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入武定路930弄，弄堂尽头的14号楼正在紧张施工中。这栋两层红砖石库门小楼原本住有居民，如今都已迁出。“你知道特科吧？就在这。”施工人员告诉记者，未来小楼将恢复历史原貌。据史料记载，此处原名修德坊6号，曾是中共中央特科机关办公地。
对于“幼年”的中国共产党而言，1927年是腥风血雨的一年，昔日战友向他们举起屠刀。中共“八七”会议后，中央机关陆续从武汉迁回上海。在国民党军警宪特和租界巡捕暗探密布的十里洋场，要想长期开展工作，需要一支强大的保卫力量。
11月，29岁的周恩来受命组建中共中央特科。彼时的特科下设四部，分工明确而又互相配合——总务科总揽各项日常事务；情报科掌握敌人动向；保卫科又叫“红队”，负责镇压叛徒；通讯科从事秘密联络工作。
特科队员，多是参加过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工运骨干、阶级觉悟高的北伐军战士，以及历经战火的红军士兵。成立之初，队员不仅要学习多种技能，还要树立正确的政治立场和严格的纪律意识。
对蛰伏上海的中央机关而言，威胁最大的莫过于叛徒告密。1928年4月1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局主任罗亦农被捕，敌人劝降失败后将他杀害。出卖他的，正是战友何家兴夫妇。“红色利剑”出鞘予以制裁，极大震慑革命意志不坚定者，让叛徒胆战心惊。
上海滩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特科工作的特殊性，决定了队员要出入“大染缸”，甚至有时要与狼共舞。一些党员经不住诱惑，但更多党员出淤泥而不染，对党忠诚，甘于清贫，严守纪律。当时周恩来每月生活费只有12元，有交通费5元，平常吃回“狮子头”也属破费。
忠诚的源头是信仰。当时，党组织的很多经费都通过上海运往苏区，特科队员保护着一包包真金白银出行。他们光明磊落，从没想过侵吞革命经费。
特科史上最惊心动魄的，当属“红队”负责人顾顺章叛变。1931年4月，顾顺章被武汉国民党特务逮捕。武汉特务向中统头子徐恩曾发密电“邀功”。这份电报落入了潜伏在徐身边的中共特工钱壮飞手中。之后，在周恩来等人的指挥下，上海中央机关迅速转移，最终化险为夷。
由于种种原因，现在人们知晓的特科故事并不多。但正如莫斯科无名烈士纪念碑上那句话——你的名字无人知晓，你的功绩永世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