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天路开基人——张镰斧和他的战友们》有感

江和平

中国文史出版社2019年出版了纪实文学《天路开基人——张镰斧和他的战友们》上、下集,该书的作者是张镰斧的长子张谷林大哥。作者满怀崇敬的心情、严谨的态度、求实的精神,耗时多年完成了这部108万字的革命历史纪实文学。他以父亲张镰斧、母亲熊文芳的回忆为主线,收录了大量前辈的文献,辅佐了相关历史的资料,歌颂了父亲在战争年代的老首长、老战友,两弹一星时期的同事们,着实是下了大功夫的。



一、

看到张镰斧前辈的名字,不由得使我联想到中国共产党的党徽——镰刀和锤头组成的图案。张镰斧原名张继堂,1939年的一天,部队太行山行军时,老红军高农斧建议他更名,其意义在于永远跟党走、联合工农大众、为人民打天下。张镰斧1921年出生于山西省忻县,1937年参加八路军,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115师688团政治处组织干事、129师新1旅2团4连政治指导员、太行抗大6分校11连政治指导员、新1旅政治部和太行第4军分区政治部组织干事、太行4分区黎城独立团总支书记。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晋冀鲁豫军区第6纵队17旅50团政治处主任、副政委、17旅49团团长、第2野战军第12军35师104团团长、35师参谋长。抗美援朝时期,任志愿军第12军35师参谋长、师长。1955年被授予上校军衔,1960年晋升为大校军衔,荣获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朝鲜一级国旗勋章。1957年,进入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基本系学习。1960年,调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任一分院副院长兼导弹总装厂厂长、1965年任第七机械工业部一院副院长。1979年1月任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兼一院院长,1983年兼一院代理党委书纪。1999年离休,2011年病逝,享年90岁。



张谷林大哥告诉我:“在写《天路开基人》的时候,经常是连轴转不睡觉,是流着眼泪写的。”我与大哥感同身受,撰写父辈故事是我们的责任,传承革命历史是我们的使命。通读此书后,我感触颇多,时而欣然一笑,时而心潮澎湃,时而热泪盈眶。看到张镰斧和他的战友们的故事,也使我联想起我父亲江涛和他的战友们的故事。

二、

《天路开基人》中记录了张镰斧在战争年代中八次负伤,一次比一次严重的情景。在大张集阻击战中,他嘴角被炮弹皮穿透,右臂被炮弹皮划掉一块肉,坚持不下火线。在襄樊战役中,他头部被枪榴弹击中,左臂被枪榴弹打穿。在淮海战役中,他的胸部被子弹穿透,在急救站仍坚持指挥战斗。在紧急奉命参加上甘岭战役的路上,他被敌人的炮火击中下肢负重伤,随行的参谋和警卫员用身体保护张镰斧不幸牺牲,没能参加上上甘岭战役成了他终生的遗憾……难以想象,张镰斧经历了这一次次伤痛,仍不惧枪林弹雨,需要何等的勇气和毅力呀!



这使我想起曾经拜访父亲的战友张中如叔叔和沈少星叔叔时,得知他们负重伤的情景。老将军张中如被日军的子弹穿透了胸膛,胸口涌出的鲜血5个急救包都止不住,历时一年多、经历8次手术、切除3根肋骨才慢慢康复。老八路沈少星的下颌骨被日军子弹穿过,上、下牙大部脱落,刻骨的疼痛、大量的流血使他昏迷过去,直到五年后全国解放了,才到北京做了整容手术,镶了满口的假牙。叔叔们的磨难使我夜不能寐,含泪对张中如叔叔说:“您经历了那么多危难,真是太不易了!”叔叔摆摆手说:“我能活到现在是很幸运的!我经历的那点事,和英年早逝的战友们比算不了什么。”我们今天的幸福是千千万万的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这绝不是一句空话!

三、

《天路开基人》中记录了多例我军从严治军,铁的纪律的故事。一是抗日战争时发生在张镰斧所属的八路军129师新1旅的事:该旅1团特务连连长为了给战士们改善伙食,未按规定上交缴获敌人的“法币”,被执行了枪毙。张镰斧也实事求是地讲述了自己受到处分,一生都受到教育的情况。二是解放战争时,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第二野战军宣布的命令:三条铁律:1、抢打老百姓者枪毙,2、抢掠民财者枪毙,3、强奸民女者枪毙。三不准:1、不准强迫老百姓当向导,2、不准向老百姓要东西,3、不准打骂群众。

这使我想起红军时期,毛主席的妻弟因到喇嘛庙拿了百十个铜板,被枪毙之事。我也想起1951年的“三反、五反”运动时期,原中共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刘青山和原中共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犯贪污罪,被枪毙的事情。“挥泪斩马谡”的故事是令人非常悲痛的,虽然他们曾是立下赫赫战功的老革命,但为了维护党的组织纪律,维护人民军队的战斗力,必须坚守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底线。

四、

《天路开基人》中几处写到铮铮铁骨的军人大哭的情景,处处催人泪下。在定陶战役中,6纵52团的炊事员庞起祥为在大杨湖战斗的100多位战友送饭。但当他把饭送到阵地时看到,活着的战友只剩下几个人了。庞起祥痛哭地说:“还做啥饭呢?没人吃了!”



还有在淮海战役中,7纵59团1营的巴华营长率领部队鏖战在大王庄阵地,战斗结束时阵地上仅剩8名重伤员还活着。巴华营长抹去满头满脸的血污放声大哭:“我的三连!可惜我的三连了……”多年后,年近百岁的巴华已是原二炮指挥学院副院长,仍念念不忘那些牺牲的战友,嘱咐家人自己百年后要和战友们安葬在一起,完成他的“归营计划”。

这使我想起同样在淮海战役中,我父亲奉命带领9纵74团在宿县双堆集阻击蒋军黄维兵团。敌人以3倍于我的兵力和数百架次飞机向我阵地发起声势浩大的立体攻击。虽然我军修筑了工事,但平地作战没有掩护,阵地被敌人的坦克碾平。在短兵相接中,我军坚韧不拔、前赴后继,阻击战打得很激烈,阵地前的河水都被鲜血染红了。经过6天的苦战,终于传来了“黄维兵团被全部歼灭”的消息,74团荣获了“人民健儿淮海英雄”锦旗。但是74团伤亡很大,我父亲作为团长看见伤亡的战士难过得大哭了一场。这些催人泪下的故事真实地告诉我“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

五、

《天路开基人》详细介绍了张镰斧和战友们在八路军新1旅的战斗经历,因我父亲那时在新1旅任侦察股长,读来倍感亲切。我曾请教过现仍健在的原新1旅老八路狄循叔叔,阅读了他的《军旅生涯七十年》,还查阅了原新1旅前辈们的文献:副旅长黄新友的《碧血丹心战平生》、2团参谋长陈皓的《峥嵘岁月记事》、2团2营营长卢彦山的《二十年烽火路》、2团连长李钟玄和侦察班长贾清水等人的回忆文章,对这支浴血太行的英雄部队有了一定的了解,特别是该旅参加百团大战、火烧敌机场、黎城反扫荡的故事。但《天路开基人》介绍那时找水如救命的情景,为我首次知晓、甚为震惊。

1941、1942年太行山连续两年干旱,河水干枯、庄稼枯死、水比金贵,部队在羊肠小道上进军,一路上更是滴水难求。在1942年夏季反扫荡中,新1旅掩护129师直属队、边区政府突围,日军36师团以5000余人的精锐对新1旅构成包围态势。烈日炎炎下隐蔽,夜幕沉沉中在羊肠道上急行军,吃不上一粒粮,喝不上一口水。新1旅的一位老红军渴得骂道:“妈的,老子长征时也没这么苦!”晋冀鲁豫边区主席杨秀峰渴得只能喝孩子的尿,政治部一位公务员喝自己的尿,在旁边的保卫干事想喝一点,没喝成还闹得不高兴。

张镰斧带领两位战士,背着20多个水壶,下到很深的山沟里找水,被对面山上的敌人发现,机枪扫射过来。张镰斧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给大家背回来救命的水,最后部队终于成功突围。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前辈们是何等的不易呀!和他们的艰难困苦相比,我们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抛弃呢!


1948年12月郑州战役后于碧沙岗江涛团长与张振军政委、刘志、王加林、董光
1948年12月郑州战役后于碧沙岗江涛团长与张振军政委、刘志、王加林、董光

六、

《天路开基人》介绍了1947年7、8月间,刘邓大军奉命千里跃进大别山,创建大块革命根据地,威胁国民党统治的南京和武汉重镇,为转入全国性的战略进攻奠定了基础的艰难历程。从太行山到大别山的千里征途,最难的是渡四条大河。

在几十里宽黄泛区烂泥齐腰,刘邓大军的车、马、炮都陷入泥潭,刘伯承司令的鞋掉了,脚割破流血,一步一步地在泥泞中跋涉,部队走了一天一夜方才通过。部队过沙河时,敌人才悟出我军挺进大别山的目的,穷追不舍。部队强渡汝河时,河的南北两边一片火海,经历了一夜的拼杀,才杀出一条血路。在过淮河时,河的上游突然涨大水,刘伯承司令亲自乘小船到河中心探测水深,果断决定架桥徒涉使部队迅速通过。

这使我想起阅读《刘伯承军事文选》中相关章节后感慨万分,在微信朋友圈写下了四句话,收到了诸多点赞:

1、 过黄泛区泥水齐肚脐,

2、 过沙河未摆脱敌尾随,

3、 过汝河遭敌前后夹击,

4、 过淮河突发大水漫涨。

七、

《天路开基人》记录了不少革命大家庭的奇闻趣事,令人开怀大笑。1947年10月的大别山已是寒气逼人,党中央、毛主席十分关心刘邓12万大军的冬装问题,准备派部队送来棉衣。刘邓首长认为大后方远在千里之外,不能给党中央添麻烦,决定发动指战员自己解决。刘伯承司令不仅亲自缝制自己的棉衣,还指导部队如何“简易裁剪”、如何对正缝制。

部队就地采购了棉布和棉花,棉布大多五颜六色,战士们风情地说:“好啊!穿上花棉衣,过年扭秧歌不用化妆了!”大家群策群力,有的用稻草灰染布,有的脱下身上的衣服照葫芦画瓢裁剪,有的大姑娘绣花似的缝制。战士们说:“我当解放军又学会了一套本领!”尽管如此,战士们的棉衣还是缝制的五花八门,有的像长袍马褂,有的还露着肚脐。

这使我像起戎马一生的父亲江涛,他在部队也学会了针线活。我看到他曾在军装领口内侧整齐细致地缝了一条白布条,既能防止领口磨损,又可定期拆洗干净。人民军队是一个大学校,培养了众多文武双全、能工巧匠的人才。

八、

阅读《天路开基人》使我增长了一些知识,例如何为“做眼”。“做眼”原为围棋术语,即做到在被包围的一群子中保留必要的空格“眼”,这样就不会被对方“吃”掉。

通过张谷林对“做眼”的注解,我加深了对开辟、建设、巩固敌后抗日根据地重要性的理解。正如毛主席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的第六章第五节指出:“由是敌我各有加于对方的两种包围,大体上好似下围棋一样,敌对于我我对于敌之战役和战斗的作战好似吃子,敌之据点和我之游击根据地则好似做眼。在这个‘做眼’的问题上,表示了敌后游击战争根据地之战略作用的重大性。”



张谷林多次亲临长治市黎城区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旧址,对此有着特殊的感情。这源于抗战时期的此地既有全民皆兵的抗日百姓,建立了完善的抗日民主政府,又是父辈们转战抗击日寇的地方,走出了众多的开国元勋,至今保留着多元一体的抗战文化历史文物遗址群。



我曾三次前往晋东南寻访革命老区,对此颇有同感。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是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保障,“做眼”就能得到抗日群众人力、物力、财力的支持与保障,才能进可攻、退可守。我在黎城等革命老区,看到那里的老乡见到我们发自内心的热情:拿出珍贵的历史文物给我们看,打开柜子取出核桃给我们吃,举起竹竿打树上的枣子请我们尝,真令人感动!

《天路开基人》的作者为革命烈士树碑立传,为革命前辈正本清源,做出了难能可贵的贡献。该书百余万字的内容,我这篇几千字的读后感难以归纳,总之这是一部具有史料价值的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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