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岸紫竹
他曾是周恩来同志领导下的一名中央特科锄奸队员；
他曾是为了传送蒋介石制定围剿红军的《铁桶合围计划》到苏区，不惜打掉自己四颗门牙，衣衫褴褛的”叫花子”;
他曾是将自己平反后补发的工资第一时间向党组织补缴党费，又出资为家乡修路的共产党员；
他曾是让胡耀邦同志动容，亲自提笔写信同意接来北京落户的革命老人；
他曾是被毛泽东赞扬”功绩巨大”的”四角号码情报”的主要传送者之一；
他就是中央特科“红队”主力成员，红色特工项与年。
惩奸除恶
项与年，后化名梁明德。1896年生于福建省连城县，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受党组织委派，前往荷属东印度婆罗洲三马林达，在华侨中开展工人运动，成为当地华侨华工的群众领袖之一。
1927年，年方31岁的项与年回国，调入中央特科”红队”工作。中央特科，是党中央指挥白区隐蔽战线斗争的首脑机关，由周恩来建议并亲自组建的，其任务特殊，组织严密，行动神秘。内设四个科，其中三科又名行动科，内部又称他们为”红队”和”打狗队”，项与年是”红队”的主力队员。
1929年8月24日，广东农民运动领袖彭湃等人在上海沪西区新闸路经远里中央军委的秘密机关开会时，被时任中央军委秘书的白鑫出卖，被英租界工部局巡捕房逮捕并杀害。笔者曾经写过这段惊心动魄的故事。
叛徒白鑫，湖南常德人，黄埔四期生。1929年初，白鑫随同部分中央领导人到上海，因畏惧国民党的血腥屠杀，叛变投敌。白鑫向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常委、情报处长范争波供出中共中央和江苏省军委的情报，导致彭湃等革命领导人被杀的惨剧发生。
中央特科领导人周恩来下死命令，要求特科必须将白鑫处决于上海。按照周恩来的指示，中央特科负责人陈赓立即制定锄奸计划，启用秘密特工，代号“十号”的医生柯麟。
在柯麟医生的协助下，红队探查到当时白鑫住在范争波公馆里，昼夜有持枪的特务保护，戒备森严，不易下手。但是项与年与特科锄奸队人员，硬是在白鑫准备叛逃国外之前，将叛徒白鑫乱枪打死在范争波公馆门前。
传送“铁桶合围计划”
1933年2月，蒋介石开始招兵买马，扩充对江西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的力量，任命国民党老党员、原任国民革命军师长莫雄（中共外围地下情报人员）为江西第四区保安司令要职。
为了获取更多的情报，中央特科决定派项与年借助莫雄的关系，潜入莫雄保安司令部，任机要秘书。
1934年10月，蒋介石在庐山召开五省军政要员军事会议，部署”剿灭”红军的《铁桶合围计划》。莫雄因为“剿匪”有功破格参加了这次会议，并获得了”围剿”总动员令、各种图表、150万兵力具体部署、各战斗队进攻路线、日程安排、战斗序列、”剿共”守则及蒋介石语录等完整计划内容。
莫雄深感形势危急，在庐山军事会议结束后，连夜火速赶回司令部，向项与年、卢志英（笔者刚写完他的故事）等地下党员通报情况，冒着泄密杀头的危险，将一整套绝密计划交给项与年。
军情十万火急，项与年立即启用秘密电台，向中央苏区紧急通报”铁桶计划”的要点，但项与年等地下党员清楚知道，对于中央苏区反”围剿”，光有要点是远远不够的，要保障红军安全，必须要掌握详细的情报。可蒋介石的”剿匪”计划印了一大本，约有三四斤重，不易传送。
项与年精通客家话，熟悉赣南山区的风土人情，与卢志英等同志商量后，决定亲自将”剿匪”情报传送给党中央。项与年连夜用特种药水将绝密文件的主要内容用四角号码字典的字码编成密码，记在四本字典上，然后扮成教书先生带着字典，连夜奔赴中央苏区。
为减少与敌人关卡接触，项与年决定白天休息，晚上利用夜幕掩护，避开大路穿山越林。经过三四天风餐露宿，忍饥挨饿，38岁的项与年身体憔悴消瘦，走路已十分吃力。
在接近中央苏区外围时，项与年发现敌人的”铁桶合围计划”比预想的要严重，几乎每个村子都修有碉堡，各山头路口均设有岗哨，简直铜墙铁壁，再装扮教书先生肯定不行。
经反复思索，他毅然钻进山林，用石块砸掉了自己的四颗门牙，顿时血流不止，嘴腮肿胀，蓬头垢面，衣衫褴褛，俨然一个讨乞的叫化子。
项与年将四角号码字典密藏在乞讨来的发馊食物中，一路风餐露宿，在敌人哨卡的辱骂声中，终于到达江西瑞金沙洲坝的中共中央驻地。当周恩来接过项与年递过来的绝密情报时，几乎认不出眼前的”叫花子”就是他相当熟悉的老部下项与年。
周恩来听完项与年汇报后，马上命令红军作战情报部门将四角号码字典复原成文字图表，立即向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汇报。
党中央根据项与年冒死送来的敌人整套围剿计划，趁敌人”铁桶围剿”计划尚未布置完毕，于1934年10月10日决定开始战略大转移，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征。
事后，毛泽东谈到这份”四角号码情报”时，说其功绩是巨大的。
1956年国庆节，恰逢红军长征22周年。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没有忘记那些为红军紧急突围提供过绝密情报的有功之臣，为表彰他们的英雄业绩，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李克农上将受军委之托，特派项与年专程到广州接莫雄赴首都出席国庆典礼。李克农代表军委设宴招待项与年和莫雄，叶剑英元帅还在家中摆酒宴请二位英雄，热情赞扬他们的历史功绩。
与儿子告别
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项与年加入了长征先遣侦察队。途中，他奉命离开红军队伍，去上海接受一项特殊使命。项与年辗转来到上海，见到了中央特科的负责人，领了任务后，匆匆与年仅16岁的儿子项德崇告别，带领两名爆破队员登船去南京破坏敌人运输线。
然而，项与年一到南京就被国民党密探拘捕，项与年矢口否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后来，在莫雄的帮助下，项与年成功越狱，找到了当地党组织。
鉴于项与年的身份已经暴露，不宜在上海久留，1935年初，党组织派他到香港继续做情报工作，后来为便于隐蔽活动，他改名换姓为梁明德。
1937年”七七事变”后，党组织派项与年到延安抗大、党校学习深造。1940年春，项与年从延安党校毕业，调到陕西关中地区，在习仲勋领导下任区党委统战部长，抗战胜利后又随部队进军东北。
多年南征北战，驰骋东西，项与年与妻子儿女完全失去了联系，家人身在何方，是死是活他一无所知。
女儿惨死，妻子靠乞讨为生
红军长征后，上海地下党遭到敌人的毁灭性破坏，项与年的妻子王村玉与7岁的女儿作为”匪属”被国民党警察局关进提蓝桥监狱。
在狱中，小妹背上长了一个毒瘤，由于得不到治疗，出狱时背已经直不起来。在南京读书的项南得知母亲出狱，特地赶到上海看望受尽牢狱之灾的母亲和小妹，和她们在照相馆合了一个影，就又赶回南京。哪知，这一次竟是他跟小妹的诀别。
项南的母亲出狱后，靠替人帮佣维持生活，由于经常遭到特务和地痞的恫吓和敲诈，无奈之下只得带着女儿回到闽西老家。土地革命期间，红军撤走后所分得的土地、房屋，又被地主老财拿了回去。
母女生活无着，母亲更无钱给女儿治病。不久，不满8岁的女儿毒瘤发作，活活被疼死了，死的时候想喝一碗粥，可母亲连这一点要求都无法满足。
女儿死了，丈夫和儿子天各一方，杳无音信，而当年曾被苏维埃政府清算、斗争过的地主和白军的狗腿子见王村玉回来了，不但咒骂项家家破人亡、断子绝孙，还经常无事生非，借故找她麻烦，项母不得不离开老家，一个人在闽西大山里到处乞讨、流浪。
1950年春天，中共中央华东局、华东军政委员会组织一个革命老区慰问团，赴闽西等地慰问当年曾舍生忘死支援革命的老区人民。项南的母亲去慰问团打探丈夫和儿子，由于项南父子都改了名字，慰问团没人知道这两个人。但慰问团非常同情老区人民，凡是寻找在革命战争年代因参加革命而与亲人失散的人，都一一登记在册。
慰问团完成慰问任务回到上海后，将登记册印刷若干份，发给机关干部和华野部队团级以上干部，请了解情况的人提供线索，帮助老区人民寻找自己的亲人。
当时在中共中央华东局青委机关工作的项南，就是从那份登记册上看到母亲王村玉的名字，才将贫病交加的母亲接出闽西深山的。
这个可怜的女人，终于结束了流浪的生活，回到儿子身边安享晚年了。
代友寻子，曾希圣布置“项南找项南”
项德崇16岁和父亲在上海离别后，一直勤奋求学，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他改名项南，从事抗日救亡。1941年，几经辗转到达新四军驻地，成为一名干部。
他思念父亲，但又说不清其身份。1943年苏北整风运动中，所有革命干部都要说清楚自己的家庭出身、父亲身世、经济来源。唯有项南一问三不知，既说不清父亲是什么人、从事何种职业，也说不清家庭以何为生，一度引起人们的怀疑。
审干人员根据他提供的模糊印象，曾试探询问：”你父亲是不是地下党？”他无奈之中含糊答道：”可能是。”但又无把握，唯恐对组织不忠诚老实，犯说假话的错误，随后赶紧更正，使审干人员十分恼火。
幸好区党委负责人思想开明，有感于革命斗争环境错综复杂，不无感叹道：”在我们这个时代里，儿子说不清老子，老子说不清儿子的情况太多了。审查了这么长时间，他还是说不清楚，那就算了吧，在实践中考验。”
这样才使项南摆脱了困境。
1949年全国解放初期，项与年隐隐约约听说儿子成人后参加革命，在安徽省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机关当干部。他喜出望外地给时任安徽省第一书记的老战友曾希圣写信，拜托代寻失散十多年的儿子。
曾希圣极为重视，一次省里开会，他特意把省团委书记项南留下谈话，嘱其代老战友在团干部中查找一位姓梁的青年。事后，项南翻遍团干部花名册，发现姓梁的干部有数十人，而曾书记提供的寻人资料又太简单、太抽象，要求进一步提供细节。
为便于查找，曾希圣说明老战友叫梁明德，福建人，30年代在上海地下党工作，住八仙桥带。项南当然不知道改名换姓的梁明德，就是自己日夜思念的父亲。
他随意搭腔道：”我也是福建人，在上海读过书。”曾希圣也随意询问：”你住什么地方，家里还有什么人？”项南答：”家住法租界维尔蒙路德润里24号。父亲是生意人，跑买卖。”
曾又好奇地追问：”那是地下党活动的地方，你们怎么会住那儿？
项南答：”那是永安公司大老板家住的地方，怎么是地下党呢？”两人越谈越投机，有些往事，只要曾希圣一提及，项南也模模糊糊略知一二。
通过一问一答，曾渐渐感到面前的项南与自己要找的人有某种关系，而且脸形与老战友也有几分相似，但是尚无绝对把握。于是，又进一步探问：”那时你们家常有人来往吧？”项答：”来往的人很多。”
曾故意提示：”是否有一个胡子叔叔？”一提胡子叔叔，项南随即兴奋地说：”胡子叔叔常到我们家，他还带我逛大世界、看哈哈镜哩！”
事至如此，真相大白，曾希圣发现自己要找的人，就在眼前。为准确起见，他又指着自己的鼻子问项南：”你仔细瞧瞧，我像谁？”项南定眼一看大声叫道：”胡子叔叔。”
两人不禁拥抱在一起，十几年前的故人，竟然在这种场景下重逢了。
原来曾希圣在上海搞地下工作时，常留有胡子，一旦出现紧急情况，立刻剃掉胡须隐身而去。
这次戏剧性的谈话后，项南扎到了项南，他立即与在东北人民政府监督委员会担任高级专员的父亲建立了联系。
1953年，项南到北京出席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二次代表大会，项与年才特地从沈阳赶到北京。
离别整整20年之久的父子，终于相约同游颐和园。
老区人民没有忘记他
十年运动时期，这位年已古稀的老人，从此患上了严重的中风失语症，还并发有高血压、肺结核等疾病。最后被押送至盘锦农场劳动改造。
饱经人世风霜的项与年已到了风烛残年，不但完全丧失了劳动能力，而且连个人生活也不能自理了。农场试图甩掉这个包袱，几经周折，查到了他儿子项南的工作单位——机械工业部。
谁知此时的项南也早已自身难保了。
不久，辽宁决定将项与年遣送原籍福建连城农村，幸好老区人民没有忘记项与年这位革命功臣，县革委会用有限的经费将项与年安排在敬老院，为他治病。
1972年辽宁省革委会确认项与年是久经考验的老革命、老英雄，为项与年平反昭雪，补发工资。
项与年接到补发的工资后，首先向原工作单位邮汇1500元，向党组织补缴党费，又捐资5000元为家乡修筑公路。
胡耀邦痛斥“乱弹琴”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项氏父子的历史冤案双双获得解决。已入耄耋之年的项与年虽重病缠身，但精神振奋，情绪饱满。
此时，他的儿子项南也恢复了名誉，回到农业机械部担任领导职务，妻子和儿女们也相继从各地农村返回北京。
每当家人团聚，项南总是十分思念远在老家的父亲，他想把老人接来北京赡养，但进京户口难以解决。当时的户口关系到一个人粮、油、布、煤等生活必须品的供应。
于是项南给中央组织部写报告，请求照顾，但被答复道：”你父亲是一个老革命，你也是一个高级干部，应该严格要求自己嘛，不要给组织上添麻烦。如果大家都要求进北京解决户口问题，那不是让组织上为难吗？”
这番冠冕堂皇的大道理，噎得项南哭笑不得，从此不提此事。
1979年，胡耀邦出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他了解项与年的历史，更熟悉项南。一次开会时，他突然主动问项南：”为什么不把老人接来北京团聚？”项南有口难言，只好如实相告。
胡耀邦听后气愤地说了一声：”乱弹琴！”随即提笔写信，请北京市的领导同志解决老人到京落户的一些具体问题。
福建龙岩地委立即把项与年接到医院进行体格检查，发现老人患有严重的肺炎，随即安排医院精心治疗，同时写信告诉项南：”一待病情好转，就派人护送到京。”
项南十分感激，当时他正受命率中国农机代表团出国考察，工作极为繁忙。当项南率团走进机场等待登机时，突然接到父亲治疗无效病逝龙岩的电报。
父亲晚年孤居家乡病逝，使项南极为悲伤，但出国考察事大，他只好委托妻子赶赴家乡料理丧事，而自己则准时登机赴国外考察。
英雄逝世
1978年10月2日，项与年病逝于龙岩，终年84岁。鉴于项与年曾为革命作出过重大历史贡献，1978年11月7日，辽宁省委在沈阳为他隆重举行追悼大会，悼念这位叱诧风云一生的红色英雄。
时任农机部副部长的项南赶赴沈阳，参加父亲的追悼会。会堂上的横幅庄严写着：”梁明德同志追悼会”，省委领导任仲夷、黄欧东和老战友黄火星、罗青长、周子健等都亲临会场。
许多人都不知道梁明德与项南是父子关系，甚至连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也不知道内情，好奇地问项南夫妇：”你们怎么来了，你们是怎么认识梁明德同志的？”当项南说明原委，他们才恍然大悟。
结语
读完项与年的故事，不禁一声叹息，感慨万千，革命英烈们付出的代价太大了，这一切都是为了胜利，为了新中国，为了我们今天能像人一般活着。
我们应该永远记住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