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家安将军深情回忆李达上将:李达同志教我当参谋

严家安将军深情回忆李达上将:李达同志教我当参谋本文作者严家安将军

李达同志教我当参谋

——关于李达同志的回忆片断

严家安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军开始大举进攻我华北地区。中华民族危在旦夕!由于国民党消极抗战,国民党军队由前线纷纷往后溃退。八路军奉命紧急出动抗战。我第一二九师迎着国民党车溃退的方向往山西、河北一带紧急进发。师部及直属部队挺进到了晋东南地区,师部进驻在辽县县城附近的西河头,师电话队住在靠近县城的营磐。

严家安将军深情回忆李达上将:李达同志教我当参谋

李达上将
1937年秋的一天,我们电话队正在上业务课,忽听课堂外有人喊我,说李达同志来了,正在队部等我。听到李达同志找我,我心里一惊,思忖着莫不是又要我去师部机关?我立即宣布下课。出了课堂我急忙跑到队部,一进门见李达同志正在翻阅连队花名册和军人登记表。我说:“首长来了。”接着敬了个礼。首长聚精会神地盯在花名册上,只嗯了一声。当他看到一个战士的名字时问我:“这个小鬼多大了?”“可能是18岁。”我回答。“乱弹琴,什么可能不可能的,你是这里的干部,应对每一个战士的切都了如指掌,在作战时你才好指挥他们,不能想当然。”后来听别人讲,“乱弹琴”是首长批评人的习惯用语。看完花名册后,接着又看了连队军人登记表,他一边看一边说:“这些战士多可爱啊,他们都经历了长征,经过许多次战斗的锻炼。他们是部队的骨干力量,是党的宝贵财富。要壮大我们的队伍,要扩大华北抗日根据地,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就必须很好地使用这些骨干。”我从课堂回到队部,见李达同志时一直很紧张,他这样边翻着登记表一边向我讲,我紧张的心情顿时消除了。他问我:“为什么电话队除了少数四川同志外,怎么大部分都是河南、安徽和湖北籍的战士?”“因为红七十三师大部分时间在皖西北和河南、湖北,人称‘鸡叫狗咬听三省’的大别山地区活动,因此这三省的同志比较多。我们红四方面车在西征入川后于1933年扩大红军时,红七十三师扩编为红三十一军。后来红军改编八路军时,红三十一军又缩编为三八六旅。当时只给旅部电话队留了小部分同志,大部分同志由我带到师部组建了第一二九师电话队。”李达同志的兴趣很高,他一边听还不时地嗯着。其实,他对这些情况都了解,他这样只是有意考我,他对我的回答看来还是满意的。
李达同志说:“我来之前你们老队长还在,我同他说了,要你马上去师部一科工作。通知早已告诉了你,为什么不去?我听听你不去的理由。”他这样一说,我又有一点紧张,我说:“我一直在基层,不适应机关工作。听说参谋不好当,要求又高,更主要的是我没读过书,文化低怕做不好参谋工作。”他说:“这算理由吗?什么都是学来的,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有文化的人也是他们学来的。只要肯学,不怕你做不好工作。”他这样一说,我说不出别的理由,只好不吭声了。“你要不说了,把行李收拾好跟我去师部。”他随即叫警卫员去帮我收拾行李。不一会儿,警卫员就把我的行李背来了,手里还拿着一个用纸包着的小包问是不是我的,我说:“是我的,这还是我过草地时在甘孜弄的,‘转经纸’里面包着的是两块袁大头和一块蒋介石小头,留着作纪念的。”李达说:“有这个想法和行为不错嘛。”说着站起来,领着我们往师部走去。
师部办公室是一个四合院,南面四间是作战科办公室,里面连排着三张大方桌,一个桌上放着一盏大马灯,墙壁上挂满了地图,画了不少红箭头和红杠杠、红圆圈,并插有红绿小旗。作战科办公室又称作战办公室,也是师首长办公的地方。师首长在作战科办公室办公是战争年代延续下来的传统,历来都这样。后来据说是李达同志亲自要求这样布置的,以便于首长办公研究敌我兵力部署和指挥作战。
师作战科科长是文建武同志,改编八路军前他是红四方面军红三十军的参谋长,已随徐向前副师长到平汉铁路东了。师作战科的工作哲由邓仕俊同志负责。第一天,李达同志把我叫到作战科办公室,当面向邓仕俊同志交待:“他分在作战科工作,先给他分管敌情。各单位来的电报及敌情、战斗报告、通报等先由他摘抄有关情报部分,然后综合成若干条经你们修改后报首长审阅。”李达同志对我说:“你工作时要注意别人送来的电报、敌情、战斗报告、通报等,学可他们是怎样写的。这样你在工作的同时既学习了报告的写法,又熟悉了生字。”他对邓仕俊同志说:“从现在开始你们要在工作中教他学习参谋业务,同时你们又是他的文化教员。”他说:“工作、学习要从严要求,每天摘抄敌情时要简明扼要。综合敌情时要学会分析、判断敌人的企图。做好了这些对你来说是一举两得的事:一方面能提高你的综合分析能力和业务上的技能。另一方面从摘抄敌情报告的同时学会了生字及词句的使用。”
李达同志正和我谈话,刘伯承师长来办公室批阅文件。我们都站起来向师长问好,他见我便问我是哪里来的“大汉”(意思是年龄不大,个头不小。以后师长见我便叫大汉),今年多大,哪里人,什么成份,读书没有,做过哪些工作。我都一一做了汇报。刘师长鼓励我好好学习,并且说:“成份好,经历过战斗的锻炼,没有一定的文化知识也是做不好工作的。为了工作的需要,现在就要抓紧学习。我要求你每天学会六个字,做到六会:即会写、会认、会字意、会造句、会应用、结合业务将来会写报告。”李达同志接着说:“你以后学习就照师长说的去做,分给你的工作要认真地去做好。工作随来随做,不准拖拉;当天的工作当天要做完,不准过夜。工作时一定要考虑周到,作风要严谨办事要迅速,要雷厉风行。所学的业务技能和文化知识都要记得烂熟,并要尽快应用到工作中去。如遇到紧急敌情时不仅要报告科里的负责人,还要速来报告我,要报告师首长听指示。在摘抄敌情时,如碰到不认识的字一定要随时弄清字意,不能把字抄错或理解错了。一字之差会误大事。不认识的字要立刻问别人,并即时把它学会。你刚来,明天开始工作。今天下午先把全科的人员认识一下,然后要尽快地了解和掌握部队的情况、建制以及各单位军政领导的名字等,以便做好工作。从现在起,你既要抓紧学习文化更要注意从实际的工作中学好参谋业务。”
这些天来,我一开始就照李达同志布置的具体工作和学习任务,遵照刘师长向我提的严格要求去做。我主要在邓仕俊同志的指导下进行工作和学习。由于文化水平低,我深深地感觉到学习困难,工作时摸不清头尾,思想压力大,难以开展工作。西安事变后,部队暂时不行军打仗了,开展了文化知识的学习,我也积极地参加了学习,并有了初步收获。但所学毕竟有限,跟工作的需要相差太远了。这几天我综合分析敌情时遇到了有关的一些字句怎么也写不出来。这样很严重地影响了我的工作效率,本来可以较快完成的任务,我却常常要熬到深夜一两点。这正是李达同志说的:“业务不熟练,文化水平低,办事不仅办不好还慢,你还觉得吃力!”我从这几天的工作中真正理解了首长为什么要这样严格要求我学好文化知识,正如刘师长所指示的:“没有一定的文化知识也是做不好工作的。”我因文化低,在工作中遇到的困难也就特别多。我怕因文化低而在工作中出现差错给我军带来不应有的损失。我独自思量着:在这里工作行吗?渐渐地,我又有些不安心了。虽然如此,我在工作之余还是把学习抓得紧紧的。
一天上午,我正在办公室学习,李达同志进办公室问我近来的工作、学习情况,有什么困难。我把这段时间的学习、工作情况作了简要的汇报,并把不安心在这里工作的想法向首长说了。李达同志说:“有这种想法很正常嘛,要想克服它就还得加强学习,以后你除了找邓仕俊外,江子明同志也可以帮助你,你可以向他俩学习、请教,在实际工作中锻炼学习参谋业务。”李达同志针对我的学习、工作情况又提出了新的要求。
他说:“我们整个部队都处于艰苦的战争中,过去土地革命时期的红军时代是这样,现在抗日战争八路军时代也是这样。在这样的环境和条件下我们不可能让每个参谋人员都去进行专业培训,敌人也不允许我们这样做。我们要很好地完成任务,就必须在工作实践中学好业务和文化知识,应像在战争中学会战争,在战斗中学会打仗一样。总之,恶劣的战争环境不许可,摆在我们面前在务的艰巨性和紧迫性不许可。你就只能在实际工作中不断地锻炼自己,努力提高文化知识水平和业务技能。这不只是对哪个人这样要求,司令部的每一个参谋人员和整个部队的参谋人员都必须这样做,而且全军各类干部也都是这样做的,因为这是个普遍的问题。
“现在你有学好业务和文化知识的条件,一方面你在机关,只要你能刻苦钻研还是能挤出时间来学习的。另一方面在这里有很多的同志都可以做你的老师,有什么不懂的你随时都可以向他们请教。客观条件具备了,主观就靠你自己努力了。你年轻,学得快记得牢。青年人要趁自已年轻时多学些知识,不能把时光白白浪费了。‘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可见前人对时间是多么的重视,我们共产党人就更应珍惜时光,抓紧学习、工作,持之以恒,为我们的革命事业泰献出自已毕生的力量。”
李达同志意识到我在工作中有畏难情绪,于是说:“这些天你刚开始工作,是不是觉得有些紧张?紧张一些好麻,尤其是你们年轻人要始终觉得有一种紧迫感,这样工作时才有动力,进步也就快了。不知你平时按所要求的做到了没有?现在没有对你进行测验,以后还要定期进行考试。你的工作暂不变动,还是按刚来时的分工,等你熟悉了业务,文化水平有了一定提高后,再给你增加些工作量。你在学好业务和文化知识的同时还要注意提高自己的军政素质。军事训练、军政理论课,党的生活等活动都要积极参加。军政素质提高了,学到的知识才能更好地用于为人民服务。”
李达同志对我的这次谈话时间长,态度严肃,所提的要求更严格了。李达同志不仅对我这样严格,关怀备至,整个司令部的参谋人员都感受到了这种严格要求与无微不至的关怀。李达同志作风严谨,对党的事业严肃认真,同时他又是一位能对下级耐心说服教育、和蔼可亲的好首长。
工作时我虽因文化低而感觉到困难多,压力大,但通过李达同志的两次谈话,并在他的严格要求下,我已有了一些进步。通过同志们的帮助和我自己的务力,我处理日常工作的能力和文化知识有所提高。原来不安心在这里工作的想法也渐渐消失了,并觉得这样的想法有愧于李达同志对我的关怀教育,有愧于同志们的热情帮助。我暗下决心在这里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好业务和文化知识,以回报首长和同志们对我的关怀。
时间过得真快,一晃便又过了一年。这一年来,无论是学习还是工作,我都按照刘师长和李达同志的严格要求来努力完成,同时我很注意按照李达同志的要求提高自己的军政素质,上军事、政治课时也就特别用心,尽可能使自己多掌握一些军事、政治知识。我在师部一边工作一边学习,深受锻炼。和刚来师部相比,我的文化知识水平和处理日常工作的能力已有了提高。我已能参加值班,单独处理工作。我深深觉得所取得的一些收获是李达同志严格要求、教育、培养和科里同志们帮助的结果。有了一些成绩,心情也就愉快,情绪高了,学习工作的劲头特别足。有时晚上学习入了神不觉就熬到一两点,第二天早晨照样出操工作。这样,有了学习、工作的乐趣,以前一些不正确的思想杂念就一扫而光了。
第一二九师渡河抗战后,副师长徐向前、师政治部主任宋任穷,第三八六旅副旅长陈再道先后各率一部分主力向东挺进,越过平汉铁路到达河北南部的广大地区,一面同敌军作战,开辟抗日根据地,扩编部队,一面建立抗日民主政府和组织抗日救亡群众团体,取得了很大成绩。我晋察冀军区在河北中部开辟的抗日根据地也发展壮大起来。由于我军积极抗战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支持,我冀南抗日根据地已有了很大的发展,不少重要的县城都在我军的控制之下。局势的发展在对我党、我军有利的形势下,国民党当局却感到了恐慌。他们派鹿钟麟到河北省当省主席,以阻挠我党、我军和抗日根据地的发展。针对这些情况,第一二九师刘邓首长于1938年冬率师直属部队和一部分主力部队东进,穿越平汉路,进到河北南部的广大地区,直接领导冀南、鲁西北的抗日工作,扼制鹿钟麟的骚扰。师直属部队由黎城县北社村出发,路经阳邑越过铁路,来到了河北南宫县附近的张庄。
在部队行动前,李达同志指示:“作战科在部队行动时轮到谁值班就由谁独自负责,其他同志休息。值班员每天必须把部队行军情况,宿营报告,部队警戒方向及派出侦察的情况收集好,报师首长审阅。”在黎城县北社村行动的第二天该我值班了,根据首长的意图和掌握的敌情我草拟了第二天的行动命令,画好了部队及师直属队行动的路线图交李达同志审批。这时约有10点多钟了,我把他叫醒,他看了行动命令和行军路线图后,说了句“很好”,随即拿笔修改了几处说:“部队明天的行动命令我已当面给各单位负责人传达了,不用再下书面命令,直属部队用电话通知就可以了。完了后休息,有话以后再谈。”
部队到达目的地以后休整了几天。有一天晚饭后,李达同志找我谈话。他说:“你那天值班是第一次写部队行动命令吧,写得还可以。能领会首长意图,我给你打90分。不过我修改了几个错别字和两个外用语不当的地方。你把我修改的地方好好看看,这对你提高参谋业务有好处。如果那天是别人值班,我就不会让他写了。是为了锻炼检验你而让你写的。从这件事看出你还需要在实践中加强学习。”李达同志的谈话使我很感动。首长为什么要这样耐心教育、培养我们?他工作是那样繁忙,抗日根据地不断在扩大,不少部队要扩编,组建,我军又处在同日寇和顽军两面作战的局势下,有多少艰巨工作等着他去做,确是太忙了。他这样不辞劳苦地工作,这样关心我们下级的工作和学习是为了什?是为了我们党、我们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而呕心沥血!
由于冀南抗日根据地有了很大发展,部队不断扩大,东进纵队兼抗日游击军区已不适应当前形势发展的需要,师部到达南宫后就积极筹备成立冀南军区。1939年1月,冀南军区正式成立,军区的司政供卫机关分别开始办公。这时需要大批干部充实军区机关,我积极向组织提出愿意去军区工作。有一次我去李达同志住处,一进门碰见刘师长同李达同志正在研究工作,我扭头就走,师长叫:“‘大汉’不要走。”我站住了,李达同志对着师长问我:“又是来提你到军区去的事吧?”师长接着说:“军区要干部,‘大汉’去军区工作是好事嘛。”李达同志当时没做声,师长同意我去军区我非常高兴。第二天,邓仕俊同志问我:“你去军区工作是你提的意见吗?”我答道:“是我在李达同志处提的,师长在那里同意了。”
去军区之前李达同志找我谈了一次话,他说:“你们作战科长文建武同志调去军区任参谋长,你去军区当三科长,你在作战科工作这两年是好的,工作和学习进步很快。”我说,“是首长教育和‘逼’的结果,我在作战科的实践胜过上两年学。”他笑了下,接着说:“这也是你自觉努力的结果嘛,去军区要保持你在作战科工作和学习的积极性,发扬红军时期吃苦耐劳、艰苦奋斗、团结同志的光荣传统,把在作战科学到的东西带到今后的工作中去,以在作战科的收获带动其他同志。你自己也不能放松在作战科时对自己的要求,不能因为离开作战科而松了一口气。冀南是一望无际的大平原,出产比太行山丰富,文化比太行山发达,上过学的人比较多,妇女都剪了发,所以刚来冀南不知道情况的人都说,这里妇救会的同志这么多(在太行山区参加妇救会的人才剪发)。这里去天津、北平跑买卖,南来北往有不少做生意的人,比太行山富裕,群众也复杂。今后同敌人和顽军斗争任务一天比一天艰巨,在这样复杂的环境里和我们长征时过草地雪山是截然不同的,一个革命同志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经得起不同环境的考验。冀南军区刚成立,人员将要来自四面八方,要做好团结工作。开始时大家的工作作风也不会一样,要有一条标准,就是以师部机关各项规章制度和每个工作人员的工作职责为准进行机关建设。不论哪个单位调来的人员都是第一二九师管辖范围调来的,不能有游击习气。军区机关司政供卫开始办公,首先要有意识地培养一种优良作风,发扬和保持红军时代的光荣传统,养成一种好的风气,在各方面开始就要打下一个好的基础。同时要求我们干部在实践工作中,要一边学习业务,一边学习文化知识,来提高自已的工作能力和文化水平。我上面讲的都贯串着刘邓首长要求的精神。这些都同文建武同志谈过。”
我调离师作战科后,曾先后到几个大单位下面的部队工作过。虽然职务高低不同,但在大部分时间里我做的都是参谋工作。在李达同志直接关怀教育和作战科同志热情帮助下,我在工作实践中学到的东西给我打下了一个较好的工作基础,为我后来能做好工作也铺平了道路。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我遵循李达同志的叮嘱:“要把在作战科学到的东西带到今后的工作中去,以在作战种的收获带动其他同志工作”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我坚持按李达同志几次谈话的精神和具体要求去做,对我工作的开展有很大帮助。
“文化大革命”期间,1972年的春天,我因病往三O一医院。一天上午护士给我输液时对我说:“李达首长也住院了,他打听我们病室病人时,我说了有您。他要我告诉您,请您去看他。”我听后心里一震,当时还有些怀疑。据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他就被关进了监狱,他现在“解放”了?我问护士小龙:“有没有人看押他?”她说:“没有,听说他现在没事了。”他确实“解放”了,当时我有些激动,多少往事涌上了心头,历历在目。像他这样出生入死、劳苦功高的老领导,却被林彪、“四人帮”一伙人戴上许多“莫须有”的帽子,投进了监狱,他的身体精神受到了极大的摧残。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我就没见过他,现在听说后我急切地盼望着能快些去看李达同志。好不容易等输完了液,我急忙赶往李达同志的病房。推门进去,他站起来了,我们彼此打量着,什么也没说,两双手却紧紧握到了一起。好一会儿他才说:“多年没见了,好稀罕。”我说:“我只听说您被关进了监狱,详细情况就不知道了,太冤枉您了。您的身体好吗?”他说:“他们把我关进监狱,我不怕,难道革命还革出罪来了?我心正不怕鬼敲门。他们关了我四年,在监狱里,我让看守去我家要来了四本《毛泽东选集》。虽然在监狱,我心里倒是很坦然,这样我就有时间来学‘毛选’了。我把‘毛选’细细看了两遍,有的章节我还反复进行学习。过去工作时看书的时间少,我把坐监狱当成一个学习的机会。‘毛选’里写的事我们大都经历和执行过,学起来好懂也感到很亲切。我越学越有劲,有时都忘了自已还在监狱里。我的身体还算好,这次检查没发现大的问题,出院后还可以好好工作几年。我做完检查后还需要治疗一段时间,你要是不出院就经常到我这里来叙叙。”李达同志问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情况,我如实地讲了:“我虽然没有被关进监狱,但我的日子也很难熬。”李达同志听后说:“你怕什么?放牛娃子参加红军,谁整人谁将要吸取教训,‘文化大革命’总是要结束的。”
李达同志恢复工作后,我同他的接触也多了。每次见面时他总高兴地谈及过去在师部工作过的一些同志的近况,语气里充满了对我们这些曾和他一起工作过的同志的殷切关怀。
李达同志是我军的高级将领,他戎马一生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建立了卓著功勋。在李达同志身边工作的那段岁月,是我一生雅忘的。谨以我的片断回忆,来表达我——一个深受李达同志关怀的老下级对他的深深怀念。(选自《怀念李达上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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