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太行烽火
1937年秋天，八路军129师师部和中共冀豫晋省委先后进驻山西省辽县（现左权县），组建了中共辽县委员会。不久，党组织增派陈舜英加强县委领导，对外的公开身份是牺盟会协助员，实际是县委书记。从1937年10月至1939年3月，陈舜英先后任中共辽县县委书记、中共辽县中心县委副书记和书记。她是辽县我党的第一任女县委书记。后来，八路军前方总部和中共中央北方局也都在辽县驻了很长时间。辽县一度成为华北地区抗日战争的领导中心，是当时的“实验县”、“中心县”，被誉为太行山上的“小延安”。
1938年2月19日，日寇飞机首次轰炸辽县县城，炸毁了牺盟会所在的南街平民学校，牺盟会新任特派员李芝庭被炸牺牲。随后牺盟会转移到县城东关的封神庙。当时，面对不少群众缺乏思想准备、乱作一团的状况，陈舜英与其他领导一起，把个人的生死安危置之度外，沉着、镇静地四处指导大家隐蔽转移，给干部和群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党的领导下，辽县人民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做出了重大贡献。这个仅有七万余人的贫困山区小县，先后有一万多人牺牲，一万多人参军，全民抗战支前。向全国各地输送了1700多名干部骨干。年均供给军粮500余万公斤、军鞋10万余双、参战支前21000余人次。
在创建根据地的艰难岁月中，陈舜英经常一天要赶几十里的山路，走村串户，发动群众，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和妇女组织。她的身上常常满是虱子、跳蚤，还曾被蝎子蛰得疼的死去活来。据老战友回忆，她们吃的饭是把玉米用碾子破成两、三瓣，然后焖熟了就是干饭；多放点水就是稀饭。“以后就吃黑豆、高粱……只有病号才能喝米汤”。吃的菜则是干胡萝卜条。天天、顿顿如此。
没过多久，陈舜英的体重和体质都开始迅速下降，从此再也没有恢复。
1939年春季，陈舜英调任中共晋东地委组织部组织科长，冬季又改任中共榆社县委书记。就是在这期间，她与刘建勋相逢、相爱，并于1940年结为终身伴侣。
那时的艰难困苦令后人很难想象。洗澡是难得的奢望，看病要走60里的山路。其中也留下了许多难忘的插曲。
建国后曾任山西省委常务书记的王大任的夫人叫师德清，她11岁就随舅舅上了太行山，成为一名红小鬼。据她晚年回忆，“1939年的一天，从前线回到特委机关驻地的女县委书记陈舜英想在开会期间洗个澡，于是领导指定师德清提点热水来。她烧了热水，放到房间里，并关上了门窗。但陈舜英就是迟迟不肯脱衣。同屋的一个女干部催她，而陈舜英朝一个光头小子那边使了使眼色，意思是让这个小男兵出去。当时那位干部就笑弯了腰，原来那个剃了光头的‘小男兵’就是师德清。”
后来，师德清12岁入党，13岁被组织派去照顾一位重病的女同志，需要定期步行到60里外的医院取药。陈舜英看她来回太辛苦，就派了马夫让她骑着马去医院取药。没想到发生意外，马受惊将她摔到了沟里，落下终身残疾。
1940年5月，陈舜英调到武乡中心县委任组织部长。
不久后，日寇开始“大扫荡”。陈舜英的第一个女儿刚出生尚未满月。乡亲们把她母女二人藏在地堰边挖的洞里，用石头再把洞口垒住。白天，日本鬼子的叫喊声和军用皮靴发出咔嚓咔嚓的响声不绝于耳。到了夜深人静时，老乡才能够给送点吃的、喝的。孩子很快就夭折了。
在反“扫荡”的日子里，陈舜英也曾带领乡亲们躲在太行山羊肠小道旁峭壁的裂缝中。不远处，鬼子兵的钢盔、刺刀寒光闪闪，看得一清二楚。由于没有水喝，但又要坚持到底，她还被迫喝过自己的尿。
还有一次，陈舜英等六名女同志正利用地形，与鬼子兵周旋“转山头”，不料突然与敌人迎面遭遇。有的同志急中生智，脱下上衣把头裹住，从山上滚将下去。陈舜英因为有心脏病，已经筋疲力竭，就准备与敌人同归于尽。她喊着：“中国共产党万岁！抗战胜利万岁！”并告诉同伴：“你们快走，不要管我！”。最后她是被战友们边推边拉，才脱离了险境。反“扫荡”胜利结束后，地委书记彭涛在总结会上高兴地称赞她们是“智勇双全女斗士”。
1940年8月，陈舜英接替刘亚雄担任了晋东南妇女救国联合总会秘书（后改称为主席）。随着根据地的发展壮大，该会先后更名为晋冀豫区妇女救国总会、太行区妇女救国总会、太行区妇女联合会，陈舜英一直担任主席，直至1948年上半年。在此其间：
1941年，陈舜英曾在中共北方局党校学习4个月。
1943年冬至1945年春，她在中共太行党校参加整风学习。
原国务院副秘书长赵守攻的夫人马玉书回忆说：“1941年至1943年，我们夫妻俩都调到太行工作，我分配到太行三分区妇委兼妇救会主席，三地委书记是建勋同志，陈大姐是太行妇救总会负责人之一，常来指导工作，她很慈祥、和蔼，可亲可敬，对我们十分关心爱护，对工作耐心指导。建勋同志非常重视妇女工作，关心妇女解放运动，他坚决贯彻中央指示，把妇女运动的发动程度作为群众运动深入与否的标志，同时他很注重妇女干部的培养使用。因此，在这个地区妇女运动蓬勃发展起来，妇女都积极参加支援抗战、送郎参军、为前方战士做军鞋、看护伤员等工作，做出了突出贡献，起着半边天的作用。她们“不爱红装爱武装”，在武装斗争、经济建设中起着极大的作用，涌现出很多模范人物。在这个地区党的建设中，有女区委、县委书记，在参政方面有女区、县长。各方面取得优异的成绩是与他们夫妇两位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强有力指导分不开的，他们两位堪称我们妇女干部心中最钦佩、最敬仰的好领导。”
另据建国后长期担任山西省妇联主任的黎颖（我国著名音乐指挥家李德伦的妹妹）晚年回忆：陈舜英担任妇救会主席时，我已到农救总会工作，我和老陈经常在一起。特别是有一段，我们两人同时有了妊娠反应，不想吃饭，经常拿小米饭和房东大娘换糠窝窝吃。老大娘是很同情我们的，有点稀罕东西就给我们吃。有时下午饭（一天吃两顿饭）我们不去吃，两个人一起用房东的锅灶做些想吃的东西。偶尔弄到一点肉，她就做成腌肉，放着慢慢吃。当我们一起做着吃的时候，分工合作，很高兴，可又怕别人看见（那时下午饭后是自由活动时间，大家都到村外散步或打篮球）。有一次，我们正在做饭，池必卿（农救总会主席）来了，他一见我就说：“你们这些城市来的小姐，娇气！老百姓怀孩子就不像你们。”当然他是半开玩笑半当真，我们也顶了他一句：“等你结了婚就知道了。”那时，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谁也不耍心眼儿。
崔耀先的夫人侯香告诉刘立强：“我是山西辽县人，你妈妈担任县委书记时，我是下面办事员。我非常佩服她。你妈妈最大的特点就是克己，严于律己。”
陈舜英从一个书香门第的大家闺秀，从一名高等学府的高才生，无怨无悔地踏上革命征途，在某种意义上讲，正是从她走向烽火连天的太行深处开始的。晚年，她坦承自己尽管没有闹过麦苗、韭菜分不清的笑话，但刚进根据地，确也分不出油菜和鸡冠花的区别。正是在党的教育、培养下，在太行人民的养育、保护下，她在战胜敌人的同时，战胜自我，战胜病魔，终于在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上，逐渐锻炼成长为一名坚强的共产党员和成熟的领导干部。同时，太行根据地的斗争经历也给她留下了终身不灭的印迹。直到晚年，她始终保持了对老区群众的尊重和关爱，甚至还有对山西面食和陈醋的嗜好。她还在抽屉里一直珍藏着著名版画家古元送的两幅描写当年抗战和土改情景的版画，“文革”中才遗失。
1943年冬，陈舜英参加太行区党委党校的第三期整风学习时，她被编进二区队第一小组，选为党小组长，刘湘屏任党小组副组长兼行政小组长。这个小组的老红军多、老干部多、民主人士多，情况复杂，思想活跃，于是陈舜英就冷静地提出：“一是要继续加强学习，吃透文件精神；二是不要轻易批评有各种想法的同志；三是共产党员要首先带头进行自我批评，然后开展互相批评，不搞大轰大嗡。”实践证明这样效果很好。到了最后作思想鉴定的时候，陈舜英又说：“大家都应该耐心细致一点，决不能留任何后遗症。”刚刚流产的她强忍着精神和身体上的双重伤痛，带头找同志们谈心，有时一谈就是几个小时。由于她和全组同志们的共同努力，最终圆满完成了作为党校整风试点的任务。
1945年党的七大召开前夕，太行区党委通知王谦作为代表去延安参会，战友们都为他高兴，大家聚在一起，开玩笑提议瓜分他的“财产”：王一伦要了他的钢笔，还有一个人要了他的棉裤，陈舜英要的是毛毯。其实，钢笔、毛毯这些也都是战利品。后来区党委换了一个身体有病的同志做代表，为的是可以照顾他顺便治病。王谦坚决服从组织的决定，情绪毫无影响。可他一下子变成了“无产者”，工作、生活着实不方便了一阵。当他后来带着刚从老乡家接回的4岁女儿王雁秋去看望陈舜英时。陈舜英打心眼里想好好款待一下老战友和小朋友，只可惜有心无力，最后端上桌的只是一盘用火煨烤熟的土豆。
陈舜英于1939年在急行军时突然晕倒，经检查发现患有风湿性心脏病、二尖瓣狭窄、关闭不全症。1942年，她又患上胃病，经一位日本医生（反战同盟成员——编者注）诊断为胃溃疡，后来她还得过急性肺炎，但她一直毫无顾忌、抱病坚持工作。
到了1946年4月，陈舜英终因积劳成疾，住进了由太行、太岳两个区党委合办的长治干部休养所。国民党撕毁“双十协定”后，派军队向我根据地大举进攻，飞机持续轰炸长治。休养所迁到了涉县南庄。在此休养期间，她还奉命参加了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于1947年12月在武安冶陶村召开的土地会议，前后近三个月。
黎颖在文章中写道：陈舜英“在休养所被选为休养员的党支部书记。因为我常不能出去，党小组会就在我这里开。大家都尊敬她。她也是我们的大姐，大家有话都想和她说，包括个人谈思想、对休养所的要求等等。她也经常和同志们谈心，做思想工作。她平易近人，关心同志，一身正气，艰苦朴素，她是我最佩服的女同志之一……她作为休养员的支部书记，还帮助休养所的领导出主意、提意见，做好休养所的工作。”
1948年春，陈舜英重返工作岗位。此时，她与多年断绝音讯的大妹妹陈舜玉恢复了联系。这多亏了细心缜密的周恩来。
陈舜玉1937年2月入党。6月，陈舜英给她写信“说太原的革命形势很好”，让到太原来。7月上旬，分别十几年的姊妹俩在石家庄会合后一同赶赴太原。陈舜英领着陈舜玉先后找到安子藩、薄一波，与组织接上了头。随后，陈舜玉参加了牺盟会。抗战期间，她曾于1940年以全票当选为晋察冀边区唐县的第一位民选县长。
晚年，陈舜玉在自传里详细讲到了这段周总理告诉自己大姐消息的经过：“1948年春，中央机关由陕北向西柏坡转移，途经阜平县南庄，在此地居住工作了46天，毛主席、周总理他们早上都出来散步。有一次碰上了周总理，他对任何人都一样，非常和气。总理问起我的名字，由于三妹陈舜瑶给周总理做过秘书，我说我叫陈舜玉，他一听就说：我知道你们陈家三姐妹。当时我在（晋察冀）边区妇救会任副主任兼宣传部长，那时我和大姐失去联系了，还是周总理告诉我大姐陈舜英在冀鲁豫，我们才通信联系上。”
1948年12月，陈舜英接替杨蕴玉担任了太行区党委妇委会书记。
1949年8月，陈舜英奉命南下湖北。
四、献身妇运
1949年11月，湖北省各界妇女在武汉召开代表会议，成立了湖北省民主妇联筹委会，陈舜英被选为筹委会主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省政府主席李先念到会讲话提出：“我们必须重视妇女工作，这是个党的路线问题。我今天代表湖北省委表示，首先重视妇女工作，要求妇女干部也应重视妇女工作。今后在党的重视与领导下，在妇联的努力下，把全湖北一千多万妇女组织起来。”
会后，陈舜英按照李先念的指示和湖北省委关于“建立农村妇女基层组织”的决定，带领干部深入基层，培养妇女积极分子，在农村普遍建立村妇代会，在城镇成立基层妇代会，为贯彻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迅速开展妇女工作奠定了基础。
1949年12月10日至16日，亚洲妇女代表会议在北京举行。陈舜英作为新中国妇女的代表，出席了这次大会。
1950年5月6日，湖北省第一届人民政府委员会成立，陈舜英当选为政府委员。
同年8月，陈舜英担任了中共湖北省监察委员会委员。
1950年9月20日至26日，湖北省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正式成立了全省妇女运动的最高领导机构——湖北省民主妇女联合会，陈舜英当选为主任。她在会上作了“本省十个月来妇女工作的基本总结与今后任务”的报告。
陈舜英在报告中号召各级妇女组织以发动妇女参加土地改革和恢复发展城乡生产为中心任务，逐步开展文化、教育、卫生工作，深入宣传执行新婚姻法，解除妇女身上的封建枷锁，加强全省妇女的大团结。这次大会是全省各界、各族妇女盛况空前的大集会，标志着湖北妇女在党的领导下，形成了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阶层、各行业的统一战线。
会后，陈舜英肩负着全省妇女的重托，在湖北省委的正确领导下，以忘我的精神、满腔的激情，全身心地投入到妇联的各项建设中。
在紧张工作之余，她还非常关心身边的同志们。时任黄冈县妇联主任的林友先是一位老红军女战士，土地革命时期就是我党的秘密交通联络员，抗战初期任当地的妇救会主席。她的丈夫漆先庭是湖北农民运动领袖，毛主席赞扬其“为大别山红旗不倒作出了重大贡献”。那时他们的大女儿出生数月突患重病，因无钱医治，情况十分危急。陈舜英知道后，立即设法从省妇联的行政经费中拨出钱来购买药品进行抢救，最终挽救了孩子幼小的性命。
1950年10月8日，湖北省第一届人民代表会议开幕，陈舜英代表全省1200万妇女向大会致词祝贺。
同年11月9日，陈舜英被聘为湖北省寒衣劝募分会委员。
同年12月2日，陈舜英在湖北日报上发表“在减租土改斗争中应如何正确解决婚姻问题”的文章。为了充分发动男女农民进行土地改革，并使婚姻法得以稳步实现，她代表省妇联提出了四点具体意见，起到了很好的指导和参考作用。
当月，陈舜英被任命为中共湖北省委的妇委书记。
1951年6月2日，陈舜英被选为湖北省总工会委员。
同年11月，湖北省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她再次当选为省人民政府委员。
1952年6月，中共湖北省委颁布了关于干部管理的规定，明确指出省妇联主任属中央管理。
同年7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诞生31周年之际，陈舜英撰文号召全省妇女干部要加强学习，提高自己，迎接祖国伟大的经济建设。
同年7月下旬，省妇联召开黄冈、孝感两个专区11个县的妇女干部工作会议，研究如何组织农忙托儿互助，解决妇女生产困难。陈舜英在会上作了关于发动与组织妇女参加生产的报告。
同年10月4日，陈舜英在湖北日报发表文章，介绍“新中国成立三年来的湖北妇女”。她指出：“三年来新中国给全国劳动人民，同样也是给湖北省妇女带来了无限幸福和光明，使妇女们从被压迫的深渊里解脱出来，以崭新的姿态参加了各种革命运动和生产建设，并且成为其中重要的力量。”她还代表妇联向全省妇女发出号召：“让我们做好一切准备，来迎接祖国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高潮，并为增强世界和平的力量而奋斗吧!”
在年轻的共和国诞生之初，陈舜英团结、率领湖北省的各级妇联干部，积极、坚决地投身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大规模的土地改革、民主改革、抗美援朝、“三反”“五反”、镇压反革命、思想改造、宣传贯彻婚姻法等一系列政治运动。她们深入农村、工厂、街道，启发妇女觉悟，发动和组织城乡妇女走出家门，参加社会各项政治活动。农村妇女与男子一道参加了伟大的土地改革运动，推翻了地主阶级的封建统治，消灭了封建的土地所有制，获得了土地所有权，奠定了男女平等的经济基础。城镇劳动妇女广泛地参加了民主改革运动，废除搜身制，斗争封建把头，踊跃加入工会，从政治上获得了民主权利。到了1950年下半年，湖北全省工会女会员、农民协会女会员以及参加其他群众团体组织的妇女就已达175万人。各行各业的妇女们还积极参加了抗美援朝运动，许多妇女争相送夫送子上前线，捐款捐物购买飞机、大炮，仅人民币就捐献了13亿多元（旧币），还有不少女医务工作者勇敢地奔赴朝鲜战场，为抗美援朝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通过各地、各级妇联组织的艰苦工作和不懈努力，湖北省的广大妇女觉悟不断提高，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翻了身，开始实现了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她们积极参加各项政治活动。争取自身解放的初步胜利，为进一步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参加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扫清了道路。在1953年开始的国民经济社会主义改造新时期，广大的妇女群众在农业、手工业及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都发挥了巨大作用。在这一阶段，广大妇女的政治地位逐步得到提高，妇女参政越来越普遍。
1952年10月，陈舜英调离湖北省妇联，到中南地区妇联工作。接任省妇联主任的依次是刘东、陈景文、郭力文。
1953年3月，陈舜英被任命为中南地区妇联主任兼中共中南局妇委书记。
同年4月，陈舜英被选为全国妇联第二届执行委员。
1954年8月，在湖北省首届人民代表大会上，陈舜英当选为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
同年9月，陈舜英调到北京，开始在全国民主妇女干部学校从事教育、培养各级妇女干部的领导工作。
全国民主妇女干部学校（简称妇干校，即现中华女子学院）的前身是河北省立北平妇女职业学校，位于原河北省立北平女子职业学校的旧址上，毗邻北海，曾经是清王朝的贤良祠。首任校长（当时名称是新中国妇女职业学校）是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刘清扬，而陈舜英的大妹妹陈舜玉曾任第一副校长兼党组书记。陈舜玉调离后，中央组织部于1955年1月任命陈舜英为妇干校党组书记，2月命其兼任校长，任期至1957年7月。
在妇干校工作期间，陈舜英的心脏病愈发严重，但是，为了能争分夺秒地多为党做一些工作，早日为新中国培养出更多的妇女干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单独住在妇干校的宿舍里，经常因为劳累过度而引起心衰咳血，以致多次住院。医生在对其进行观察、交谈和治疗后，写在病历上的结论是：“积极、顽强、果断、沉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