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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统“三剑客”改造时的内讧
邢克鑫
既是“三剑客”，就应当是英雄所见略同，行动步调统一，协调配合默契。当然，他们在被逮捕之前是这样，每次要“处理”谁，都是各司其职，可是作为战犯关押以后就不同了，沈醉与徐远举、周养浩闹过不少矛盾，沈醉与周养浩甚至长期不说话，像仇人一样。
祸起萧墙
1950年“三剑客”同时被关押在重庆白公馆，宋希濂、王陵基、李犹龙、钟彬、廖宗泽、孙渡、王靖宇等也都在那里。这些“大人物”如今被关在同一间牢房内，以前各自的“老爷”脾气很难收敛，加上身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各自有不同的心情，发生一点小事，谁也不肯让谁，就这样磕磕碰碰，矛盾不断。那时，他们每个人都在考虑着同一个大问题，就是政府会不会杀他们。长期搞职业特务的几个人，尤其敏感，虽然表面上都客客气气，但心里却提防着，说话做事都特别小心谨慎，怕有人向政府打小报告。
比如，每人填写的“登记表”就互相保密，就是徐远举、周养浩、沈醉，他们互知底细，自己填写的表格也不让对方知道。至于写交待材料，更是小心翼翼，有时对同一个问题如何写，不免探听一下对方写的口径时，也是转弯抹角，听话听音，真是“逢人只说三分话，不可全抛一片心”。不管怎么说，表面上也算能基本和平共处。
周养浩
有一次，却发生了一件大事。粗心的审讯人员把周养浩的一份供词让他签字时，中间夹着对他处理意见的草稿，处理意见写着建议判处死刑，还有沈醉的揭发词句，周养浩看后胆战心惊，以为必死无疑了。魂魄落定以后，想起了沈醉的揭发词，他怀疑是沈醉出卖了他，一定是沈醉的揭发置他于死地的，沈醉对他的所作所为，是一清二楚的，想到这儿，他怒火冲天，顿起杀心。
周养浩走到监房，宋希濂、徐远举、沈醉都在，他看着沈醉，眼睛充满了血丝，嘴唇紧闭，咬牙切齿，大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只有徐远举知道，周养浩在杀人前总是这个样。只见他拿起手边的小板凳就往沈醉头上砸去，他几乎使出了全身的力气，边砸边骂。说时迟那时快，宋希濂伸臂一挡，凳子落地，周养浩正要来第二次时，凳子已被宋希濂踩得死死的。
宋希濂忙把周养浩拉到一边问是怎么回事？房间的空气像凝固了一样，谁也不吭声。这时，沈醉、徐远举已经明白了八九成。因为在周养浩被审讯人员叫出去之前，徐远举、沈醉都在自己的供词上签了名、按了手印。周养浩后来出去也肯定是干这个，他之所以回到房间气势汹汹，杀气腾腾，直奔沈醉，说明周养浩发现了自己有严重问题，而且与沈醉有关。
徐远举和沈醉都是特务出身，有这个经验，宋希濂直逼周养浩说出原因时，他们两个只是互相对视了一下，沈醉便低下头，擦自己的眼镜。此时无声胜有声，宋希濂虽是职业军人，但他也猜到沈醉可能做了对不起周养浩的事。等周养浩气消以后，沈醉开口了。他说，我是交待我的问题，有联系的人和事也得说清楚。我们的事，你不说，共产党也知道，我们这些人反正活不了，共产党不会铙恕我们，我杀人最多，杀人如麻，交代杀一个与交代杀一千是一样的，倒不如竹筒倒豆子，记得杀多少说多少，涉及谁就是谁。
沈醉
沈醉这一说不打紧，在一旁的徐远举开腔了：我是个洋油筒脾气，各人说各人的最好，不能像有的人那样，如果出卖别人，对不起，我饶不了他！
这是在暗示，徐远举支持周养浩，警告沈醉。沈醉对徐远举的话，没有直接硬顶，也没有作任何解释和表白。他有所顾及，目前大家的脑袋都悬着呢，说掉就掉，万一他们二人联手，杀了自己，那死也算白死，所以他对徐远举态度很好，到北京功德林和秦城监狱后他们之间的关系一直还过得去，而对周养浩，确切点说是周养浩对他却一直是横眉冷对。
在长期的监狱生活中，他们抬头不见低头见，可很少在一起交谈。有时周养浩谈到与沈醉有关的事的时候，他总是有意避开，像没有沈醉这个人似的。而沈醉，也像周养浩不存在似的，后来著书立说，写文章，内容涉及到很多人，就是不提周养浩。直到周养浩1975年10月去美国定居，1990年在美国去世，而沈醉1996年在北京逝世，两人还没有解开疙瘩。
引火烧身
由周养浩、沈醉的矛盾又引发出徐远举与宋希濂的隔阂。当时宋希濂挡住周养浩的板凳之后，徐远举除说了那句支持周养浩、警告沈醉的话后，还对宋希濂说了一句：多管闲事！
徐远举
徐远举与宋希濂没有直接共过事，他比宋希濂小七八岁。宋希濂是黄埔一期的，他是七期的（武汉分校），毕业后很快就加入了复兴社，一直搞特务工作，而宋希濂一直搞军事。
在徐远举看来，周养浩要把沈醉砸死了那才痛快，他最恨军统内部变节的人，他认为沈醉变节了，单凭他说的“竹筒倒豆子”就不能忍受。他判断：沈醉肯定把他们两个牵进去了，判周养浩死刑，肯定也会判他死刑。因为他们几个本来就是一根绳子上的蚂蚱，论罪他甚至比周养浩还要大。
周养浩实施破坏中共《挺进报》、破坏中共四川地下党、逮捕杀害共产党人、制造重庆“一一・二七”血案、暗杀杨虎城将军等，都是受他直接指挥的，周养浩有一分罪，他应有两分，判周养浩一个死刑，应判他两个死刑。所以他痛恨沈醉，沈醉能讲这些事，他该打，打死打伤都行，打死活该，打伤给他一个教训。
宋希濂这个人本来就爱打抱不平，眼看要发生“血案”了，出于本能的反应，随手阻拦，完全是“条件反射”，根本没有帮谁、偏谁的意思。当他听到徐远举的责难时，没有当一回事，也没有跟徐争辩，以为他只是说说而已，一直到了功德林，他才意识到与徐结下了很深的怨。
当时对战犯的审理没有成形的政策，对民愤大的，就主张严惩，民愤小的，就暂不处理。于是，当时押在重庆的王陵基、徐远举、周养浩、沈醉等人，当地群众都主张杀掉，因为他们欠下了大笔血债，按照血债要用血来还的感情原则，理所当然地要清算他们。所以，当时不仅是周养浩，对王陵基、徐远举、沈醉，都提出过处以死刑的意见，还有的提出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这个意见报到公安部，公安部报告中央时，中央来了个“暂缓处理”的精神。这一暂缓就把这些人都留下了，就有了后来的“一个不杀，分批释放”的政策，就有了从1959年开始的特赦，结果，到1975年，在押国民党战犯全部特赦。
当时的生死，只在共产党的一念之间。在这一特定时期，每个人都是敏感的，狐疑的，别人不经意的一个眼神，一个举动，都似乎在暗示着什么，气量小，疑心重的徐远举更是如此。他不但怀疑沈醉，也怀疑宋希濂，觉得宋希濂好像在政府面前说了他的坏话，因此对宋希濂特别愤恨。
徐远举的逻辑是，宋希濂阻止周养浩打沈醉，至少是同情沈醉，同情就是同伙。徐远举还有一个逻辑，自从宋希濂向他们讲述了他与陈赓的会见，并让他不要有思想包袱，多看点书等话后，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徐远举一直在捉摸，认为陈赓向宋希濂打了“保票”，宋希濂肯定不会死，而宋希濂也知道沈醉出卖他们也可能会留下一条命，这样就是同类惜同类，宋希濂同情沈醉。这又是多心，可是对职业特务的徐远举来说这是顺理成章的判断。
明争暗斗
徐远举唯我独尊，对自己看不惯的事就吹胡子瞪眼睛，而且说起话来尖酸刻薄。对宋希濂有意见后，就处处找他的别扭。在重庆时，陈赓看望并宴请宋希濂，事后，宋希濂向他们叙说会见的情况时非常兴奋，徐远举听了认为宋希濂客观上在“巴结”共产党，想以个人情谊解决自己的问题，因此讽剌挖苦不断。而且徐远举思维敏捷，讽剌宋希濂是“送终”将军，就是他的杰作。
宋希濂是一代抗日名将，哪里能容下这种侮辱！他认为徐远举处处捕风捉影，侮辱他的人格，他要以牙不牙，以眼还眼，奉陪到底，于是采取了软硬兼施、以软对硬、以柔克刚的办法。结果，徐远举每次挑起事端，每次以失败而告结束，徐远举本来就患高血压，经常弄得血压升高，宋希濂暗喜。而且，当徐远举快要发脾气时，宋希濂常再额外加一点“催化剂”。
宋希濂
有一次晒衣服，徐远举把别人晒的衣服挪开，把自己的搭上，正好被宋希濂看见了，他装作没看见从徐远举身旁走过。在一次生活会上，那位被挪开衣服的主人提出：我晒的衣服挪动了位置，我旁边晒的是徐远举的衣服，说明是他挪的，这样很不好。徐远举反唇相讥：你看见了？你有千里眼？
坐在一旁的宋希濂冒出了一句：“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他说话慢条斯理，目不视人，像一响闷雷轰在了徐远举的痛处。徐远举很敏感，他知道来者不善，那天从自己身边走过没有吱声，就是为了找机会报复，今天这个机会他当然不会放过。想到这里，他决定不跟他纠缠，于是把话题一转，对那位主人：你如果一定认为是我挪的，为什么当时不提出，退一万步讲，就是我挪的，又有什么了下起？下次你把我的挪开，就是了！
徐远举就是这样，无理也要争三分。在狱中，徐远举还经常吹嘘自己才思敏捷，过去审讯共产党人如何有办法。宋希濂听到后不放过，马上接道，“无非是一拍三诈，到头来血压升高手冰凉！”搞得徐远举哭笑不得。
国民党军统“三剑客”最后归宿
摘自：新华网
沈醉、徐远举和周养浩三人是国民党军统局内赫赫有名的干将，他们职务相近、年龄相仿，又都深受戴笠的器重，被称为军统“三剑客”，但他们却走过了各自不同的风雨人生路。
“军统老人”沈醉担任政协委员
沈醉是湖南湘潭人，他18岁就参加了军统的前身——复兴社特务处，28岁便晋升为少将军衔，深得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的信任，在军统局素以年纪小、资格老而著称。沈醉曾先后担任军统局本部总务处少将处长、国防部驻云南区专员兼保密局云南站站长、国防部云南专员公署主任、中将游击司令等职。1949年12月9日，沈醉被卢汉扣押，参加云南起义，后协助卢汉逮捕了在昆明的大多数特务。1960年11月28日被人民政府特赦，后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史专员。
沈醉等人被特赦后，周恩来曾设宴相请。席间周恩来对沈醉说：“共产党从不计较个人恩仇，特赦你们是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所以希望你们以后一定要做些对人民有益的事情。”可以说，沈醉的后半生没有辜负周恩来的期望，他格外珍惜新的生活，发奋读书创作，以冷峻、犀利的笔锋剖析自己，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教育后人。此间，沈醉先后撰写出版了《解放前夕军统在云南的活动》、《抗战前军统特务在上海的罪恶活动》、《我所知道的戴笠》、《中美合作所内幕》、《爱国将领卢汉》、《我这三十年》等著作，受到读者的广泛好评。
1980年，有关方面经过调查证实，沈醉在卢汉起义通电上签了字，发表了起义广播，并亲笔颁布命令，要下属特务组织上交特务器材并到指定地点报到。根据党的政策，沈醉的身份由战犯改为起义将领，享受副部级待遇，并连续被选为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1980年底，沈醉偕同他在大陆惟一的女儿沈美娟到香港探亲，成为海峡两岸关注的一件大事。沈醉在美国、加拿大及港台等地有许多亲朋故旧和学生，他们都劝他留下来享享清福。沈醉对他们说：“大陆的物质生活是差一点，但我不是为钱而来的。我母亲生前对我说过：一个人可以不做官，但一定要做人。在大陆，我才真正懂得了人生的道理。”他劝亲友们回大陆看看大陆的变化，说：“国家的分裂是在我们这一代身上造成的，应该在我们这一代身上结束。这样，生对得起后代，死对得起祖宗。尽管我们过去走的路各不一样，但从今天起，一个人是流芳百世，还是遗臭万年，就看他为统一祖国是出了力，还是相反。”
沈醉晚年的家庭生活也很幸福。由于国民党宣传沈醉早已“杀身成仁”，他在台湾的前妻粟燕萍女士迫于生计改嫁他人。1965年初春，经人介绍，沈醉与小他10岁的杜雪洁正式结婚，婚后二人相敬如宾、幸福美满。杜雪洁对沈醉体贴入微，每天早晨和傍晚，她陪沈醉去月坛公园和大桥下面散步，还帮助丈夫整理报刊与信件。沈醉患有冠心病，杜雪洁精心制作了一个牌子，写上医生叮嘱：“冠心病患者应多休息、少谈话，每次见客以不超过15分钟为宜，更不能连续会客。敬请亲友原谅。”沈醉对贤惠的老伴更是情深意厚，他外出开会或参观，总是细心地给妻子带回心爱的衣料或礼物，一次也没忘记过。
1996年3月18日，沈醉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2岁。
“西南红人”徐远举病死狱中
徐远举1914年出生于湖北省大冶县，黄埔军校第7期毕业，1932年参加特务组织，1935年出任“护送班禅专使行署”少校参谋，随后在西藏开展情报活动。
1945年6月，徐远举被戴笠提拔为军统局第三处副处长，1946年1月到华北任军统局北方区区长，7月调任重庆绥靖公署二处处长，疯狂镇压学生运动，策划破坏中共重庆地下市委机关报《挺进报》。在徐远举亲自主持下，前后逮捕的地下党员多达130多人，其中绝大多数被杀害，徐远举也由此得到了一枚四等云麾勋章，并被任命为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川、康、滇、黔四省所有保密局掌握的公开和秘密单位以及各地警察局、稽查处、公路和运输部门的警务处、组，兵工厂的警稽组等40多个机构也由该区统一指挥。后来重庆绥靖公署升格为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徐远举成为长官公署二处处长。
当时西南军政长官是张群，张群早就认识徐远举，对他特别赏识，所以徐远举更是红得发紫，故当时国民党军政界都称徐远举是“半壁江山，西南红人”。
1949年9月至11月，徐远举在重庆主持策划一系列大屠杀、大破坏计划。12月在昆明被云南卢汉起义部队捕获，后作为战犯被押回重庆白公馆关押，1956年转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经过改造，徐远举认识到自己罪行的严重，他向公安部门表示，对自己的问题“决不保留，决不扩大缩小，老老实实交代”。后来监狱组织关押人员撰写国民党的历史资料，徐远举最卖力，也毫无顾虑，知道什么便写什么，从不回避写自己的问题。在庆祝建国10周年时，杜聿明、宋希濂等33名战犯被特赦，徐远举也盼望着有朝一日能被释放，但一直没有轮到他。
“文革”爆发后，停止了对在押战犯的特赦，已特赦的有的也被重新关进监狱，徐远举感到绝望了。“四人帮”为整倒一批老干部，到处逼人写黑材料，但徐远举宁肯挨骂甚至挨打，也不乱咬人。据沈醉回忆说：“‘四人帮’为了把秦城监狱的那一幢楼腾出来，囚禁忠于党和人民的革命老干部，把黄维和许多军长一级的战犯，都送到抚顺原日本战俘管理所，让军统和中统等10多名搞特务工作的留下来，逼他们提供材料，诬蔑好人。
1973年冬，徐远举在劳动期间因工作不合格而受到批评，脾气暴躁的徐远举情绪激动大吵大闹，当晚又用冷水冲澡，本来他就患有高血压，结果刚走出卫生间就晕倒，后经医院抢救，终因脑血管破裂不治而亡。
“书生杀手”周养浩客死异国
周养浩是浙江江山县人，与戴笠和毛人凤都是同乡。1933年，由戴笠介绍、唐纵监督，上海法学院法律系毕业的周养浩宣誓加入了复兴社特务处，从那时直到被俘，周养浩为国民党做了16年的特工工作，先后担任过息烽监狱主任、重庆卫戍总司令部保防处处长、保密局西南特区副区长等职。周养浩举止斯文儒雅却心狠手辣，是军统内部有名的“书生杀手”，他曾亲自策划杀害爱国将领杨虎城的行动。1949年冬国民党在西南大撤退时，周养浩秉承特务头子毛人凤的命令，在重庆、成都、昆明等地参与布置大破坏与大屠杀，后在昆明被逮捕。
解放后周养浩在白公馆关押期间，与沈醉、徐远举等人同处一室，因沈醉交代问题时曾涉及到周养浩，周养浩怀疑是沈醉有意出卖自己，于是他怒火冲天顿起杀意，拿起身边的小板凳就往沈醉头上砸去，多亏旁边的宋希濂伸臂一挡才没砸着沈醉。周养浩正要打第二次时，凳子已被宋希濂夺走。此后周养浩和沈醉一直是横眉冷对，老死不相往来，两人不管是谁，涉及到对方时总是有意回避，就像没有这个人似的。
1975年3月20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公安部联合下达了《关于安置特赦释放人员的意见》，其中第六条规定：“凡愿意回台湾的，报中央统战部、公安部办理。”时任公安部部长的华国锋也向世人公开宣布：“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台湾，给足路费，提供方便，去了以后愿意回来的，我们欢迎。”根据这个精神，周养浩与其他几个特赦人员一道申请去台，但由于台湾方面拒绝他们入境，周养浩等人滞留香港，几个月后周养浩辗转赴美定居，1990年在美国病逝。
来源：新华网、凤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