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6月20日，日军在历时38天且付出了死伤3000多人的夏季大“扫荡”中，仍然没有能够找到八路军第129师的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被迫结束了对太行取、太岳如的军事行动，撤回据点。
战斗结束后，善于总结作战经验的八路军第129师师长刘伯承，夜以继日地写出了长达2.3万余字的《太行军区1942年夏季反“归荡”的军事总结》。
在这个军事总结中，刘伯承详细分析了日军这一次“扫荡”的规律特点，从而提出了“针对日军作战的四条指导原则”，其中最基本的精神就是“避实击虚，敌进我进”。
时任第129师师长刘伯承
就是在这种战术方针的指导下，刘伯承与日本华北方面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的斗智斗勇中，一种新的斗争形式应运而生，那就是我们在电视剧中经常看到的敌后武工队。
敌后武工队经常扮演的角色是潜出日军的封锁线，深入到敌人侧后，他们历经了无数惊险，演绎着一幕幕动人的故事。
而关于敌后武工队的诞生，可以说是被冈村宁次给逼出来的。
冈村宁次对付八路军抗日根据地的手段一般是“扫荡，封锁，蚕食”，其实，这三条对策并不是他发明的。直到他接替多田骏担任日本华北方面军总司令之后，充分发挥了他擅于特务统治的特长，对汉奸特务大加重用，并把“蚕食”政策发挥到了极限。
民兵
时任八路军第129师参谋长李达后来回忆说：“我师武工队成立于1942年的春天，它是在空前尖锐的斗争环境中产生的。也可以说，是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逼出来的。”
在当时的冀南地区，社会秩序十分混乱，汉奸和特务们为这一带也非常活跃。在光天化日之下，通常一两个汉奸特务就敢随所欲为，欺压老百姓，致使一部分群众对于抗战能否取得胜利产生了怀疑。
刘伯承认为，摆在眼前的出路只有两条，一条是把主力部队撤出来，主动放弃斗争阵地。第二条就是急需改变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做好坚持长期斗争的准备。
经过一番思索，刘伯承最终决定采取“敌进我进，面向敌后之敌后，以我的蚕食反对你的蚕食”的方针，得到了第129师政治委员邓小平的赞同。
岗村宁次
于是，刘伯承和邓小平一起下达了《关于武装工作队初次出动到敌占区的工作指示》的命令，将士们立即展开了行动。
按照刘伯承的部署，时任冀南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先后组织20多个武装工作队，深入被日军占领的区域开展活动，武装工作队的目标之一就是打击汉奸和特务。
在《武工队在敌后活动的战术问题》一文中，刘伯承首先分析了日军在其占领区统治的特点，并指出了“日军一切行动都是以特务为核心”。
抓住了敌人这个特点，刘伯承决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在《武工队在敌后活动的的战术问题》一文中写道：“武工队深入到敌后的时候，先从反抢粮、反抓丁、反特务做起。”
129师政委邓小平和师长刘伯承
武工队冒着极大的风险，在敌占区展开秘密活动，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处决了一大批罪大恶极的汉奸特务。他们的行动来无影去无踪，逐渐声名远扬，尤其成为了老百姓眼中的“神兵”，令汉奸特务胆颤心惊。
除此之外，武工队还有另外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广泛宣传“伪军不要忘本”。他们经常出现在伪军中，警告伪军少做坏事。或者直接进入营房和碉堡里，给伪军上课，讲述一些弃暗投明的道理。
在当地百姓的帮助下，武工队还建立了伪军花名册，又叫作“善恶录”或者“红黑豆”。哪一位伪军做了一件好事，就给他记上一个红点，若是做了坏事就记上一个黑点，等黑点积攒到了一定的数量，武工队就会将他处决掉。
这样一来，迫于害怕的心理，伪军的行动有了很大的收敛，再也不敢对老百姓那么肆无忌惮了。
八路军武工队
王新亭后来回忆说：“对敌斗争的实践证明，武装工作队是当时对敌斗争的较好组织形式。军事打击和政治攻势相结合，充分发动群众狠打猛攻。”
武工队在日军占领区神出鬼没，日军不得不将在外“扫荡”的部队调回来一部分看家护院。如此一来，自然就减轻了太行山抗日根据地的压力，有效地支援了八路军第129师实施反“扫荡”和反“蚕食”斗争。
武工队的诞生，作为刘伯承军事思想的一项重要内容，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
1942年这一年，在刘伯承的“敌进我进”方针指导下，八路军平均每4天就会打3次仗，粉碎了日军的10次大“扫荡”，以及多达262次的小“扫荡”。
从这一年的下半年开始，太行山根据地逐步扭转了被动的局面。
刘伯承过50岁生日的时候，太行山根据地的军民纷纷前来为他庆贺，就连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也在赠词中写道：“戎马生涯五十年，凭歼日寇镇幽燕。将军猿臂依然健，还我河山任仔肩。”
也就是在自己生日的这一天，刘伯承提笔写下了这样的自勉：“勉作布尔什维克要在执行党的正确路线中，把握当前具体情况实践之，要在危难中发挥顽强性，要在实践中致力学业。”
刘伯承是一个言出必行的人，在当时那个抗日斗争如此严峻的形势下，他一边指挥第129师抗击日寇，一边为了寻求战胜日寇的门道，依然坚持军事理论写作和翻译工作。
当每次翻译关于苏联的军事读物时，刘伯承总要提醒读者，强调他们注意“我军与苏联红军的不同之处，要把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
刘伯承把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运用到了抗日斗争的实践中，并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敌进我进”军事理论。
1943年的春天，由于刘伯承坚持采取使用“敌进我进”的人民游击战争，才使得晋冀鲁豫抗日军民从困难的低谷中走了出来。
然而，在刘伯承和邓小平的领导下，抗日根据地得到了迅速恢复和发展，这让冈村宁次变得不安起来。在日军编写的《华北治安战》一书中记载：
“太行军区的八路军一向被称为“该边区军区中的精锐部队”，该部虽屡遭“扫荡”，但因巧妙运用退避战法，保持了战斗实力。正通过“精兵简政”以图再起，同时继续对日军华北方面军的军官民行使各种政治谋略。”
刘伯承
以冈村宁次为首的日军华北方面军，将刘伯承指挥的八路军第129师当成了在华北地区的最大敌人。
因此，1943年5月5日，日军对太行山腹地又实施了一次毁灭性的大“扫荡”。
这一次，日军派出了一支挺进队，伪装成八路军战士。他们不走村庄和大路，目标是偷袭八路军第129师的师部领导机关。
与此同时，参与“扫荡”的日军大队人马分别从潞城、武乡、辽县、沙河、武安、林县出发，企图把第129师主力部队合围在辽县、涉县之间的清漳河两岸。
在战术上，日军采用的是步步压缩合击的“梳篦战术”。
所谓“梳篦战术”就是，日伪军人挨人，排着队，一遍一遍地实行地毯式搜索，见人就杀，见粮就抢，见牲口就牵走，见房就烧等等。
刘伯承和邓小平摸清了敌人的企图后，决定趁着敌人的合围圈还没有完全形成的时候，把第129师的师部领导机关转移出去，跳出日军的合围圈，转到外线。
时任八路军第129师参谋长李达在回忆录中记述：
“第129师部转移的方向，恰和由辽县、武乡东犯的敌人对进。当我们抵达黎城南、委泉以西的下堂地区时，我派出一部分警卫队牵制和迷惑敌人。当他们同敌人交火以后，我们判明敌人“梳篦队形”的间隙，就从中安全地转移了出去，此时我军主力部队也已经转移到外线同敌人周旋。”
刘伯承之所以能够指挥部队跳出日军的包围圈，是根据准确的情报和周密的计算完成的，使得冈村宁次精心策划的大“扫荡”再一次没有取得胜果，然后匆匆收兵。
就在日军纷纷撤退的时候，刘伯承则果断下令发动攻势。
在连续17天的反“扫荡”中，八路军第129师在民兵的配合下，共进行了上千次大大小小的战斗，歼灭敌人2.5万余人，成为了第129师战史上最为成功的一次群众性游击战争。
1943年9月，刘伯承返回延安参加整风运动，毛泽东对刘伯承说：“你那个“敌进我进”好得很啊！闹得日军没办法，你给延安的干部做个报告，好好讲一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