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军司令部作战部原部长谈:我亲历的“谋杀毛泽东计划”细节

摘自《毛泽东“南方决策”》 文/薛庆超

  当“九一三”事件已经成为历史后,当年任空军司令部作战部部长的鲁珉,接受了一位采访者的访问,谈了自己在“九一三”事件前后的亲身经历。

  当访问者问,可以谈谈1971年9月13号之前的情况吗?

  鲁珉回答:当然可以。“批陈整风”,叶、吴、李、邱检讨,空气一直很紧张。到1971年8月,才缓和了。你还记得吗?1971年7、8期《人民画报》合刊和7、 8期《解放军画报》合刊上,都刊登了江青署名“峻岭”(拍摄)的大幅照片——“林副主席学毛著”。

  访问者说:记得,林彪没戴帽子,光着头,手捧一本《毛选》 (《毛泽东选集》),好像还戴着一副眼镜。

  鲁珉说:对。这幅照片对林立果这边起了很大的稳定作用。

  接着,鲁珉详细谈了“九一三”事件前后的一些经历:

  大概是7月中旬吧,我参加军委召开的作战部长会议,会后,我打算下去检查工作。我到北京两年了,还没下过部队,该下去转转了,再说,我也不想在上面待着了,我觉得上面太复杂,空气太沉闷,我参加革命这么多年,从来没想到会弄得这么复杂,那一段我心情不好,很消极,只希望能早日脱离这些卑鄙龌龊的事情。

  我给林立果打了个电话,告诉他我要下部队去,在此之前,一度谁也不许离开北京的。林立果说:现在空气缓和了,好转了。叶群检讨过关了。江青也作了姿态——指江青给林彪拍的那张照片。你要下部队就下去吧。

  我听了,舒了口气,我想,大风大浪过去了,我赶快下部队吧。我先到兰州,在那里给机关传达作战部长会议情况,又到桃园机场检查工作,又到武威、银川,然后到西安,从西安到成都、大足,最后到昆明,从昆明到平远街机场。

  9月8号,秘书接到北京于新野打来的电话,说通知鲁部长,立即回北京,秘书告诉我时已经把飞机票都买好了。为什么那么突然?我当时想,是不是四届人大要召开了?

  9月9号我回到北京。到机关报到,见到王飞,我问他,为什么这么急?出了什么事?王飞回答得很含蓄,他说,现在空气比较紧张。第二天,10号,江腾蛟找我去他家,在他家的院子里,我们一边走一边谈。江腾蛟说,马上要开四届人大了。我一听,果然是四届人大的事。江说,在这之前党内要开会。他指的就是三中全会。他说,现在恐怕要整到林副主席头上了。到那时你站在谁一边?我说:“我当然站在林副主席一边。”江腾蛟接着说,可这次不一样了,这次毛主席直接支持他们。我说:“那我也站在林副主席一边。”

  江腾蛟的话使我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感到了一种一触即发的爆炸前的宁静。这些话,我至今记忆犹新。可我当时想,不管毛主席支持谁,在党的会议上或人民代表大会上,我都投林彪的票,不投江青的票。党内总有民主集中制么,我不赞成江青,我就旗帜鲜明地表态。这符合党的原则。我可万万没想到我这一表态,他们就认为我什么都会替他们干了。

  紧接着,9月11号晚上,大约8点,江腾蛟又来找我了,他说是林立果叫我有事。他说话神情诡秘。我心里一惊,悄悄地把手枪别上了。到了西郊机场平房,大约是晚上八点半钟,当时在场谈话的有林立果、周宇驰、江腾蛟和我四个人。

  林立果一见到我就说:现在要进攻啦,副统帅有命令,拿出来给他们看看!

  周宇驰便拿出一张白纸,我一看,上面用红铅笔写着:“盼照立果、宇驰同志的命令办。林彪9月8日。”这使我很纳闷,也很紧张。

  林立果又说起了毛主席南巡的事。他说,现在情况很紧张,马上要开三中全会,会一开林副主席就不占优势了。副统帅下了命令,要主动进攻,江腾蛟你这个“歼七”在上海打头阵,争取在上海搞掉,不成就看鲁部长的第二次攻击了。有的是炸药,在硕放铁路上一放,就是第二个皇姑屯事件。

  听到这里,我才明白了!林立果找我原来是要我去谋杀毛主席!到硕放铁路上去放炸药!我万万没想到会闹到这个地步,我一下子蒙了!

  这时虽然已是9月,但天气还比较热,再加上紧张,他们一个个穿着衬衣、军裤,都汗流浃背的。最扎眼的是,他们每个人腰里都别着手枪。

  于新野和李伟信一会儿进来一趟,递水、递苹果、递毛巾:“啊,鲁部长,喝茶!”“啊,鲁部长,吃苹果!”“啊,鲁部长,擦擦汗!”热情得不得了,但腰里的手枪都明晃晃的。我大概足有十几分钟没讲话。我终于从意想不到的惊惧中清醒过来,我感到了从未有过的愤怒和悲哀!我想,我从来没见过林彪的字,只见过墙上林彪的题词“大海航行靠舵手”,那手令到底是谁写的我哪知道。但是,不管是谁写的,你们这么干都太卑鄙了!你们把我鲁珉看成什么人了?!看成杀手了?!我鲁珉一辈子也不会做这种下流事。

  我曾经打下敌机,那是为祖国为人民啊,现在叫我去谋杀毛主席?我怎么能去干这种事?绝对不干!

  我当时的心情非常痛苦,我该怎么办才好?我如果明着说不干,他们会怎么样?他们连毛主席都敢杀,要除掉我还不容易?他们人多,我拼不过他们。我只好找托辞。

  我说:不行,我空战次数不少,可从来没在陆军干过,对炸药从来没摆弄过,连看都没看过。林立果说,那就派个懂行的一起去。我又说不行,我说铁路上保卫工作很严密,根本不可能进去。林立果说,那就换上工人衣服进去,把铁路上的工人干掉。我还说不行,我说就算你进去了,炸药怎么点燃?你怎么计算得准爆炸时间?总之,我就是说不行。他们又做我的工作。林立果说毛主席怎么怎么坏,江腾蛟说跟着毛主席是没有好下场的。

  这时,于新野来了,说上海有电话来。林立果出去接电话,一会儿,他进来说:情况有变化,刚才讲的全部作废,就当没讲过。你们回去什么也不能说,这话要传出去,不但我们要杀头,老婆孩子都要杀头的。

  回家的一路上,我一言不发。说实话,我心里很痛苦。我清醒地意识到我被毁了!我这一辈子就这样被葬送了!将来不管是什么局面,我都不会有好结果了。如果林立果成了,他干的这些是见不得阳光的,他肯定要杀人灭口,再说我当时就不肯干,他更信不过我。如果林立果干不成呢,毛这边也不会放过我,因为林立果毕竟同我讲了。

  一回到家,我就对老婆说:你赶快拿把刀来把我的手剁掉吧!我这辈子完了,将来两个孩子就全靠你啦!你无论如何把他们拉扯大。我对这个家庭再也没有能力尽责了。她看我那样子吓坏了,问我到底出了什么事?我简单地讲了几句。她这时还挺镇定。她说:剁了手你将来怎么生活呢?她想了个主意:就把眼弄烂吧!她弄来好多浓盐水往我眼里揉,我自己又弄了眼药膏往眼里挤,把眼睛搞得通红,然后到医院去。医生给我查视力,我明明看得见,也说看不见。

  我住院后,听医生说林立果、周宇驰很关心我,老问我的病情。我想,他们很可能是怀疑我装病。

  12号晚上,王飞又让朱铁铮打电话到医院叫我去邝任农的办公室,说有重要文件要传达。我一听,立即回家带上手枪,把老婆也带上了。到了办公大楼,我让老婆在下面等着,我交代她:你只要一听到上面枪响,就赶紧跑到吴法宪的办公室去报告。当时我想,他们找我去,很可能要消灭我。他们现在如果不想公开的话,这事揭露了对他们也是要命的。

  我去了一看,是另一回事。他们已经在开会了。拟了一个名单。作战部有我,还有两个人。王飞给我看名单。又把我拉到一边沙发上说:现在决定要我们保证黄、吴、李、邱安全到达广州,造成南北对峙的局面,划江割据。以后再创造条件谈判。我想起林立果11号晚上也讲过这话,他说如果不行就去广州,那里的电台就是人民广播电台。到了那里,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我们都能占一半。这些话使我心里更烦乱……这时,王飞出去接了一个电话,回来说:刚才讲的全作废,就当今天什么也没讲过。散会。这样,我又回医院去了。

  回到医院大概将近12点,很快,“九一三”事件就发生了。我是作战部部长,虽然住院,作战部有什么情况都要向我报告的。

  9月13日凌晨,值班参谋电话报告我,说256号三叉戟从北戴河起飞向北京方向飞来了。过了一会儿又报告说,飞机没有在北京降落,向西北方向飞去,刚刚飞出国境,谁坐在里面还不知道。李德生已经奉总理之命到指挥所,问我去不去指挥所。我回答说我不去了,让副部长去吧!听了这个情况,我认为是林立果跑了。但我还没想到林彪也会跑,我想林彪可能不知道。因为林彪真要和毛主席摊牌也不容易的。但我的心情一直很紧张,总觉得很可能要出大事了。

  13号下午,参谋又报告我说:刚刚接到通知,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坐了一架直升飞机,在空中飞了好久,最后飞机在怀柔附近迫降。飞行员一个负伤一个被打死,周宇驰、于新野自杀。这时,我可以断定是林立果跑了。

  我当时还不知道林彪到底跑没跑。但我觉得事态发展到这一步,我应该尽快把我知道的事向中央报告了。

  访问者问:9月11日晚,林立果就要你去杀毛,你为什么不马上向中央报告呢?

  鲁珉回答:

  我当然想过立即报告。作战部和指挥所各有一部红机,可以直接找总理和林办。但值班室来来往往总有人,在那个环境下,怎么好在那里打电话讲这种事?别人听见了怎么能理解我讲的话?另一点,林彪那时还是副统帅,如果矛盾最后不爆发,又掩盖过去了,这种事我一报告,会不会反说我胡说八道,破坏中央团结?那我就有口难辩了。这样大的事,你说出来了,谁证明?林立果、周宇驰会出来证明吗?江腾蛟会出来证明吗?肯定不会。要给我加个诬陷的罪名,我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可是事情发展到现在,我想,是时机了,我应该尽快向中央报告了。

  我先想到了张文秋老太太(毛泽东的亲家,毛岸英、毛岸青的岳母)。过去我和她一家都有来往。我让老婆打电话找张老太太,说我要见毛主席,有重要情况要当面报告。对方问:什么重要情况?我老婆答:必须当面报告,情况紧急,越快越好。但对方说,要见主席得通过秘书安排,来来回回要好几天。如果事情很急,怕要耽误了。

  看来这条路走不通了。怎么办?我又想到了总理。

  我决定找鲁瑛。鲁瑛当时是《人民日报》总编辑,我在山东大学的同学。14日一早,我从医院出来,直奔鲁瑛家,把他堵在被窝里。我说:快起来,我有急事要当面向总理报告!你能不能帮我联系一下?但鲁瑛支支吾吾的,说找总理也不那么容易,我也很难办呀,我们送稿子都是通过办公室联系的……

  我只好又回医院去。怎么办?突然,我想到了李德生。李德生不是正在空军指挥所吗?我立即从一号台要通了找李德生的电话。当我听到李德生说:“我是李德生,有什么事情吗?”我当时真是声泪俱下,我说:“李主任,我有重要事情,要当面向你报告!”李德生作了周密的安排。我来到京西宾馆,见到了李德生,把几天来所经历的一切一股脑儿都倒了出来。

  李德生听完了我的叙述,说:你提供的情况很重要。我立即向总理和主席报告。你先回去待命。

  这天傍晚,李德生的秘书把我接到北京军区招待所。纪登奎已经在那里等候,他代表中央来听取我的报告。我又向纪登奎讲述了一遍。他要我把情况写一份简明扼要的书面报告。

  考虑到我的处境和安全,他们又要我不回家了,一家都在招待所住下。

  几天后,李德生让人转告我的爱人和孩子,说我写的材料已经呈送主席处。主席说:好好把眼睛治好,将来继续为党工作。李德生说,我能及时揭发林彪的阴谋,很好,是半起义。

  很快,总理决定开一个团以上干部会,要我首先在大会上揭发批判。那个会是在空军学院开的,很多参谋、助理都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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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特色文苑2):空军司令部作战部原部长谈:我亲历的“谋杀毛泽东计划”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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