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栋才
1935年春天，我从日本东京大学机械系毕业后，又攻读了一年研究生。1936年春回国，先后在西安东北大学工学院、天津河北工学院教书。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我目睹国民党政府对外投降对内镇压的倒行逆施，感到靠国民党政府是救不了中国的，在这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为了抗日救国，我放弃教学工作，于1938年冬加入了八路军组织的豫北第二游击支队，同年12月又调到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六八八团任敌军干事。1939年7月，组织上调我到八路军总部军工部二所工作。当时敌人正在进攻长治，下着连绵大雨．我接受的第一个任务就是从长治押送硫酸到二所。十几辆大车．冒雨行程将近十天，才到达平顺县西安里二所。我学的是一般机械知识，对兵器生产可以说一无所知。但为了抗战胜利只有虚心地向老工人学习，共同研究，从而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争取多完成一些任务。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多做贡献。1940年春，二所合并到三所，秋冬之际．军工部领导同志布置我们所进行五O小炮(掷弹筒)的研制工作。
抗战初期．日寇凭借其武器装备优势．常对我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他们在作战中经常使用一种叫掷弹筒的小型火炮，向我军阵地轰击。这种武器，既便于携带，又有一定的爆炸威力很适合山地作战，往往给我军造成一定的压力。当时、八路军作战使用的主要武器是步枪、手榴弹，近距离作战还可以，一旦距离稍远，就没有日军掷弹筒那种威力的武器了。面对这样一种局面，我们从事兵器生产的人员都在想，何时能生产出一种战斗威力更大的武器，武装我们的部队，提高我军的战斗力。恰好在这个时候，彭德怀副总司令对军工部的同志们说，日军的掷弹筒结构简单，使用方便，射击准确，运转灵活，杀伤力大，很适应于山地作战，我们要赶紧研制。
军工部根据彭副总司令的指示，在无技术资料和样品的情况下，部长刘鼎以他丰富的兵器制造知识，亲自草绘了我军第一门类似掷弹筒小炮的示意图，由工程处技术人员唐成仪、石祟江等于1940年秋用手工抠出了样品。正在这时，总部送来缴获的一门日造掷弹筒，军工部立即决定由水窑一所和高峪三所仿制这种小炮。
日本造的掷弹筒，是由炮筒、文管、击针、方螺纹丝杆、花轮、底座板等组成。炮简里有来复线，炮弹有紫铜弹带而无尾翅，我们叫它“光屁股”弹。调节射程，靠手摇花轮升降丝杆改变炮筒长度和膛压大小。我们在试制过程中遇到的第一个困难，是根据地没有制造炮筒的钢管或园钢。我们首先考虑的就是如何用道轨钢制造炮筒。当时已年过半百的锻工师傅王孝堂，提出将道轨底座锻成板条，卷成筒形，锻成掷弹简毛坯。因为没有电焊，卷筒上的螺纹形缝隙只能靠锻接钻合。经试验，炮筒有涨裂现象。后来经过大家反复研究，把道轨面截成一米多长，50公斤重的料，加热后镦成实心园柱体，再打眼挖空，加工成炮筒毛坯。这种热镦加工法，虽然克服了炮筒胀裂现象，但镦起来劳动强度大，生产效率低。为了减轻劳动强度，提高生产效率，我们继续在实践中不断改进．先是把砧子埋在地下，将截下的道轨面一端加热，竖在砧子上，一些工人手护着未加热的上端，另有工人站在高处抡起大锤使劲锤打，这样两端轮番颠倒加热锤打，使道轨面由长变短，由细变粗，成为实心园往体。后来发现用锤打不如抱着镦效率高，锻工们干脆把锤子扔到一边，垫上麻袋手抱道轨面在砧子上镦。记得每班五六人轮流镦，日产仅一两根炮筒毛坯，生效率太低。不久又有了新的改进，在院子里搭起一个数米高的架子，上边安上滑轮，吊起一个大约50多公斤重的铁锤，由五六个身强力壮的工人拉动大铁锤，镦打道轨面，明显地减轻了劳动强度，提高了生产效率。以后又生产出夹板锤，锻造炮筒毛坯，在当时来说，这种生产工艺就比较先进了。
炮筒毛坯问题解决以后，遇到的第二个困难是没有加工来复线的设备。而且太行抗日根据地的紫铜很缺乏，无法生产紫铜弹带。经与徐璜智等技术骨干共同研究，把来复线炮膛改为滑膛炮筒。为了保证射击距离和精度，弥补钢材质量低劣的不足，将炮筒长度由日制的280毫米增加到400毫米，筒壁也相应加厚。随着炮筒的改变，与之配套的炮弹也作了改进。把日造的“光屁股”弹，改成迫击炮弹型的尾翅弹。这一改进，就不需要紫铜弹带丁。这些改进，为根据地兵工厂批量生产五O小炮创造了条件。
高峪三所第一批生产了40门小炮。军队在试用中发现螺纹丝杆强度不够，调整射程失灵。因为它是道轨钢制作的，钢质较软，打上几发炮弹以后，就由于丝杆变形而调整不动了。这时，三所恰好得到一门从敌人手里缴获的40毫米口径掷弹筒。这门掷弹筒的发火机构是扳机，而没有螺纹丝杆。从这里，我们受到启发，参照这门样品，取消了小炮的螺丝杆，改为扳机发火。将扳把前推时，压缩击针簧，把击针拉回，挂在挂钩上；将扳把后拉时，击针脱钩，冲击底火，发火射击。射程，靠仰角调整。经过这改进，解决了因丝杆变形而火炮调整不动的问题．适应了实战要求。
按照上述结构，掷弹筒生产一直持续到1942年5月反“扫荡”。以后，为了调整膛压，在炮筒下端左右两侧各开了一个椭园形泄气孔，孔外加了一个带孔的套环，靠套环转动调整泄气孔的大小，从而起到调整火炮膛压大小的作用。
1943年春天，军工部决定小炮的生产由一所和三所集中到四所。四所在生产过程中，又作了一些改进。一是取消了泄气孔；二是量材使用，把瓦状底座改成三角形底座；三是筒身上安装了机枪式炮腿；四是筒身左侧加挂了扇形标尺，靠重锤摆针检查仰
角大小，确定射击距离。这样，火炮的结构更趋向合理，生产效率进一步提高。我记得，经过一系列改进后的小炮筒，靠炮弹尾管的装药量来确定射程，每增加一个药包射程提高150米至200米很适合一千米距离内作战的要求。
1944年6月，前方部队根据实战需要，希望火炮的威力再大些，射程再远些。四所的技术人员想前方所想，把小炮的口径从50毫米扩大到60毫米，把其它零部件的尺寸也相应加大，增加了强度。炮弹也改成流线型。1945年春，绘制出定型的60毫米小炮图纸，以后就按这套图纸正式投入生产。
此外，根据八路军一二九师炮兵团赵章成副团长的提议，我和封域中等技术人员共同设计，搞出一套内部结构类似掷弹筒的发火机构，而外部尺寸与迫击炮发火机构可以通用互换的发火机构，装在迫击炮上，变曲射为平射，这可以说是五O小炮的一个
演变和发展。当时，抗日战争已由相持阶段进入战略反攻阶段，我军急需要有一定数量的平射炮去摧毁敌人的据点和碉堡。在作战中我军虽然也缴获了一些敌军的平射炮，但是由于运输不便和缺乏炮弹，大都搁置不用。敌人瞅住我军这个弱点，常常龟缩在
碉堡内，使我们用轻武器奈何他不得。我们改迫击炮为平射炮以后，摧毁敌人的碉堡就容易了，敌人大吃一惊，以为我们搞出了新式平射炮，终日惶惶不安。真可谓小炮起了大作用。
在五O小炮的试制与改进过程中，我们冒着生命危险进行过多次试验。特别是水窑一所初期试验，付出了血的代价。他们的试验是在河滩里进行的。第一次试验，炮弹装进炮筒拉火两分钟后还没有响，射手张师傅以为瞎火，就去倒炮弹，谁知炮弹刚出炮口就爆炸了，张师傅不幸牺牲。第二次试验，炮弹还没有出炮口就在膛内炸了。当即将炮筒炸成数节，附近的一个老百姓身负重伤。第三次试验，射手魏振样老师傅用石头在五O小炮四周垒起一田小围墙，把拉火线拖出围墙外边，心想即使炸膛也伤不了人。正要发射，刘鼎部长抢上前去，要亲自拉火。魏振祥一把将刘部长推在身后，说“我是一个工人，就是牺牲了也不要紧；你是一部之长，肩负领导军工生产重任，一旦出了问题那还了得？!”魏振样卧倒在地，紧握着拉火线，刘部长伏在他的身后。火线一拉，一声巨响，五O小炮又膛炸了。眼疾手快的魏振祥一下滚到刘部长身边，用自己的身躯挡住了刘鼎部长。刘部长安全脱险了，可魏师傅的右手被炸掉了，手指飞得老远。刘部长一伸手．紧紧掐住魏师付的右臂，以防流血过多。在场的青年干部李宝庆，马上解下裤腰带，把魏师傅的右臂扎起来。后来，由于伤势恶化，魏师傅的右臀去掉了。就这样，经过无数次的失败和流血牺牲，火炮的试制才取得成功，并在生产过程中逐步改进、完善，成为我军抗日战争中的一种有力武器。战土们称它为小臼炮。
从1940年下半年升始，到1945年8月，我们共生产了2500门，当时主力部队一个战斗班配备一门，装备了近30个团，提高了八路军的战斗力，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立了战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