服务业是解决就业问题的最有效灵丹妙药。这十年全国城镇人口平均每年新增1100万，是新中国前三十年每年增幅（约380万）的近三倍，失业率反而下降到1.8%，达到建国后最低水平。
如果把历史视野放宽到整个改革开放的历史时期，从1978年到2020年我国城镇就业人口增加了3.67亿，其占全社会就业人口比重从23%提高到62%。这些增量部分几乎完全是民营经济带来的，到2020年，民营经济为我国就业创造了3.83亿个岗位，而这期间国企就业人数反倒减少了近两千万（从7451万到5563万）。
（1996年以来民企和国企就业岗位数量变化，数据来源：CEIC）
民营经济创造的这3.83亿就业岗位（此外还有外资及港台资本企业创造的2300余万就业岗位），从根本上解决了我国的工业化、城市化问题，同时，还为国企减员增效，提升效益提供了腾挪空间。可以说，没有民营经济发展，就没有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性跨越，也没有国企效益的根本性提升。
（三）
再说当下青年就业难的问题。最近关于失业问题讨论很多，有的研究指出，到今年初失业人口已达5000万—6000万，即便是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仅城镇失业人口就达到2600万左右，是2000年来最高水平。尤其是目前16-25岁青年人失业问题严重，2023年一季度，我国参与劳动力市场的青年3219万人，其中失业人数632万人，占比近20%。由于我国缺乏健全的失业登记制度，很难有准确的失业统计，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几个指标看出现在就业问题的确严重了很多。
第一个是，2018年到2023年，我国新毕业大学生数量增加了337万（821万到1158万），而年新增就业岗位减少155万（1361万降至1206万），如果说2018年可以勉强维持就业平衡的话，那么意味着今年近500万大学生面临无业可择的困境。我国每年新增就业岗位中，约有550万为失业人员再就业，剩余系初次就业人数。2011年新增就业岗位1211万，而当年毕业大学生仅607万，这就意味着可以充分安排应届生；而今年毕业大学生为1158万，预计新增初次就业岗位预计仅有650余万，同样也显示着有500余万的短缺。
（历年高校应届生毕业人数，数据来源：教育部）
第二个是，2019年的省考、国考和考研报名人数分别是246万、138万和290万，而2023年度这三类考试报名人数分别约是520万、250万和474万，总数增加了570万。以考研为例，从2005年报考人数突破100万，长期维持在150万左右，说明应届生总体就业岗位供应充足，但是从2016年突破200万后，每年增幅都在20%左右，仅仅用了5年就突破400万，创1998年研究生扩招以来最大增幅。这也意味着，市场就业岗位缺口扩大了数百万，青年人不得不向“体制内”寻找出路。
（历年国考、研究生考试报名人数，图源：招商证券）
第三个是，接受过高等学历的人纷纷涌向滴滴司机，美团、饿了么骑手，肯德基、优衣库柜员这些传统的中等学历人员就业岗位。以美团骑手大专及以上学历变化为例，2018年占比为15%，其中，本科3%，硕士1%，这个比例2020年上升到24.7%、5%和3%。虽然2021年之后美团不再发布骑手学历构成比，但是骑手中拥有本科以上学历的越来越多，是显见的事实。至今年初，各平台骑手增加到1700余万，美团骑手平台日注册量最高峰期达每天2万人。这也说明，由于“白领”岗位供给减少，大量接受高等学历的人员不得不下沉到“蓝领”岗位。
（2020年上半年美团骑手学历组成，数据来源：《美团2020年上半年骑手就业报告》）
以上指标无一不显示着，今年无疑是自从2000年国企改革三年攻关完成后，就业形势最严峻的一年，城镇就业供给第一次出现收窄，而年轻的Z世代，随着学历结构和生活观念完全发生了变化，他们几乎毫无例外地会选择在城市就业。 通过以上粗略估计，光是对高校应届毕业生来说，目前就业总供给与总需求之差，每年就达300万-500万，此外还是在职青年的被裁员问题。这些就业难现象，现在看是经济问题，如果不能解决，积累个三五年就会酿成社会问题。
（2021年以来，社会净增就业量陡降，数据来源：北大国发院卢锋团队：《疫情期就业困难或显著低估——近年我国城镇新增与净增就业反差透视》）
那么这些就业难问题是何种原因引起的呢？当然跟疫情、国际经济形势不好都有关，但是根本还是民营经济形势下滑导致的。最近三年，在多重因素影响叠加下，科技、金融、教育、文化娱乐、酒店餐饮类民营企业普遍出现了较大困难，而这些又都是青年人就业最为集中的领域，因此，就业形势顿时不乐观起来。
宏观方面来说，我国民企增加值的GDP占比仅去年就下降了1.6个百分点（62.1%减少到60.5%），创1992年来最大跌幅。微观方面来说，根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披露，2018年注销的企业数量为181万户，2021年则增加到349万户。虽然2022年注销情况没有披露，但是从一些地方数据看，更是加剧趋势，比如去年上海市企业注销总数超过28万，约占总数的10%，其中微型企业注销率达19.9%，而2018年注销比例为6%；广州注销企业15万户、占总数的8%，其中小微企业注销率14%，2018年比例为7.4%。
（近三年全国企业破产案件数量陡增，来源：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海通证券）
又据BOSS直聘最近发布的2022年年报， 2022年度付费企业客户从一季度末的410万，减少到年底的360万，净减少50万家；而活跃求职用户数量则增加了650万（2440万到3090万），同比增长26.6%。这意味着劳动力供给在急速加大，而部分企业倒闭或停止招新，就业难度越来越大。
当然国企和政府在经济困难时刻，可以发挥挑大梁作用，但是全国在职财政供养人员才有4660余万，加上国企及国有控股企业就业人员也就是勉强超过一亿，即便政府和国企扩编，顶多安置一两千万失业人口，并且随之又会带来机构臃肿、企业低效等问题，所以，这个途径只能是饮鸩止渴。也可以分流部分青年到农村，支持乡村振兴，但是农村经济规模有限，全国农业总产值只有1万亿美元左右，也就是相当于10个华为的营业收入规模（或3个中石油、7个半京东），所以，农村顶多能安置一两百万大学生。
就最近十年情况看，每创造占全国1%的GDP，民营企业创造的就业岗位是国企的3-3.4倍左右（2020年分别约636万和185万）。并且国企由于集约化大生产特性，单位产出所创造就业岗位仍有下降趋势，2010年至2020年间，国企创造的就业岗位总体减少947万，约占总数的14.5%。从2015年至2020年，每增加100亿固定资产投资，民企可以增加12.4万个就业岗位，而国企为负数。 （以上综合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以及陈永杰、张春霖的研究）
总归 ， 解决就业问题还得靠发展民营经济，给予企业良好营商环境，让民营经济在稳定发展中，释放更多的就业岗位，别无其他途径。 民营经济的就业主力作用是无可替代的，离开发展民营经济谈就业，都是不可行的； 就行业结构来说，以数字经济为代表的服务业则越来越重要，现在年轻人就业半数以上与数字经济有关，创造了近2亿就业岗位，离开发展数字经济和服务业谈就业，也是很难做到的。
当然，我国民营经济问题也很多，绝大多数民企的历史不超过30年，他们的管理必然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现在很多人对中央的鼓励民营经济政策不理解，尤其是很多年轻人觉得应该消灭资本、消灭民营企业。这种观点是只看到次要矛盾，而没有看到主要矛盾，就像家里的牛不听话，你不是要杀掉它，而是驯化它，你如果杀掉了就没有人给你耕地了。
所以，我们的经济目标应该是形成一个政府、企业、个人之间稳定的、互惠的、共赢的机制，通过健全法治、社会保障、税收等制度规范企业，而不是消灭了之。 民营经济是就业根本，如果民营企业没有了，多数就业岗位也就没有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从政治角度来讲，它更是实现社会稳定的减压阀。
尤其是，由于近三年高校大幅扩招，到2026年新毕业高校学生将比今年进一步增加三四百万， 届时就业问题将会更严重，如何通过鼓励民企发展，创造就业岗位，迎接接下来更为气势汹涌的就业潮，应当是我国当下经济政策的重中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