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刘帅《我们在太行山上》–作于刘伯承元帅诞辰130周年纪念日

作者：张谷林
2022年12月4日

父亲留下了一部藏书《刘伯承回忆录》。

这部《刘伯承回忆录》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1981年11月第1版。全书字数约为336,000字。

全书共选编65篇回忆文章。

选自57位德高望重的作者，如杨闇公、吴玉章、李达、萧华、杨得志、杨成武、杨国宇、朱穆之、李德生、肖永银、卢耀武、张之轩等。

其中，刘伯承元帅当年的文章和后来的回忆，共有9篇。

选编文章的时间跨度从上个世纪20年代至出版社约稿之时刘蒙将军的文章。

这部较早时期的回忆录，大到各个战争时期的战略、战役、战斗、战术，小到刘帅平生的学习、学术、翻译、言谈举止、朴实作风，细腻家教，无所不有，无所不包，涵盖儒帅生平。

杨闇公、吴玉章、李达、萧华、杨得志、杨成武、杨国宇、朱穆之、李德生、肖永银、卢耀武、张之轩等照片。

刘伯承元帅是新中国的军事家、开国元勋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但他却十分谦逊，从不张扬，总是把成绩归功于党和人民。

刘伯承元帅在回忆录《二野在解放战争中》文章中，凭个人记忆谈到：

“解放战争的胜利，第一是靠党的领导。整个战争中，党中央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指示是很明确的，我们只是认真执行和反复实践。

“第二是靠人民战争人民战争是胜利的源泉，如果不是人民战争，许多奇迹是不可思议的。

“第三是运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方法，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矛盾论讲的，就是思想方法问题。而实际斗争与作战中的许多问题处理的好或不好，从根本上说也是思想方法问题，我们在实际中运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方法去指挥作战，取得了胜利。”

前苏联记者K·西蒙诺夫曾经评价刘帅：“他的谦逊是难以用语言表达的，只能说他是谦逊的人中最谦逊的一个。”

该回忆录，读来历史、红色文化厚重，刀光剑影中颇显功勋卓著、常胜将军刘伯承元帅那充满传奇色彩英雄史诗般的七十年革命军旅生涯，不但有疾风骤雨、艰难挺拔，也有似水柔情、无声无息的伟岸品格。

《刘伯承回忆录》照片。

一、《我们在太行山上》第一部分

回忆录中《我们在太行山上》一文，最早始于1956年《星火燎原》征文。

乃刘伯承元帅对抗日战争时期黄河中游两岸，四战之地，四战之军，“贯穿了同蒲、平汉和津浦共两条半铁路，成为华东、东北、晋察冀西北等解放区的中央大门”的一二九师，在以太行山为中心的晋冀鲁豫根据地抗日作战“基地”的一篇平白直述。

《我们在太行山上》回忆文章大约有8900字数，分成四个部分。分别从：

第一部分一二九师继一一五师、一二零师之后出师抗日，到达山西前线开始，至1940年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几块抗日根据地迅速分兵创建和发展；

第二部分主要写了抗战初期，八路军还最为弱小之时，“既要前门打虎，又要后门拒狼”，与国民党反动派、顽固派的激烈斗争（如，“十二月事变”，磁武涉林战役，冀鲁豫区军民对孙良诚部和李仙洲部的第二次和第三次两次反共高潮的反击作战等）；

第三部分主要写了日寇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进攻、蚕食、扫荡，其中突出谈到了党中央、毛主席指出1941年以后，抗日根据地的困难是“黎明前的黑暗”，晋冀鲁豫全区展开了大规模的减租减息运动，冀南银行，边区临时参议会，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的各项工作、各项政策和遍地的游击战术等，指出：“太行山，不仅在抗战初期是我们据以开辟冀南和冀鲁豫地区的支点，在抗战中期，还支援了平原地区的斗争，在形势极为困难的情况下，冀南、冀鲁豫地区的许多干部和一部分部队则调到太行山区来休整、训练，成为支持整个山地、平原游击战争的基地。”

第四部分重点写了1943年晋冀鲁豫抗日根据进入了恢复和再发展的新阶段，其中谈到了继续粉碎敌人的多次“扫荡”；在太岳军区指挥下从1943年初到1945年4月，前后杀伤敌伪军4000余人，最后收复沁源县城的典型范例；在太行军区指挥下的多个许多越来越大的反攻战役等。包括卫南战役和林南战役，开辟冀西抗日根据地，扩大豫东抗日根据地；在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周围又举行了多次战役（如安阳战役），猛烈扩大了解放区，缩小了敌占区；以及遵照毛主席1945年8月9日《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勇猛向敌人展开大反攻，在短时期内，即歼灭敌伪军5万余人，收复了县城59座，和全国兄弟战略区相互配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刘伯承回忆录》照片。

在《我们在太行山上》第一部分文章中，刘伯承元帅不吝笔墨，多次引用毛主席的论述和党中央毛主席的决策，却没有提到包括刘帅自己在内的其他任何一位党内人物的名字（除愿意抗日进步的国民党人员范筑先外，整篇文章中都有为了说明情况，提到国民党方面一些人员这一明显特点）。

文章结尾落笔处，刘帅着重谈到：“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能够迅速开创，能够粉碎日寇的多次围攻，能够击溃国民党军队的多次挑衅，能够在敌顽夹击下克服严重困难转入反攻、取得胜利，都是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贯彻执行了正确的路线和政策，充分地发动了群众，军民同命，英勇奋斗的结果。毛主席说：‘兵民是胜利之本。’这一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英明思想，在太行山、在晋冀鲁豫边区，也象在其他抗日根据地一样，得到了证实。在长期艰巨的斗争中，无数的事实都教育了我们：只有跟着毛主席走才能胜利。”

在纪念刘伯承元帅诞辰130周年之际，我们重读《我们在太行山上》一文，感怀深切！

本文重点谈一下自己对《我们在太行山上》文章第一部分所述抗战初期“以太行山为中心”战略决策的理解和感悟。

《我们在太行山上》文章插图。

二、形成以太行山为中心的晋冀鲁豫抗战战略基地

《我们在太行山上》文章第一部分内容提纲携领，简明扼要。

文章起始，刘帅即点明了从抗日战争一开始，党中央毛主席就做出决策，以八路军的三个师，分别控制吕梁、五台、太行诸山脉，作为开展华北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积蓄力量，坚持长期斗争的战略基地任务。

为此，在日寇20万兵力大举多头进犯，国民党军和政府人员狼狈溃逃，华北地区陷入一片消极混乱之时，共产党八路军一一五师、一二零师出师之后，连续取得平型关、雁门关、井坪镇巨大胜利。一二九师夜袭阳明堡，继而在正太路南侧，协同一一五师部队，连续在马山村、七亘村、黄崖底、广阳等地给了正在向太原急进的日寇以沉重打击。

一一五、一二零、一二九，三师之众，向北挺进，连战连捷，团结人民，挽救抗战危局，形成“民族救星共产党，国家干城八路军”鲜明局面。

1937年11月初，上海、太原相继失守。毛主席指出，抗战正处在片面抗战到全面抗战的过渡期中，“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在党内、在全国都要反对投降主义，既要坚持、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又要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放手发动敌后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

稍后，毛主席又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有力地驳斥了亡国论和速胜论，阐明了持久战的道理和游击战争的重大的战略作用，并且英明指出了中国取得抗战最后胜利的道路。

刘帅谈到，一二九师根据毛主席创建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指示，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十八集团军总部直接领导下，立即大刀阔斧地展开了开创根据地的工作。

刘帅说：一面命令各团以营或连为单位，进到平汉路、正太路沿线，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打击继续南犯的敌人；

一面抽调大批干部和一些连队，组织了许多工作团和游击队，分散到太行山区的各地发动群众。

在各地区原有的党组织基础上，积极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大力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地下党的同志运用统一战线政策组成了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等进步的群众组织和抗日武装，也在晋东南地区积极的开展工作，冀西地区成立了冀西游击队。

这几支力量结合起来，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创建抗日根据地的斗争。

晋东南和冀西的几百万人民起来了。工会、农会、青救会、妇救会和抗日自卫队到处组织起来了，新的抗日民主政权建立起来了。工人、农民和青年知识分子争先恐后地参加抗日武装。每一个城镇和乡村都出现了“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动人事迹。

游击队在各地如雨后春笋般的生长起来。太行和太岳两块抗日根据地开始创建起来了。

秦基伟任队长，赖际发任政委的“秦赖支队”是一二九师组成的第一支在正太路南活动的游击队。

张贤约、张南生支队（张张支队）是一二九师第一支派人向东越过平汉路，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的部队。

刘帅说：“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这是毛主席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总结出来的创建和扩大革命根据地的经验。

一二九师遵循毛主席的这个指示，在分兵发动群众的同时，也抓住有利的时机，集中兵力消灭敌人。

在日寇向晋南大举发动进攻，国民党军队望风披靡，不战而溃之时，为了打击侵入晋东南的敌人，钳制日寇的进攻，一二九师将分散活动的部队适当集中，寻机歼敌。

1938年2月22日，在正太路东段，包围旧关村，设伏长生口，消灭由井陉出援旧关之敌一个加强中队。

3月16日袭击黎城，设伏神头岭，迅速干脆的歼灭了由潞城出援之敌1500余人。

半个月后又在黎城、涉县间的响堂铺地区布下伏兵，将由黎城东开的敌汽车180辆全部烧毁，全部歼灭其掩护部队。

一二九师部队在太行山上三战三捷，歼敌数千。

4月16日，又在武乡长乐村地区，抓住敌之一路，在狭窄的河谷中经过一整天激烈战斗，歼敌2000余人，粉碎了日寇3万余人的九路围攻。

我军乘胜追击，连克长治、沁县等18座县城，将敌人赶出晋东南。

一二九师的脚跟在太行山上站的更稳了，使我党我军的威信更为提高，广大人民的胜利信心更为高涨。

在1937年底、1938年初，一二九师先后派挺进支队、东进纵队、骑兵团等挺进冀南，与地方党组织的抗日武装展开创建抗日根据地的工作基础上，一二九师根据毛主席抓住大好时机，以太行山为支点迅速分兵，由山地向平原发展的指示，留一部兵力继续在晋东南和冀西发展游击战争建设根据地，而以一二九师的主力和一一五师的六八九团跨过平汉路，向冀南进发。

1938年5月初，一二九师主力和一一五师六八九团，首战威县，打跑了盘踞该县的日军，接着乘胜分兵向漳河南北和卫河两岸发展。至9月底消灭伪军1万多人，解放了临清、高唐、临漳、滑县等20余县。

19 39年2月10日，在威县香城固全歼日军一个加强中队，歼敌大队长以下200余人。

抗战开始后，不仅是太行山和冀南地区，山东、河北、河南三省结合地区也发生了新的变化。

位于冀鲁豫三省结合部的党组织，积极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并团结了一部分愿意抗日进步的国民党人员，如山东第六区专员范筑先等与我合作，创建了鲁西北、泰西（泰山以西）、湖西（微山湖以西）、冀南（河北省南部）、鲁西南等抗日根据地。

1938年12月以后，一一五师东进，在冀鲁豫地区有利打击了敌人。

1939年5月在陆房战役中毙伤日寇1300余人。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迅速发展起来。

1940年底，在以正太战役，榆辽战役为中心的大破击中，一二九师参加战役的部队，作战极为英勇，共毙伤日伪军五千余人。

三、 “有有力部队处于敌之翼侧”与“以太行山为中心”的核心圈支点根据地

下面结合自己在《天路开基人》一书上册相关内容，谈一点自己学习《我们在太行山上》文章第一部分的体会和感悟。

抗战起始，与毛主席“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相应的太行山总体性敌后战略布局决策，体现极为明确并且同期一致的是于1937年9月21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时指出的，在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中，“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是高于一切的。

中共党史记载：“1937年9月21日　朱德、任弼时、邓小平、左权等率八路军总部到达太原。当晚，北方局与总部负责人一起共同讨论了华北抗战形势和八路军行动方针。同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再一次强调红军必须执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9月25日，毛泽东致电中共中央北方局，指出：“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

1937年9月21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全文如下：“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要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战略上有有力部队处于敌之翼侧，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集中打仗则不能做群众工作，做群众工作则不能集中打仗，二者不能并举。然而，只有分散做群众工作，才是决定地制胜敌人、援助友军的唯一无二的办法，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无结果可言的。”

对于毛主席這封电报所定红军必须执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战略方针的内容，有二个重要的对于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实行方针的关键理解：即，何为“有有力部队处于敌之翼侧”？何为“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把这两个“何为”理解清楚了，就会充分理解公开之“总部”“师部”与秘密核心圈支点“根据地”之间“以太行山为中心”的唇亡齿寒关系了。

“有有力部队处于敌之翼侧”完全是为了“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而“分散兵力（分兵）”“做群众工作（做眼）”的目的依然是为了“以太行山为中心”“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

这里要说说抗战初期一二九师和一一五师的典型“分兵”“做眼”实例。

据《刘复之回忆录》“第5章给刘伯承、邓小平当秘书”记载：“1938年12月初，八路军前方总部派通讯员送我到黎城县一二九师师部。记得是北社村。”“第2天，刘师长找我谈话，宣布我当秘书，告诉我部队马上出发东进冀南。”

“刘伯承是指挥千军万马的统帅，又是一位闻名天下的英雄。他身材魁梧，腰扎皮带，绑腿整齐，仪表尊严，姿态庄重。但说话和气，待人亲切，浓重的四川口音，听起来几乎和朱总司令没有区别，是我非常亲近和敬重的首长、长者。夫人汪荣华，老红军，艰苦朴素，待人和善，深受人们尊敬。”

“李达参谋长很快同我谈了话。李达是参加宁都暴动的老将军。他治军很严，很注重军容风纪，主张剃光头。在一次新年团拜会上，司政机关列队接受检阅。李参谋长发出口令：立正，向后转，脱帽！这使我感到突然，没想到他来一手。他走过队列巡视，发现朱光蓄了发。突然冒出一句：鬼！什么羊头狗头。“鬼”是他爱用的一句口头禅。”

“在师部东进冀南的行军中，我认识了政治部主任宋任穷。这位红军中著名的将领，在军旅生活中，接近群众，摆‘龙门阵’，思想活跃。东进后，宋任穷留在冀南地区组织军政工作，任冀南区党委书记、军区政委。行政公署主任是杨秀峰。他们坚持了艰苦的平原游击战争，创建了根据地。”

刘帅在《我们在太行山上》文章第一部分提到的“1938年12月以后，一一五师东进，在冀鲁豫地区有利打击了敌人”的主力部队，是从黎城出发的。

个人管见，毛泽东致彭德怀这一电报内容，集中说明白了在抗战之初八路军还最弱小，乃至八年抗战相当长时间，太行山上和太行山麓周边地区的辽县、黎城、武乡、涉县、冀西、冀南、豫北、太岳直至冀鲁豫根据地等地域区域之间，形成了八路军在敌后和敌后的敌后“以太行山为中心”的抗战布局支点关系。即：辽县、黎城、武乡、涉县、潞城、平顺、壶关、林县等“与天同高”的上党地域整体或部分区域合成了“以太行山为中心”的核心圈支点根据地。

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笔者在山西省临汾市浮山县上山下乡插队多年的黄花岭葛村和响水河，亦是从“以太行山为中心”的核心圈支点根据地黎城北社村、南委泉村等地，“分兵”“做眼”向西同蒲线南段“敌之翼侧”进兵，“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发展出来的太岳军区陈赓司令员麾军纵横地域。

解放战争初期，就在笔者和知识青年们同心协力盖起来的响水河边多孔窑洞东南侧，即是1946年9月陈赓、周希汉司令员率部歼灭国民党主力“天下第一旅”，狙击中央军二十七旅的阵地。看到这张太岳根据地形势图，心里还是很激动的。因为这张形势图标出的响水河就是我最后的插队之地。我们那里有一句话农谚说“塔儿山戴帽，大雨要到”，就是图中标出的塔儿山。我们种庄稼时经常要看塔儿山带没带帽。

关于个人管见的这一研究论点，我们可以从太行山上各个时期、各个总部、师部与根据地范围的地形地貌以及位置图得出大体相应的结论。

从上图我们可以看出来，经1937年11月石拐会议转折拐点，一二九师师部和八路军前方总部同期或者先后分期进驻辽县西河头村和武乡砖壁村等地，全面展开“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的工作。

八年抗日战争期间，几经风雨，几渡危局，尽管总部和师部在辽县、武乡、涉县等地的具体地理位置经过多次转移变迁，却始终就像一棵大树的伞形树冠一样，罩在黎城南北走向、东西两侧大山之间狭长的“山谷树干”之上，从来都未有变化过。

而下桂花村、乔家庄村、霞庄村、南委泉村、任村等，及其周边地域许许多多太行山崇山峻岭和山中小盆地，就像这棵大树的中央主干的底部和根系，在抗战八年中始终支撑着总部和师部这团庞大树冠，郁郁葱葱、蓬蓬勃勃的生长，成为太行山上八路军军民一体核心区支点根据地的生命力象征。

上图形象化的给我们解读了什么叫“战略上有有力部队处于敌之翼侧”！

毫无疑问，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八路军前方总部和一二九师师部历来的具体位置，都距离日伪军很近很近。“敌之翼侧”就是距离鬼子最接近的位置。总部和师部所长期驻扎位置的辽县、武乡、涉县都是距离日寇、伪军最接近的战略和战地位置。

在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时期，对国民党友军公开的八路军总部、边区政府、一二九师师部，明面上都是摆在距离日军重兵最近“之翼侧”的，而活动在太北、太南、太岳、冀西、冀南、冀鲁豫敌人后方腹地的外线八路军主力部队，都是在全力进行敌后“战略反包围”，在“敌之翼侧”排兵布阵以保卫“以太行山为中心”总部、师部、和核心圈支点根据地。

八路军前方总部和一二九师师部的具体位置，本身就是“战略上有有力部队处于敌之翼侧”的典型存在和象征。

在八路军最弱小的头三年直至完整的八年抗战，在这块核心圈支点根据地区域内，有全民皆兵的被发动起来的抗日老百姓，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走出了一条发动群众、自力更生、经济自给、独立发展的农村改革先行道路。

以八路军前敌总部和一二九师牵头的敌后，乃至敌后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就是这样不停的发展，像多元一体的孵化器，“分兵”“做眼”，孵化出了越来越多越大的根据地和胜利。

以黎城为例，黎城虽小、却五脏俱全。工农兵学商，金融、军工样样齐全，样样保密，还样样都发展到了解放后的全国范围。

让人非常欣慰的是，在这一块狭小的长城峰岭山水盆地地域，留下了许多可资证明的抗战历史精神文化遗址。如，闻名遐迩的黎城抗战第一次规模浩大的群众集会—下桂花“抗战一周年纪念大会”（1938年7月7日）；一二九师第一次整军—“黎城整军”（1939年3月在乔家庄召开整军动员会）；八路军最大的兵工厂—黄崖洞兵工厂（1939年9月）；中国人民银行前身之一的冀南银行（1939年10月）；华北根据地“走向统一”起点—“黎城会议”（1940年4月黎城北社北方局高干会），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坚持敌后抗战三周年纪念塔”（建于1940年9月18日）；太行山敌后抗日根据地唯一的飞机场—黎城长宁机场（1944年9月）；太行区首届群英大会—南委泉群英会（1944年11月21日）……

以太行山为中心的核心圈支点根据地，成为周边地域多次战役战斗的大后方。拥有倾尽全力保护各个总部首长、战士们的人民群众，几乎全套的为主力部队服务的敌后补给救济基地和救治伤病员的野战中心医院……

面对各个反扫荡的危机时刻，核心圈支点根据地也成为了各总部机关高度安全的反清乡围剿的最终胜利突围之地。即便日本鬼子会突击闯进核心圈支点根据地地域，也一定会被根据地军民团结一体化的战斗一点一点的消耗掉，一步步地消化了……

“以太行山为中心”的核心圈支点根据地与“有有力部队处于敌之翼侧”，这两个观念不存在孰高孰低、孰轻孰重的比较。且在相当程度上都是全局性或者区域性相辅相成的后方与前线的关系，亦是前线与后方相互转化的辩证关系。

这是“敌后”与“敌后的敌后”关系的辨证使然。

我们应当把“敌之翼侧”视作最接近敌人、最接敌近敌的“灯下黑”位置，也就是最危险的前敌位置；太行山上总部和师部所在位置都是不容置疑的前敌位置，都是最危险的位置。我们可以把“以太行山为中心”“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的敌后的核心圈支点根据地，看做是刘帅所讲述的与太行山支点相对应的后方核心圈根据地，也是相对安稳的位置。

抗日战争期间，在反反复复的拉距、扫荡、突袭、反击等复杂斗争中，所谓“危险”与“安稳”的环境在实践中也是相互辩证变化的。身处核心圈支点根据地中心位置的黄崖洞保卫战和身处核心圈支点根据地“敌之翼侧”位置的1942年5月25日八路军总部突围，都无可辩驳的证明了这种“危险”与“安稳”的相互突变辩证关系。

没有核心圈支点作用就谈不上“敌之翼侧”，没有“敌之翼侧”也不存在核心圈支点作用。两者并存互助。

无论是核心圈支点根据地，还是处于“敌之翼侧”的战略活动区的主要任务，都是为了“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各个大大小小不同的根据地，也有各个根据地的核心圈支点根据地，同时又受益于并支撑着“以太行山为中心”的核心圈支点根据地。

我们应该从心里感恩敬佩，并且在研究过程中要深刻理解：即便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奶娘、民兵、村民，也是为抗日做出自己的贡献的。

有句老话说的好，手心手背都是肉。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

在无产阶级革命队伍中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同心同德才是真道理。

我们心里应当实事求是的有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追求当英雄，大贡献。

这一无论是核心圈支点根据地，还是处于“敌之翼侧”，“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的战略活动基地范围有多大呢？这就是刘帅《我们在太行山上》一文所指出的“从1937年冬到1940年，以太行山为中心的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几块抗日根据地都迅速地创建和发展起来。东至津浦路，西至同浦路，北至沧石路、正太路，南至黄河、陇海路的广大地区，成为敌后重要的抗战基地之一。这是坚决执行了党中央毛主席放手发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指示的结果。”

四、“分兵”“做眼”“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

抗日战争初期，党中央毛主席要求我党我军全体军民必须执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重要战略决策的形成，应当与陕甘宁边区根据地的成功经验以及毛主席针对抗日战争统一战线的一系列谈话和论著中所谈到的“分兵”“做眼”思想理论有紧密逻辑、实践关系。

中国革命多次吃过没有根据地后方支持给养的大亏和小亏。

红军之所以要进行长征，就是吃了丢失井冈山根据地的大亏。

对中国革命和抗战胜利影响最大、时间最长的是当时唯一幸存的陕甘宁边区根据地。在它的形成过程中，最初也在根据地的建设和作用等方面，有过惨痛的争论和教训。

刘志丹、谢子长、高岗、习仲勋坚持在陕甘边区建立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的做法，自始至终都与陕西省委左倾机会主义领导人发展“关中平原根据地”的主张相斗争。陕西省委左倾机会主义领导人的做法，也成为根据地建设的最大障碍和矛盾，几乎导致陕甘革命队伍全军覆灭。

“两当兵变”开创西北红色革命新局面之后，陕西革命的领导人实事求是地深刻总结经验教训，加深了对革命根据地生死存亡、革命事业长远发展的思考。

在复杂的革命实践中，将党的武装割据理论、群众路线与当地实际结合起来开展工作，他们的领导能力、关键时刻的辨识决断能力等得到了决定性提升。

当受到陕西省委左倾机会主义领导人干扰的紧急关头，在习仲勋等同志的主持下，陈家坡会议于1933年8月14日召开，决定成立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确立了不打大仗打小仗、积小胜为大胜、集中主力、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开展深入的群众工作的战略方针。陕甘边革命基地出现了“狡兔三窟”式战略布局。

毛泽东到陕北后曾说，刘志丹用“狡兔三窟”的办法，创出局面，这很高明。后来就是经南梁中心地发展出来的陕甘边根据地，成为中共中央和各路北上抗日红军长征后的落脚点和八路军三大主力奔赴抗战前线、敌人后方的出发地。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又将这种“狡兔三窟”的办法，形象的推广为“分兵”“做眼”。

习仲勋说，这是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灵活运用和成功实践。

抗战初期，身处敌后的太行山核心圈抗日根据地的总体支点地位和作用，与陕甘根据地的南梁有相似之处。正是在天时地利人和地在敌后抗战第一线，应用毛泽东的战略决策“分兵”和“做眼”之处。而且一直延续到解放战争时相当一段时间。

这在《我们在太行山上》一文中有明确阐述。

“分兵”是为了“做眼”，“做眼”完成了“以太行山为中心”“分兵”“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的任务。

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召开洛川会议。毛主席在会上做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的报告并多次发言，他指出：现在的弱点与今后的任务，使成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我们的方针最基本的是持久战，不是速决战，持久战的结果是中国胜利。”

在全面抗战、持久战的认识基础上，毛主席进一步提出创造抗日根据地的主张。他说，红军的基本任务是：创造根据地；钳制和相机消灭敌人；配合友军作战；保存和扩大红军；争取民族革命战争领导权。为此，红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包括在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和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毛主席提出“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

为了让指战员明白这个战略方针，毛主席分析了主客观实际情况，并打比方说：“红军开展游击战争和创建根据地好比围棋中的做‘眼’，我们已采取‘山雀满天飞’的办法，撒出了大批干部，到华北敌后组织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我们的主力部队到华北，要像下围棋一样做几个‘眼’，‘眼’要做得活，做得好，以便和敌人长期作战。”

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一书中提到“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目的不是别的，就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

我们作为现代民间的研究者，研究的基础和认识难免片面或主观。但是毛泽东主席和刘伯承师长他们那一代伟人，既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又深入其境，渊博的知识和实践使他们看问题既符合实际，又相当深刻，有的观念是我们一时半会儿都难以理解的。需要我们深入、深入、再深入。

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中也谈到了“围棋”“吃子”和“做眼”。是在《论持久战》第54节针对“包围和反包围”问题提出这一系统概念的。

毛主席在分析国内华北战场敌我“敌之战略进攻和外线作战”的第一种总体与局部的包围和反包围不同态势后说：“再从敌后游击战争的根据地看来，每一孤立的根据地都处于敌之四面或三面包围中，前者例如五台山，后者例如晋西北。这是敌对于我之第二种包围。但若将各个游击根据地联系起来看，并将各个游击根据地和正规军的阵地也联系起来看，我又把许多敌人都包围起来，例如在山西，我已三面包围了同蒲路（路之东西两侧及南端），四面包围了太原城；河北、山东等省也有许多这样的包围。这又是我对于敌之第二种反包围”。紧接着毛主席做出了一个很重要的系统性实践论断：“敌我各有加于对方的两种包围，大体上好似下围棋一样，敌对于我我对于敌之战役和战斗的作战，好似吃子，敌的据点（例如太原）和我之游击根据地（例如五台山），好似做眼。如果把世界性的围棋也算在内，那就还有第三种敌我包围，这就是侵略阵线与和平阵线的关系。”

就是因为有如此第三种包围之说，我们才会说，太行军区的安阳战役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成立联合国，都是有很大帮助的。李达司令员，李雪峰政委指挥太行军区打的安阳战役，是坚决执行了中央的国际战略决策的。这在《一张折射出国际正义胜利的抗战老照片》美篇文章中有所论述。

我们熟知的围棋有“眼位”一说。“眼位”是围棋术语，指把棋子围成能够“做眼”的位置。围棋“眼（气说）”也有真眼、假眼，两只以上的真眼是活棋，单只的假眼是死棋。“眼位”通常可以理解为两只以上多只以上的真眼布局。

据此理解，无论是下围棋，还是应用于抗日战争包围与反包围的疆场，“眼位”一说应该是具有全局区域性质的，而不是局部的“一只眼”死棋。

抗战中的“眼位”实践，与“狡兔三窟”、支点、核心圈、基地有异曲同工之妙。

为什么笔者要提出这样的认识，因为有的同志和文章说到刘帅曾经有具体“眼位”一说，但在笔者的研究中，一直没有找到毛主席关于“眼位”一说的确凿历史文献出处。但是查到了王新亭将军的相关回忆。

王新亭将军在八路军一二九师“誓师出征”抗战回忆中谈到：“以太原失陷为主要标志，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毛泽东主席在《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一文中曾经指出‘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毛泽东主席对我八路军在山西的活动，还作了具体部署”。

部署之一即：“日寇不久即将转移主力向着山西内地各县之要点进攻。如昔阳、和顺、辽县、晋城等”。

石拐会议后，“刘伯承师长率师部移驻辽县，各部队按照指定区域派出先遣队或工作团分赴各地发动群众”。

可见刘伯承师长率领一二九师师部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首发进驻辽县，就是冲着接敌近敌而去的。

王新亭说到：“师领导决定由师政治部副主任宋任穷同志、宣传部长刘志坚同志和我，率领工作团，分别赴沁县、长治、晋城、高平、武乡、襄垣、平顺、壶关、沁源、安泽、屯留等地区，开展群众工作。出发前，刘师长向我们再三嘱咐：‘晋东南是毛主席选定的下棋的‘眼位’，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眼’做起来’。”

显然，王将军回忆的刘帅“眼位”一说，不是指局部、单体区域，而是带有当时全局总体区域性质的，指的是晋东南全域范围，这个提法符合围棋基本知识。另一点，王将军回忆的刘帅再三嘱咐的落点之处仍然是“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眼’做起来”。归结起来，其最终目的还是“做眼”，而且一定是做真眼、下活棋。只有把“眼”做活了，晋东南根据地才能活起来。

毛泽东所说的“做眼”，本身就有“当我敌后根据地‘眼’与‘眼’相连时，更是从外线把敌人多方面包围起来”的直接表述语句。这就证实毛主席说的“做眼”，并不应单指某个局部地区，而应该指向凡是有优势条件“做眼”“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的多个可发展地区。

所以，我们在研究中要本着治学严谨出发，多重探讨反复斟酌。我们的许多结论一定要避免“最伟大”，而只能是“伟大之一”。

刘伯承元帅在《我们在太行山上》一文中所讲到的“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本身就饱含着“分兵”与“做眼”，遍地“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以及消灭敌人的辩证关系。

刘帅在文章中，不仅讲到了从各团、各营、各连建制中，派出小部队，以及干部、人员，分散到太行山区的各地发动群众，迅速建立起“以太行山为中心”的核心圈支点根据地。

而且还讲到了一二九师与一一五师及时分兵，从核心圈支点根据地出发，东进冀南。更进一步讲到了一一五师主力部队，不仅仅参加了创建了山东多地域根据地。

抗战实践中，一一五师主力部队（第二纵队等）还从“以太行山为中心”的核心圈支点根据地出发，其中一部分还逐步扩大，加入了新四军抗战根据地的建设。

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六八八团刘震、吴信泉等八路军将领，都经过多次分兵，加入了新四军序列。

“分兵”不仅包括战斗部队的分兵。也包括非战斗部队建制性转移，重要军事干部的交通。

如，原七级部政治部主任马云涛，就是从延安陕北公学走来。于1939年1月转战山西太行山抗大一分校学习并留校工作，先期走的都是太行山核心圈支点根据地。他们曾经冒着敌机的轰炸，翻越90里大雪封山的绵山（介子庙），之后南下华中加入新四军华东军政大学政治部序列。一路上经过六省二十三县，通过铁路、公路封锁线六条，护送部队打了四仗，行程1500里，历时71天。

再如，笔者大学同学刘国欢的父亲刘飞将军，是一位很有传奇色彩的新四军将领。刘飞初入红军就与许世友切磋过一番武术，最后竟然赢了许世友。抗战时期，他养伤在阳澄湖后方医院，重伤之下还领导40多名伤病员坚持斗争，是沪剧《芦荡火种》、京剧《沙家浜》指导员郭建光的原型人物。新中国成立初期，朱德曾经在安徽见到了没有眉毛的刘飞司令员，听到省委书记的解释后，朱德哈哈笑道：“真是了不起啊，我在安徽见到了一个读书把眉毛烧掉的司令。”这位传奇将军1938年春从延安抗大奉调到新四军工作，应该就是途径太行山核心圈支点根据地地域才上任的。

刘帅亲身回忆始终没有离开“以太行山为中心”的核心圈支点根据地，一直围绕“以太行山为中心”的核心圈支点。并以此展开，形成了多个“分兵”与“做眼”的人民战争环境。

刘伯承师长运用任务、敌情、我情、地形和时间“五行之术”，审时度势，“运用之妙”，亲自指挥一二九师，在重大抗战历史战略战术必然规律举措的实践中，具体情况具体对待，实事求是的“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以及敌进我进、消灭敌人，在抗战第一线敌后战场，狡兔三窟，创新应用了党中央毛主席制定的战略决策和方针。

第一二九师与太行军区领导在新年团拜会上。左起：刘伯承，邓小平，蔡树藩，李达，王树声。

抗日战争初期，有关“分兵”和“做眼”论述以及实践，是有严格历史史料依据的。

1938年5月毛泽东会见美国武官卡尔逊和发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文章时，毛泽东反复说：

“八路军、新四军向敌后进军，与日军的攻势形成了包围与反包围的关系，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犬牙交错的状况，就好像是下围棋。”“由于我们有许多的敌后根据地‘做眼’，就使我们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处于外线作战。尤其是当我敌后根据地‘眼’与‘眼’相连时，更是从外线把敌人多方面包围起来……”。

这样的战略构想，就会形成更多的“分兵”于“敌之翼侧”，更多的“敌之翼侧”就产生和保护了更多的“分散做群众工作”的“敌后的敌后”“做眼”根据地，并一一做大做强。

下围棋是中国古人的传统智慧结晶。下围棋的时候，有没有“眼”？能不能把“眼”做活？对于整盘棋局还是局部棋局都是生死之战。

用“做眼”来形象化形容中华民族对日寇之战的决胜方略，是两军持久战争战场大战略布局的大智慧。

《我们在太行山上》一文中明确强调指出的冀西、冀南、太岳和冀鲁豫根据地等都是很突出的“做眼”范例。

八路军前指总部迅速执行毛主席的决策，三个师分别从延安的中央核心根据地分兵出发，紧密依托山西的管涔、五台、太行、吕梁山脉，在中国长城峰岭山水区域山西的四个边角，自北向南推进，分别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形成各个战略支点和基地，完成中共和八路军全面抗日的总体战略布局。

随后，一二九师和一一五师又向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分兵做眼大举推进，将由以山西太行山支点为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发展到整个华北、华东平原地区。新四军则迅速分兵挺进苏南、皖南、皖中、豫东，展开于大江南北地区。

甚至东三省、闽粤、海南岛都展开了敌后的敌后游击战争。

其中，1937年10月，八路军一二九师向太行山区挺进；11月开始创立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同时以核心圈根据地为支点向冀西、豫北的边界和冀南分兵发展。1938年4月成立晋冀豫军区，后又相继开辟冀南、冀鲁豫抗日根据地，1940年8月建立了“冀太联办”（1941年7月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前身）。

后来的晋冀鲁豫边区发展到东起津浦路，西至同蒲路，北起正太路、德石路，南至黄河的绝大部分地区。

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逐步拉开帷幕，敌进我进，敌后和敌后的敌后战场和基地逐渐形成，并迅速上升为全国抗战的主要战场。敌后战场的每一块抗日根据地又都处于敌之几面的包围中，而各个根据地之间又相互联系，对日军又构成了战略反包围。

毛泽东还是用下围棋形象地比喻：“敌对于我、我对于敌之战役和战斗的作战好似吃子，敌之据点和我之游击根据地则好似做眼”。这样，“做眼”与“吃子”的斗争就以日军对抗日根据地的“扫荡”和抗日军民的反“扫荡”的形式反复激烈地进行。

太行山核心圈支点根据地以及上党地区敌后的抗战形式与毛主席所论完全一样，经历了艰苦反复的斗争过程。

抗战初期，这种不急于“吃子”，而是积极主动地在日军占领地区游击“做眼”。随着战局的不断发展，曾经不可一世的日军就不得不龟缩在大中城市和交通线上，被大大小小、村村县县的无数山川平原、明明暗暗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反包围。

这些看起来很不起眼的人民群众的游击战术，作为典型形式就成功显示了敌后游击战的巨大活力，很快就“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形成了人民战争汹涌澎湃的“做眼”与“吃子”的宏大棋盘。

毛泽东所说的“做眼”“当我敌后根据地‘眼’与‘眼’相连时，更是从外线把敌人多方面包围起来”的部分重要过程，是由当时位于上党太行山上一带核心圈支点根据地的八路军不断的进行分兵而牵动发展的。其作用一直延续、发展、壮大到解放战争时期，也就是人们常说的30万刘邓大军下太行。

其核心战略布局的全面纵深防御的红色基因奥妙，甚至延续至抗美援朝时期乃至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如，罗荣桓、徐海东、黄克诚、陈赓、宋任穷等开辟冀南、冀鲁豫、太岳根据地的分兵动作；如刘震、高农斧从六八八团转任独立团之后又转入新四军的分兵动作；如王近山率十六团驰援延安、保卫延安（这已经是组建太岳军区十六团后再次分兵的结果），再转入解放新疆的分兵动作；如张镰斧刚参军时的六八八团老红军连队十二连几次分兵至延安教导旅，再分兵一野第六军，最终进入新疆边防的现代动作；如抗战刚刚结束，党中央从延安用美军军机急送20位我军高级指挥员飞抵黎城长宁机场，一方面参战部队迅速集结黎城，打响解放战争第一仗上党战役，另一方面，河北、山东、苏皖等各敌后根据地的部队迅即大规模急进东北地区，最终发展成为第四野战军的动作；抗美援朝时期长达一年的金城防御坑道作战乃至上甘岭战役的坑道战术动作支撑效应；中国航天科学事业的“老母鸡下蛋”布局和大三线备战建设等等。这一切都是延续了“分兵”“做眼”的红色战略基因奥妙，这些都在《天路开基人》一书中有翔实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