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義解放、建政、剿匪三部曲

 遵义解放、建政、剿匪三部曲

遵義解放、建政、剿匪三部曲

    遵义是黔北重镇,地处川黔交通咽喉,位置险要,是黔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国共产党在遵义举行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从而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保证了长征和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
    1949年7月18日,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命令,我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前委发出关于做好向大西南进军的准备工作的指示,二野前委决定五兵团进军西南解放贵州。
    9月初,赣东北区党委书记徐运北同志在江西上饶传达了党中央指示:“赣东北区党委随同二野五兵团西进,成立贵州省委,解放和接管贵州。”由申云浦同志负责进行了动员。9月4日,我五兵团从江西上饶出发,10月中旬各部先后进入湘西。10月下旬,根据中共中央西南局的决定,在湘潭确定了中共贵州省委员会的人选。
    在邵阳,新的贵州省委和二野五兵团召开了第一次联席会议,主持这次会议的是苏振华杨勇徐运北同志。根据中央的指示,讨论了解放和接管贵州的方针和任务。会上研究分析了贵州的情况。会上还宣布了中央关于陈曾固同志任省委副书记的决定。会议决定原冀鲁豫二地委、五地委的干部加上三地委的部分干部进入遵义地区。决定由陈璞如苗春亭海燕李苏波李程李公俭等同志组成遵义地委。
     1949年11月初,解放军各部以势如破竹之势快速挺进黔北。得到消息后,遵义地区各县人民群众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纷纷行动起来,策反国民党军政要员,搜集国民党军布防情况,积极开展护校、护厂等斗争,严防敌特破坏,以实际行动迎接解放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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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军迅速解放遵义地区

  从1949年11月3日起,二野各部分三路先后向驻贵州的国民党军发起攻击。在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国民党各级政权和军队顷刻间土崩瓦解,纷纷溃散。

  11月12日,解放军二野五兵团17军49师解放余庆县城。19日,二野三兵团第10军28师由黔东北德江县进入凤冈县境,在中共地下党组织和当地进步人士的配合下,迅速解放了凤冈县城。同一天,28师一部挺进湄潭县境,在中共湄潭县工委的配合下,从湄潭永兴和天城塘分两路入城,湄潭县城宣告解放。21日,28师84团和部分师直属队组成的先遣队,由遵义曙光社成员、川黔边区纵队交通员为向导,进抵遵义县城,遵义城获得解放;30师在中共绥阳特支党员和曙光社绥阳支部成员等的配合下,解放了绥阳县城。11月23日,30师又从绥阳县沿川黔公路追击敌人,并解放了桐梓县城。

  11月27日,28师进抵仁怀县境,中共仁怀支部成员和地方开明人士组织群众夹道欢迎解放军进入县城。两天后,28师在中共习水县临委成员等人的迎接与配合下,解放赤水县城。赤水解放后,28师随即开赴四川。

  当时,遵义北面的正安、道真、务川3县,由于山高林密,交通闭塞,仍有少量残存的国民党溃军活动。遵义解放后,中共党组织立即联络、组织开明人士开展和平解放工作。12月中旬,陈彬率军事代表团,赴正安道真务川3县处理国民党溃军问题,不久,国民党溃军1200多人起义投诚,3县正式宣告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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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政权迅速建立

  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快速发展,人民解放战争由战略进攻逐步转向战略决战。1948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从华北、华东、东北、西北、中原五大老解放区抽调干部,随军前进,到新解放的地区,建立人民政权、开展工作。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1949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组成西进支队。这支队伍由原冀鲁豫解放区南下的全体成员、江西赣东工委地下党和皖、浙、赣游击队抽调的干部,以及在赣东北新吸收的青年知识分子组成。从1949年11月6日起,西进支队以大队为单位,从芷江分批徒步向贵州进发,入黔后分赴各地区进行建政和接管工作。11月底,中共贵阳市委、市人民政府和中共铜仁、镇远、遵义、独山、安顺地委及专署、军分区均先后在当地正式宣布建立。

  接管遵义地区的是西进支队二大队,共1400人,编为9个中队,于9月27日下午开始向贵州进发。五兵团党委和新组建的中共贵州省委联席会议决定,中共遵义地委领导班子由6人组成,陈璞如任地委书记兼军分区第一政委,李苏波任遵义专署专员,海燕任组织部长,苗春亭任宣传部长,李公俭任社会部长,李程任遵义军分区司令员。在芷江,遵义地委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在组织上和思想上为接管遵义做准备。

  二大队实行党政军一元化领导,派往各地的人员,既是工作队员,又是战斗队员。他们于11月24日全部抵达遵义,26日,成立了遵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派出军代表全面接管遵义市,并于当月完成了遵义市、遵义县、桐梓、绥阳、凤冈、湄潭等几个中心县(市)和余庆县的接管工作。

    在仁怀、习水、赤水3县,解放军部队离开后,由当地中共党组织联合爱国进步人士组成“人民临时办事处”“治安委员会”等机构,并建立人民武装维护社会秩序。不久,中共遵义地委组成“遵义军分区独立大队”进驻仁怀县城,并于1950年1月18日正式宣布成立中共仁怀县委和仁怀县人民政府。

    2月,从桐梓到来的军政代表团进驻习水县县城官渡,与解放军139团共同组建中共习水县委、县政府领导班子。与此同时,由139团派出警卫连和工作组到达赤水县城,正式成立中共赤水县委和赤水县人民政府。

    成都战役结束后,解放军139团于1950年2月进驻正安、道真、务川3县,组织成立了县委、县政府。

    至此,遵义全区12个县、市全部建立起党领导下的人民政权。在各县(市)委(工委)和人民政府领导下,区、乡(镇)的接管和建政工作也迅速开展起来,全专区104个区(镇)、274个乡(镇)建立了人民政府或区(乡、镇)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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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得剿匪、清匪斗争的决定性胜利

    遵义解放前夕,国民党反动当局在遵义一面加紧组建正规军,扩充保安团队,以阻止我军入黔;一面进行游击战争部署,以便在遵义解放之后变黔北为反共游击区。贵州特务头子谷正伦,曾亲临遵义进行应变部署。国民党遵义专员卢杰在专署主持召开应变会议,将遵义县划为九个游击区,并且还出巡仁、赤、习等县,督查应变准备和新编“民卫”武装。他们网罗各地地主恶霸、军阀政客、惯匪特务、帮会头目,参加谷正伦主办的“贵州自卫干训团”,接受游击训练。同时派出大批人员到各县大搞“政务下乡”、“党务下乡”,叫嚣在我军到来后,“拼命保命,破产保产,毁家保家”,“与敌人推磨打转兜圈子,周旋到底”。并派遗大批特务潜伏下来组织暴乱,还利用组织系统庞大的“红灯教”、“一贯道”等反动会道门,散布封建迷信,欺骗群众,提出所谓共同对付“北方人对南方人的大劫难”。另外,他们采取更为卑鄙低劣的手法,公然号召百姓广种鸦片烟,大开烟禁,以挑起群众对我禁烟不满。

    其次,黔北土匪能迅速发展,还缘于封建势力在我军解放时未遭触及,土匪势力的社会基础依然存在。一九四九年十一月,我军从黔北急速过境,虽然解放了黔北的大部分县城,但国民党的各级政权和农村的保甲制度都未能触及,广大农村仍被其所统治,并掌握武装。加之黔北是统治贵州十年之久的“遵桐派”国民党军阀势力的发源地,经营日久,根基深厚,反动势力统治严重,封建会道门盘根错节,有十分顽固的社会基础。遵义解放后,封建势力原封未动,不少县区乡的政权仍在敌人手里,有些头面人物甚至打着“革命”的招牌,继续欺骗、压迫群众,成为土匪活动的保护伞。这些正如当时西南军区政委邓小平同志指出的那样:“封建势力原封原样地保留着,而且手里还掌握着武装,这些情况,意味着更尖锐的阶级斗争还在面前。”
    再次,黔北的特殊地理环境是发生土匪暴乱的有利条件。黔北高原地形复杂,大娄山脉横贯其中,山大林密沟深,又有“娄山关”、“酒店垭”、“七十二道拐”等险关要隘,便于土匪活动。土匪按其游击战术,以集中对我之分散,又以分散对我之集中,分散则为“民”,集中则为匪,利用有利地形周旋顽抗,使我军不易清剿。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遵义解放后不到两三个月的时间,黔北土匪武装在反动派预先布置的“游击计划”下,趁我军主力部队参加成都战役和遵义地区接管人员尚未站稳脚根,势单力薄,发动了大规模反革命暴乱。土匪攻打区、乡政府,围攻县城,杀害我工作人员,拦截车辆,抢夺物资,烧杀奸淫,作恶多端。他们还裹胁、欺骗群众为匪,策反我接收下来的乡、保武装和部分国民党起义部队叛变,使匪焰日炽,形势急剧恶化,终于酿成全局性的土匪暴乱。

  1950年1月14日,贵州省政府主席、五兵团司令员杨勇参加成都会战回贵阳途经遵义县刀靶水时,遭土匪伏击。十六军军长尹先炳由川返黔随同70多辆汽车路过松坎时,也遭土匪袭击。1950年元宵节晚上,遵义专区专员李苏波等在回老城路过湘江河跳蹬时,遇土匪打黑枪。土匪日渐猖獗,已严重威胁到新生的人民政权,道真务川正安习水余庆等县的接管干部被迫撤离县城。

    针对这一情况,解放军二野五兵团16军136团、139团等部队,奉命于1950年2月初返回遵义开展剿匪行动。为了统一领导和指挥,16军军部和军分区合并,实行领导一元化、部队地方化的领导体制。

  按照“军事清剿,政治瓦解,发动群众”三结合方针和“宽大与镇压相结合”“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政策,一场大规模的群众性剿匪斗争在遵义地区迅速开展。解放军各部发动群众,在短时间内基本掌握土匪活动规律,集中优势兵力,用两个多月的时间穷追猛打,相继取得了习水官店、遵义松林等地战斗的胜利,到五六月,处于遵义中心区的大股匪基本上被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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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后,解放军各部组织集团军作战,在尚有土匪聚集的遵义地区边沿结合部,进行合围清剿。到6月上旬至7月下旬,遵义剿匪指挥部配合省军区组织的东集团剿匪指挥部,开展了在瓮安、余庆、湄潭等地的大合围,消灭土匪3000多人,胜利收复了余庆县城。7月,遵义剿匪指挥部调整兵力,配合省军区组织的西集团剿匪指挥部,开展金沙大合围,歼灭土匪5000余人。

  除配合省军区行动外,遵义剿匪指挥部也开展了几次作战,消灭了大量敌人,并将残敌压缩到务川、道真、正安3县等边缘山区。9月下旬,遵义军分区配合川东军区又组织了黔东北大合围,至11月5日,再歼土匪3500余人,收复了一度失守的正安、道真、务川和沿河、德江等县,同时组织便衣队、武工队,在当地群众的配合下,积极开展捕捉匪首的行动。到11月下旬,遵义专区大股武装土匪基本上被消灭,罪大恶极的匪首也纷纷落网,剿匪斗争基本上取得了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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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1951年1月至6月,遵义剿匪指挥部由合围剿匪转而开展群众性清匪,在遵义地区组织6个指挥部,分成6个片区,进行梳篦式大清剿。在清匪地域,人民群众村村设卡、路路设哨,各“飞行队”、武工队不停地穿插巡回,张开天罗地网缉拿潜逃土匪。清剿开始不久,“川黔边反共救国军”总司令、原国民党遵义专员卢杰等匪首落网被擒,“反共救国军黔北游击纵队”司令雷三、匪首杨鸣岗等被击毙,就连逃至省外的40多名匪首也被缉拿归案。

  虽然取得了重大胜利,我剿匪部队并没有松懈,在民兵和群众的配合下持续开展斗争,在1952年至1953年期间,终于将个别极端狡猾的匪首及其同伙或击毙或抓获,至此,剿匪、清匪斗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据统计,历时3年的剿匪、清匪斗争行动共消灭武装股匪114股,歼灭、击溃匪徒56360余人,缴获六跂炮23门,迫击炮3门,轻重机枪160挺,各种枪支17382支,掷弹筒7具,土炮145门,各种炮弹600余发、子弹19500余发,手榴弹10094枚,电台3部,电话总机1台,电话机31部。

    至1952年,遵义地区才彻底根除了匪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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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军各部指战员在剿匪斗争发扬了我军的光荣革命传统,英勇战斗,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在剿匪过程中,由于补给不及时,战们没有鞋子穿,打着赤脚在山岭中追歼土匪,脚板擦破,流血痛是常事。他们为了歼灭土匪,风餐露宿,挨饿受冻,踏遍了北高原的崇山峻岭,取得了一个又一个战斗胜利。为遵义人民的彻底翻身解放浴血奋战,有196名优秀指战员英勇牺牲,213名负伤。在攻克匪巢李家寨战斗中,就有9名同志为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24名负伤。他们的英雄业绩,将永远铭记在遵义人民心中!

        GAO JIAN参考《遵义解放》和网络资料编辑整理。

                      2024.0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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