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减租总结
土地问题，是民主革命的根本问题。减租减息，是根据地建设中不可逾越的一环。有些干部对这个问题认识不清楚，因而他们不去认真发动群众。他们或者是骂群众落后，说：“你的事你还不管，我也管球不着。”或者是越俎代疱，代替包办。若愚同志除了参与区党委的重大问题的决策和整风运动、党务工作、干部工作之外，还着重抓了全区的减租运动。因为整顿作风、发展组织，考核干部离不开减租运动。减租运动是全党的中心工作之一，它关系着革命的兴衰成败。一九四二年以来的减租运动，有成功也有失败，有经验也有教训，有“左”的错误也有右的错误，一九四四年区党委狠抓了全区的减租运动，在一九四二年减租的基础上，有了很大的发展。若愚同志在一九四五年六月所做的《四四年冬季以来减租运动总结》中，不仅对太行区一九四二年以来的减租运动做了一个科学的全面的总结，而且从干部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提出了很多宝贵的见解。
什么是群众路线？他说：概括地讲，有两件事是基本的必不可少的，一是掌握群众的思想觉悟，二是掌握积极分子。当群众还没有认识到减租是必要的和正当的时候，便不会积极行动起来，减租必然是“恩赐”的。反之，如果群众觉悟起来，要求减租的时候，我们的减租号召才是真正代表了群众的呼声。所以实行减租，要掌握群众的觉悟程度。群众的觉悟程度总是不会齐的，永远有积极、中间与落后之分，我们只有掌握了积极分子，才能使领导有所依托，才能通过积极分子，团结中间的，提高落后的，所以只有既掌握了群众思想，又掌握了积极分子，才能掌握运动，进退自如，才算是坚持了群众路线。自上而下的“恩赐”和自生自灭的自流主义，都不是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
该不该减租？这个问题在许多地方都有争论。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是一个唤起群众觉悟的过程。他说：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封建统治，不但有其经济基础，而且有其上层建筑。思想、道德、习惯的因袭，使很多农民认为向地主交租是应该的，他们说：“地是人家地主的，人家不租给地，咱怎么能活呢？”即使愿意减租，也是想占些便宜，并不认为应该减租。所以减租以后，他们也以为是发了外财，心理总像是做了亏心事，好像偷了人。所以对农民进行教育，首先要解决“谁靠谁活”的问题，才能解决“该不该交租”的问题。很多农民只知地主富，农民穷这种现象，一个农民在一九四三年新年时，写了一副对联，上联写：“人过新年二上八下”（吃包饺子），下联写“我去年旧岁一里九外”（吃窝头）。为了解决这一向题在减租运动把农民组织在冬学、夜校里，学文化，学政治，引导农民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来反省“穷人是怎样穷的，富人是怎样富的”，“地主是怎样压迫穷人的等问题。”通过“访痛苦”、“倒肚子”，“诉痛苦”找到了“穷根子”，“该不该交租”的问题就自然解决了，结论自然是“不该交租”。
既然“不该交租”，为什么政府又要叫交一部分租呢？他说：当群众真正了解了该不该交租的问题之后，又要及时引导群众认识到：本来不该交租，但是因为要抗战，地主投靠了敌人对抗战不利，所以交一些租，来争取地主和我们一道抗日。这是一种让步，但这种让步，对抗战、对大家都有好处。群众懂得了这些以后，就会挺起腰杆理直气壮地起来减租。这种说理斗争，一定能把地主说倒，说倒比打倒强。
减租运动要反对形式主义。农民用“找穷根”、“诉痛苦”、“倒肚子”的办法，收效很大，效果很好。但也有少数地方走形式主义。针对这种情况，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有人认为开会哭了才好，不哭不算成功，所以有的干部每逢群众开会，就自己带头哭起来；有的怕哭不出来，开会时就心里想着他父亲死时的情景，虽然哭了，却因为他没有诉出“痛苦”，使群众都不知道他在哭什么。减租运动中必须反对这种脱离减租的具体目的和内容的形式主义。”
解决干群矛盾。在减租运动中，有些农村干部利用特权，多分斗争果实，引起了群众不满。赖若愚同志说：今年的减租运动中，群众普遍提出了干部问题，这是一个好现象，说明群众要求民主的。但是也正是因为在这一上容易出毛病，所以我们处理一定要慎重，要适当。干群关系确实存在不少问题，主要是由于干部的作风不好，只知道下行政命令，缺乏民主精神，对群众态度不好，其至有些贪污腐化的行为。但另一方面，也必须认识到，我们的干部基本上是好的，真正的坏分子是很少的。他们大部分是在群众中生长起来的，给群众办过事，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只要改悔，群众依然是爱护他们的。我们的方针应该是改造干部作风，密切干群关系。通过充分发扬民主精神和干部的自我批评精神，分清新旧社会干部的本质区别，通过重新民主选举干部，结合支部进行整风等步骤，就可以使问题得到妥善解决，使干部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人民的勤务员的思想。赖若愚同志对一位群众有意见的干部说：要经得起群众的批评，要有勇气来正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群众不讲出来不等于没有意见，能把意见提出来是好的，就应该欢迎。要让群众尽量发表意见，那怕是发牢骚也可以，接受了意见，改正了缺点，群众会更加爱护你，你会更加有威信。这样，干群关系就会更加密切起来。
十一、新的预见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消息传来，整个太行山沸腾了。赖若愚向志在太行山上坚持了八年抗战，和广大军民经过千辛万苦，克服了千难万阻，终于迎来了胜利的这一天。赖若愚同志在庆祝的同时对同志们说：“你们说此时此刻蒋介石怎么想？阎锡山怎想？他们能不能和广大人民想到一起？我看很难，因为蒋介石很快要下山（峨嵋山），阎锡山也很快要下坡（克难坡），日本人也不会马上放下武器。太平日子是会到来的，但是不会马上到来，眼下还是战争，请大家在晚上睡觉的时候，一不要撤岗哨，二不要脱鞋袜，千万要提高警惕。”他总是看今天，想明天。这可能就是所谓“先天下之忧而忧”吧。
阎锡山的心思果然被赖若愚同志猜中了，就在八月十五日全国人民欢欣鼓舞庆祝抗战胜利的同一天，阎锡山命令他的第十九军军长史泽波，由汾东的东张出发，率领三个师和伪军的两个纵队，共计一万六千多人，向太行山根据地气势汹汹地杀来。八月二十一日阎匪侵人长子，二十三日侵人长治、屯留，二十五日又侵入壶关、潞城、襄垣。与此同时，阎锡山九月二十二日又派第七集团军副司令彭毓斌率六个师和伪军两个师，共计二万多人，向我晋东南根据地进犯。九月间，胡宗南、孙连仲勾结日军和伪军孙殿英、庞炳勋等共计二十万人，由豫北郑洛一带，沿平汉、道清两线大举进攻我冀南、太行解放区。这样，蒋阎日伪合流，如狼似虎地四面扑来。
太行根据地的党政军民，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为配合毛主席在重庆的谈判，在太岳、冀南军民的配合下，于九月十日至十月十二日，在上党地区，发起了著名的上党战役，历时一个月，共歼灭蒋阎匪军十三个师，计三万五千名人。彭毓斌被击毙，史泽波被活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有力地促进了《双十协定》的签订。
但是美蒋反动派继续玩弄两面派手法，一方面大搞和谈阴谋，另一方面调兵遣将，向华北、东北和各解放区运送军队。同时蒋介石对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民主运动行疯狂的镇压，国内阶级矛盾空前激化。由于我们的力量暂时还不足以制止国民党发动内战，因而国内战争的发势在必行。为了准备战争，党中央于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发出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将我党在抗战时期实行的租减息政策，改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指示说：“各地党委必须明确认识到解决解放区的土地问题是我党目前最基本的历史任务，是目前一切工作的中心环节。”从六月二十六日起，蒋介石公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大举围攻我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终爆发了。中国面临着两个命运、两个前途的大决战。
民族战争刚刚结束，国内战争又大规模爆发，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前方打仗，后方土改，这就是当时中心工作，动员组织广大党员、干部带头参军，积极发展壮大正规军和地方武装；组织领导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大党员学习“五四”指示，清除党内的地富思想，同时，培训土改干部，举办典型试验，研究土改问题。工作虽然十分紧张，十分繁重，但对他来说，却是在预料之中的。
一九四六年七月一日，太行区党政军各机关一千余人举行集会，隆重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五周年，赖若愚同志在会上讲了话，号召党政军民紧急动员起来，迎接战争，为实现和平、民主、团结而奋斗。
一九四六年九月十二日，区党委发出关于冬季工作的指示，为了更好地贯彻这一指示，赖若愚同志在《战斗》第一百期上以《几个问题》为题，对指示的有关问题作了解释。文章讲了四个问题：
一是老区查减问题。太行老区，经过一九四二年以来的减租减息运动，地主经济已大大地削弱了。据统计，在一九四二年以前，地主户占总户数的3.25%，一九四四年占2.22%，四五年的统计则只占1.98%。地主所占土地的面积，一九四二年以前占总面积的24.64%，一九四二年以后为9.7%，一九四四年查减以前为6.37%，查减以后为4.22%。地主现在占有的土地不足原有土地的17%。这一统计数字可以代表一般老区的情况。而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老区是不应以查减为中心的，而应该以生产为中心。他用具体的统计数字论证了老区中心工作的确定。他还强调老区干部和群众中酝酿着几种不正确的思想：一种是土地超过平均数以上的一部分中农群众，准备“献田”，而有些贫苦群众准备分地；另一种是准备斗争干部，群众斗干部，干部斗群众，区干部斗村干部；三是消灭任何形式的租佃关系，斗到并不是地主的干属、军属、孤儿寡妇等缺乏劳力的租佃关系。这几种思想倾向都是危险的，必须注意纠正。
二是关于当前生产运动的总结。指出生产运动的中心任务应解决三个问题：一、组织政策及领导方法。二、农业副业相结合，重视发展工业。三、要提高技术，深耕细作。三者如能完全得到解决，互相结合，则生产运动一定可以大大提高。组织起来的目的和收获必须是财富的增加。
三是新区分配斗争果实的问题。把地主打倒之后，大家的视线都集中到果实上边，究竟谁来分？分给谁？谁该多分谁该少分？需要十分慎重。干部和积极分子最易居功自傲，攫取分配的特权，甚至采取一些不正当的手段。因此，在分配果实之前必须召开干部、积极分子会，开支部会，深入动员，甚至开农会小组会反复讨论，特别是要说服干部和积极分子，要他们采取公正的态度，态度公正才有发言权，才能克服一切的困难，这是一切问题的关键。果实怎样分配？土地只应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包括抗属、荣退军人，而且要更多的关心他们，这对动员参军、巩固部队都有重大意义。杂物则可分配的面宽一些， 甚至富裕中农也可以分一点。他强调说：分配果实是发动群众深入运动的关键，不注意这点，就会使革命险混乱，地主反攻，造成工作一蹶不振。
四是解放城市的作风问题。他说：抗战以来，长达八年的战争，使我们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反攻以来，我们解放了一些小城市。但进城之后，一开始总觉得城市的一套很不顺眼，“都像汉奸”，这种想法固然不对，可是时间渐渐久了，反而感到自己不顺眼，甚至有点自惭形秽，这就更不对头。现在，咱们的几个城市里有些干部把自己独特的革命风格丢掉了，学了一套城市的浮夸作风，奢侈、浪费、铺张、摆架子······甚至在健全的牙上包一层金。应该直率的指出，这是一种投降主义－－思想作风上的投降主义，发展下去将会产生严重危险。应该树立我们的一套革命的作风：革命的就是时髦的，穿草鞋穿粗布可以是时髦，当官儿的深入民间可以是时髦，打官司不要钱是时髦，模范作风实际也是时髦······.我们的同志要警惕，不要自己掉在污泥中还不自觉。我们进城的时间还不久，问题也还不大，但为了防微杜渐，就必须当做一个问题提出来。赖若愚同志就是这样善于预见，善于从问题的萌芽中发现其后果的严重性。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日至二十一日，太行区第二届群英会在长治莲花池隆重举行。这次群英会，出席的英雄、模范、能手、代表共四百三十人。参加大会的还有太岳、冀南参观团，连同本市及长治县的群众，达三万人。边区政府主席杨秀峰，太行行署主任李一清，太行军区副政委王维纲，中共太行区党委李雪峰、赖若愚、冷楚，太行区武委会主任杨殿魁等出席了大会。赖若愚同志在大会上作了《关于翻身运动》的报告。他又在闭幕会上作了总结讲话。总结中讲了四个问题：一是关于翻身运动，二是关于参战参军杀敌运动，三是关于大生产运动，四是关于英雄、干部与群众。报告全面总结了自一九四四年南委员泉第一次群英大会以来各方面的经验。他说：第一次群英会，对于对日反攻起了很大作用，这次二届大会，对于对蒋反攻将会有更大的作用。
一九四七年七月，为执行党中央毛主席的伟大战略决策，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区，揭开了人民解放战争战略转变的序幕。太行区八万民工和大批干部随刘邓大军南下，由于中共太行区党委书记李雪峰同志也将随军南下开辟新区工作，中共太行区党委书记由赖若愚同志担任。
十二、冶陶会议
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于一九四七年十月二日至十二月二十六日，在武安县的冶陶村召开了为期八十五天的土地会议，这就是著名的冶陶会议。赖若愚同志率领太行区县团级以上负责干部二百七十多人组成的代表团，参加了这次会议。
冶陶会议是根据党的全国土地会议精神，为了贯彻执行《中国土地法大纲》而进行的一次整编会议。
彻底消灭封建的土地制度，实现耕者有其田，是我党领导的民主革命的战略任务，也是解放战争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这一任务的实现，要靠党的坚强领导和广大农民群众觉悟的提高。为加强党的领导就必须纯洁党的队伍，端正党的作风，提高党组织的战斗力；为了提高广大农民特别是贫农雇农的觉悟，就必须密切党与群众的联系，充分发扬民主。因此，认真检查《五四》指示以来的工作，总结经验教训，以土地改革为中心内容进行一次整风整党是非常必要的。
冶陶会议是在党中央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导下召开的，会议的召开是成功的，对解放区的土地改革是个极大的推动，对解放战争的顺利进行是一个极大的支援，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觉悟的提高和作风的改造是一个极重的步骤，对广大农民起来完成土地革命的任务是一次极大的发动，对各项工作的开展也是有力的促进。但是由于土改在各个根据地发展的不平衡，各个根据地中各个专区的发展也不平衡，老区、半老区、边沿区的发展更不平衡；同时干部对党的政策、方针学习、认识的不平衡，再加上总的趋势是反右倾，具体作法又是个个检查，人人过关，因而在某些问题上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左”的倾向。
赖若愚同在会上虽然也作了检查，但总的说来是坚持了实事求是的精神的。在许多争论激烈的问题上，他都坚持了正确的意见。
首先争论的一个问题就是老区的土地问题是解决了？还是没有解决？是差不多？还是差得多？许多同志，各主一论，互相交锋，争论不下。赖若愚同志根据一九四二年以来的减租斗争，特别是执行《五四》指示以来，农村土地情况的变化，同时根据各县、各地区党委调研室掌握的材料，在讨论的总结发言中指出：老解放区的土地问题，应当说已经基本上解决了。太行区除边沿区以外，可以分为三种地区：第一种地区：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贫雇农已经翻了身，大体上已经实现了土地法的要求；第二种地区，百分之六十以上的贫雇农已经翻了身，虽还有少数地主富农没有斗争彻底，但一般都没有大油水了，问题是由于照顾军干烈属过多，干部、党员、积极分子多得了果实；第三种地区，半数左右的贫雇农未翻过身，地富未斗彻底，干部又多得了果实。以上三类，一、三类情况都不多，第二类最多。由此看来，老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虽然还存在一些问题，还需要进一步进行工作，但是可以说差不多了，农民基本上翻了身，土地基本上回到了无地少地的贫农雇农手里了。
冶陶会议上太行区代表团争论的第二个问题是：老解放区的土地要不要打乱平分？有的同志坚持说：文件就讲的是“平分土地”，因而平分是最合理的。有的同志则不同意打乱平分，认为“平分土地”是大原则，具体到太行区行不通。赖若愚同志说：如何实现耕者有其田，我们应当看一看太行区的实际情况，听一听农村各阶级各阶层人们的议论。大多数贫农雇农得到了土地，而且耕种了几年，对他们耕种的那几块地也已经有了感情，他们怕打乱平分、再分出去，所以他们多数是不同意打乱平分的。他们说：过去分给了我们，土改了，又向我们要走，我们有意见。中农这个中间阶层，他们多少年来都在自己那块土地上劳动，土地不算太好，但也不是很差，他们怀疑平分土地就是要平分他们的地。他们说：过去说共产党要割韭菜，减租减息割了地主富农，这一回就该割他们了。即使保证给他们一份，他们也担心把他们的好地换成坏地。对一部分被误斗的富裕中农，他们手里的地已经不多，而且不算好，打乱平分他们不会吃亏，因而他们是同意打乱平分的。地主富农，除了少数开明者外，大多数已被扫地出门，现在他们把贫农雇农曾经高呼的“土地还家”的口号接过去，盼望把过去分走的土地再归回来。打乱平分对他们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因此，地主富农是拥护打乱平分的。总之，对“打乱平分”的主张，在太行老根据地，多数贫农雇农是反对的，中农是担心的，地主富农是欢迎的。我们只要听一听农村各阶级各阶层人们的议论、并且看一看农村的实际情况，就可以肯定，“打乱平分”的办法在太行区是不合适的。因此，不应该再来一次平分，而是应当调剂土地，填平补齐，抽多补少，抽肥补瘦。针对各种不同地区实际情况，采取相应的办法，达到彻底消灭封建土地制的目标，实现耕者有其田。赖若愚同志的得到了中央局的有定，后来事实证明也是正确的。
关于组织形式的问题。多数同志主张实行贫雇路线，提倡贫雇农打天下坐天下，平分土地就要成立“贫农委员会”或“贫农团”、“贫雇小组”来领导一切。赖若愚同志感到这种提法和无产阶级的领导是有差别的，但他没有正面提出反对。他从政治任务和组织形式的关系上，提了自己的主张，认为既然老区的土地问题已解决的差不多了，就没有一律成立贫农团的必要，既然老区的土改可分为三种不同地区，就应该根据三种不同地区的情况，采取不同的组织形式。他主张在第一类地区不成立“贫农团”或“贫农小组”，在第二类地区可以在农会之下组织“贫农小组”，如果人数较多，叫做“贫农团”也可以，但其作用只限于保护少数贫农的利益，不能使其有领导一切的作用；在第三类地区，半数左右的贫农雇农还未翻透身，很多地主富农未斗彻底，要按土地法大纲，进行平分土地，要组织“贫农团”，而且，在这类地区“贫农团”要领导一切。他说：我们应该从实际出发，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形式，去解决问题。赖若愚同志的主张，经过解释、说明、讨论之后，得到绝大多数同志的赞同。
冶陶会议，围绕土改和整党，涉及到的问题很多，但是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赖若愚同志都站在辩证唯物主义的高度，坚持了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组织路线，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地坚持了正确的和主张。
赖若愚同志从一九四三年春担任区党委组织部兼副书记，虽然一直参与全局性的工作，对各个时期都了党的中心工作，在许多大事中提出过不少好的建议过不少主意，起草过不少文件，发表过不少文章，但他一直处于副手地位，李雪峰同志认为他是一个能积极工作，密切配合，并且有党性、有水平、有才能的副手。作为区党委书记，第一把手，赖若愚同志在冶陶会议上，又充分显示了他的领导才能。
冶陶会议之后，赖若愚同志和太行区的其他领导同志一起，根据冶陶会议的精神，联系太行区的实际，对各地委以及各县的情况和问题，进行了认真详细的研究，制定了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一方面根据各个地区的不同情况给予具体指示，另一方面及时向中央局请示报告，使土改整编得以顺利的发展。
一九四八年一月十四日发出了区党委给各地委的指示信，明确规定在老区一律不提“彻底平分”的口号，而统一提“整党填补”运动的口号。信中强调要团结中农，在政权领导、经济利益、划分阶级等各方面，都要保证团结中农，不伤害中农。
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二日，区党委把有关区以上干部的整编情况给中央局作了第一号报告。汇报了冶陶会议以后如何研究布置对县、区级干部传达冶陶会议精神，整编党的队伍的问题。
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七日，赖若愚、陶鲁笳联名对关于整编队的问题给五地委负责同志写了信。信中强调整编队伍要从实际出发，分清情况，区别对待，要着重正面教育，坚决防止“左”的倾向。
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九日，区党委把二十八日华北局所询问的几个问题的答复，转抄给各地区。指出老区农村的土改可分三类，两头小，中间大，要注意掌握情况，要防止“左”倾，要注意团结中农。
一九四八年二月十日在各地整编会议即将结束之时，区党委发出了《关于今后土改中方针与步骤的指示》的第一号。指示的主要内容有二：第一，根据土改程度的不同，我区大体可以分为三种地区（边沿区除外）。第二，在各种不同的地区，运动进行的步骤与方法也决不能是一样的。
一九四八年二月十二日，区党委以《一九四八年综合报告第一号》的形式，向晋冀鲁豫中央局报告了自冶陶会议以后太行区的土改情况，并着重提出要在解决贫雇骨干问题、中农问题、杀人问题、工商业问题、划分阶级等问题上，使我们的政策肯定明确，不留空子，严格党纪，使之能切实防止“左”倾的发生。
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五日，区党委在《区党委关于区以上干部整编情况给中央局的总结报告》（第二号）中把整编的过程、收获和整编中的经验教训及今后土改、民主、整党的方针、政策的讨论意见向中央局作了全面报告。
一九四八年四月三十日，赖若愚署名，以区党委《一九四八年综合报告第二号》的形式，对二月下旬以后开始的整党、民主、填补运动等情况详细作了报告。
一九四八年六月二日，区党委向中央局作了第三号《一九四八年综合报告》，这是五月地委联席会议给中央局的报告。至此，太行区的土地改革、民主整党、填补纠偏、组织生产等主要问题都得到了基本解决。从冶陶会议到六月，半年时间，任务艰巨，时间短，工作紧张，而许多问题的解决是比较完满的，并且在土改，整党的基础上，逐步组织起来，走上了发展生产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